后疫情时代的生态政治：从“气候协定”到“气候抗争” ｜ 附录

亚当·图兹

杜云飞 译

碳时钟正在滴答作响。各国政府和官方机构向我们保证，他们能够平衡各种风险，一切都会好起来。一些人坚持认为科技会拯救我们。我们之前就完成过不可能的任务，以后也会再一次成功。但是为什么要相信他们呢？去碳化方面的进展十分有限。化石燃料利益集团仍然与帝国主义时代遗留的全球权力网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政治先驱可能是愤世嫉俗的平庸记者，但是公众对化石燃料现状的支持是真实的。碳联盟似乎是死亡驱动（death-driven）的，对专家的建议不屑一顾。中间派自由主义者大声表达愤怒，但到了紧要关头却退缩了。到处都有周期性的抗议浪潮。孩子们也在抵制学校。我们需要新的社会契约和公正的过渡措施。迄今为止只有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人号召大家反抗。

只要稍作改动，这就可以描绘出一个国家在一场重大战争中滑向失败的画面：时间压力无休无止；有限的资源迅速耗尽；技术官僚过于自负；对神奇武器的承诺；支持和反对战争的派系争执不下；绝望的年轻人呼吁各方停止疯狂的举动。面对种种威胁，战争仍然是思考集体危险和能动性的重要方式。在气候政治中，战争修辞和战时动员式的花言巧语是司空见惯的。美国“绿色新政”（the Green New Deal）的拥护者呼吁重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惊人的工业生产。在英国，关于战后福利国家的记忆依然存在。马歇尔计划也不时被人谈起。

但这种想法不是太便利了吗？一场由民主国家参与的“好战争”以辉煌的胜利告终，并开创了经济增长和福利国家出现的黄金时代。历史学家、气候活动家安德烈亚斯·马尔姆（Andreas Malm）最近一年出版了三本书来探讨这一问题，其中一种解读挑战了我们目前自鸣得意的历史框架。他喜欢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作历史类比，那是一个由动荡的革命和法西斯主义的暴力所定义的世界——是一个危机时代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想想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现代干涉主义福利国家的诞生，你就会从梅纳德·凯恩斯（Maynard Keynes）这样的思想家那里学到东西。他承诺：“我们能做的任何事，我们都能负担得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之后的岁月，唤起了人们对不同角色的记忆。马尔姆自己的政治背景是托洛茨基主义，现在他宣称自己是一个生态列宁主义者。他在《白皮肤，黑燃料》（White Skin, Black Fuel）一书中的合著者将他们自己命名为泽特金小组（the Zetkin Collective），这一名字来自德国共产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克拉拉·泽特金（Clara Zetkin），她的骨灰1933年被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墙边。在这本书中，他们借鉴了她对法西斯主义的诠释。

一些人会指责马尔姆在地球燃烧的时候还在玩角色扮演的革命游戏，但他的立场实际上是一种悲剧的现实主义。正如他和他的同事们在《白皮肤，黑燃料》一书中所论述的那样，气候变化的决定性事实是，它是一个没有革命性主体的革命性问题。环保运动可能已经与社会正义行动主义结盟，但它“不能像第三国际或民族解放运动，甚至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派那样，用任何力量挑战资本主义；作为一个跛脚的继承者，它没有赢得越南战争，也没有建立起与福利国家相当的国家。”

我们所处的现实与一个世纪前的革命者的现实之间的共通之处是对迫在眉睫的灾难的认识。上世纪初的革命者们开始认为，19世纪关于必然进步的承诺是空洞的，或者如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说，是灾难性的。面对全面战争时，他们坚持，行动是防止灾难的必要条件。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警告的那样，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斗争要么会以整个社会的革命性重建而结束，要么会以竞争阶级的共同毁灭而告终——正如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所说的那样——不是迈向社会主义就是在野蛮中灭亡。一个世纪之后，我们的困境是什么？马尔姆表示，尽管统治阶级在谈论气候危机，但他们的行动却背道而驰。

他们不会被熊熊燃烧的树木散发出的烧焦气味所干扰。他们不担心岛屿下沉的景象；他们不需逃避即将来临的飓风的咆哮；他们的手指从来不需要触碰欠收的秸秆；他们的嘴一天不喝水也不会变得干裂……毫无疑问，过去的三十年里除了加速灾难的发生，统治阶级在本质上无法以任何其他方式应对这场灾难；在他们内心欲望的驱使下，他们自愿一事无成，一路将环境破坏到底。

