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塔·费尔斯基：《发明“日常生活”》（2000）
2021-06-06 星期日
易卜生《玩偶之家》，Otterbein University Theatre & Dance，2012年
The Invention of Everyday Life作者：丽塔·费尔斯基（Rita Felski，弗吉尼亚大学英语系）来源：Felski, Rita. Doing Time: Feminist Theory and Postmodern Culture, NYU Press, 2000, 77-98.“日常生活”不言自明，也令人困惑。它是文化研究、女性主义和其他学科领域的关键概念，是越来越受关注的微观研究与底层历史的一部分。然而，用这个术语的人都懒得去解释它。毕竟，日常生活就是这样，无可争议。它是基础的、毋庸置疑的日常活动。居伊·德波（Guy Debord）写道：“日常是所有事物的尺度。”可是“日常生活”究竟指什么？整个社会世界？特定的行为和做法？一个人对环境的特定态度或关系？乍一看，日常生活似乎无处不在，又无处不有。因为它没有明确的边界，所以很难识别。日常生活是习惯、普通、市井同义词，但它也相当难以捉摸，让我们没法理解。然而，日常生活也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概念。除了常被引用的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广泛的、关于日常生活的写作传统。该传统不仅包括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还包括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如卢卡奇（Lukács）、海德格尔（Heidegger）、海勒（Heller）、舒兹（Schutz）、戈夫曼（Goffman）和哈贝马斯（Habermas）等人。他们的著作没有被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采纳，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其抽象的哲学特征。鉴于目前人们对具体事物和特殊事物的兴趣，以及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巨大差异，在何种意义上谈论一般的日常生活是有价值的呢？“日常生活”这个概念很少被放在显微镜下细细研究。和一切分析性术语一样，“日常生活”根据某些假设和标准来组织世界。例如，日常生活与“私人”和“公共”之间的区分有着复杂的关系。它包括家庭活动，但也包括常规形式的工作、旅行和休闲。此外，日常生活并不能简单地和“大众生活”互换。它不是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或群体的专属财产。俾斯麦有一种日常生活，麦当娜也有。这个词到底意味着什么？它的尺度是什么？与什么相对立？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是一种独特的现代现象，直到19世纪才出现。这种说法是反直觉的，因为这样一来日常生活就不是普遍存在的了。事实上，书写日常生活的历史很悠久——从古希腊到中世纪的基督教，再到启蒙运动。但是，日常生活在19世纪确实变得越来越重要，成为文学和艺术中批判性思考和表现的对象。是什么让日常生活有了新的“可见性”？列斐伏尔指出，资本主义和工业化对人类生存和感知产生了影响。当身体在现代条件下被聚集在大城市中时，人类生活中统一和重复的方面就变得更加突出。同样，阿尔文·古德纳（Alvin Gouldner）认为，普通生活的快速变化创造了一种对世俗的新认识，那些以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变得可见。日常生活也是一个世俗和民主的概念。说它世俗，是因为“日常生活”传递了一种脱离超验世界的感觉。日常就是日常，它和奇迹、魔法、神圣没关系了。说它民主，是因为“日常生活”承认世界之中一种普通的、物质的嵌入（embeddedness）。每个人——从最聪明的人到最卑微的人，都在吃饭、睡觉、打哈欠、排泄。没有人可以逃脱日常的影响。换句话说，日常生活不仅描述了普通人的生活，而且承认每个人的生活都包含着平凡的元素。我们最终都被固定在平凡的生活中。与此同时，一些群体——如女性和工人阶级比其他群体更密切地与日常产生联系。正如列斐伏尔所言，日常生活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物质副产品，也是一个被知识分子用来描述世界非智力关系的术语。