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联合国官员,我在阿富汗推动女童教育

2021-11-03 星期三



在阿富汗的一年多时间里,36岁的谭家雄,一直是个“被保护”的角色。他从去年8月开始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阿富汗的教育主管,目前常驻喀布尔。我们联络他,试图通过他的眼睛,去看一看今天的阿富汗。不过谭家雄说,他对阿富汗的观察,是隔了一层车窗的。


他住在高墙环绕的联合国营地里,与阿富汗民众隔绝开来,工作生活一切如常,出入都要乘坐联合国专车,不能随意走动,甚至要通过当地同事的讲述才能了解到喀布尔街头的情况。在这样的滤镜背后,即使是8月15日塔利班占领喀布尔这样的惊魂时刻,他也没有感受到太大危机。


8月的短暂撤离后,谭家雄又回到了喀布尔,重新坐在阿富汗教育部的谈判桌旁,不过这一次,对面已经换成了临时政府的塔利班成员。如今喀布尔街头已经恢复平静。他说,现在最担心的,是阿富汗的女性还能否接受中学教育。而这些,还要等待临时政府的实际行动。



采访  党元悦

口述  谭家雄

编辑  刘敏






我就是一个被保护的人


去年夏天,我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驻缅甸的办事处工作时,应聘了UNESCO驻阿富汗喀布尔办事处的教育部主管职务。2020年8月份,我成功应征,被派到了喀布尔。从到达喀布尔起,我就是一个被保护的人。


联合国评定阿富汗是一个危机中的国家,所以所有雇员必须住在联合国的营地。在喀布尔,这样的营地有三四个,所有营地距离机场的车程都在十五分钟左右。


离开机场之后,我乘坐联合国的专车,一路上经过许多荷枪实弹的关卡,抵达了其中一个联合国营地。营地在一片民居之中,由高墙环绕,保安严密,和民居泾渭分明。在营地里,所有的生活机能一应俱全,网络通畅。我的办公室离我住的地方走路只有一分钟,就是相邻的两栋楼。吃饭也在楼里解决。除了出去开会之外,我不需要离开营地。


即使离开,我也要乘坐联合国的专车,不可以随意走动,这是联合国的保安要求。因此,我甚至不能随便走进外面的一家餐厅吃饭。而我在缅甸时,可以住在唐人街的公寓里,在外面到处走。


所以,尽管我在阿富汗已经待了一年多,大多数时候,我对营地外的了解,还要通过当地的同事。比如当地的治安情况,本地同事还有餐厅的员工都会和我聊。8月之前,除了塔利班之外,他们还要担心犯罪活动。抢劫时常发生,所以很多同事不敢出门。


有本地同事担心自己因为在国际组织工作,人身受到威胁。这更多是一种个人感受。他们因为20年前的经验,或者身边人的讲述,对塔利班有很多负面看法。不过,我倒是还没有听说有针对联合国工作人员的人身威胁。抢劫更让我的本地同事们担心。有犯罪分子觉得,本地人在国际组织工作,就更有钱,所以针对他们。


我听说,8月份之后,这个情况有很大改善,因为塔利班政权的管控很严格,据说被抓到抢劫会被斩首,所以有很大威慑。现在很多同事不再担心抢劫。


我也没有太明显感受到塔利班起势的过程。去年8月我到阿富汗之后,每个礼拜都有前政府军和塔利班的对峙。直到今年4月,美国宣布将在9月撤军,从5月开始,塔利班的活动就变得活跃,发现他们开始占领一些省份非省会的城市,我才感受到塔利班在起势。而在喀布尔,和大部分的省会城市,人们感受不到太大威胁。7月底,塔利班开始进入省会城市,十几日之内就攻入了喀布尔。


我最直观的感受其实是,今年年初开始,随着塔利班活动越来越多,阿富汗财政许多教育开支都挪做了军用,导致很多教育项目进展缓慢,很多老师过去几个月都没有支取薪水。这也导致前政府的教育部大规模重组,部分职位被废除或者降级,教育官员们士气低落。


因为安保理由,在阿富汗推广教育,我们有时甚至没办法真正到学校里去考察。联合国的安全要求是,当我们去校园里工作,需要一定数量的警察护送我们的车队,学校里也要有规定数量的持枪警卫站岗。我们也要去判断,我们有没有必要这样动员资源?如果不是很关键的项目,我们未必会这么做。