马尔姆在他的小册子《冠状病毒，气候，慢性紧急状态》（Corona, Climate, Chronic Emergency）中提出的问题是，这场全球疫情是否改变了什么。对许多左翼人士而言，去年的危机令人困惑，但至少在开始时是令人鼓舞的。在气候问题上似乎没有取得进展的可能性，但面对这场全球疫情，国家似乎已经脱离了它通常服务的利益。马尔姆写道：“2019冠状病毒的到来是瞬间的，是一切事物的完全饱和。就像一阵狂风吹破了摩天大楼的彩色玻璃一样，国家被降格为最基本的相对自治。”突然之间，政府可以自由地独立于大企业之外行动了。

全球北方国家的政府很少有机会为了老年人和年轻人的生命而牺牲其资本主义经济。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一时刻展现了现代资产阶级民主的最佳状态，尊重生命胜过尊重财产，是作为民主制度前提的平等主义的胜利。

马尔姆短暂地幻想了戏剧性的干预可能解决气候危机的可能，但立即否认了它：“对冠状病毒的警惕和对气候问题自鸣得意之间的对比是虚幻的。多年来，人畜共患病毒的溢出（Zoonotic spillover）一直是不争的事实，各国在应对人为气候变化方面所做的努力与应对人畜共患疾病所做的努力是一样的：一事无成。”马尔姆可能会补充说，当危机来袭时，政府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护现有的财产关系以及现有的财富和收入分配。这些干预措施规模巨大，但在意图和效果上极其保守。

什么样的政府机制可能会产生更好的结果？左派呼吁一种“绿色新政”（a Green New Deal），或者丹妮拉·加博尔（Daniela Gabor）所说的“大型绿色国家”（big green state），但是没人能保证全面的国家干预会推动变革。绿色新政的倡导者们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他们的理论模型，我们不应该对此感到乐观。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可能是在战争期间出现的，但是当时政府机构本身越来越多地被商业利益所占据，干预主义的产业政策和严格的监管计划都被搁置了。那么，我们可以在哪里寻找紧急政府的替代模式呢？马尔姆建议，如果一个支持气候行动的国家的适当模式不是新政，而是一个更加绝望、更加严厉的战时政权会怎样？如果我们需要的模式是战时共产主义（War Communism）呢？

这是一个大胆的提议。1920年至1921年间的短暂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是俄国革命史上最具争议的时期之一。对于这究竟是一次孤注一掷的即兴创作，还是一次真正的彻底改革，人们的看法不一。然而，毫无疑问，那是一个可怕的暴力时期。对于历史学家，如较为同情革命的希拉·菲茨帕特里克（Sheila Fitzpatrick）和 罗纳德·苏尼（Ronald Suny）来说，这是一个政权固化为威权主义甚至暴力独裁的阶段。战时共产主义是你最不愿意提出的经济转型模式。前沙皇帝国的经济陷入瘫痪；社会正在走向去工业化；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交流灾难性地分崩离析。随之而来的饥荒迫使布尔什维克接近投降。

马尔姆意识到了这一切，但仍然无所畏惧：

那么，让我们这么说吧，援引战时共产主义并不是建议我们应该进行即决处决（summary executions），将粮食送到农村或将劳工军事化，就像把第二次世界大战视为气候动员的典范时，没有人想要在广岛投下另一颗原子弹一样。被布尔什维克转变成美德的许多做法，我们可以轻易地将其视作恶习。但是，相反地，他们所认为的一些自身的弱点，可能会被我们视作优点。

让马尔姆对战时共产主义着迷的是，它对未来的种种愿景提供了尖锐的纠正。用托洛茨基自己的话来说，1920年革命的立场是“最高程度的悲剧”。严酷的需求迫使激进的创新。布尔什维克地区，被限制在俄罗斯帝国的边远区域，极度缺乏食物、煤和石油。严格的征用制度使军队有可能得到粮食，但是需要一个更具创新性的解决方案来解决煤炭的严重短缺。由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被切断了，托洛茨基只能转向使用木材。红军的装甲火车装满了原木。根据马尔姆的说法，到了1921年，一种临时凑成的有机能源制度战胜了化石燃料反动的联合力量。马尔姆向我们提出的挑战是一场反对化石燃料资本主义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一群四面楚歌的能源革命者脱离了石油和天然气的全球帝国，就像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至1922年期间所做的那样，打造一个新的政治、新的经济和新的能源政权。正如马尔姆指出的那样，至少今天的战时共产主义者将拥有太阳能和风能。

