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妹妹乐队秦昊：我带奶奶重返当初一心想逃离的故乡

图文｜秦昊

编辑｜史提芬车

出品｜腾讯新闻谷雨工作室

我没想到时隔13年之后返乡，原因竟是“我太焦虑了”。

那阵子，我觉得在音乐上没什么进步，交不出满意的作品，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我把创作能力的退步归咎于自己对身边世界的漠不关心，活得太自我，好像自己对非我的人和事物从没有认真地了解过。

那么我想，家乡和家人可能是最好了解的题材吧，一个好的切入点，一个好的窗口。2017年10月，我带上奶奶“姚女士”重返故乡，开始了这趟旅程。

奶奶坐在重庆的轻轨上，眺望远处

那个月里，我们各自拿着相机，一起到重庆的各个地方拍摄。最后，我将这些影像集结成册，出版了一本摄影书《常客》。

完成这个作品之后，出乎我意料的是：我在2019年年底离开北京，回到了重庆生活。

年少时，我决心要逃离故乡

从长江索道望向江面

我是重庆人，1986年出生，到19岁才离开重庆，算是土生土长本地人了。从小，我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离异了。

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那一年我母亲去世。家里很小，我没有自己的空间，没有自己的隐私。重庆的潮湿也让我一直身体很不舒服，鼻子过敏。

重庆街头起伏的坡道楼梯

而且，一直生活在小镇子里，身边的人都很没有边界感，会让我觉得从心理到身体都没有自己的空间，很向往遥远的地方，尤其会更倾向跟自己家乡完全相反的东北：寒冷，辽阔，平坦。

所以当我第一次拥有决定自己去向的权力时，就直接填了长春，并且当时很喜欢的一个漫画家在长春，我就想去那边学动漫专业。

跳广场舞的老人

街头下棋的人

在街头吃泡面的孩子

后来，我到了北京，辗转了一些时日，选择做了歌手，开始创作音乐。好妹妹乐队的第二张专辑《南北》中，有一段音乐日记《那么多的人，你们要去哪里》，我在里面写了这样的话：“不喜欢管租的房子叫家，这样有一点对不起有家人在等我的那个家。”

我离开重庆之后，因为爸爸也不在重庆，爷爷奶奶搬去了姑妈姑父所在的西安。几年后，爷爷车祸去世。奶奶经常跟我抱怨，她在西安很无聊，又不喜欢和爸爸一起住。于是，等我在北京有能力租下两居室时，我就把奶奶接到了身边，每年她有大半年的时间和我一起生活。

奶奶“姚女士”

姚女士控制欲很强，喜欢干涉我的生活和工作。可能她心里也还把我当小孩子吧。于是重新住在一起就有了很多矛盾，经常吵架。

我一说重庆话就会感觉表达能力受阻，倒不是因为不会说重庆话，只是我觉得很多方言在情感表达方面很粗糙，只能做陈述不适合做交流。加上重庆话短平快，说多了嗓子疼，令人焦虑，给人想吵架的冲动。

我就用普通话慢慢跟她讲道理。我发现，她竟然是可以好好跟我交流的，会稍微说出她心里的感觉。此后在这个家里，她“坚持说方言”，跟我“坚持说普通话”久而久之竟形成了一种莫名的默契。

重庆路边的理发匠在帮街坊理发

一名“棒棒”（左），他们专门为雇主人力搬运物品到交通工具难到达的地方

街头修脚的人

在这个拍摄计划中，我必须带着奶奶，她就像是故乡的一个投射，一个浓缩和象征，既熟悉，又陌生，对我既温柔，又疏远。我在度过了有点漫长的青春期之后，在漂泊了十三年之后，突然想要贴近他们，了解他们。亲人和故乡，本就是我们人格的重要构成，是我们人生故事的最早的组成部分。解读了他们，也就有机会解读自己。

奶奶记忆中的故乡

无可阻挡地变化着

每一次搬家，都会扔掉很多东西，我都会因此失去很多回忆的依据，让我青少年时的往事变得更加模糊。

而奶奶也有相同的感受，她觉得现在重庆的家跟她也一点关系都没有，现在的重庆与她记忆中的重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九渡口，曾经是重庆重要的码头，客渡车渡齐备。后来随着桥梁建起，码头日渐荒废。

新建的大厦

有些地方，她已经记不清楚具体名字和地点了，就算到了附近，她也觉得很陌生，“完全变样了”。还有一些地方已经被拆除，盖了新的大楼。我们能找到的地方很少，长江大桥的桥头算是一处。奶奶年轻时，参与了长江大桥的建设工程。

