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文 | 徐冰

上

2021年2月1日，中国酒泉发射基地发射了一枚火箭，这是全球第6025次航天发射，中国第389次发射，中国民营火箭第5次发。（数据来自公共网络平台）这枚火箭以“徐冰天书号”命名。这篇文章想与你分享，这枚以艺术之名堂而皇之地闯入太空领域的火箭的动因、作用及命运。

2019年11月下旬我被告知：近日有人要来谈“艺术火箭”的事。但我的第一反应是不会太有意思，因为我总是对身边不起眼的材料更容易有感觉；重大主题和符号性过强的东西不易碰，因为艺术较不过那个劲。但好奇，不想放弃这个过去想都不敢想的机会。“万户创世公司”的于文德先生来工作室，带了一个金属箱，打开来是一枚精致的火箭模型，足显太空科技水准。他介绍来意：“我们要把艺术与太空科技结合，发射一枚‘天书号’火箭。”我说：“有‘东方红号’、‘阿波罗号’，哪有以一件艺术作品命名的。”他说：“甚至可以以艺术家名字命名,‘徐冰天书号’。”我心想，你哪有这么大权力？我可不敢当。

徐冰在纽约工作室小院，2020年，摄影：徐红

在中国总有超能的奇人，用自己的方式推动着大中国向前滚动。于先生有种特殊情怀；二十年来一直在收集与火箭相关的各种物料，对太空文化抱有强烈理想、执着不舍，他的公司以“万户”命名。万户被尊为“世界航天第一人”。（注2：这位传说中的明朝人，是第一个想到用火力推动飞天的人。他把自制火箭绑在椅子上，自己坐在上面，手举两只大风筝，点火发射，不幸丧命。为纪念他，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以“万户”命名。）原来，是于先生承接了“星际荣耀”火箭公司的艺术项目。“星际”是最早把卫星送入轨道的中国民营火箭公司，从性质上讲就是中国的马斯克，虽然远不在一个量级上。随后，几方签订了保密合约，发射日定在2020年4月25号，看来这已是“确有其事”之事了。这之后我就不断问自己：艺术为什么要介入太空领域？

2月我为一个展览去了美国，由于疫情，被困在纽约工作室。在那个有限的空间内，每日面对目力所及的琐事，思想又不时被这个远得有点不着边的项目带到外太空，这真是一种“思维拉伸”的训练。火箭对我来说属于“科幻”的范畴，作为地球上行走的艺术家，习惯性地想着如何让这个项目更接地气，似乎这样，作品出来才会结实到位。随着全球疫情加剧，人类恐慌又无措，我推敲出三个概念词；弄出一句话：“把欲望、危机、未知发射给外太空。”感觉开始抓到了一点发射这颗火箭的理由，同时也感到自己原来是如此的没有想象力。

“徐冰天书号”被运送至发射场 © 徐冰工作室

我开始阅读过去不那么有兴趣的科幻文学、航天知识和太空艺术历史。有关太空艺术的资料很少，有一本《太空艺术史》，内容一是古典时期用绘画表达对外太空的想象；二是冷战时期前苏联《社会主义是发射台》这类宣传画，和美国国家成立的“太空艺术项目”，所创作的鼓励太空事业的作品。这期间由于太空科技的发展出现了大量科幻绘画。除此外，网络上可搜到一点进入当代艺术阶段，借助外太空条件创作太空艺术的信息。为了让读者弄清这枚艺术火箭在做什么，在这里我先对进入当代艺术视野的天空艺术节点性作品做点介绍：

艺术家很早就有对太空艺术的想像，直到人类首次进入外太空4年后的1965年，出现了第一件在外太空零重力下完成的艺术作品。苏联宇航员阿列克谢.列昂诺夫（Alexei Leonov）在“上升2号”飞船上执行任务期间，他用线绳把彩色铅笔绑在手腕上，对着瞭望窗，创作出了画作《日出轨道》。随后，各国宇航员用水性颜料在零重力飞舞的状态下，尝试绘画及表演等。

阿列克谢·列昂诺夫的彩色铅笔作品《日出轨道》及使用的工具。

1971年，美国阿波罗15号宇航员大卫·斯科特（David Randolph Scott）和詹姆斯·本森·艾尔文（James Benson Irwin）秘密地将一个8.5厘米高的铝制雕塑《倒下的宇航员》和一块刻有14名因太空探索丧生者名字的纪念碑，放在了月球表面。这个在地表制作的雕塑，与那些带上去又带回来的作品不同，它只有放在外星球那个特殊位置时才出现意义。