让我们假设马尔姆并没有提出行动建议，而是进行了一次激进的思想实验。如果我们将他的历史类比转化为常规的政策讨论，那么我们的观点可能是，任何认真的能源转型尝试，都将涉及强制执行的国有化、监管和禁令并伴随着定价和谈判，而不仅仅是依据法律条文。问题是，要成功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形式？战时共产主义是由一个为生存而进行生死搏斗的革命党来管理的。这不是我们的处境，至少现在还不是。

《白皮肤，黑燃料》一书提出了一条更有前途的路线。这种庞大的集体工作的一个组织上区别在于不同经济部门之间，在于必须依赖化石燃料开采的经济部门和那些使用化石能源但并不与其绑定的经济部门。对于前者，不能有任何妥协：我们要生存就必须关停它们。相比之下，如果任何“绿色新政”战略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招募后者。对于任何一个 “绿色大国”而言，人们担心的是，化石燃料采掘行业会发起什么样的斗争。

欧洲各地极右翼政党的兴起，以及特朗普和博尔索纳罗的总统任期共同引发了关于法西斯主义是否再次出现的辩论浪潮。特朗普和博尔索纳罗也否认气候变化。马尔姆和他的《白皮肤，黑色燃料》的合著者认为这不是巧合。首先，他们指出，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化石燃料开采的捍卫者已经改变了策略。20世纪90年代的气候否认主义（Climate denialism）是一个公开的、明显利己的谎言，是一个反科学的阴谋；今天他们的重点是基础广泛的积极捍卫化石燃料生活方式的运动。即使有来自企业的大量资金支持，这个弥天大谎也难以维持；埃克森美孚（Exxon）和英国石油（BP）现在都承认气候变化的存在。作为回应，气候抵抗采取了更为间接的霸权机制。特朗普和博尔索纳罗支持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但他们没有试图进行科学论证，只是简单地发表了一些尖酸的言论。为了吸引他们的选民，他们只需要唤起反精英的偏见，剩下的就交给陈旧的气候怀疑主义的迷因（memes）吧。

这并不是说气候问题是他们议程的核心，而是他们诉诸反精英、工人阶级的民族主义的必然结果。《白皮肤，黑燃料》试图揭示耗油的消费主义、对化石燃料的病态依赖、定居殖民主义和种族权力结构在历史上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化石燃料和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之间有着类似的联系。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者比战时共产主义者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他们有煤。但他们也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打破英美势力的商品基础——即对石油的控制。结果，化工企业集团IG Farben发明了一种用中欧煤炭生产石油和橡胶的方法。一个巨大的合成化学工厂就位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中心，这绝非偶然。

根据马尔姆和泽特金小组的研究，除了历史和意识形态方面，威权主义和化石燃料之间的联系也在更深的心理层面上运作。与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他对法西斯主义大众心理的解读中所描述的攻击、分裂和粉碎的欲望相呼应，特朗普赞扬了那些“冲破岩壁，挖掘地球深处，穿过海底，把每一盎司的能源带进我们的家庭、商业和生活”的劳动者。这不仅仅是加固了化石燃料与生活联系的“钻吧，宝贝，钻”（Drill, baby, drill）。自由主义主流的认知失调是马尔姆和泽特金小组描绘的濒临灭绝的化石燃料文明心理图的关键组成部分。正如克拉拉·泽特金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历史对社会主义革命失败的报复，他们认为主流气候政策的虚伪和前后矛盾将选民推向了极右翼。长期而言，喋喋不休地谈论气候危机而无所作为是不可容忍的。自由派的失败让特朗普看起来很诚实。他可能否认了科学，但至少他忠于自己。

正是在这种社会陷入僵局的背景下，我们应该读读马尔姆最近的挑衅，《如何炸毁一条输油管道》（How to Blow up a Pipeline）。尽管这本书对激进行动作了一般性的论述，但最好把它理解为在特定的紧急关头进行干预。马尔姆参与了德国Ende Gelände的抗议活动。在2015年至2018年期间，该运动在动员直接行动去反对德国褐煤和火力发电站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但是，当默克尔政府与煤炭行业和工会达成协议，将退出煤炭行业推迟到2038年时，这场运动遭受了严重的挫折。这是德国气候运动的转折点。

