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准确的数据统计深圳有多少座面积超过5万平米，需要一支保洁队伍来做卫生清洁，维持光鲜的大型商超。
深圳是一个狭长的多中心城市，从不缺购物的地方。我们租住的房子在福田区中心区，以我的日常经验观察，每隔两公里便会有一座购物商场。在这里生活的人，几乎都会把“搞钱”作为呆在这儿的重要目标之一。年轻人如是，年老的人亦如是。
母亲工作的商场在香蜜湖，豪宅聚集的地方。这个商场附近是超过十万一平的公寓楼、市值万亿、最赚钱的银行和难进的国际幼儿园及中学。这让我想到《寄生虫》里的场景，在人来人往的繁华商场，几乎没有人会去关注这些五六十岁的清洁人员是怎么在这个超级城市生活的。也没有人会在乎我的母亲，这个从陕西农村来的52岁阿姨为什么会在这里做保洁？她是谁的母亲？她为什么而来？——除了她的家人。
母亲负责的保洁区域是商场负一楼电梯、地板以及扶梯。这是整个商场最难打扫的地方。这里聚集了众多餐饮类店铺，还连着地下铁的出入口，每到上下班和吃饭时间，人流量巨大。
保洁这份职业的工作职责就是它的字面意思，保持清洁。对母亲来说，这两个字是动态的，意味着一连串动作及一系列流程。
就保洁员的微妙心理来说，她们希望商场里人越少越好。这样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脚印，手印要去擦拭；也不会有那么多奶茶杯，脏纸巾、头发、广告纸、口罩需要捡拾。然而，对商场来说，顾客是上帝，只要不是发生疫情封控，它就敞开大门，从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保洁员们需要保证，每一个顾客走进商场看到的都是干净的一切，这是引起购买的前提。她们几乎不能停下来——这也是管理处采取两班制的缘由——早七点至下午三点，下午三点至晚上十一点——有的保洁员会选择连上两个班，一天工作16个小时。母亲选的是白班，她上到下午三点就可以下班了。
打扫卫生间被母亲认为是商场里最适合她的岗位，因为不用过多走动且面积不大。但这个岗位需要连上16个小时。况且这个岗位早已被别的阿姨占据，不会轻易退让。虽然知道自己的岗位任务艰巨，但母亲还是决定先干起来。
每天早上，母亲六点半起床，收拾完下楼，出小区，走一段马路，过红绿灯，扫健康码，跟保安打招呼，坐货梯，到商场负一层管理处，这时大概六点五十。录入指纹打完卡，主管会给他们开一个简单的早会，分配一天的活。然后母亲就要立即开始工作了。
母亲最集中工作的时间在上午十点以前。十点，是商场开门的时间，母亲和她的同事们必须确保给顾客呈现一个干净得发光的商场。主管对保洁员的要求更严格，不能在眼见的范围内有一丝可以看到的污渍。母亲先花一个多小时拖地板，然后用半小时擦电梯，给电梯消毒。这中间，她去地下车库的水龙头前洗两次拖把。
擦栏杆是所有流程里最简单的活，被母亲放在了最后，这是她做事的逻辑，把最难的最先做完。十点半，有半个小时休息时间，一些保洁员没来得及吃早饭，便会抓紧时间吃点东西。同时这也是午餐时间，上白班的保洁员是没有中午休息时间的，唯一的便是这半小时的吃饭时间。为了方便，母亲头天晚上就会准备好自己的饭食，放在帆布包里，到吃饭时间拿来在微波炉热好。十几个保洁员只有一个微波炉，谁先热到饭要靠抢。