例如，对卢卡奇和海德格尔来说，日常是不真实的、灰色的、缺乏美的存在。列斐伏尔对它的看法更矛盾。他认为，日常生活是当前资本主义之下社会退化的标志，但也与身体和情感的节奏有关，因此保留了一种乌托邦式的冲动。人们很少以中立的态度看待日常生活。这个概念的历史尽是敌意、嫉妒和欲望，既表达了对具体事物的怀念，也不屑于缺少批判性自我反思的生活。可是，日常生活依旧没有固定的形状。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常常被消极地定义为各种专门活动被抽象化之后的残留物。哲学就是这里所说的“专门活动”之一。学者们把日常生活放在批判性反思和猜想的对立面。它是“自然态度”（natural attitude）而不是“理论态度”（theoretical attitude）的同义词，是常识，是想当然。爱丽丝·沃克（Alice Walker）的著名故事《日常用品》（Everyday Use）中提到了这种区别。故事讲述了两个女儿对家庭旧棉被的不同态度。对小女儿来说，它们只是日常生活中的有用物品，而对她受过大学教育的姐姐来说，它们已经成为真正的民间艺术，可以挂在墙上欣赏。
日常生活与特殊时刻区分开来，后者指战斗、灾难、特殊行为。日常生活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缺乏区别（distinction）和区分（differentiation）。日常生活是人们呼吸的空气，是理所当然的背景，是所有人类活动的常识性基础。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说：“英雄的生活，是危险、暴力和风险，日常生活则是妇女、繁衍和照料。”费瑟斯通的话表明，性别一直是日常生活概念中的重要因素。列斐伏尔和其他理论家一样，认为女性是日常生活的典型代表和受害者。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对妇女来说是最沉重的，有人被窒息的物质所困，有人则逃到了虚幻之中。她们是日常生活的主体，也是它的受害者。”女性——就像日常生活一样，常常被否定地定义。她们的领域不是战争、艺术、哲学、科学和高级职位。除了日常生活，还有什么留给了女性，是那些微不足道的、看不见却又不可或缺的领域？然而，这种对日常的负面看法可以被批判。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都质疑这样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日常只是被超越的东西，是强制的单调、空虚和乏味。这种对日常和非日常的划分不知不觉地滑向了对“人”的排序——那些能够通过哲学、高级艺术或英雄主义来摆脱世俗的模范个人与其他人类不一样。最近的学术研究认为，批判性思维不仅仅是哲学家的事情，审美经验不需要与日常生活割裂开来，除了战争或恋母情结的冲突，还有其他形式的英雄主义。是否有可能不单单把“日常”视为消极或残余？一些文化研究学者是希望颠覆这种观念，将日常赋予最高的价值和意义。特别是，德塞都的《日常生活的实践》（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激发了许多对日常生活的解读，使之成为抵抗和颠覆的代名词。然而，这种对日常生活的新描述常常忽略了平凡的、理所当然的、常规的品质，而这些品质似乎是其定义的核心——日常生活的日常性。相比之下，关于日常生活的现象学和社会学著作明确地关注这个问题。通过阅读列斐伏尔、海勒和舒兹的作品，我想把三个关键层面作为另一种日常生活定义的基础：时间、空间和方式（modality）。我认为，日常的时间性是“重复”（repetition），日常的空间秩序是以家的感觉为基础，而体验日常的特征模式是“习惯”（habit）。日常生活首先是一个时间性的术语，因此传达了“重复”，它不单一，不独特，而是“日复一日”发生的事情。睡觉、吃饭、工作有规律的昼夜节律，这些节律又被嵌入到更大的重复周期中——周末、年假、新学期的开始。对列斐伏尔来说，日常生活的这种周期性结构是它的典型特征，是吸引人和令人困惑的来源。“重复”是一个问题，是一个谜，它与现代的进步和积累的动力根本不一致。列斐伏尔反复提到“线性时间”和“周期性时间”之间的这种明显矛盾。线性时间是现代工业社会向前推进的抽象时间，但日常生活的特点是自然的昼夜节律，这种节律在几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变化。这些日常节律使“现代性”复杂化，使现代性难以被理解为“不断进步”的概念。如果日常生活并不完全在历史之外，它仍然是一个延缓装置，延缓了历史变革的动力。列斐伏尔多次提到不平衡发展的概念，以此来解释这种不同步性。由于周期性时间，日常生活是迟来的，它落后于现代性的历史可能性。