联合国的安全指引,也能反映外面局势的变化。比如8月之前,指引要求不能通过陆路进入很多省份,而最近几个礼拜的最新指引是,我们这些外国员工,也可以经过陆路去这些省份工作——这可以看出陆路已经变得相对安全了。


塔利班入城前

谭家雄在联合国专车上看到的喀布尔街头





车窗外的喀布尔


可以说,我能看到的喀布尔,都是透过车窗看到的。


我只有在去教育部和当地官员开会,还有去机场时,才会坐联合国的车离开营地。在8月之前,去机场都是因为“放风”——作为在危机国家工作的联合国雇员,我们有权利在工作几个礼拜之后离开这个国家一礼拜。上周,我就因为这个去了一趟巴基斯坦。


车窗外的喀布尔,最不同的一天是今年8月15日。当天早上,喀布尔东部的其他大城市都已被攻占,我们知道前政府军大势已去。我去银行取钱。那可能是我在开会和坐飞机之外不多的下车机会。银行挤满了当地人,很多人担心之后没法提款,但其实当天也没有人能成功取钱出来。


中午,塔利班已经从四面八方涌来,包围了喀布尔,UNESCO安排我们到一个安全屋暂避。到了晚上,我开始听到枪声。当地同事告诉我,有罪犯趁火打劫,街上很静,没有人敢出门。后来我知道,晚上开始,喀布尔市内已经没有警察驻守,以维持治安为理由,塔利班进城了。我从新闻上看到,8月15日当天,无数阿富汗民众试图冲入喀布尔机场,人们尝试翻越机场的围墙。在停机坪上,有几百人围着一架准备离开的美军军机。甚至有人抓住飞机机身——过了不久,他们从天上掉了下来。


第二天,联合国要求我们紧急撤离到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我们这天尝试进入机场,但没有成功。当天,喀布尔机场已经恢复运作,但机场外依然一片混乱。塔利班在机场外设立了警戒线,不断鸣枪示警。


8月17日,我们终于进入了机场。一路上,市面似乎很平静,有商店重新开门了,和机场外的混乱完全不同。只是,前政府的检查站不再运作,维持治安的警察变成了塔利班成员,他们甚至很合作,帮助我们的车队进入机场。


此前我只是从新闻上知道,机场门口已经人满为患,塔利班允许各国平民“安全”从喀布尔撤离。而机场内相对平静,各个国家的人都在准备乘飞机离开,但没有特别混乱。


我们在机场待了30个小时。18日,终于坐专机离开。到了阿拉木图,在联合国和哈萨克斯坦政府的安排下,我在一家酒店里住了一个月。


之后,我们转移到了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堡。去巴基斯坦的理由很简单:喀布尔已经没有民航飞机,我们出入要靠联合国包机,而只有伊斯兰堡有联合国包机可以前往喀布尔。我们当时在伊斯兰堡等待,方便随时可以返回阿富汗。我们起初不知道要待多久,没想到的是,一个星期之后,喀布尔的事态就大致平静,我们可以回来工作。


9月底,我回到了喀布尔。这时,我又通过车窗,看到了一些市面的情况。我看到一些市场照开,买卖交易都很正常。唯一不同的地方是,在街上走的女性比以前少了许多,她们的穿着也很保守,围着头巾,有些甚至只露出眼睛。


塔利班入城前

车窗外的街景





和塔利班谈教育


一般人对UNESCO的理解,是做一些文化遗产的保育工作。但其实UNESCO有大约一半的资金,都会用于教育。


我现在是UNESCO驻阿富汗的教育部主管,主要工作是负责筹划一些教育项目。比如扫盲教育,要给一些没有机会入学读书的人一个教育的机会。另外一个范畴是帮政府做教育规划,给一些技术支援。


过去几年,我们在帮前政府改革课程,引入一些国际元素,比如世界公民的概念。


在具体说我在阿富汗的工作内容之前,要先说说阿富汗的教育现状。


20年前,经历了上一次塔利班掌权之后,很多学童没有机会入学读书。这20年里,经过很多机构的资助,学童入学人数从100万提高到了现在的1000万。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预计现在仍然有400万适龄学童没有办法入学读书,其中60%是女性。


阿富汗的教育制度里,中小学教育基本是正常的,城市里的公立学校和一般国家无异,老师和学生正常上课,有既定课程。而乡村学校的设施没有城市好,也不是每个村都有学校。所以我们就要去推进社区教育。


