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三是浙江某县城的一个普通内科医生，今年是工作的第十年。工作之余，他常常在值班室里写东西。
我们都要面对
Life and Death
这一天
// 撰文 孙三
01
藏起来的锦旗
每天查房，保姆说项老最近胃口不好，肚子还老是胀，有时候吃下去还会吐。“也不知道咋回事，刚上来的时候还好好的，现在点滴越挂，反而越差了。”保姆嘀咕着，声音很小。给项老做检查的时候，他的肚子已经有点鼓，我知道，这个时候肠道已经有点堵塞了。项老朝我歉意地一笑，我反而有些心虚，逃离了病房。
02
和解
我赶紧让护士给他吸氧。病人的脸色慢慢缓和起来，他深深地吸了口气，眉头仍然皱着，断断续续地吐出几句话，大意是他已经得了肺癌，三年了，住院只是为了缓解症状，不接受手术，不化疗。他言语间的平淡似乎在说着和自己毫不相关的事情。因为喘不上气的缘故，话还没说完，老曹又剧烈咳嗽了起来。
我拿起听诊器，左边的肺部完全听不到任何呼吸音。他现在只能靠着一半的肺在呼吸。看了看CT片，巨大的肿瘤像一块石头一样横亘在他的肺里，压迫着气管。也许几天，也许几月，老曹就会被这肿瘤彻底地阻塞气管，然后窒息，这是一个不仅痛苦说不定还很漫长的过程。
老曹穿着一身已经褪色泛白的夹克，配着有些宽松的工装裤，看起来有些滑稽，也许是吸氧之后给了他一点喘息的空间，他不停地双手合十，嘴上不停地说着，添麻烦了。年纪虽大，老曹还是可以化疗，但是他选择了拒绝。不仅因为化疗的危险性，更重要的原因是需要一大笔钱。老曹是低保户，肿瘤治疗大部分都是自费药，贵。交谈中我知道他未曾结婚，还有个弟弟。但他不停强调，如果有问题，包括死亡之后，也请联系社区，其他一概再也不说。他甚至没有手机，住址也是敬老院。
接下来几天，在用了扩张气管、抗感染、化痰的治疗后，老曹病情稍微稳定了，但我知道，在未经过正规抗肿瘤治疗的情况下，这样的稳定只是昙花一现，维持不了多久。果然，有天早上，交完夜班刚到家，我接到护士电话，说老曹在独自买饭的过程中突然晕倒在地，拖回病房抢救了。我赶到医院时他已经躺在床上，喉咙间好像含着一口痰。见我进来，他发出嗬嗬的声音，却很难完整地说完一句话，意识也是时而清醒时而模糊，只有心电监护仪在滴答滴答地响着。
我知道他的病情在急速恶化，肿瘤可能已经转移到脑子，再加上长期缺氧以及营养不良，死亡越来越近了。
想起来主任告诫过我，尽量和病人家属沟通病情，之前他碰到过病人过世之后，本来难以联系的亲属突然钻出来找麻烦。我再次辗转通过社区和派出所，终于找到了老曹的弟弟。但电话那边说，他们已经断绝关系很久，不会再有任何联络，也不会管对方死活。
不过，大概一个小时后，电话那边的人出现了。他站在病房门口，穿了一件黑色棉袄，看着和老曹有几分相似。他看了老曹一眼，老曹也看到了他，浑浊的眼里似乎泛着复杂的情绪，似乎是愧疚也是期盼，是喜悦也是难过。
老曹的弟弟并没有电话里那么不近人情，他叹了一口气，问我老曹还剩多少时间，我说长则一月，短则几天。
他犹豫了一下，扶着桌子，低着头轻声说，他是没办法陪床的，一是身体不允许，二来是没办法面对他。
签完最后一个病危通知单，我准备打开电脑记录今天的病程，看着他也略显伛偻的身影，我说，你们好像很久没有联系了。
走到门口的他停下身影，似乎在考虑什么，几秒后转身回来，跟我说起了当年的事情。满头白发的他，像个小孩一样向我控诉。他说当年父母去世，他不管怎么哀求老曹都没有回来，从那以后他就和老曹断了联系，老死不相往来。说完他哭了。一个将近七十岁的老人，颤巍巍地，一手拿着眼镜，一手抹着眼泪。
我很想劝这位老人放下心中芥蒂，说一些诸如“人之将死”的道理。可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我知道有些情感是无法感同身受的。我给他递了根烟：“大爷，理解你的苦衷，只是他现在已经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程，很多事情，人死之后，就没有再追究的意义了。”