约翰尼斯·费边（Johannes Fabian）写道：“时间是意义的载体，是一种形式，我们通过它来定义自我和他人之间关系的内容。”换句话说，时间不仅仅是一种尺度，而是一种隐喻，密布着文化意义。传统上，“时间之箭”和“时间周期”之间的区别也是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区别。所有的历史转型模式——无论是线性的还是灾难性的，进化的还是革命的——都被传编码为阳性。相反，许多作家都注意到女性与重复和周期性时间的密切关系。例如，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声称：“女人依附于常规。时间对她来说没有新意，它不是创造性的流动。女人注定要重复，在未来只看到过去的那种重复。”在这里，重复标志着女人被奴役于日常，女人与内在性（immanence）而不是超越性（transcendence）相关联。由于无法创造或发明，女人仍然被囚禁在周期性时间的无情日常中。列斐伏尔的观点没那么严厉。他认为，女性与循环周期的联系也是她们与自然、情感和感性的联系，她们与生物和宇宙节奏的分离程度较低。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同意这一观点，她认为重复是妇女对主体外时间、宇宙时间、欢愉的体验的关键。为什么女性会如此久地与“重复”联系在一起？我想到了几种可能性。首先，女性总是被看作具身的主体（embodied subject），她们的生物本质从未远离过人们的视线。生物节律周期影响着男性和女性行为的各个方面，然而月经和妊娠却体现了人类对自然时间的从属和女性对文明的某种抵抗。第二，女性主要负责社会再生产的重复劳作，如打扫卫生、准备膳食、照顾孩子。虽然许多有偿工作同样是重复性的，但只有家庭领域存在于历史和变化的动态之外。例如，在E.P.汤普森（E.P. Thompson）有关工业时间的著名论断中，女性的日常生活符合前现代的时间模式。她们在家中工作的节奏并不完全适应时钟的度量。她们还没有完全走出“前工业”社会的惯例。最后，女性因“消费”而“重复”。对于研究日常生活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商品化是其最重要的特征（标准化和同质化）。作为消费文化的主要象征和受害者，女性具有她们所购买物品的重复性特征。女性气质是通过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复制而形成，通过女性魅力和女性行为的形象传播。我们需要认识到，对重复的恐怖设想是非常现代的。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活动之所以获得价值，正是因为它们重复了以前的事情。被理解为仪式的重复，提供了与祖先和传统的联系，它将个人置于跨越历史时间的想象的共同体中。因此，日常生活并不与超越相对立。相比之下，在现代社会中，不加质疑或改造的重复往往被视为懒惰、保守或自欺（bad faith）。这种对重复的蔑视助长了存在主义对日常生活中例行公事的批判，它坚持在每个时刻重新创造自己的重要性。试图摆脱重复是西西弗斯式的，因为正如列斐伏尔所言，重复充斥在日常之中。他进一步指出，日常生活“处于两种重复模式的交汇点——在自然界占主导地位的周期性和理性的线性之间。”这是自然的身体节奏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制度化周期。然而，许多日常的例行公事并不能简单地归入这两个类别中。有的日常既不是生物驱动力，也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宰治的反射，而是社会和心理的更为复杂的融合。连续性和常规对儿童早期发展至关重要，在成人生活中也很重要。重复是我们组织世界的方式之一，使我们的环境有意义，并避免混乱的威胁。作为一个社会和主体间的过程，它是身份逐渐形成的一个关键因素。很简单，我们通过重复的行为成为我们是谁。虽然最近的文化批评强调了日常的创新维度，但对日常生活组织中的常规需求的关注却少得多。在列斐伏尔的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种倾向，那就是把重复等同于统治，把创新等同于能动性和抵抗。然而，这仍然被困在一个假定的思维模式中，即假定新事物更具有优越价值。然而，我们的时代可能与之相反。在当代生活的漩涡中，变化常常被强加在个人身上，违背他们意愿。相反，日常仪式可能有助于维护个人的自主和尊严感，或能保护一种受到威胁的生活方式。换句话说，重复不仅仅是人类服从于外部力量的标志，也是个人与环境接触和回应的方式之一。重复可以是抵抗的信号，也可以是奴役的信号。最后，列斐伏尔对“日常”（quotidian）的讨论虽然很有启发性，但这种启发性因他对周期时间和线性时间、日常和现代、女性和男性的持续对立而被削弱。