8月之后,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停止了,除了扫盲教育。9月底我回来后,开始慢慢和新政权打交道,半个月前,终于和新的教育部官员取得了联系,他们说欢迎我们继续开展工作。


现在临时政府教育部的所有首长级别的官员,都是塔利班的成员。但技术人员大部分还是前政府留下的。我们在落实一个项目时,是和后者打交道,因此在技术上我们不怎么担心。


我们担心的是,怎么跟首长级别的官员们提倡男女教育平等,一个安慰是,目前他们还没有反对我们继续推进和前政府沟通好的项目。


但也有两个新情况。一是很多老师不再回学校教书,因为阿富汗的许多外国资金被冻结,老师们在过去几个月里都没有收到工资。二是女性未必有机会进入中学读书了。


此外,如果在新政权之下,全部实行男女分班教学,男教师教男学生,女教师教女学生。那么现在面对的问题就是老师的性别不平均,老师不够用。


塔利班入城前的喀布尔街头





小心翼翼的联合国


联合国在阿富汗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人道救援,二是一些发展性的工作。


人道救援是没有任何条件的。就算这个政权不被承认,人道救援也要继续。发展性工作的不同在于,当政权没有被其他国家承认,这些项目都要等待来自其他国家的捐助者的清晰立场。我们在UNESCO的工作大部分属于这个范畴。捐助者一般是国家的大使馆或者外交部。此刻,我们要等着看这些国家会不会承认这个政权,如果不承认,还会不会继续捐助,从而知道他们给的钱怎么使用。


联合国和塔利班的对话一直在进行。我们和塔利班政权的所有沟通,都要根据联合国的指引。最需要小心的是,因为塔利班政权还没有被大多数国家承认,所以我们需要有很强的政治敏感性,不进行政治对话。


不管跟哪一个政府,我们都需要和他们达成共同意见。他们不同意的,我们也做不到。


比如男女分班,在一些伊斯兰国家,因为宗教原因,男女分班是相对普遍的,在阿富汗前政府治下也存在。有很多学校都是男女分班教学,比如早上班是男性,下午班是女性。也存在男校和女校。


我们和塔利班沟通之前,首先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是不是一定要推动男女融合上课?我们要了解,以这个国家的宗教和历史背景,他们认为男女一起上课未必是最好的。


那么,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这个新政权讲,必须要男女融合上课、必须废除男女分班?我们要提倡的是,男女都有权利去上学、受到教育。我们要督促临时政府帮助女童们回到中学里读书,保障女性教育的权利。至于具体怎样实现,中间有很多灵活性,是另外一回事了。


塔利班入城后

喀布尔街头的关卡





接下来呢?


联合国有安全指引,要求政府部门有一定数量的保安关卡,我们才能去开会。所以8月之前,一些政府部门我们是进不去的。8月之后,我们保安上的风险反而变低了,因为塔利班掌权之后,反政府的人变少了——塔利班自己就变成了临时政府。


至于新冠肺炎疫情,这边很多人都不当回事。5月份时候发生过第三波疫情,当时前政府有比较多的措施,但其实最多就是限制人们上班。6月开始,就又一切如常,当无事发生了。我身边很多认识的人已经被感染了。疫苗非常有限,我们作为联合国雇员有机会接种,但当地人要靠印度和中国提供的疫苗,这些远远不够全国接种。世卫组织提供的感染数,每天都很低。因为测试是很有限的,比如5月第三波的时候,每次检测的阳性率都有三四成。所以你可以想象,感染数字一定是低于预期的。


8月之后,我们最大的担心在于,塔利班对中学教育还没有给出清晰的指示,就是女性能否去中学读书。这可能会影响女性受教育的权利。小学暂时是女童也可以读,私立大学女性也可以入学,而女生在中学读书的权益没有得到保障。我们上周和临时政府的教育部也沟通了此事,他们在制定政策,但具体情况还不知道。


经过我们非正式的了解,发现在阿富汗的一些省份,女性的教育其实没有停止——这些省内有教育官员在继续维护女性教育。在临时政府决定前,他们会继续做他们认为合适的事情。


其实,塔利班已经有过表态,说会尊重女性权益,允许女性上学,希望能和国际社会建立联系。但我们本地的同事,还有几乎整个国际社会,都不太相信塔利班的承诺。


从我的工作角度,现在我们最要紧的等待,是塔利班拿出实际行动,去支持女性教育的未来。


谭家雄

在喀布尔联合国营地里的一家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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