吃完饭之后，母亲所有工作内容便是拿着清洁包在负一层来回转悠。遇上有污渍的地方，用毛巾擦干净，一圈又一圈。到下午三点下班前，这五个小时的工作显得很无聊，对母亲来说，这也是异常难熬的时光。长时间来回走动对她来说不仅无趣，也会影响她的腿。但是在当初入职的时候，她为了得到这份工作，向经理隐瞒了自己腿曾经患过滑膜炎的事实。她也不能随意跟商场里的其他人说话，被主管看到了会被批评不务正业，某种程度上，这压抑了她爱表达的天分——她必须时刻在场，况且，商场里到处是监控。
按照保洁公司对保洁员的规定，保洁员在工作的8小时时间内，不能停下来休息，商场公共区域里也没有可以坐下来休息的凳子。母亲只能趁监管不在的时候，溜去女洗手间进门处的长凳上休息几分钟。
负责给这家商场做保洁的是一家环境类外包公司，专门承接各个商超、写字楼、小区、政府单位的保洁绿化工作。他们是乙方，商超是甲方。商超的管理处有一支专门监督保洁们的队伍，他们大多是年轻女孩、男孩，他们的工作任务是在需要清洁的区域巡逻，发现保洁打扫不干净的地方——有时候纸团，有时候是口罩，有时候是饮料杯，有时候是树叶，有时候是撒泼在地板的污渍，五花八门。他们会把这些遗弃在地板上的垃圾拍照发图到群里。每次“垃圾”被监督人员在有领导的大群公开发出来，母亲的主管就会如临大敌，毕竟是让甲方不满意了，她会立马艾特相应责任区域的保洁员去打扫。严重一点则会罚款。这就跟我在公司犯了错，老板也会立马让我把错误弥补回来一样。权力都是分层传递的，我们都在这个系统里。
保洁很讨厌这些年轻人，说他们没有同理心。
在一次检查中，母亲被一位女孩当面指责地板上的黑色污渍没有擦干净。母亲当场就哭了，说着对方听不懂的方言，她的大概意思是，那块污渍根本就擦不掉，她要让女孩自己来试试。检查的女孩听不懂，有些悻悻然，她没再投诉，以后也很少再去母亲打扫的区域检查。后来母亲听到女孩们在背后议论说，山里来的人很难缠，耍赖打滚，母亲又独自生了一场闷气。
但她也常遇到好人。
有好几次，母亲都被监管的年轻女孩抓住她坐在洗手间供顾客等人的长凳上休息。她跟女孩儿解释，自己腿不太舒服，她很幸运地获得了谅解。后来，当再发现她在洗手间的凳子上或马桶盖上歇息时，女孩大多都只是温和地提醒她，不要休息得时间太长，或者假装没看到。母亲对此很感激，有时候我会在商场里偶遇那个总是对母亲“视而不见”的女孩，母亲会认出她，要求我跟她说谢谢。
对母亲来说，她还需要慢慢适应深圳人与人之间的复杂性。人是不能以纯粹的好坏来区分的。
下午的时间太漫长，有一些保洁员会趁监管不注意，利用这些时间来捡垃圾卖（主要是纸盒），获得一些额外收入（被管理处发现了会被开除）。母亲心里痒痒，但她无法行动。因为她的腿不能支撑她到处奔波。每当谈起这些，她总是恨自己没用，恨自己为什么老了老了腿不中用了。我告诉她，你能坚持把这份工作做下来已经很不错，人不是总要跟人比，挣跟别人一样多钱。
后来，一个阿姨因为捡纸皮被主管发现，果然在大群里通报开除了。母亲也就没再提过想去捡纸皮卖钱的话，虽然她还是很羡慕小区附近那对专门捡纸皮的夫妻，他们有自己的三轮车，自己的库房，一个月可以赚几万，在深圳给儿子买了房。我说，妈妈呀，你忘了他们比你年轻，比你来深圳早十多年，比你有更多的“关系”。母亲认识的人多了，就逐渐发现，原来在她年轻的时候，深圳是一座希望之城，是一座只要来了就有可能发财的城市。如果她那时候打工，有人能带她来深圳，而不是去工地，去矿山，去农场……她的命运或许会不一样吧。现在是她的女儿带着她来这里，虽然心里还想着努力赚钱，但身体已经跟不上了。
母亲常开玩笑说，要是年轻的时候能在深圳买块地，她的子女们就不用如此辛苦了。我亲爱的母亲，她的想法是如此的天真又实际。就像我在深圳遇到的很多人，他们回忆起关于人生的重大选择，都会带着一种哀伤又调侃的情绪提到，如果那时候，我把我的钱都用来在深圳买房就好了。可是人生哪有那么多如果呢。我的母亲也只能认命。