Ende Gelände的激进行动者已经接受了反核运动的直接行动技术的训练，但是现在，在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 和“星期五大罢课”（气候罢课，Fridays for Future）活动的启发下，学生的动员起了带头作用。2019年3月15日，各地学校发生了140万人的罢课，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有组织的青年抗议活动。紧接着，“反抗灭绝”（Extinction Rebellion）在英国各地发起了一系列抗议活动。到2019年9月，全世界有400万抗议者参加了“星期五”的罢课运动，其中三分之一在德国。但是马尔姆和许多参与Ende Gelände运动的人则对这些行动表现出沮丧——“星期五”运动对直接行动毫无兴趣。抗议的学生们陷入了躁动的街头游行传统之中。在英国，正如马尔姆所观察到的，“反抗灭绝”响应美国最近的动员，声称自己反对暴力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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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如何炸毁输油管道》的问题是，为什么2019年新的抗议运动，尽管规模和活力巨大，却拒绝采用Ende Gel?nde成功的实际阻挠破坏的行动模式。部分原因在于道德。尤其是美国的运动，已经承诺接受了非暴力方法。一些人认为，对财产的攻击只会带来痛苦和压抑的反弹。事实上，今年夏天，杰西卡·雷兹尼克（Jessica Reznicek）和鲁比·蒙托亚（Ruby Montoya）一起发起了破坏达科他管道（Dakota Access）的活动，被判处8年联邦监禁。但是，正如马尔姆所指出的那样，在气候运动的当前阶段，这些战术问题的考量通过一种对历史的特定解读得以巩固，即自我控制和非暴力的力量开始受到盲目崇拜。他写道，新的运动期待着“可以打破冷漠局面的历史先例——人们战胜了无望的困难，邪恶突然消失”：

如果他们能够获胜，那么我们也可以。如果他们用一切除了暴力之外的手段改变世界，那么我们将保存它。类比推理已经成为辩论的主要模式和战略思维的主要来源，最明显的是‘反抗灭绝’这一罕见的组织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历史研究的结果。请注意，这里的论点并不是说暴力在这个特定时刻是不好的（比如说，因为全球北方的阶级斗争水平如此之低，以至于冒险主义行动只会造成反弹并进一步压制行动：这些话永远不会从‘反抗灭绝’的嘴里说出来）也不是说，只有在严厉镇压的条件下，暴力才可能是权宜之计。相反，类比推理的战略和平主义认为，暴力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好的，因为历史就是这样显示的。成功属于和平。这种历史类比的花名册可以从奴隶制开始。

但是，正如马尔姆所指出的，气候运动对历史的挪用是片面的。如果不强调直接行动和破坏，人们如何能够认真对待妇女参政运动？更加荒唐的是，奴隶制的废除仿佛是通过信徒们的非政府组织的高度道德主义实现的，而不是通过奴隶反抗或激进的废奴主义。

在马尔姆看来，排除了直接行动，气候运动就剥夺了自己唯一可行的杠杆手段。他认为，我们需要的不是公众意见和选举结果的缓慢转变，而是一个更加包罗万象的变革理论：

首先，这场数百万人的运动应该做的是：宣布并强制执行禁令。破坏和摧毁新的二氧化碳排放设备。让它们失去作用，拆散它们，烧毁它们，炸毁它们。让那些继续在火堆上投资的资本家知道，他们的财产将被毁掉。Ende Gel?nde运动的一句口号是，“我们是投资的风险”，但风险显然需要高于每年中断一两天的生产。比尔·麦基本（Bill McKibben）说，“如果我们不能从腐败的国会那里要求严格的碳税，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身体实际征收碳税。”但碳税已经过时了。如果我们不能实行禁令，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身体和任何其他必要的手段强加一个事实上的禁令。

马尔姆意识到，这种策略有疏远支持者、招致媒体谴责和激起大规模镇压的风险。正如他所承认的那样，“气候战争必须与更广泛的反资本主义浪潮联系起来，就像早些时候生产方式的转变一样，当时对统治阶级的人身攻击只是整个社会重组的一小部分。那是怎么发生的？这是不能未卜先知的。只有通过沉浸式的实践才能实现。”这是一位革命干部为了做两手准备而说的话。

鉴于全面脱碳的目标是如此遥远，重要的也许不是目标，而是政治的方式。鉴于潜在冲突的现实，我们不应该对分裂和对立感到遗憾，而是应该接受它们——这是列宁主义的一个重要教训。采取敌对的立场只不过是对局势作出充分的反应。正如马尔姆和他的团队在《白皮肤，黑燃料》一书中总结的那样，“如果没有别的事情发生，极右翼的反气候政策应该会粉碎任何关于“化石燃料可以通过某种平稳、理性的过渡而被放弃”的现存幻想，过渡必将通过激烈的分化和对抗来实现，否则就不会发生。”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不在于自由派活动人士是否愿意从事破坏活动。如果我们继续按照目前的过程前进，破坏就会来临。如果没有上层的指示，它就会从底层冒出来。问题在于，主流气候运动能否为即将到来的痛苦困境做好准备。面对危机、暴力、分裂以及很可能的失败，它能否保持一致性和凶猛势头？