老曹的弟弟没有再说话。我带他回到病房，他们之间的交谈不多，老曹不停地说，不想给你们添麻烦的。他弟弟话仍然不多，只是嘴里应着，或者叫老曹休息，少说话。也许是出于为了维持这仅有的微妙的和谐，他们没有提起以前的事情，在交代了银行卡密码后，没过几个小时，老曹再次陷入了昏迷。
在清醒的时候他曾恳求道，希望能撑过这个年后。我只是握着他的手说尽力。我知道，也仅仅只能尽力而已，人力有尽时，面对死亡的降临，有时候不是害怕，而是无能为力。不是每一次尽力都能换来想要的结果。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内科医生，在我学医的10年生涯中，见过太多的无能为力。死亡总是来得比想象更快。
03
铁盒子
12号床的是王大宝，周医生往下划了一个名字，“瘦得像一根竹竿的那个，待会你进去就会看见他，每次血透的时候总喜欢逮着医生问一些专业问题，比如这次体重脱的比例等等，其实他什么都不懂的，给他一个答案就好，不然就会一直问着你，他倒不是因为糖尿病，而是因为先天性的多发肾囊肿，家族遗传，发展到了尿毒症，他的两个哥哥都是因为尿毒症死的，那时候血透还没普及，即使有，高昂的血透费用也不是一个农民的家庭可以负担的，现在进了医保，只有他赶上了，村里又想办法给他上了低保，才能做得起透析，瞧见门口那个带着鸭舌帽的老头子了吗，是他的老爸，都快八十了，”周医生加重了语气，“隔一天就骑着电瓶三轮车十几公里从乡下带着他儿子来医院报到。”
04
外乡人
在回家乡医院工作前，我曾经在外面呆过一年，也是个小县城，很拥挤，抬头便是山，一条江在县城穿过。楼和楼的间距过于亲密，近到仿佛能听到对面楼里的悄悄话。
我和一起入职的小金租在一个90年代的筒子楼里，只有一张破旧的沙发和两张木板床。厨房的窗户对着菜市场，玻璃碎了一半，房东答应我们尽快修好，但直到我们离开，也还是保持着原样。
离医院不远，上班只有五分钟，楼下就是早餐店，到了早上六点多的时候，吵闹的声音可以穿过碎了一半玻璃的老式窗户直接进入房间，比闹钟还准时。好处是我上班从来没迟到过。
我被安排在骨科，第一天去上班的时候，问旁边医生，什么时候可以有手术？想着手术多了，上手快了，才能体现一个骨科医生的价值，医生露出了诡异的笑容，拍拍我的肩膀，说，好好干啊小伙子。说完就跑值班室看着他的股票去了。后来我才知道，在我来之前，骨科的医生已经走了三分之二，只剩下了两个医生，一个徐医生坐门诊，一个张医生专门做小针刀，而我是骨科的第三个医生。
医院领导总是笑着拍拍我肩膀，别急嘛，医院还在发展，毕竟咱们也是县级医院，要有耐心，总会好起来的。
医院原先是一群华侨捐建的，但后来的院长嫌弃10多年的门诊楼过于破旧，力排众议，那个冠着名的楼轰然倒塌，取代的是一座四五年都没有完工的大工地，让我对未来更加丧失了信心。我在浑浑噩噩中度日，每天跟着合并在一起的外科做小手术练手，下了班找个网吧一坐就是一整晚，然后第二天依旧浑浑噩噩。
工作的内容很简单，除了每天换换药，就是帮张医生打小针刀，他三十来岁，硕士毕业，算是人才引进，骨科的人因为各种原因走光之后，用他的话说不至于“饿死”，只好去自学了针刀，现在算是小有名气。
在第一年的年关之前，张医生下班后请我吃了碗面，给了我600块钱，算是我这两个月给他打下手的心意。
春节，医院给了我三天假，到家的时候老妈什么都没说，只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菜，那时候还没有通高铁，为了赶回去上班，提早一天，我只能赶凌晨3点20的绿皮车。火车开得并不快，坐了5个多小时的路才到，只记得在窗户边，看着太阳慢慢地升起。
我决定离开，只敢和强哥说。他把医院图书馆的钥匙给我，让我能在里面安心看书。还给我们打掩护，比如经常找借口说给我上课，然后把我从科室里带出来。现在回想起来，科室里的医生都是睁只眼闭只眼罢。强哥说，“我希望你们都能走，都能回去，因为我没有机会回去，我在这儿结婚了，有了小孩，哪儿也去不了，我只能在这里。”
// 撰文 孙三
题图设计 孙毅
编辑 ch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