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北海 图/黄欢他被写进歌里，《老嬉皮》中这样描述他，“百老汇街不懂游子的心情……New York City is just not my hometown……你只想吃口道地的炒河粉，走在异乡午夜陌生的街道”；侄女张艾嘉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个嬉皮士”；作家阿城读《侠隐》，称其有“贴骨到肉的质感”，着迷于他的风度；画家陈丹青称张北海为“纽约蛀虫”，说自己看了张北海的文章才懂得纽约；导演姜文直接把《侠隐》搬上大银幕，成为“北洋三部曲”的终结篇。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 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 贺伟彧编辑 / 周建平[email protected]
美国纽约时间8月17日凌晨2点40分，北京时间当天下午2点40分，张北海逝世，享年86岁。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没有太多痛苦，安静离世，”侄女张艾嘉对世纪文景的编辑说，自己有幸在叔叔离世前告诉了他，“好好休息吧，我们都很爱你。” “张北海，本名张文艺，祖籍山西五台，1936年生于北京，长在台北，工读洛杉矶，任职联合国，退隐纽约，著作随缘。”这是他的官方简介。他著有《侠隐》、《一瓢纽约》等，但坦言自己对文学不是一种太认真的心态，写作随缘，“如果太认真，那就麻烦了，每天就背一个大包袱。” 他被写进歌里，《老嬉皮》中这样描述他，“百老汇街不懂游子的心情……New York City is just not my hometown……你只想吃口道地的炒河粉，走在异乡午夜陌生的街道”；侄女张艾嘉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个嬉皮士”；作家阿城读《侠隐》，称其有“贴骨到肉的质感”，着迷于他的风度；画家陈丹青称张北海为“纽约蛀虫”，说自己看了张北海的文章才懂得纽约；导演姜文直接把《侠隐》搬上大银幕，成为“北洋三部曲”的终结篇。 在他的小说《侠隐》中，蓝蓝问李天然，“人生难道就是这样，相聚一场，欢欢乐乐，然后曲终人散？”李天然回答，“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这也是张北海的回答，回顾半生飘荡，从来饮酒乐甚，他在《人物》杂志的自述中说，“你问我的人生观是怎样的，就是这句话。”《侠隐》的最后一句是，“天边一只孤燕，穿云而去”，红尘路远，张北海此刻亦如此道别。 张北海的客厅 头戴棒球帽，身着牛仔裤，脚踩匡威鞋，即便已过杖朝之年，张北海仍不改这标志性穿着。在牛仔裤里，他会放一块旧式怀表，不戴手表，也不学西方人“用个vest（背心、马甲）挂着”，就放裤兜里。人生的第一块表，是一个银质欧米茄怀表，是出生那会儿冯玉祥送给他父亲的，“他跟我父亲说，你这么大年纪居然还生了个儿子！” 张北海1936年生于北平，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家避居重庆，战后返回北平。13岁时他随家人从北京迁往中国台湾，后自台湾师范大学英文系毕业，1962年赴洛杉矶深造比较文学，1972年因任职联合国迁往纽约，定居至今。就是在到纽约的那年，36岁的他开始了对城市的观察和写作。 ▲1947年，北京美国学校，前排右三为张北海 1970年代起，张北海的客厅是那个年代中国前往纽约的文化人的中转站，关锦鹏曾带着张曼玉等“三个女人”住在他家，拍摄电影《人在纽约》；阿城、王安忆、罗大佑、李宗盛等也都是他的座上宾。作家阿城评价：“我在张北海的文字中，总能发现自己思维中的空白点。这就是张北海的风度，我迷张北海文字的根本原因，在于迷其风度。” 