正是在这一点上，20世纪欧洲历史的戏剧性事件重新萦绕在马尔姆对未来的展望中——不是作为革命的灵感，而是作为赋予抵抗以意义的一种方式，尽管这种抵抗最终可能是徒劳的。想象一下，我们不再处于学校罢工和联合国会议的世界。想象一下，在冰盖融化和文明的戏剧性崩溃之后，一群人在北半球高纬度地区勉强生存。关于这场灾难，他们会告诉他们的孩子什么？他们会说“人类带来了完美和谐的世界末日吗？每个人都心甘情愿地排队买炉子？或者有些人知道自己会被杀死，还像犹太人一样战斗？”

马尔姆唤起的“犹太人”形象是华沙犹太区和集中营的抵抗战士，他们英勇地参与了反抗纳粹的起义，但这些起义注定要失败。他严肃地指出这个非同寻常的类比：“如果用立竿见影的效用来进行抵抗为时已晚，那么维护生命的基本价值的时刻已经到来，即使它只意味着向天呐喊。”他引用了阿兰·布罗斯萨特和西尔维·克林伯格（Alain Brossat and Sylvie Klingberg）的《革命的意第绪语之地：犹太激进主义的历史》（Revolutionary Yiddishland）：“他们的战斗是为了历史，为了记忆……以牺牲和战斗的方式肯定生活，却没有胜利的希望，这是一种悲剧性的悖论，只能被理解为对历史的信仰。”马尔姆得出结论说，“因炸毁一条输油管道而死总比无动于衷地坐视地球燃烧要好。”因此，炸毁输油管的场景又回来了，这不是一种破坏行为，而是一种自我牺牲。在这个不朽的过去和黑暗的未来的交叉点上，我们走进了一个死胡同。

在《如何炸毁一条输油管道》的前半部分，马尔姆指出了另一个选择。他写道，最近一轮抗议的大规模动员变得不可忽视。

统治阶级感到自己处于这样的压力之下——也许他们的心甚至因为看到这些手持手写标语牌的孩子而有些熔化——他们的顽固态度正在减弱。新的政治家通过投票当选，尤其是来自欧洲绿色政党的政治家，他们履行了竞选时的承诺。压力是从底层而来的。暂停新的化石燃料基础设施建设。德国开始立即逐步淘汰煤炭生产，荷兰同样淘汰天然气，挪威淘汰石油，美国淘汰上述所有；制定每年至少减排10% 的立法和规划；扩大可再生能源和公共交通规模，推广植物性饮食，全面禁止使用化石燃料。

马尔姆承认，如果这一切真的发生了，那么这场运动就应该有机会看到这一切的结束。

大多数气候活动家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这一改革愿景上：我们确实应该坚持这一愿景。但是，我们也要承认，虽然这些文字是几个月前才印刷的，但它们似乎已经过时了。马尔姆很快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接近当今世界的视角。想象一下，“几年后，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这一代的孩子和我们其他人在某天早晨醒来，意识到一切照旧，所有的罢工、科学、恳求、成千上万穿着艳丽服装打着横幅的人们都徒劳无功……那时我们该怎么办？”

中间派将劝告人们要保持耐心。我们能做的任何事情，我们都能负担得起，凯恩斯是这样说的。出于同样的原因，他在1942年春天的一次广播谈话中补充说，只要我们保持耐心，花上必要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做任何我们真正能做的事情。这确实很有说服力。正如马尔姆所言，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它拥有历史和时间。但是想象这种情况仍然存在，我们好像可以安全地区分短期、中期和长期，这是当今最隐蔽的否认形式之一。我们不应该再沉迷于此了。

正如马尔姆指出的那样，根据形势所要求的规模和速度，新自由主义已经多次找到了跳过自身阴影的方法以应对危机。对全球疫情的反应正是这种灵活性的表现。但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相信这种政治观点是导致全球灾难的原因。马尔姆迫使我们面对一个关键问题：什么是紧急情况下的社会民主政治？如果他的生态列宁主义被拒绝，我们面对灾难的行动逻辑是什么？当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时，我们的政治选择是什么？正如丹尼尔·本赛德（Daniel Bensaïd）提醒我们的那样，在马尔姆引用的一篇文章中，列宁在1914年在黑格尔《逻辑学》的空白处做了一个注释：“渐进中的突破……没有跃进，渐进就毫无意义。跃进！跃进！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