直到3D打印技术出现后，在2014-2017年间，以色列数字艺术家伊亚尔·盖弗（Eyal Gever）收集了地球上10几万人的笑声，将其转换成数字信息，他和团队开发了一款能将笑声转化为3D模型的软件，在外太空打印出一个直径约10cm的环状雕塑。他生硬地解释了这件作品：在无声宇宙中传递人类乐观精神。

以色列数字艺术家Eyal Gever的《笑星》是首件在太空中创作的3D打印雕塑作品，意在无声宇宙中传递着人类的乐观精神。

2018年，真正具有当代观念性质的太空艺术作品出现了。美国艺术家特弗雷·博格伦（Trevor Paglen）与内华达艺术博物馆合作，通过SpaceX“猎鹰9号”将一个鞋盒大小的，充满反光聚脂薄膜材料的立方体带入太空。这个方体在真空环境下会自动膨胀成一颗30米X1.5米的钻石形气球利用阳光反射，在地球上裸眼可欣赏到如星星般明亮的雕塑。虽然这件作品由于技术故障18天后失联。但引起了关于太空垃圾、光污染、谁有权将什么放入太空的讨论；批评集中在他把“无用”发到太空，艺术家说：“公共艺术的好就是它的‘无用性’。”他争取的是艺术家与科学家具有平等使用太空的权利。在我看来，讨论本身已经起到了此项目的作用。艺术有时并没留下精美的、物质化的“艺术品”，却触碰了预示未来的命题。请原谅我介绍的如此扼要，因为在我看来真正称得上“太空艺术”的，是必须借助外太空条件，仅在地球上无法实现的创作。

这些学习，让我对艺术与太空科技的相互介入兴趣倍增。我开始想一个问题，西方太空科技与当代艺术都很发达，但并没发展出与太空科技并驾齐驱的太空艺术。因为太空科技仍然是婴儿期；只顾把孩子养大，还顾不上别的。艺术只是拿来养孩子用的，如把太空服设计的更好看一点，舱内更人性化一点或为太空事业鼓动宣传——都是科技利用艺术。到什么时候太空科技开始为艺术创作服务了，真正的太空艺术时代就到来了。早晚会有这么一天的。

我预感到这个空间里有太多的可能性。随着地球上问题的增多，人类必须借助对外太空的探究以获得解决地球危机的参照，随着太空科技与常人生活日益贴近，这必将为艺术创作打开更多的思想空间。从文明史上看，艺术表达法的改变总是伴随科技、材料的进步而改变。以前白南准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大部分艺术家在做作品，有些人却在做盒子；别人做了作品往里放。”但现在看来，应该去做一种比盒子更开放的东西，因为盒子还是归类和划分界限用的。

进入2020年4月，接到通知，发射推迟到6月25日。第一次接到推迟的消息时我觉得更好，因为疫情与美国社会的不稳定，在美国的家人都集中到了纽约，接下来会怎样谁都不知道，我不放心离开。何况过去少有与家人过平淡日子的时光，还没呆够呢。我也需要有更多时间把这个项目推敲得更好。

徐冰在纽约工作室小院，2020年，摄影：徐红

推敲到现在，这枚艺术火箭要做什么呢：“徐冰天书号”一、二、三级箭体上布满了《天书》“文字”。子级箭在完成推进任务后，将与载荷舱分离，回落地表。这些“伪文字”随着火箭上天入地的经历，在火力推送、大气摩擦、箭体坠落等自然力量的再造中，呈现出独特的作品状态；它挑战人类能力与行为边界，将“创造艺术”主体由地球人转向更广的空间再造，反映了东方人思考太空时与自然相合相生的独特浪漫。

按照火箭公司给的数据：一子级箭体将回到“理论落点”，容易找到；二子级箭有可能掉到雪山里；三子级箭具体会落到哪里，就不知道了。工作室致力于寻回一、二子级箭体。如果二级箭找到了，由于山高路远拉不回来，我计划用卫星定位，将这段箭体实时监视图像引到展厅，与一子级实体箭并置，这也不错。