周游各国之后，哪里是精神故乡，“我想大概都没有了，有的话就是纽约。”张北海曾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评价这座城市：第一，它容忍；第二，它是世界很多地方的中心，不讲商业和广告，光是戏剧、舞蹈、电影、百老汇……什么玩意儿都在那里。虽然我现在已经不常去看这些了，可因为有这些，全世界一大批精英聚集在那边，整个味道就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它对我不管干什么都很好。 年轻的时候，张北海刚从台湾来到洛杉矶，住的那条街的街口有一家电影院，专门从第一流的影院已经放完的片子里选最好的放，一块钱可以看两场。他在里头看了英格玛·伯格曼、维托里奥·德·西卡、法国新浪潮，还有《士兵之歌》这样的苏联赫鲁晓夫时代的电影，“真的是眼界大开。乖乖，欧洲电影已经搞到这个地步，那好莱坞是没办法比的。” 写纽约，张北海用笔幽默，观察独到，帆布鞋、牛仔裤、跪式公车、街头表演……他拼凑出一个鲜活的美国图鉴；写北京，是在60岁退休后，花费六年多时间，写出他的第一本武侠小说《侠隐》，故事发生在1930年代的老北平。作家骆以军称赞：“皮影戏般的飞侠、戏台上的爱情对白，乃至大型战争场景的动员及历史幻景，全在不忍删除的细微末节知识掌故中，边界模糊而让人相信‘在1937年的北京城里，真的曾经存在过那样一座城市’。” ▲《侠隐》 他评价自己是一个都市之子，喜欢钢筋水泥这种玩意儿，乡村只是个乐园，偶尔去一下可以，但在那儿住三天就烦了，受不了了，因为自己不是那种很超然的人。侄女张艾嘉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个嬉皮士”，从来保持着一种敏锐的狡黠，游走于钢筋水泥之间，并且记录下来，留住了很多彼时彼刻的真实。比如，这位爱穿牛仔裤的老先生，曾在一篇谈美国Levi’s（李维斯）牛仔裤的文章里，这样回忆自己年少头一回穿牛仔裤的情形：“30年前一个秋天的下午，台北市龙泉街92巷快到底的一幢日式小楼内的卧室里，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孩正慢慢地穿上五天前他朋友送他的生日礼物，一条四天之内洗了三次、试穿了两次、前面口袋上端两头打着铜钉、后面右方口袋边上露出一面小小红旗的靛蓝色长裤；现在第三次试穿时，深蓝色开始微微发白，冷冰冰的粗布仍带点湿，还不够软，但他觉察出这条裤子已在按照他的腰、他的小肚子、他的屁股、他的裆、他的大腿的形状开始缩了，紧紧地裹着，使这个天真无邪的初一学生经历着难以形容的兴奋和快感……” “惟有梦寐，惟有文章” 祖籍山西五台，张北海却对这片故土不熟悉。 直到1986年夏天，奉住在加州的老母之命，张北海去看了一次五台老家，此前他从来没有回去过。结果发现，老家金岗库村和父母描述的几乎一模一样，但是自己连一句五台话也听不懂。 他以《五台山上 五台山下》为题记录了自己的这段旅程：“我没有料到金岗库村离五台山这么近，十几公里，下山之后，在黄土石子路上开了才20分钟，毛参谋就把车子慢了下来，指着前方大约200公尺土路右边一排房子说，‘你老家到了，那就是金岗库。’还处于游山心态的我这才感到震动。我请毛参谋停一下车。这样子不行，我需要一点时间。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觉得我不能、我无法这么快、这么突然地就陷入其中。” 大概从2008年开始，张北海每两年回一趟北京，会友、见师。2015年，他再次回山西老家，距离上次回乡又是30年，这次是和张艾嘉、贾樟柯、赵涛等一大帮人——影片《山河故人》取材于山西。最后一次回京是2018年，本来与好友约好两年后再见的，结果碰上了新冠疫情，搁置至今，最后江湖路远，只能遥寄思念。 北京给张北海留下模糊的童年印象，“记忆中的北平和童年是相当美好的，只是我不到一岁就全面抗战，所以我母亲说，‘可惜文艺错过了好日子。’5岁之前，还有点印象的只是吃，至于‘市容’，也只是跟着大人逛的一些景观。