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计划》对谈王大卫《DV计划》是秦岭拉着新媒体的同事开会碰出来的，因为那阵子的姜思达还处于逃避状态，成天跑出去健身。没想到第一期就“炸”了。主题是关于网络暴力，因为当时刚发生了刘学州事件（15岁寻亲男孩被网暴自杀），检索了一下朋友圈，姜思达约了饱受争议的网红晚晚。他单刀直入的追问与晚晚兜兜转转的回答形成了鲜明对比，社交媒体上讨论得极为热烈。姜思达久违的有了获得感。但两期节目做完，《DV计划》还没招到商。上海疫情又爆发了。秦岭再次收到了姜思达的呼叫。这次的谈话主题更近一步——要不要解散公司。“在他持续降低自己物质需求的情况下，还没剩下很多钱，可能这种感受会让他比较崩，他也意识到可能未来钱不好赚。”秦岭觉得姜思达当时慌得连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都想不明白了，“要黄是因为现金不支持继续运营这个公司，他觉得解散公司就不用承担大家的工资，能节流，但不是应该聊怎么能赚更多钱吗？”困难到什么程度呢？“可能今天已经15号了，我还不知道月底的工资发不发的出来。”秦岭想过，如果真发不出来，他就把自己的钱转到公司给大家发工资，“下个月赚钱了再给我就完了。”唯一让他坚信且乐观的一点就是，“我们把自己东西做起来就一定是不至于黄的。”他相信姜思达的内容能力。要么裁员。“他就是很崩溃。他接受不了。”秦岭说，“解散团队你都能提的出来，裁几个人你有啥接受不了的。”但就是不行，“要么就是死，但是一个都不能少，他是这种心态。”轻易舍弃团队？不能够。最初姜思达离开米未并不是为了创业，他是要去纽约读电影，但团队不高兴，其中一位导演说《透明人》让她感受到了成功的影子，而姜思达的放弃夺走了她的希望。姜思达被扎到了，所以他为此放弃了出国。解散肯定不行。“我们去干嘛呢？是把公司解散去干别的，还是公司这帮人一起去干别的？”当聊到这时，秦岭觉得姜思达才清醒一点，“他感觉像抓住一根稻草一样。”对于那段时间的经历，姜思达本人并没有多说，用几句类似于大环境不好、市场变了等通用理由给搪塞了过去。他说自己已经学会预期管理了，“反正现在也能养活自己就行了。”随着《DV计划》的持续更新，姜思达又在公众视野内活跃了起来，加上上海解封，商业需求也陆续跟上了，转好势头下，他说自己现在就是拼了老命干活儿。7月见到秦岭时，他们刚拍完四支广告片，那段时间他一听到手机响就焦虑得喘不上气。而姜思达，则要以艺人的身份去参加一个真人秀。内容奶牛，趋向稳定了商业世界的取经路上，姜思达像极了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与时常要回高老庄的二师兄的合体，秦岭反而是那个坚定不移的唐僧，“但是奈何这唐僧没有紧箍咒”，秦岭说。其实，《DV计划》招商无果期间，姜思达还想再跟秦岭谈第三次，但都被秦岭以“我累”我有事”“我不想聊”拒绝了。“他这个人做什么事就是得相信他自己，他其实不相信任何人，从头到尾我都非常认定这一点，他已经是最信任我了，但很多事情还是要他自己想清楚。”秦岭坚信靠着姜思达的才华和天赋，以及他们对内容的要求，“哪怕他再不稳定，也不会阻止他在这个行业里继续做事。哪怕我们缺乏一个更商业的指导、更有规划、更有目的性的这么一个人去引领我们，在内容这个品类里，我们也不会做得太差。”秦岭觉得到现在他们还能在公众视野范围内扑腾着且赚到钱，验证的就是姜思达的内容能力。确实不得不承认，姜思达内容的独特性，使他们面临的很多次危机得以挽回。比如那个并不赚钱的艺术展，事实上也确实不赚钱，但他在这个领域的展露，使姜思达获得了其他其他方面的机会，比如作为艺人的一些邀约；《DV计划》和他的播客也同样如此，这种叠加的效应使得姜思达这个并不属于大众路径下的小小内容团队也在商业领域中活了下来，甚至可能活得还很不错。一头“内容奶牛”，是姜思达的自我定位。“我销售姜思达每一个故事，从童年卖到昨天，我让姜思达获得一些喜爱，继而是金钱，继而是饲养我，内容奶牛。”“内容奶牛”不停地去做人物访谈，可事实是他对人并不感兴趣，让他有兴趣的是话题。他觉得自己坚持的比较好的原则也趋向稳定：不问假问题。