时间的流逝肯定不能用这种僵化的二元论术语来把握。即使是最重复的生活也见证了时间的不可逆转——衰老、对过去的作为和不作为的遗憾、对死亡的预感等等。日常生活的时间性在本质上是复杂的，它结合了重复和线性、向前。日常生活不能与历史领域相对立，而是历史得以实现并成为现实的手段。因此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重复并不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东西，而是现代性经验的基本元素。与其说重复是女性与时间的独特关系的标志，不如说它渗透到了男人和女人的生活中。虽然日常生活表达了一种特定的时间感，但它并没有传达一种特定的空间感。缺乏边界感通常是日常生活的特征，因此缺乏明确的空间区分。它包括各种空间（工作场所、家庭、商场）以及在空间中的各种运动形式（步行、驾驶、飞行）。此外，我们对空间的日常体验现在受到了技术的强大影响。电视、电话和电脑让我们可以对别处的地方和文化有虚拟的了解。尽管如此，哲学家还是把“家”作为日常生活独有的象征。海勒（Agnes Heller）写道：“有一个固定点是一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我们出发（无论是每天还是更长时段）并在适当的时候返回这个固定点。这个固定点就是我们所说的家。”就像日常生活本身一样，家构成了一个基地，一个理所当然的基础，它使我们能够进入其他世界。家是日常生活空间的人类形态组织核心。我们并非根据制图师的远距离注视来体验空间。根据海勒的说法，“熟悉”是一种日常需要，而熟悉与保护和温暖的承诺相结合，创造了家的积极日常关联。“家”在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的讨论中也很重要，但他的态度更矛盾：“业主的肤浅在大量可笑的细节中渗透出来——屋顶上的瓷器动物、玻璃球、小路旁修剪整齐的灌木、装饰着格言的牌匾、没什么用的壁炉。”家是自满、自命不凡和小资情调的象征。然而，列斐伏尔也批评自己，他承认，对雷诺公司的劳工来说，进入这些郊区的房子可能就像进入天堂。我为什么要对这些像我一样每天下班回家的人说什么呢？他们似乎都是体面的人，与家人生活在一起，爱他们的孩子。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称谓，而且是一个能产生共鸣的形而上学象征。列斐伏尔认为，世界上的小资产阶级个人理所应当在家里。在这个世界上安家，隐晦地冒犯了现代知识分子无家可归和痛苦的状态。阿多诺说“居住成为不可能”，现代性的词汇是“反家”的词汇，它赞美流动性、运动、流放、跨越边界。它热情洋溢地谈论着向世界的移动，但对回家保持缄默。现代性青睐城市街道，喜欢随机相遇、意外事件、多重性和差异性的场所。例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将城市形象勾勒成 “神秘、意外之所，充满激情，暗流涌动”。相比之下，家是熟悉、沉闷、僵硬空间。对家的渴望，对依附于熟悉空间的渴望，被大多数现代性理论家视为一种倒退的欲望。当然，家是一个高度性别化的空间。女性常常被视为家的化身。房子经常被想象成“准子宫”的空间。相反，弗洛伊德指出，女性的身体是“所有人类的前世家园”。例如，一位19世纪的女性小说家想象了一个乌托邦式的未来，在那里“家”这个词将不复存在。从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开始，现代女性主义一再诉诸于“离开家”的修辞。家成了监狱、陷阱、紧身衣。近年来，这种对家的批判愈演愈烈——当代女性主义的话语似乎热衷于谈论移民、跨越边界、游牧。《包法利夫人》，by Charles Léandre，1931年相同的语言也充斥着文化研究。德塞都的《日常生活的实践》中，行人形象巧妙地在城市街道的网格中编织出一条独特的文字路径，成为当代主体的共鸣象征。自由和能动性意味着在公共空间中移动。文化研究在强调日常生活的反抗性层面时，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这种流动的形象，如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提到的游牧主体：“在日常生活不断变化的地方和空间、载体和迹象中徘徊。”