环城电车、东四牌楼及其一角高高在上的交通警察亭子，胡同口儿上的洋车，西直门内运煤的骆驼队，夜晚的叫卖声，和一些年节景象。” 1971年张北海因联合国的工作定居于纽约。以这一年为分界，张北海的半生飘荡变成了有“支点”的行走——他在纽约扎下根来。那一年，联合国语文司中文处需要扩大规模，开始在全球招聘翻译。当时一个朋友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在打零工的张北海。35岁的张北海应聘成功，这是他第一次有份正经的工作。此后，张北海在联合国担任翻译二十余年，跑遍全球六七十个国家。 《一瓢纽约》记录了他在纽约经历的时代碎片。60岁退休后，张北海却拿起笔来，写1930年代的北京，这部作品就是后来的《侠隐》。 ▲《一瓢纽约》 写《侠隐》那几年，张北海常常一写就写到凌晨四五点，天都亮了，他下楼想喝杯咖啡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出门之后，看到满大街的外国人，他想，怎么搞的，怎么有这么多外国人来北京？他才突然想起来，他是在纽约，而不是在1936年的北京。这种怀念与书写北京的方式，是张北海的“故都春梦”，学者王德威如此评价，“他的北京不乏人情世故之美，也无从避免已经和将要发生的忧患。但更重要的是，他的北京仍然拥有自己的传奇。这是历史神秘的一刻，最家常的和最不寻常的场合交相为用。日本人的天罗地网挡不住神出鬼没的燕子李三；冬夜的胡同再怎么弯曲寒冷，回到旧京的游子还是能找到心上人的门来。” 《梦回北京》是《侠隐》的序言，王德威在里面写道：“在记忆的尽头，想像豁然开朗。我们可以这么说吧：有多少夜阑人静的时分，张北海就是他笔下的那个年轻侠士，一身轻功，飞檐走壁，从一个胡同溜向另一个胡同，从一堵墙头蹿上另一堵墙头。他隐入古城的黑暗阒寂里，寻寻觅觅。这仿佛是梦游者的旅行：他找的是有关自己前世今生的印记，梦同北京的线索。” 王德威认为，《侠隐》的出现标志着过去半个世纪的台湾——以及由台湾延伸而出的海外——有关北京写作的转折点，“当年流寓台湾和海外的‘老北平’多已老成凋谢，就算他们有机会旧地重游，也难免不兴起人事两非的感慨。张北海离开北平时年纪还小，但一鳞半爪的经验已足以让他想象，有那么几年，各样的故都百态、春明好景，如何曾乍现即逝。南宋《东京梦华录》所描写的东京，早已荡然无存。北京梦华录所描写的北京，又有多少痕迹，留得下来？瞬息京华，求诸他日，惟有梦寐，惟有文章。” 嬉皮士与侠士 张北海本名张文艺，后来给自己取笔名张北海，给儿子取名张南山。北海、南山，他因此曾被父亲训了一顿，说文艺你把老规矩全忘了，一下子跟你儿子同辈了。 出生那天，齐白石送给他父亲张子奇一块珍贵的鸡血石，上面刻了四个字——“有福之人”。念中学的时候，张北海所有朋友考大学都要做医生、律师、工程师，只有他自己什么也不知道。张子奇当时就讲，文艺什么都好，就是没出息。父亲眼中有出息的样子应该是，中学时就知道要做什么，要做工程师，要做律师，要做医生，但张北海完全没有。但父亲还补充了一句，“可是他是有福之人。”说完就把齐白石送的那块鸡血石给了儿子。 在美国南加州大学念完比较文学的硕士后，张北海从没有想过去做一份正式的白领工作，一直在打零工。“我的前半生一直没有一个永久地址，但从中年之前四处居留，即可看出少许端倪——北京、天津、重庆、台北、洛杉矶、圣塔莫尼卡……我从台湾到美国的第二年，各样工作都做过。”张北海曾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回忆，他曾在圣塔莫尼卡的一个马戏团找了一份工作，最惊险的是为大象表演放道具，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将一根长长的工字钢条放到高高的木台上，“稍有疏忽，大象屁股一吨半的重量砸到我头上，我就没命了。” “我不想像一艘抛锚的船，固定在一个地方，但我又不知道我这艘船应该开到哪里，所以我先每个港口停一停，每个地方跑一跑。”