虽然工作中尽是条条框框，需要不断擦拭被顾客污染的栏杆，捡拾被顾客丢掉的垃圾，但这依然是母亲做过的最轻松的工作，不需要付出沉重体力，她表现出在农村生活时那柔韧的乐观。在来深圳以前，母亲在建筑工地上做过小工，在矿山上帮工人做过大锅饭，开过小卖部，在新建成的楼房里刷过漆，在国营农场里养过鸭……这都是需要下力气的工作。
时间久了，母亲摸清了工作的门道，流程也熟练了，她便开始跟周围的人打交道。虽然她的普通话不好，但她一点也不害怕，几乎所有的保洁员都是从农村来的，大部分都是女性，都五六十岁，普通话都不怎么好。
母亲是天生的跟人熟络的高手，还在农村生活的时候，她能在干完农活回家的路上，在沿路每一户人家的门口唠嗑。初来深圳的母亲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她也常把她在工作中的一些见闻告诉我。我注意到深圳老年保洁员群体，便是由于我的母亲，她是我的另一双眼睛，帮我看到了这个城市一些被遮蔽的现实。
和商场里同是做保洁的同龄人熟悉之后，母亲发现，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靠着超市卖剩的面包水果度日。有时候，附近酒店自助餐剩下的白米饭也会被这清洁工捡来当做第二天的主食。有一个患有糖尿病的大叔，每天的三餐就是将这些捡来的，冻在冰柜里的白米饭拌上老干妈，用开水化开了吃。
整个商场不止一个像母亲这样隐瞒身体疾病而来做保洁的人，胃病、糖尿病等，大多是一些慢性病，短时间内不会影响人的生命。也正是因为如此，很多人便不把自己身体上的毛病当一回事，硬撑着，硬熬着。
有很多保洁员为了挣多一点钱，会选择连上两个班，从早上七点开始上班，直到晚上十一点下班，16个小时，一个月5000块。像母亲这样只上8个小时的是极少数。上16个小时班，就意味着没什么休息时间，常常有保洁员在商场的角落里靠着墙就睡着了，开着会就睡着了，他们尽可能找时间想办法休息，比如频繁地去厕所，但去多了也不行，被监管发现，会被在群里通报批评。
这些保洁员里，有一部分是因为儿女在深圳工作，跟随儿女，比如我母亲。有一些是为了摆脱无意义的婚姻，有些是为了给儿子挣钱娶媳妇，更多是跟我母亲一样，给自己攒点养老钱，同时给自己找点事干。还有人是为了活下来。一位62岁的大叔被老乡带到这家商场前，曾在北京扫过五年马路，北京的冬天太冷了，冻得手脸皲裂，痛得不行，一个月也只有三千多块。他来深圳，最大的理由是，深圳冬天不冷，他很担心在北京有一天冻死在路上都没人知道。
保洁员也会形成自己的共同体，他们不仅会互相介绍活干。有时候也带着乡土社会特有的“关系”色彩。
母亲工作的商场，有一个大型高端超市，她在这里认识了那个负责处理过期蔬菜水果的江西保洁大叔。这个超市算得上是香蜜湖富人区的专用超市了，是一棵包菜可以卖到三十块的超市。
超市里的蔬菜、鲜肉很少打折，以原产地和新鲜为招牌，保质期仅一天，吸引周边的人购买。卖不完的即将过期的蔬菜水果会在晚上十一点左右被江西大叔一车拉到停车场附近，他会从垃圾车里挑出还可以吃的蔬菜，分给在商场里打扫卫生的其他老年保洁。有些过期的肉他会拿来低价卖，这是很有风险的行为。
母亲是从被他送过菜的保洁员口中知道这些事的。
每天十一点左右，打扫完超市最后一遍卫生后，分菜的大叔会在停车场附近准时出现。
