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我们都会跟贾樟柯导演聊一聊对行业和社会的看法。这几年贾导拍片的速度放缓了，但对现实的观察与思考依旧敏锐。疫情进入第三年，周遭环境又有了新的变化。电影行业非但没有走出困境，反而迎来了更艰难的挑战。贾樟柯表示，电影并不会失去观众，现在所讲的所有电影行业的问题，根源上其实都是经济问题。贾樟柯还呼吁，希望能给所有电影一个平等的、确定性的环境，鼓励多元类型创作、多元投资格局，不要大家都做主旋律；希望文化政策也能像经济一样，全球化发展，多交流合作。贾樟柯贾导的《在清朝》已经筹备了十几年，每次我们都会问一句进展，每次得到的说法都不一样。两年前我们问，贾导说已经新改了剧本，计划开始搭景；现在再问，他又说没有计划，不着急。“我非常期待我们中国电影能够回到充满确定性的年代，这样我们这些人就可以努力地为电影出一份力。就说白了，现在‘不踏实’。”
娱理：前段时间您主演的《地球最后的导演》讲几十年后电影已经成为无人知晓的文化遗产，有很多搞笑桥段，但看完又让人觉得很伤感，能感觉到导演徐磊传达出来的对行业和自身处境的焦虑。您会忧虑吗，对于疫情以来电影行业的现状？ 贾樟柯：我没有徐导那么忧虑，当然徐导的忧虑是行业普遍的忧虑，中外同行，年轻的年长的，面对这几年的疫情带来的影响，对电影这个媒介的走向、前途，大家都有些担心。我知道它正处在一个低谷之中，我们电影市场一落千丈，整体经济也不好，那么最先受到冲击的就是青年导演，这方面的焦虑我是能理解的。以前经济好的时候，企业还能拿出一些钱来，大家都会有一份公益心，不出于商业考虑去投资一些年轻导演，所以年轻导演的机会还是有的。现在经济一收缩，闲钱少了，机会就没了。你像我们的小公司，过去最多的时候一年拍五六部年轻导演的作品，今年也只有一部了。但我本人没有太担忧，因为电影的学习能力是超强的，适应能力也是超强的。无非是因为科技的发展，有些新媒体产生了，而电影在历史上一直在面对竞争。像电视刚崛起的时候，家庭影院出现的时候，网络兴起的时候，都对电影产生过巨大冲击，但电影都迅速地调整，渡过了难关，重新迎来了繁盛期。就目前来说，无非就是移动互联网的影响嘛，我相信电影工作者很快会找到一个方案，在新的媒体环境里它仍然是吸引人的，仍然是有创造力的，我一点都不担心。至于疫情的影响，我认为电影也没有太大的问题。电影的问题就是经济的问题，今天我们说的所有的电影问题，根源上都是经济的问题，主要是经济下滑给这个行业带来了冲击。
《地球最后的导演》，贾樟柯、宁浩
娱理：前不久电影被划定为国内“特困行业”之一，您看到这条新闻时什么感觉？贾樟柯：每个行业都有一些状况，没有受到影响的行业也有，有的人家在疫情期间也风风火火的，但电影确实整体产量下降，基层电影工作者机会少了，困难是挺多的。但就像我说的，我觉得主要还是经济上的困难。
娱理：您认为电影行业接下来会好转吗，能重新回到600亿（年票房）时代吗？贾樟柯：能回到。但是我觉得在疫情之下，隐藏着中国电影其它的危机。不可预见的疫情带给这三年中国电影的影响，比如票房下滑，作品减少，包括国际交流的减少，这些我们统统都可以推给疫情。但是我觉得，疫情过后，你要面对真实的中国电影。疫情带来的一些问题，随着疫情的消解，马上就能解决。比如问观众会不会回到影院？我觉得这是个伪命题，疫情一结束，有吸引力的电影一上画，观众自然就会回来。但有一些问题实际是被疫情掩盖的，不是疫情过去就能解决的。这些沉重的问题是要中国所有的电影工作者，甚至观众，一起去面对和承担的。图片自贾樟柯疫情期间拍摄的短片《来访》一是这几年的电影，成功的类型过于单一。比如我们太过于依赖档期，电影作为一种便宜的、常态化的娱乐消费，以前观众可以每周看一两场，现在变成只有春节或者热门档期才会去看，这是不正常的；二是存在一些潜在的、不正常的竞争。对于任何一个商业行业来说，确定性都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是确定性呢？比如说有的电影，拍的时候就知道它什么时候能上映，整个宣发、运作都是很顺畅的。但是有大量的中小影片，特别是探索性的、实验性的、年轻导演的艺术性电影，却充满了不确定性。说得再直白一点，拍完了，两年还是三年能拿到放映许可，没有人能说清楚。这样的不确定性，给行业带来非常大的忧虑，钱啊、投资啊就不会往这些电影上投了，我们的人才储备就会出现问题。我们原来其实是挺活泼的一个多元化投资格局，现在可能就变成了，那大家就都投主旋律呗，它安全，它有确定性啊。所以我们不能把中国电影只做成主旋律的专卖场，这是对中国电影，对子孙后代，对中国文化完全不负责任的一种做法。我可以不说这个话，你好我好大家好，但是我想很善意地说，时间长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真的不能这么搞。我只想呼吁一个东西：要给所有电影平等的、确定性的环境。有确定性，大家的日子就好过一点，否则三分之二的制片公司和导演的日子都是很难过的。娱理：您希望国产电影在多元化方面，能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电影？贾樟柯：就是多元的类型，我们能想象到的、想象不到的类型都可以拍摄，都可以有确定性地进入市场。我们曾经有过一段这样的时间，但是最近变得越来越没有确定性，我觉得其实跟股市很像，股市的动荡也跟不确定性有关，电影的潜在真实危机也是不确定性。
