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反馈来看，能够充分理解《老龄化二百年——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问题》的读者是极少的，这是正常的，也在预期之内。我想就此谈一谈写作背景和一些在文章中没有讨论到的内容。
在两个月之前，我对人口学的了解和对人口问题的理解与普通人没有多少差异。在3月份《不可逆的全球化和老龄化》这篇文章之后，我开始整理思路，希望去了解中国人口的问题来龙去脉。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里，我搜集整理并阅读了大量海内外人口学及与人口问题相关的著作。由于我的思路是从全球化的视角去看人口问题的来龙去脉，所以搜集的材料中有大量关于欧洲人口史、殖民史、农民革命史和工业革命史的资料。在写作过程中，我严格遵循了学术论文的写作规范，引注均列于文末，并对英文著作的作者都提供了简介。文末引注的海外著作，只占我搜集到材料的一半还不到，这是基于文章需要经筛选后的结果。例如，关于英国“济贫法”、欧洲移民史的很多资料，都没有展开提及；关于宗教对生育率影响、关于环境对人口限制的资料，在文章中也没有提及。
文章中的所有数据，均有非常坚实的来源，都注明了出处。为寻找个别数字，也费了一些功夫，例如通过找到一本关于苏联人口史的著作，确认了苏俄建国初期的人口数字；又如关于清末的人口数字来源于葛剑雄教授的研究成果。
应当讲，在搜集和阅读上述材料的过程中，我对工业革命之后的欧洲史、殖民史、移民史和全球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些认知无法在一篇关于人口问题的文章中得以全部体现，也就是读者所阅读到的最终成文，其实只是我目前思考范围的一个局部。
由于我在两个月前对人口学研究的进展不太了解，为了避免重复谈论一些已经有定论的问题，在开始写作之前，把《人口研究》杂志从1977年创刊号至今的每一期都大致通读了一遍，并收藏了上百篇论文。《人口研究》是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学术期刊，也是我国人口学研究的顶级刊物之一，代表了我国人口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在阅读上述论文的过程中，我感受到，尽管我国人口学并非热门学科，但研究十分扎实和深入，早在1980年代就展开过对老龄化问题的讨论，1990年代已经有关于黄金人口年龄结构（也即后来的人口红利问题）非常深入的思考和讨论，这些讨论甚至要早于demographic dividend这个英文概念被西方学者提出之前，并且很多后来发生的情况也都预见到了。更难能可贵的是，有许多问题在人口学研究过程中都有比较深入的学术争论，例如，人口众多究竟是“红利”还是“问题”？一些研究对认识中国人口问题的现状非常有价值，例如，关于流动人口生育率的调查和分析。
坦率的讲，本公众号此前关于全球化、美国民粹主义、韩国财阀体制等方面的文章，都较轻易的触及了当时我国相关领域研究的上限，但在写作人口问题的文章上，我却做不到这一点。
《老龄化二百年——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问题》一文的主要贡献应该有几个方面：
一是从工业化和全球化历史的视角去梳理人口问题，将中国的人口问题置于工业革命后全球政治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去看待。
我尚未发现国内此前有这个思路的研究著述。将人口问题与工业化历史结合起来考虑，可以使我们看到不同国家在不同工业化状态下所面临的特有问题。
二是建议从中国实际出发去思考解决生育率问题的方案。
此前国内研究提出的生育率解决方案基本都是针对“后城市化低生育率问题”的。“后城市化低生育率问题”是先发国家在完成城市化之后遇到的，原因包括：低成本（甚至免费的）避孕手段更容易获得，从小家庭模式的普遍接受到不婚丁克观念的接受，因老龄化而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女性普遍参与劳动后婚龄、一胎年龄不断提高（错过最佳生育时间），女性参与工作后养育负担加重缺乏必要支持，女性的职养选择冲突，等等。我国一二线城市目前遇到的生育问题其实也是“后城市化低生育率问题”，集中表现在个体经济水平对生育意愿的约束，也就是马尔萨斯讲的preventive check。
具体而言，是房价过高、生育抚养费用过高导致的。要解决这个问题，最根本的是要解决一二线城市的房价问题，如果没有解决房价问题的决心，光提高其他生育福利，是没有任何用的。此外，即便解决了房价问题，“后城市化低生育率问题”的其他因素，例如女性结婚时间晚、生育时间晚、职业压力大等问题，也难以解决，这几乎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这还都是不考虑生育观念改变的"客观情况"。因此这些“来自西方的方案”，其实很难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那中国的特有问题是什么呢？是中国特有的工业化制度导致的流动人口。流动人口目前超过3.7亿，流动人口的生育率不但比农业常住人口低，甚至比城市常住人口也要低。也就是流动人口背后的制度，制约了很大一部分生育可能。尽管没有调查数据，但从我的观察来看，其实流动人口中家庭观念的传统性和生育意愿本身是要强于相当部分后城市化人口的。
三是全球化的人口史观，可以让我们站在先发国家的视角去思考问题。
工业化后的人口膨胀是一个历史现象。先发国家经历在前，我们经历在后。先发国家经历人口问题的各个阶段出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我们需要还原到其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分析，寻找背后的逻辑，而不是简单将其在各时代的应对方案照搬到我国。站在先发国家视角看，寻找“人口红利”是维持其经济社会结构的必然要求，要么利用海外人口资源，要么通过移民吸收海外劳动力，只有如此，才能维持其经济发展。因此当中国处于人口红利的后期时，欧美先发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一定会发生显著变化，这种变化源自两方面：其一，先发国家的中上层会寻求下一个“人口红利池”，或加速发展无人化科技（但无人化科技对人力的可替代性是有限的）；其二，先发国家的中下层由于本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使其认为自己的收入下降是中国廉价劳动力所导致，这种群体观念可能被中上层用于作为寻找人口红利替代的借口，进而加深与中国的误解。
但另一方面，先发国家个别人士（例如Charles Goodhart）已经开始意识到中国快速老龄化可能会给先发国家带来的通胀影响，这个通胀因素似乎是以前从未考虑过的。在很长时期，通胀问题都是从货币视角去看的，这是因为工业化后的人口浪潮让不断出现的人口红利可以让先发国家民众的生活必需品价格持续保持在低位，而先发国家的科技领域优势可以使其进一步享有铸币税优势。但如果人口红利浪潮就此不再持续了呢？在很长时期中国都以一种特有的工业化模式保持低成本发展，如果这个低成本不再可能持续下去了呢（显然这不仅仅反应在即期的工资收入上，而是体现在长期的社会福利体系建设上）？这些问题都不只是中国自身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也不只是通过制度变革就能改善的问题，而是一个基于人的自然属性必然要发生的问题。
这些问题，显然才是这个时代真正需要思考，但尚未有足够思考的。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突破社会科学分科研究的局限性，就必须站在全球和历史的视角去寻找答案。这是未来年轻一代必须要面对的。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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