我们在主体箭卫星上，安装了一个5.5cm立方体的“天书魔方”。卫星将传回魔方在外太空的即时影像，并传回太空之声。我执意要有太空声音传回，以圆“天书”之梦。35年前它面世时，就有人问《天书》有读音吗？我开玩笑说可能是打哈欠、打喷嚏的声音。后来真的有一对老外在长城上用人的各种生理之声，一本正经地把《天书》念了一段。其实声音是靠空气流动传播的，外太空没空气就没有声音。以往传回的或恐怖或空寂的所谓外太空之声，其实是机器或电流的杂音。“空间”有声音吗？我曾经建议一位与建筑有关的声音艺术家做一个实验，收录不同尺寸空间中的声音。“听”这个动词是人类的，即使在无声的外太空，听者仍能听到体内血液、器官的运行之声，夸张点说是细胞分裂之声。由于创造“太空艺术”的主体是地球人，从而绝对的太空艺术是不存在的，这也许正是在悖论中为“无内容文字”寻找无声之音的意义。说到底，把艺术触角伸到外太空，解决的还是地球上的事，探究的还是人的局限。最终寻求的是新的、有效的哲学观。

徐冰《天书魔方》装置 © 徐冰工作室

我们把几千个“伪文字”做了整理、修字，为放大几十倍后在箭体上使用。这个项目虽与“文字”有关，我却无意落在与外星人沟通的议题上，虽然人类很早就为用何种语言与外星文明对话担心，其实这是个杞人忧天的假命题，因为任何交流方式都是某部分生物群在同时空存在的前提下才生效的。如果某天真的出现了外星文明，那沟通的方式一定不是“文字”的。何况等我们收到的外星文明信号，不知它已是几个“文明”轮回之后的了。

上面说了这么多，但并没说清这枚“艺术火箭”到底是什么。其实很难说它是一件独立的、有创意的当代艺术作品。由于它的基本元素是来自35年前一件作品的想法，却被放在今天太空领域发展的新条件下，这“想法”在35年间世界巨变的各种因素之间滑动，从而使这枚“艺术火箭”的概念成为一个游移不定的东西。加之这枚火箭在形态上的“被命名”和被涂装，因为前所未有而占据了“新”，可这“新”并不具有艺术的唯一性，换别的艺术家也是一样的。也许只是由于某些条件，我获得这个机会罢了。这项目的难于界定，似乎对位了“‘当代艺术’是什么？”的难于界定。它的作用也许只是为太空艺术做了一次演习，它更像一个过渡性的事件。我希望它能留下一种基因，等待并寻找新的土壤，长出与“母体”不同的东西。

一切都在有序进行中。相关部门为发射许可审批，要了《天书》的相关材料；6月中火箭在西安组装完成；几乎同时“星际”姚博文先生在B站做了题为“向宇宙中心发射爱”的直播，这个很有生物感的题目，第一次向外界透露了“天书号”计划。

纽约隔离期间，我开始通过网络与太空、区块链、人机材料科学家接触。我们按“天书号”火箭目标轨道的“星下点”轨迹，（注3: 星下点是地球中心点与卫星的连线在地球表面上的交点，用地理经、纬度表示。星下点的连线被称为星下点轨迹线。）相对于地球上的地理位置、宇宙星球等概念做了多种概念分析图；我知道这都是艺术家臆造的“伪科学”，但我想以此刺激另一领域的人，从而开启对话。我开始意识到，这项目有意思之处，可能就是一群左脑不发达的人与右脑可能不太发达的人之间的抻力。当我们把自钻的“理论”讲给科学家，他们会带着认真尊重的口吻说：“艺术怎么说都对”；无意间点到了“当代艺术”的某种特性。

“徐冰天书号”涂装过程©徐冰工作室

科学家们在工作之余一定看过被称为“当代艺术”的东西，我想，没精力去弄懂艺术为何成了这个样子？这些数据说话的人凭着对“人文”的尊重，也认可应该留着一部分专做无厘头之事的人——他们是“有艺术细胞的天才”；这类人善于直指科学还无力解答的玄虚问题，让人抓不住思路而心里没底，因此对“艺术家”就更佩服了。面对这些毫无严谨训练，可能文理成绩差才学美术的人的“科学”问题，换了谁都很难回答。