娱理：疫情以来多次出现过一种情况，就是本来是为院线而立项拍摄的项目，最后因为种种原因在网络平台播出了，包括您参演的项目也有。您怎么看待这种媒介形式的变化？院线和网络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贾樟柯：我觉得院线和网络是不矛盾的，影院仍然是充满吸引力的。目前有影院因为疫情无法开业，票房数据下滑，但不能用现在的情况来考察它的真实情况。因为现在是一个不平等的竞争，因为有疫情，有各种各样的限制措施，电影院是受限制的，互联网是不受限制的，互联网是疫情期间最方便的一种观赏途径。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也特别鼓励电影和互联网结合，因为你要面对适应变化嘛。电影院受到了限制，你得继续提供电影作品，通过某些渠道让观众看到。影院受限，互联网就是一个很好的渠道，但这不代表影院这个渠道就被大家忘了，或者被大家抛弃了，不是这样的。当疫情过去，看电影不再限座，出行不再扫码，各方面措施回到2019年的时候，我相信电影院跟网络还是平行的，彼此相望，都是很好的看电影的渠道。
《地球最后的导演》，宁浩、贾樟柯看电影
娱理：您会关注《爱死机》《黑镜》这样的流媒体项目吗？很多好莱坞大导演近些年也选择跟流媒体平台合作。未来有机会的话，您会进行类似的尝试吗？贾樟柯：我关注了，关注更多的是长篇作品。剧集我觉得它解决了一个电影的问题，就是电影的篇幅基本都限制在90分钟到2个半小时，是现在摸索出来的一个最佳观影时间，你不能再长了。但其实有很多作品是需要很漫长的篇幅和时间，像长篇小说一样展开的，剧集承担了这样一个播出窗口。美剧很成功的一个地方就是，它对社会的观察、对人的观察是很尖锐的，然后把这些观察放进一个长篇作品。我对长篇作品是感兴趣的，如果将来我尝试跟流媒体合作，一定是做长篇作品，12集、20集这种。
娱理：近两年您两次跟导演小策对话，能感觉到你们之间鲜明的碰撞感，他作为草根视频作者会习惯性从受众角度出发去思考创作，相比之下您是传统电影人的思维。您平时看到这些生猛的短/长视频创作力量，觉得可能会对传统的电影创作、观众观影习惯形成一定冲击吗？贾樟柯：我觉得我们需要学习，需要了解，需要注意。我跟小策导演聊的其实是两个行当，小策或者大量UP主做的内容更主要是媒体属性，或者说新闻属性，需要有很严苛的敏感度和反应速度。目前短视频主要呈现出来的可能是一种社会情绪，或者一种社会事件，用受众喜欢的方法，比如喜剧的方法，搞笑的方法，快速直接地反应，来传递信息。而电影总体上还是一个作品，它是有作品的要求的，需要有严苛的审美要求。虽然大家都是用视听在完成一个东西，但其实是两个行当，彼此并不需要焦虑，大家做的事情不一样。
娱理：上次也是疫情期间跟您聊，您讲到自己的生活方式有很大变化，因为疫情缘故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到处跑国际电影节了。您认为对外交流对于中国电影来说，重要性有多大？贾樟柯：非常重要。我觉得现在已经不是一个民族低头发展就可以往前走的时代了，它一定是不同的文化互相刺激、互相启发的一个年代。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是全球化政策，为什么在文化上不可以顺应全球化的趋势呢？我觉得是需要的。总体上我觉得我们的政策都很好，坚持全球化，相应地我觉得文化政策也可以往这边来吸取一些启发，要跟经济的发展相协调。从我个人来讲，我已经三年没拍电影了，除了写两篇文章发到国际杂志上，也没什么国际交流了，确实没有发言权。我只是觉得从大的文化策略上，应该鼓励多合作、多接触、多交流。
娱理：您三年没拍电影了，上次您说是需要重新思考一下。现在有什么心得了吗？贾樟柯：我的心得就是，一方面对于电影这个媒介，包括对我自己的内心世界，我重新地理解、清晰化了，这个很重要，疫情带给我很多启发。另一方面就是，我非常期待我们中国电影能够回到充满确定性的年代，这样我们这些人就可以努力地为电影出一份力。娱理：每次我们都还是忍不住想问一句：《在清朝》的最新情况是？
贾樟柯：不知道，真的，我连计划都没有。因为我真的不愿意在不确定的环境里拍电影，我其实也可以不拍啊，我已经拍了十几部电影了。我的职业生涯原来是两年一部电影，现在变成五年、六年一部，无所谓了，不着急。
《地球最后的导演》，贾樟柯夜店蹦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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