长江大桥的桥头，姑妈在眺望

我们还在南滨路上找到她以前住过一阵子的地方，现在是喜来登大酒店的两栋金光灿烂的大楼。奶奶站在金色的大楼下，望着长江对面，告诉我，她那时在对岸做工程，和爷爷分居两地，她和同事们住在江边，方便坐船上班，这里曾经是“土坡小平房，连路都没有。”

奶奶站在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我在当天的摄影笔记里写道：“我想象着一个矫健的女人，在黑夜中奔跑，赶上了当晚最后一班轮渡，站在船边看着对面零零散散的灯光。那里没有一盏灯是为她点亮，等待她的只有空空的房间，冷冷的床。”

奶奶站在江边广场上，看着矗立起的高楼大厦

我拍下了她站在江边广场上的照片，背景是层层叠叠的笔直而冷漠的高楼，而她的背弯曲着，显得卑微又伟大，充满了作为一个“人”的无奈和勇敢，令我感动。

看上去我们正参与着时代，造就着未来，但往往是时代的浪潮在推着我们往前走，身不由己。

过着消费主义的生活，投入到时代的洪流中。越来越多的人背井离乡，像我这样远离自己根源、“没有来处”的人，越来越多。

街头被镶嵌在老房子的广告牌

停泊的旧时光

这次我们的拍摄，去了夏坝镇，这个地方在山沟里，四面环山，交通不是那么方便。选择去这里，也纯属偶然。助理列了周边几个比较有特色的小镇，我让奶奶选，奶奶觉得“夏坝”很耳熟，我们才去了那个地方。我们问了半天路，才发现修了新的夏坝镇后，这里已经改叫“老夏坝镇”了。

夏坝镇

奶奶拍摄已荒废的铁路

这里当年修建了炼钢厂，就有了镇子让工人们居住和生活，有了商店，有了旅店，有了饭馆，有了许许多多的家，有了关于青春、关于建设的一大段时光。

我想，他们也曾热火朝天地站在炼钢厂里，看着高大的工厂崭新的设备，目送绿皮火车驶向远方，畅想未来美好的城市，美好的生活，似乎永远都不会结束。

夏坝镇的居民打麻将

厂子倒闭后，职工的子孙们大多离开了小镇，在这里我们很少能看到年轻面孔，遇到的大多是悠闲的老工人。奶奶突然想起来为什么“夏坝镇”三个字这么熟，原来爷爷年轻时当会计，每个月会来一次，给大家发工资。

被遗弃的财神像

活禽屠宰档，原以为档主冲会呵斥我，没想到是亲切地打招呼

夏坝镇在我心里代表了一种意象，一个快速成长又快速抛弃的意象，一个顺应潮流而生又很快退出舞台退回自然中去的意象。

除了夏坝镇，我们回到了我最初的家所在的地方——南温泉镇。1998年小学毕业之前，我都住在这个小镇上。那是个美丽的城乡结合部，被群山包围，有小河穿过镇子，上学要下山要过桥，沿着河边走一会儿才能到学校。

母亲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山坡已经被挖平，修成了酒店

小学时的旧址，已经被改建成别墅度假村

这是一座野坟山，母亲便葬于此，是爷爷用罗盘算出来的“吉位”

这趟旅程中，我们还碰到了不少熟人。奶奶会跟人聊一小会儿，无非就是聊些邻居的八卦琐事、医改政策和退休金问题。我一般就礼貌性地打个招呼，在旁边站着不说话，保持一个合适的距离。

我喜欢用普通话和以前的熟人邻居们说话，也算是强调一种距离感吧。小镇居民很热情，但相对地，社交边界感薄弱，很容易问出冒犯人的话题。我必须主动隔离开一些，才能让自己更轻松。

高奶奶小卖部的内景

姚女士的朋友高奶奶，她的小卖部一直从我的童年记忆中经营至现在。这么多年过去，竟然还是看起来差不多的样子。但这是我第一次从内部看它，发现其实非常小。小时候高奶奶对我非常好，经常给我零食吃，导致我一直想退休了也开个小卖部。

她的丈夫早年去世了，现在是新的男友在陪她生活。两个老人的生活平静且温馨，门口养了好多好多的花，就是那种别人“理想中的家庭花房”的茂密程度，很了不起。

最后，我还是回到了故乡

新光天地，旋转木马。这是奶奶第一次坐旋转木马，在我数次要求摆拍之后，她逐渐麻木

2019年年底，我离开北京回到重庆。当时姚女士身体不太舒服，老年病，需要长期在重庆看病养身体，爸爸是很体贴很孝顺的人，在重庆可以照顾奶奶，这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我在重庆买的房子交房了，我可以住自己的房子了，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靠自己的能力以及按自己对居住的想象购买的住房，这让我可以很安心地拥有及使用自己的空间（之前在北京除了经常搬家，还要对付房东和邻居们），而且也省下不少房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