可以说人类文明的进步是在左右脑两类思维最佳配比的条件下推动的，左脑人群忙着整理、排序，右脑人群忙着打乱排序。因为只有在排序松动的情况下才有创造的缝隙。

人类知识的无限生产和继承，加固着社会的结构和规矩，把各领域细化到越来越不好配合的地步，也把人的天然能力弄得越来越低。工具、现代用品这些文明成果，在延伸着人类生理的速度、力量、控制等能力的同时也损害着这些能力，再通过文明指导下的体育竞技往回找。我们其实无法知道古代“世界冠军”的水平。艺术却能幸运地留下了自古以来的成绩。从米开朗基罗这些历史非凡人物的成就可以看到，人类文明高度有时是由个别天才标定的，而这些人大多都是不受领域分工或知识限定的人。这里举一个与太空有关的例子；18世纪人们设想火星有生命，在考虑如何沟通时，兼具诗人和发明家的夏尔·克罗斯（Charles Cros），想到在地球上建造一个巨大的镜子，用于聚焦阳光，将其投射到火星表面，在火星沙漠里，灼烧出一个个字母，拼写成要传递的信息。他给定的内容是：“我对此很抱歉”，多有当代意识，真是古人创造的最前卫的“太空艺术”，到今天我们也弄不清他的思维来路。真正意义上的创造是无法归类的，或者说，被人创造出来又无法归类的东西都可以归为“当代艺术”。

越是与科学家们接触，越是回到老话题里，就越不想把对火箭的思考定位在“未来科技”、“人工智能”、“科技艺术”这类即时髦又宏大的议题上。干脆，在世界人民都在被强制隔离的郁闷时刻，以艺术之名发一枚火箭，拔地而起，飞离这个有问题的世界，释放一把，也就可以了。我们在急速变异的世界现场中寻找项目基调定位的依据。从而方案难免受到各种因素影响而不断调整、改变和再对焦。可以说，当时艺术的部分还没到位，就容易受外部变数的左右。

“天书号”批文终于下来了，这次是真的了。进入9月，女儿开学，要返校了，我也该回国弄我的事了。但当时由于中美之间的较劲，航线几乎全断了，机票不断被取消，回国变得越来越难，看这架势可能真回不去了，我和北京都在为机票着急。我开始考虑用远程遥控机械臂代替我按发射按钮的可能性，那也挺酷的。

“徐冰天书号”发射前现场作业© 徐冰工作室

这时，收到田朴珺微信，她说弄了个“诺亚飞机”，能多带些朋友就带上，请我和她们一起走。我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她说还有位子，空着也是空着。我说：“王石也在机上吗？”她说：“是，在路上有人聊天多好。”

终于回到了祖国。计划是隔离一完直接奔酒泉，第二天发射，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在隔离期间又来通知，发射推到11月下旬。原因是“嫦娥五号”11月中发射，发完就是“天书号”。“嫦娥”发射成功了。

接着，由于不能说的原因，发射又推至1月20日，那可是春节根上了。这时我对推迟已经习惯了，如果哪天通知真的要发射了，我一定会觉得是梦境了。紧接着发射再次推迟一周：27日下午16点，这次有了具体时间点，是个好信号。

组装好的火箭已运到酒泉……

酒泉是中国最早的卫星发射场，我国历史上重要发射都在此完成。每次发射都有上千人观礼，如同一次盛大仪式。自然我们也想大弄一场，何人按钮、嘉宾活动、戈壁论坛、现场直播等。我们对迷彩帆布帐篷不满意，宣发总监孙华设计了透明充气帐篷的方案，效果图一出来才有了发射艺术火箭的样子。戈壁滩上沙石滚动，打磨出黑色石骨表面，透明的半圆形球体，真有在外星球安营扎寨的感觉。

12月18日再次要求我提供“‘天书文字’无内容的佐证”，我只能把更详尽的《天书》文件交上去；这件作品进入多本欧美《世界艺术史教科书》；整理中发现，国际AP大学入学考试备考复习题中竟有《天书》的内容，我为此高兴，说明它已成为公民接受大学教育前要了解的知识。当然要加上首次是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和作为中国九年义务美术教材上的内容，因为只是西方的材料不说明问题。但最终我发现，“有内容”的东西好证明，“无内容”就永远无法证明。