上夜班的保洁员这时候正好下班。他们常用黑色的垃圾袋带回江西大叔给他们的菜，冬瓜、番薯、水果辣椒、莲藕、快过期的鲜切面……各种各样被划伤的菜，临过期的食品被带回家。它们并没有坏，只是过了一天，它们已不够新鲜。超市的菜要想卖到足够贵，而不被投诉，就只能每天都上最新鲜的东西，那么不够新鲜的就会被丢弃，整推车地往外扔——这是人们获得“新鲜”背后的代价，却恰好是部分老年保洁们第二天的能量之源——生活如此充满随机性。
江西大叔送菜也分人，更多时候，送菜是一场交易。有时候，他需要对方用捡来的纸壳、废品跟他换菜。猪肉、牛肉等一些肉类制品他是不会送人的，他偷偷低价卖掉。这成为他保洁工作之外的另一份额外收入，多的时候一天可以赚百来块。
不到两个月，江西大叔拿即将过期的肉往外卖的事就被超市主管知道了，他被开除了（不排除是被同事举报）。不久后，他去了不远处的商场重新找了一份保洁工作。没有人会问他的来处。新来的负责处理超市过期菜的保洁员，再也不敢送菜给他的同行们。
母亲还在商场里认识了做抛光的刘师傅。
抛光，是指用专门的工具给地板磨得光滑，不留印子。工人师傅们在晚上十点，商场关门后开始工作，八九点钟，等商场检查的监工来验收，验收完毕，师傅下班，商场开业。
每天早上八点多，当母亲拖地板到男厕所附近时，她就会看到刘师傅，这往往是刘师傅准备“起床”的时候。刘师傅是一个外包临时工，抛光的活三四个小时就干完了，那时天还未亮，他干脆就随身携带一个小折叠床，住在负一层的男厕所里。监工来验收完了，他就立马起身收拾，把床放在不被注意的角落。
母亲和刘师傅在清晨遇见的时候，经常这么打招呼——刘师傅说一声，哎呀！母亲回一句，哎呀！刘师傅再回一句，这就是生活呀！——这是两人之间的秘密，母亲没有告诉监工刘师傅在厕所住的事，他们心照不宣地结成了同盟。
租房太贵了，刘师傅告诉母亲，他在深圳一直“借”地方住，之前自己没有带床的时候，他曾经偷偷在“金爸爸”餐馆的沙发上住过几晚。后来被发现了，管事的说，再“住”的话就会被罚一千块。害怕被罚钱，刘大哥买了便携床，搬“家”进了男厕所。母亲认识他的时候，刘师傅已经在这家商场做抛光半年了。
刘师傅不到四十岁，是个东北人，总是乐呵呵的。他有一儿一女，都在东北，老婆留在老家带孩子，几乎是他一个人养着全家。除了母亲所在的这家商场，他还兼了附近另外一个商场地板的抛光工作，每天上午八九点这边的商场验收完，他收拾好自己的工具，在附近小区楼下买一根玉米一个包子做早餐。吃完马上就赶往下一处，晚上再赶过来，两点一线——时间就是金钱——他充分利用每一分钟。
好在，付出也是有回报的。虽然没有社保等其他保障，每个月刘师傅也还是能拿到万把块，维持一个家运转是可行的。在老家打工无法实现这个看起来简单的目标，因为疫情，东北的工作很难找。一个简单的背包，里面装着他工作用的抛光剂等工具，一张便携床，一个水壶，就是刘师傅落脚这座城市的证据。
与以往不同，2020年是一个意外之年。很多人不是主动来做保洁，而是被动卷入进来，把保洁工作当做人生的一个过渡期。
这一年，商场保洁里的临时工尤其多。很多暂时找不到工作人把保洁作为一个新路子。一位来自湖南的男人，家里的养鸡场因为疫情倒闭了，他想着先来做几个月，形势好点了再把养鸡场重新开起来，但没想到一做就做了半年，到母亲离职时他还在；一位负责清洁商场外围地板的大叔，疫情之前，他在香港开货车，香港封关后，他在深圳回不去了，就一直在商场做日结临时工（220一天）。后来商场不招日结了，他无法接受长期工的低工资，就离开了，母亲就再也没见过他，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回香港。