作为回应，珍妮特·沃尔芙（Janet Wolff）提出，这种隐喻是男性化的，因此对女性主义来说是有问题的。她指出，男性与旅行、女性与停滞的关联一直存在。但是她也承认，女性一直在旅行，而且现在她们是游客、研究人员、援助工作者、劳工和难民，但她们都在大量地旅行。把旅行的隐喻说成是对女性的固有疏离，似乎太简单了。沃尔芙还忽略了这种隐喻的地缘政治层面。不过，这种隐喻确实是片面的，它照亮了经验的特定部分，却把日常生活的其他部分置于阴影之下。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写道，除了后现代理论对游牧主义、超空间和时空压缩的夸大其词，“对许多人来说，甚至在第一世界的中心地带，生活中仍然需要在公交站台等待一辆好像永远不会到来的公共汽车。”马西指出，在日常生活中，地方和地方性仍然很重要，同时质疑对家的渴望是不真实的、反动的信念。她认为，这种假设源于在本体论上把空间和时间看作对立两面的做法，这种做法一直存在。通常，时间被等同于历史、运动和变化，而空间则被视为静态、非历史的和保守。显然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来想象家的日常意义。首先，用德塞都的话来说，家是一种积极的场所实践。即使家是熟悉和常规的代名词，这种熟悉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积极产生的。这首先离不开女性的努力和劳动。此外，虽然家有时看起来是静止的，但家的现实和意识形态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巨大的变化。第二，家和“非家”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家不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私人飞地，而是被更广泛的社会潮流、态度和欲望有力地塑造着。家像其他空间一样，被冲突和权力斗争塑造。家往往是代际冲突的场所，因此青少年的身份感可能以离开家的强烈愿望为前提。对于那些性身份和性行为不符合其原生家庭期望的人来说，家可能是一个特别混乱的地方。它可以是一个女性从属地位的地方，也可以是一个女性在行使家务技能时可以显示能力的舞台。家通常是一个展示商品的地方，因此它充满了阶级划分。一些女性主义学者发展出另一套对家的符号和政治的看法。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认为，家的历史对非裔美国人的女性和男性有着非常不同的意义。历史上，非裔美国人相信，有一个家，无论这个家多么脆弱和不稳固（奴隶小屋，木制棚屋），都蕴含着一个激进的政治维度。尽管有种族隔离、统治的残酷现实，但家是一个可以自由面对人性问题的地方，在那里可以进行抵抗。早期黑人女性主义文集《家庭女孩》（Home Girls）强调家是温暖和力量的潜在来源。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爱丽丝·M·杨（Iris Marion Young）也重新思考女性主义对房子和家的态度。她质疑对家的怀旧渴望，认为它是一个以女性自我牺牲为前提的、稳定身份的地方，但她依然想承认“做家务”（不仅仅是家务）的象征意义有其丰富性和文化复杂性。杨认为，家是身体和自我的特殊物化。事物和空间变得具有意义、价值和记忆的层次。这种物质化并不固定身份，而是将其固定在一个物理空间中，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创造某些连续性。居住在这个世界上意味着我们位于物体、人工制品、仪式和实践之间，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特殊性中让我们成为我们。杨的著作清晰处理了家的压迫性方面，她动情地讲述了自己的母亲未能符合50年代家庭主妇的理想及其悲剧性后果。然而她也想坚持认为，家可以是一个具有重要人类价值的地方，包括安全、个性化、隐私和保护，这些价值需要被女性主义重新获得而不是被蔑视。
墨美姬（Meaghan Morris）认为，一种男性主义的文化传统将家视为“令人沮丧的遏制（家是沉闷的）和有待重新发现的真理（家是真实的）”之场所。然而，家并不总是与传统联系在一起，与自主和自我定义相对立。相反，家是许多女性体验现代性的核心。
日常生活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密切相关。“重复”和“家”都说明了日常生活的基本特征，即“熟悉”（familiarity）。日常生活是习惯、同一性、例行公事。它是普通人舒适和百无聊赖的缩影。“习惯”使这种日常体验具体化。习惯描述的不仅仅是一个行动，而是一种态度。习惯往往付诸于一种半自动的、心不在焉的、非自愿的方式。某些形式的行为被刻在身体上，是根深蒂固的身体记忆。我们开车去上班，买菜，或在半意识的、经常是梦境般的状态下回邮件。我们的身体在做着各种动作，而我们的思想却在其他地方。特定的习惯可能是有意培养的，也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知不觉地建立起来。