“徐冰天书号”设计细节 © 徐冰工作室

1月中又接通知，以前对我和《天书》的证明不行，必须是美院党委出的证明。说“前方”工作已停摆，待收到新的证明信才能重启，不排除箭体上的天书字有涂白的可能。那天是周五，接下来又是长周末，幸亏央美人都帮忙，眼看着一圈红章快盖完了，却是在一个怪圈中瞎忙，因为要党委给一件艺术作品出政审信，是前所未有。我从未因个人之事找过书记，这次只能破例了；语音那头正在开党委会，临时加了议题，讨论此信该如何开。用央美政审标准格式，对我和《天书》合在一起做一份政审，内容是：“……本人无犯罪前科和违法乱纪行为，未参加过“法轮功”等邪教组织，至今未发现政治历史问题。徐冰系国际知名艺术家，《天书》是其代表作，不涉及政治问题。徐冰本人对作品有最终解释权。特此说明。”从此我与《天书》有了合法身份。第一时间发给前方。

最终确定了发射时间：2月1日下午4:00。但仅徐冰和二位拍摄人员允许进场，现场仍然可搭建泡泡屋，这意味着只有我一人进场按发射按钮和使用6个泡泡屋。

我们马上设想新方案，竟然越想倒越兴奋起来……；在空旷的“星球”上出现几个泡泡屋……，一个身穿白色充气服（其实就是件白色羽绒衣），戴着N95口罩和护目镜的似人类动物，在泡泡屋之间游荡……无意间看到一个按钮台，按下其中一个……奇迹出现了！一声巨响，一颗火箭腾空而起……。这情景超酷，是几个方案中最棒的！这个超现实场景，却现实地发射了一颗真的火箭。这是哪里？是地球吗？生物都去哪了？这个白色移动物是幸存者吗？或是从哪移民到此的……？完成发射，离开管制区，回到祖先世代艰难生存的广阔农村现场……，这种反转性正是我要的。到此，发射这枚艺术火箭的理由才算到位了。

日出时刻的“泡泡屋”© 徐冰工作室

1月 28日，我起程飞往酒泉，落地嘉峪关。接人是位看起来很能干的当地人，她接上我们就直奔发射场，因为还要6小时车程。按要求，我进场后还需三天隔离，早到早解除。当车开出十多公里处时又接到通知，徐冰在嘉峪关还要做一次核酸。司机马上掉头，驶向嘉峪关核酸站。为等结果，那天住嘉峪关。

第二天重新上路，看着西北景色向后飞逝，飞逝得越快越爽。正爽时又接通知：由于疫情，军委连夜发布了紧急命令，所有部队从现在起，与外界封闭式隔离。意思是：艺术家到了也进不了发射场了。我最先想到的是：那个酷毙了的“孤独点火”计划也无法实施了，可惜啊！

当夜，与先遣团队汇合，住在基地边上的卫星小镇。

到此为止，到场的60余人都只能在场外观看，从原来3公里观看点推至5公里以外。发射前，团队需要重新确认观看点，从这里向基地内看去确实有一个火箭立在那儿，但“徐冰天书号”几个字被一层东西裹着。我们向火箭公司询问，回答：“那是保温罩，如果发射时温度达到5度以上就可以拿掉”。第二天气温回暖，出于对拍摄效果的考虑，工作室再一次要求拿掉保温罩，回答是：“起飞后冲力会把保温罩冲开，没问题”。发射日气温升到15度，工作室一直在催促：“目前条件完全可以拿掉保温罩。” 我甚至从艺术创作的经验提出：“一切都要简洁，多一种材料就多一种不确定”。最终艺术家的要求没有被采纳。

下

2021年2月1日，发射日中午吃的包子，这一定是某次成功发射留下来的讲究，就像美国JPL喷气推进实验室，发射时都要吃花生米。下午1点，大部队出发了，车还没开出多远就得知，前边路段戒严，无法到达观看点。

长长的车队等待放行，所有人被要求不许下车。我一秒一秒算着时间，小眼睛睁得老大，紧盯着那个小得像火柴棍似的火箭。直到4点15分，“火柴”终于被点着，火团变大，一根东西从烟团中升起，带出一条白烟，白烟越拉越长插入大气层，显出壮观景象；由于太远完全听不到声音，像看一部上了色的默片，我内心也是“无声”的激动。不一会儿白烟变成一条祥云，更是吉兆。我给友人发了几个字：“发射了！成功了！”这时有人叫了一声，看！众人转向，只见远处升起一团烟尘，以为是一级箭完成推送，回到了理论落点。烟团越升越高，变成巨大的蘑菇云团。