什么是假问题呢？“比如说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吗？”但其实他并不care。因为自己曾经被这样“欺负”过——三四年前，姜思达接受了一个采访，从对方的言行中姜思达非常明确得感受到“那个记者非常讨厌我，或至少他是很看不上我，他恨不得把台本扔给我，说你对着它自己答吧。”姜思达不理解，“如果你那么不高兴话，你为什么要来？”后来姜思达哭了。现在他不会再受这种委屈了，谁要是再在他面前透露出这种不屑与不耐烦，他会直接揭穿对方，“这是你的真问题吗？If you don't mean it，why do you say it？”敏锐地察觉到对方的心理异动，将其表达出来，而这些话往往是别人想说但说不出口的，这种真实态成了他产出内容的利器和容器。眼下，赚钱成为了姜思达工作室最主要的短期目标。“特别是对外合作的这个项目，做不做完全取决于我判断它的收益高不高。”秦岭说。没办法，他也不得不学会在商业与追求中间找平衡，“我们又想追求内容价值，又穷。”而现在的姜思达，更像是一个正趋于成熟的老板，因为他正逐渐呈现出一种稳定态，表现就是开始坚持录播客、坚持做《DV计划》、坚持想办法给花店拓宽销路、坚持跑步、坚持听从商务的赚钱安排……因为人在现实面前还是得低头。姜思达也不得不戴上疫情这个大背景下制造出的“紧箍咒”。跟姜思达的对话中，他有一段关于成名后这几年自身转变的描述，你可以从中看出一个年轻人的成长，具体又精彩，而此时、当下，就是姜思达最想呈现的一种状态——“人真的狂过。”“当你在很小的时候取得了同龄人不太能够取得的成功，会让你忘了自己的能力范围，让你误以为自己挺厉害，就是你放个屁都有人听，而且确实你红的时候真的很容易给你带来这样的幻觉。你就在镜头里边一翻白眼，所有人都在旁边笑，你就会觉得说哇塞我翻个白眼都有人高兴，都有人看，都有人觉得收获满满。你不神经病？”“原来能让我同事和所谓助理去帮我做的事情，我是不会伸手的，我不是一个特别傲慢的人，但我确实也做过那样的事儿，有人在帮我收拾行李。行李需要别人来收拾吗？”“原来我跟别人出去逛街，我是不可能加sales的微信的，因为不知道谁告诉你个道理，叫做你不能乱加，后来我就发现什么叫做我不能乱加？他们是乱人吗？你言下之意就是这些人都是一个路人，是一个不值得与之对话的人，我现在发现完全不是，大家都很有意思，大家都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生活，他可能跟你不是一个圈的，他可能收入也跟你也不一样，怎么着，你就得关闭朋友圈对他可见吗？”“艺人往往是被保护的，这样有利于艺人形象的经营。艺人如果真的太接地气，就不容易做高。我觉得它是一种策略性和功能性的抵挡和抵抗。我们家如果没有一个高墙大院，你就会觉得广场不需要交门票。但如果我前面那门头有多高，三道保安去拦你，你是不是进来的时候也胆儿秃的？你跟我说话也得注意点，而且是不是让你印象深刻？你也知道他是个正常人，他也很普通，没准也俗得要命。但就是要通过经纪公司经纪人助理宣传等等一道一道设置这些大门和门槛，让你最后曲径通幽，跟他约了不起的一小时的时间，这样他在你心中的位置才能做高。我不是说这样的艺人他本人坏，但是我现在不想干这个事儿。”“曾经是很容易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的，另外一方面你又因为自己突然间的变化惴惴不安，觉得说我何德何能能够在大学没毕业的时候就租4000块钱的房子？你会不断地跟自己说我明天是不是就租不起这4000块钱的房子了？在这种情境之下就会产生混乱。”“我确实见了太多牛人，很重要的一个变化是不再会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所以到现在就会把那个东西放的相对干净，我这个水池我就是把地漏打开，就全都流走，现在它是空的，什么都能往里进。我现在就是把自己往那种人堆里扎，该怎么干怎么干，你跟别人一样对吧？我想让自己变成一个跟所有人都能够对话的人，而不是挑人去对话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