无论哪种情况，习惯获得了自己的生命，在塑造我们的同时也塑造了它们。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揭露了这些凝固的日常生活模式，并质疑着习惯所激发的梦游般的行为举止。它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往往是矛盾的，既要预先服务于它，又要否定它。一方面，文学往往对普通事物充满兴趣——想想19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尤利西斯》和《白噪音》等后现代小说。另一方面，习惯也试图通过将日常从其不透明性中解救出来，使其陌生化，并使我们对其神秘性有新的关注，从而救赎日常。然而放大和折射日常细节超越了它要描绘的日常。
习惯是当代批判理论的核心。从巴特（Barthes）、阿尔都塞（Althusser）和其他人那里，我们学会了将习以为常的东西视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诡计。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表明，习以为常的实践是压抑的性别制度发挥其作用的手段。后现代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描述，即大众媒体的图像和口号对我们内心的入侵，只是加剧了对日常信仰和态度的怀疑。我们无处可逃，也无处可藏。没有一个普通人的圣地可以逃脱晚期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巨大控制力。相比之下，对日常生活的现象学研究要少得多。事实上，他们认为日常生活是不言而喻的，这是一个必要的而不是不幸的事实。日常生活仅仅是一个人的常规行为，而没有把它作为有意识的关注对象。日常生活的现实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现实。它不需要在其简单的存在之外进行额外验证。它就在那里，是不言而喻和令人信服的事实。我知道它是真实的。虽然我有能力对它的真实性进行怀疑，但我不得不在日常生活中暂停这种怀疑。换句话说，日常生活是舒茨所说的自然态度的范畴。这并不意味着日常生活的形式是不可避免或不改变的。早在性别表演理论之前，高夫曼就在描述了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并注意到我们身份的社会构建和传统性质。这种表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自动的。除非有具体的问题出现，需要我们注意，否则我们很少停下来反思我们的日常生活所围绕的、平凡的、仪式化做法。正如和舒兹和卢克曼（Luckmann）所言：“我们对日常生活的自然态度主要是由实用主义的动机决定的。”
海勒也坚持声称，我们不可能对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采取批判的、自我反思的态度：“如果所有的日常行为和日常活动都需要创造性的思考，我们就根本无法在多种多样的日常行为中生存。”海勒对习惯的辩护是一种务实的辩护——为了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为了完成任务，我们依赖于常规。日常生活的某些方面可以被质疑，但根本不可能同时怀疑所有东西。当然，对日常生活的现象学研究关注的是描述而不是解释，因此不涉及政治和权力的问题。对习惯的过度依赖可能会对个人造成限制，对社会造成损害，促使人们自满地接受事物的现状。在这个意义上，习惯可以为保守的目的服务。不过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对所有事情的批判）导致对任何形式的固定性的谴责，而支持永久的变化，使习惯成为真实生活的敌人。然而，这只是把习惯看作是一种束缚和约束。此外，心不在焉地执行常规任务必然是日常的典型特征，在广泛的历史和文化中都是如此。这并不是要否认每天生活的特定经验之间的巨大差异，也不是要否认福柯和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强调的观点，即现代性导致了独特的新形式的内化规训。然而，我们要论证的是，被称为习惯的仪式化活动构成了存在于世界的基本要素，其社会意义可能是复杂而多样的。因此，习惯并不是我们能够希望超越的东西。相反，它构成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嵌入性和我们作为社会人存在的一个重要部分。例如，当代城市可能构成了一个具有无限可能性的混乱迷宫，但在我们的日常旅行中，我们选择走熟悉的道路，借同一路线来管理空间和时间。