被戒严时长长的车队等待放行© 徐冰工作室

团队立马驶向落点，途中不时接到火箭升空后失利的说法。一般来讲，发射10分钟后，还没有卫星传回的信号就说明发射失利了。十分钟过了，我不得不正视这个结果。

进入沙漠，车队根据之前探点留下的车辙印辨别方向，东撞西撞好几个来回，可这里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守在落点的摄影队也不见踪影。这里没有手机信号，我担心的是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千万别有什么意外。那团蘑菇云的位置又在哪儿呢？眼看着天色暗下来，车队只好先回到有信号的地方。每个人都紧握手机，等待信号的出现。有人大叫，“有信号了！”可刚接通就断了，但能听出是摄影队杨延远的声音，放心了！信号时有时无，最后得知摄影队已与2公里外的一级箭体在一起了。

回落的箭体已被警戒起来，除一台发电车的声外，没人发出声响。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它，它躺在那儿像是一只受伤的、等待处理的巨兽，原来它这么美。到此，寻箭的第一阶段任务算是完成了。我们还是按原计划，判断日出方向与回落箭体位置的关系，搭建泡泡屋；到什么时候都不忘美感的讲究……生起篝火……等待太阳从箭体背后升起的时刻。

整个晚上大家围着篝火，掰着馕饼，喝着羊汤，说些不知道该怎么说的话。有人说：“技术失败了，艺术成功了。”一听就是安慰的话。唯有摄影队说些高兴的事：“拍到了一级箭下来的全过程，想想真有点后怕呢”。大家让我说两句，我脑子里是一片空白，团队同仁一年多的辛苦，能说什么呢？如果此时收到“天书魔方”在外太空的影像？新闻里播报着首枚艺术火箭成功入轨……，那此时的篝火晚会又会怎样？我挤出几句错乱的话：“科学有点不靠谱，还是眼前这堆火靠谱，人类需要热量时能给到我们。”接着我又补了一句：“唉！火箭不也是靠火的能量吗？”

戈壁滩守夜© 徐冰工作室

太阳升起来了，远处还有一辆搜索车，我们过去，惊人的景观出现了；一个直径近28米，如月球环形山的巨坑，以它为中心，四周装饰着望不到边的、由白色粉末组成的“星点”。这是什么呀？是谁的“大地艺术”吗？

接下来几日，团队除了寻找残骸外，大家的兴奋点都在讨论那个环形山是怎么回事。我准备从业余视角，提交一份分析报告，看看凭直觉能说对多少。

我们在一级箭体附近找到了带有《天书》笔画的残片，这能说明破损的部位；在环形山周边找到两块金箔，只在四级箭内“天书魔方”附近才用金箔。我们推测是二、三、四级箭体全部插进沙漠里，剩余的燃料在地下释放出巨大能量，将箭体炸成碎片后喷出，散落至方圆几公里处。

过了春节，终于等到了“SQX-1 Y2—徐冰天书号”飞行故障归零评审会。（注4：“归零”是航天界用语，意指一旦出现事故，要从零排查，直至问题完全弄清。）那天我不在京，于文德和工作室徐彦做为相关方代表出席。会议播放了多角度视频记录，箭体自带的摄像展现了发射瞬间；在火焰喷射的巨大轰鸣声下，将“天书文字”推离地球的震撼景像。播放后，评审组对事故报告做了评议，结论如下：

SQX-1 Y2火箭飞行故障定位于理应脱落的一块保温泡沫在脱落后掉在了Ⅳ（四号）栅格舵上，在空气动压作用下引起Ⅳ栅格舵舵机堵转，泡沫在后续飞行过程中又从Ⅳ栅格舵被再次吹落，Ⅳ栅格舵恢复控制系统跟踪指令后，舵偏角在短时间内完成超过30度偏转，引起箭体姿态突变，进而导致飞行试验失败。（注5：摘自星际公司在网络公布的《双曲线一号遥二运载火箭飞行故障完成归零》。）