这就意味着，保洁员这个职业的稳定性很差。
入职的时候，母亲的入职合同里写，一个月有四天休息时间。但现实中，母亲总是请不到假，经理总是以各种理由拒绝。比如，你看别人都没休息，你再多做一天，明天给你假……性格不够强硬的话，在这个群体里面会吃亏，最脏最累的活会被分配给最不会表达自己诉求的人。她们更不会利用法律相关手段维护权益。
在没有制度保护，工资低，住宿条件极差，纪律又严苛，又没有假期的情况下，大部分保洁员都会受不了，干几个月就会离开。当然，离开的大多是比母亲年轻的。
母亲的目标是做到年底，过年前十天再离职。无论条件多差，对比起她之前干的活都不算什么。她跟我说，只要不是被开除，她是不会辞职的！
因为人员流动性大，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如果在岗的保洁员能介绍一位新保洁员入职，并且能干满两个，月会有一百元的奖励，即使如此，依旧招不来长期工。
商场的经理也经常换，母亲才进去没几天，招他的经理就辞职了。
保洁员的队伍里没有年轻人，并且永远缺人，最终只有来自农村且年龄偏大的人能留下来做长期工。整个下半年，这家商超的保洁员人手都不够。一开始，人手不够的时候，管理处还会从外面找临时工，有一些是从“三和”来（一个临时工需要付给劳务中介20元中介费），一天220元。这招致了全日制保洁的不满，要求涨工资。后来，商场效益看起来也不怎么好，管理处就干脆不找临时工了，全日制保洁的活就变得越来越多，一个人顶几个岗位。
外包用工的模式几乎可以应用到深圳的每一个大型商超，每一个“美丽”的公园，每一栋高档的写字楼。深圳几乎所有的保洁和绿化都是一群来自全国各地50至60岁左右的老年人。他们来自广西、湖南、四川、江西、河南、陕西……如果你有心留意，会发现，是如此巨大，如此卑微又被忽视的一个群体——他们大部分是农民（当然也有特例，母亲后来认识了一个在深圳有几套房的阿姨也跟她一起做保洁，这个后面专门来写）——但绝大部分还是像我母亲这样的群体，在维持一座超级城市的“干净”——两年后的一天，我读到了《毫无意义的工作》一书。书里说，社会中似乎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的工作越是明显地对他人有益，他得到的酬劳就越低——我立马就想到了我母亲正在做的工作，想到了保洁员群体——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深圳没有人来打扫卫生，处理那些遗弃的垃圾，会怎样？往更细处想，你所在公司的厕所，连着两天没有人来打扫，你如何忍受？
母亲住在我租的房子里，小小的两室一厅，一个月的房租加水电费得六千多块。母亲给老家亲戚打电话，尤其是我还在她旁边的时候，她总是很大声地跟亲戚表达，她很幸运，要不是女儿在这里，她都没有机会来看这座城市，来做这份“轻松”的工作。
母亲发挥了她吃苦耐劳的品质，坚持做到了2020年底。直到2021年春节临近，母亲才辞去工作，休养身体。她很开心，她达到了她的挣钱目标，每次工资到账的那一天，都要让我查查数目有没有错。她还在深圳发现了很多新事物。
第二年春天，她在电话里拒绝了商场经理让她再去工作的邀约。她在政府大楼里找到了新工作——仍旧是做保洁。
【本文有部分情节我在之前的文章中以第三人称的视角写过，部分细节再完善。这次重新整理成母亲的视角，毕竟这一切都是她亲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