习惯也不与个体性相对立，而是与之交织在一起。我们的身份是由行为和情感模式的独特组合形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重复。突然被剥夺常规节奏的个人，就像那些被送进医院、监狱、养老院或其他大型机构的个人，可能就此陷入迷失和痛苦。此外，即使是最深奥和最崇高的活动也包含着常规化的元素。列斐伏尔指出，没有任何文化实践能逃脱日常的影响——科学、战争、国家事务、哲学都包含了一个世俗的层面。波拉·特莱希（Paula Treichler）指出，文化研究很少关注学术界的日常生活，仿佛日常生活是只有其他人才能体验到的东西。文化批评家们以崇高的敬意对待它，并赋予它现代艺术作品的丰富复杂性和模糊性。在某些版本的文化研究中，日常生活不断充斥着颠覆性的能量。然而，日常生活不仅是他人的领域，也是自我的领域，是熟悉的、无聊的和习惯的领域。承认我们都居住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是要否认社会差异，而只是承认在平凡中的共同基础。反过来说，没有一种生活是完全由日常生活定义的。在此，我不同意这样一种常见的说法，即只有精英才能自由地超越日常。当然，每个人的生活都有顿悟的时刻，有创伤的经历，有脱离世俗生活的时刻——宗教的狂喜、性爱的激情、吸毒、分娩、与死亡相遇，或者仅仅是对自己生活的意义和目的进行远距离深思的时刻。这种高度而强烈的自我意识，与哲学、高级艺术或男性英雄主义的领域一样，保持着和日常规程的密切联系。日常生活的概念有多大作用？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应该如何应用它？女性主义在传统上将自己设想为一种日常生活的政治。在实践中，这意味着非常不同的事情。一方面，女性主义者在日常生活部署了一种怀疑的阐释学，表明最平凡、最理所当然的活动（对话、家务、身体语言、着装风格）都被父权制规范强化着。用多萝西·史密斯（Dorothy Smith）的话来说，女性主义的目光揭示出日常世界是有问题的。最重要的是，性别等级制度在这里被无形、普遍、长久地复制。在后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这种对日常生活中权力动态的敏感性得到了加强，它对任何形式的固定性都持怀疑态度。因此当前许多女性主义学术研究持续质疑常识、理所当然和世俗之物。然而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也被誉为一个独特的男性领域，是价值的来源。一些女性主义者认为，女人做饭、打扫卫生、换尿布、养孩子，都是力量的来源。由于这种做法立足于世俗，因此女性对世界的实际运作有一种更真实的感觉，并不疏远于她们的身体和混乱的生活中的现实。在这里，日常生活不是父权制的诡计，而是女性立足于现实世界的标志。我不想否认女性主义的见解，但我想说，正是因为日常生活指的是人类经验中最平凡、常规、被忽视的方面，是那些抽象和理论不能企及的。然而我试图表明，日常生活并不只是一个预先存在的现中性标签，而是承载着层层意义与联想。列斐伏尔将日常生活和女性与自然、真实和原始联系起来，呈现出一种浪漫的观点。这种怀旧的观点助长了一系列的二分法——社会/社区、现代/传统、公共/私人……这些“二分法”无助于我们理解性别的社会组织，也否认了妇女的当代性、自我意识和代理权。此外，否定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特殊基础，是在表面上接受了男性超越的、英雄式的、神话理想，并忽视了男性也是有形的、嵌入式的主体，他们大多也过着重复而普通的生活。现象学研究有助于认真对待日常生活的平凡性，而没有将其理想化或妖魔化。相比之下，在文化研究中，日常生活往往被赋予了巨大的象征意义——要么被疯狂肯定其光辉色彩，要么被斥责为最终的异化和非人性领域。然而，如果日常是所有人类生活的不可或缺方面，就更难赋予它内在的政治内容了。日常生活被剥夺了许多其预示性的象征意义。因此，把日常看作体验世界的方式，而不是世界中被限定的一系列活动，这样做更有意义。日常生活仅仅是适应假设、行为和做法的过程，这些假设、行为和做法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是理所当然的。换句话说，日常性不是一种内在的品质，它不会神奇地附着在特定的行动或人身上（女性、工人阶级等）。相反，它是一个所有个人都经历过的常规化生活过程。相反，其他人的日常生活对我们来说可能显得非常陌生，这正是因为日常生活不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性质，而是一种生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