张北海在《人物》的自述中这样形容自己，后来的他果然飘荡半生。回首往事，他最怀念的还是在加州生活的那十几年，整个196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黑人民权运动、性解放……带给他观念上的巨大冲击。“那时候很多中国的传统家庭，即便有佣人，吃饭时还是老婆在后面伺候，很少坐下来一起吃。从那样的一个环境一下子到了美国这样的环境，能不震惊吗？妇女们当众烧奶罩，她们把奶罩视作约束妇女的一个象征。到那儿的第一个暑假，我看到社区广场上摆了很多桌子，上面写着Freedom Riders，我根本不明白这是什么玩意儿。问朋友才知道，因为黑人投票率低，他们就召集一批志愿者坐着巴士到下面去鼓励黑人投票，参与竞选。他们是为自由而坐这个巴士的，所以叫Freedom Riders。这种种文化的、政治的现象让我震惊，但也让我觉得，这个是对了。” 宏大的历史交织在眼前，嬉皮士与侠士的色彩熔铸于一身。张北海有了自己的认识，“处庙堂秩序、世俗江湖之外，心性独立者方可为侠。”很多年来，读《西游记》，每到孙悟空被压五指山下，他就不再往下读；读《水浒传》，到好汉们上山聚义就合书不看。他认为，不论是齐天大圣还是英雄好汉，为人所役之后就有了限制，少了反抗精神就再没了趣味和意义，这是他极其欣赏的精神。 及至后来自己写作，张北海都是随缘的态度。他认为，写作最重要的影响是它刚好缓冲了自己在联合国的官僚机构工作的枯燥一面。写作对他很重要，占了退休前生活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但他从没有把写作看得那么崇高，“对我来讲，我就是跟我的朋友讲了个故事，仅此而已。如果你看了喜欢，很好；不喜欢，那看别的书就完了，没什么了不起。我并没有说立志去做一个什么作家，人家说我是作家，我都有点不好意思。” 1995年，张北海得了盲肠炎，在医院里住了九天。他在病床上想，明天就要退休了，干什么呢？因为从小喜欢看武侠小说，《七侠五义》、《儿女英雄传》、《水浒传》……他就决定写武侠小说，这是《侠隐》的创作来由。后来这本书被姜文改编为电影《邪不压正》，在讨论改编的时候，姜文特意去找张北海商量，张北海不以为意，“小说是我的baby，《邪不压正》是他的baby，我的baby已经养出来了，现在怎么养就看他的了。” ▲电影《邪不压正》，2018年 谈及自己的中文功底，张北海称在台湾时叶嘉莹老师帮他打下了古文基础，所以到今天还可以用中文写作。从高三到大一，他跟着叶嘉莹学了两年。第一次去叶嘉莹家上课，叶说，老太爷说用老方法教，那我就用老方法。她拿出一本《四书》，让张北海先回去背，“等背熟了不懂的我再给你解释。”这样过了一年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不管念哪一行，张北海可以一口气接着背到这一句的上一行。 在《一瓢纽约》的序言中，他写道，“在一个如此复杂多样多变的生活现实中，任它弱水三千，我只能取一瓢饮。至于说取的为什么是此一瓢，那只能怪我写作随缘。”一直以来，张北海说自己对文学不是一种太认真的心态，如果太认真，那就麻烦了，每天就背一个大包袱。他称自己的欲望很低，“没有说我现在赚了100万，然后我要赚200万，赚了200万，我还要赚300万，没有，我有了20万我就很高兴了。”对他来说，人生的意义还是要能够做要做的事，直到临死，没有懊悔有什么事情没有做，要做的差不多都做了就可以。“我以往所经历的，打零工我高兴，进联合国我也高兴，写作我也高兴，交朋友我也高兴。我这一生相当满足了。” 几十年漫长人生路，有什么想不开、受不住的吗？张北海说，“这么多年，我唯一的压力是杂志截稿期到了稿子还没写完。我这辈子也从来没有大的困惑，如果非得说有的话，那也无非是进联合国之前那段时间里，我总要想下一份工作做什么。”《一瓢纽约》的最后，收录了郑愁予的一篇《闻北海先生笑拒谈酒事有赠》，里面有三问： “先生，您饮酒半生有何益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