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尸的广播

2022-02-09 星期三

昨晚女足夺冠后,我想起了一件有趣的事。 有位男性曾跟我分享了他在欧洲留学的经历。那是一个非英语国家,中国留学生不多,当地人对中国人有偏见,认为中国人只会做题,不擅长团队合作和演讲。白人同学虽然表面客气,但言行之间时常透露出对他的忽视和疏远(甚至都不是歧视,只是忽视和保持距离)。他愤愤不平地告诉我,他必须付出额外的努力,在班里拔得头筹,才有可能获得尊重和认可。再加上黄种男性在那里的性魅力属于垫底地位,他义愤填膺地得出结论:西方不行。 听完他的长篇大论,我觉得怪怪的,回到家才想明白——付出超额努力、取得数一数二的成绩,才有可能扭转偏见,获得同等级别的关注、尊重和认可,这不就是我们女性长久以来习以为常的命运吗? 男足踢成那样都能年薪千万,女足踢到冠军才能被关注一下。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 在女性地位低下的年代和国家,最先冒出头的女性无一不是极其优秀的佼佼者,她们接受命运,用超额的努力奋起反抗,在灰暗的铁壁上硬生生砸出一条缝隙。 但这位男性呢?作为板上钉钉的既得利益者(一线城市、家境优渥、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他坦然地回来了,回到这片他拥有特权的土地。在国外,哪怕只是被忽视,都能让他气到几年不忘(那里有政治正确,不可能公然说出歧视言论)。但一回来,重新尝到特权的滋味,他自信满满的爹味就跟着一起回来了。他逃回来几乎不用付出任何代价,还能享受特权。但女性想要逃去一个更平等的国家,远比他困难得多,况且最好的结果也仅限于“更平等”,并非绝对平等,更谈不上拥有特权。 女足的待遇,映射了全体女性在父权社会里的处境。阶级可以流动,但性别难以改变,肤色难以改变。如果男性理解不了女性所面临的困境,不如想象一下你们在白人国家可能会遭受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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