专家评议后，星际总裁彭小波首先问：“徐冰工作室代表有什么要说的？”在这种情况下工作室的人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如果我在场也许会说：这种会能有艺术方面代表参加，已经是迈出一步了。这次技术上失利了，但你们率先把当代艺术与太空科技并行推进的实践了不起，这会随时间显示出来。

彭总在“国家队”时曾主持长征号的设计研制，并参与我国登月工程的神四、五、六、嫦娥等项目。他参与过20多次发射，这是他经历的第一次失利。会后彭总向工作室代表说：“我们向徐冰先生表示歉意，我们没有做成功，我们还会继续努力。”说着彭总的眼睛湿润了。的确，最早的民营火箭公司在多方力量之间，太难了。

专家说：“在火箭的冲力下，散落的保温材料只有万分之一的概率落到栅格舵上，比中彩票还难。”“如果这块材料再延迟0.3秒烧尽，一子级箭与主体箭分离了也就没事了。”这些带有假定性的遗憾是不配写入归零报告的。报告标有“十年解密”字样，我想，即使再过几百年，“中彩”之迷也是无解的。千年的科技史比起从远古生物到智人精密进化的历史是太短了，虽然人类的科技能力在裂变式的增长，但科技的进步却让自信的人类步入误区中；我们相信科学能推算出失误所在；世界最终是可计算、可由数字或公式表示的。但事件链条中隐藏着的那些算不出来的成分：环境变化、时间巧合、文化因素、情绪波动等等所有的一切，都在左右着事件走向的结果。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简单说就是认识到了“物质扭曲的时空”纠缠的性质；“异常是常态”的哲学。

设想，这次如果不是因发射前，还在对箭体上“这么像汉字却没有内容”的字不放心，找人逐行逐字反复查看而推迟发射；就不会赶上气温变化；就没有保温罩的事；就不会暴露隐患的来源。隐患反映在数据上，但真实原因却来自计算不清的地方。艺术的作用之一，即是为可计算中注入不可计算的因素，提醒人们知识之外存在的部分。真正的失利不是技术的缺失，而是认识缺失的失利。

不可思议的是：18年前，美国“哥伦比亚号”失利也是2月1日，这之间有什么联系？能算出来吗？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两次失利的直接原因也一样，都出在保温罩上。美国事故调查委员会直到3年前才公布了失利原因：发射期间一块保温泡沫材料从外部燃料箱表面脱落，击中了左机翼，损坏了碳隔热层。在飞行机返回地球进入大气层时，1400度高温，从破损处冲入机内，导致悲剧发生，7名宇航员遇难。NASA结构工程师罗德尼·罗查（Rodney Rocha）事前判断可能会有隐患，两次向上级主管提出检查和修复方案，但罗查的要求没有被采纳。

这是我使用“？”最多的一篇文字，我想是由于我们闯入了一个陌生领域；像是掉进了一个失去判断支点的黑洞，也掉进了一个与社会现场近距离的纠缠中。好像事物的可控部分都被暗物质包裹着，这些都不许你继续使用可怜的旧知识和主观随意的认定方法，这与在工作室摆弄一件作品很不同。

回到项目开始时问自己的问题；当代艺术为什么要介入太空领域？有必要先分析政治与太空科技的关系，因为在太空科技与其它领域相互利用的关系中，政治是大于一切的，是先于艺术介入于此的；战争是政治的表现形式，这使最早的太空科技成为战争的副产品。事实上，人类第一批太空飞行器是纳粹的V-2火箭。战后美苏引入德国战俘科学家开发火箭，开始了政治推动下的太空竞赛。如今竞赛又进入了新阶段，外太空已成为最强大军事力量的较量平台。2001年美国退出《反弹道条约》（在太空禁止使用永久性和可逆手段条约）；2006年对联合国“禁止所有太空武器”又投了反对票。国家之间为在太空保持优势，而深化反卫星实验；就在我着手写此文时，两颗海洋气象卫星在10天内相继在太空轨道上解体，解体原因不明。

科技是对自然规律唯一性不间断的刨根问底，其绝对性不依附于社会意识形态，而艺术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形式，其艺术自律性的部分总是附着于意识形态的内容中。当然历史上常有意识形态的性质与艺术质量有落差的情况，但绝对游离于意识形态之外的“艺术”是不存在的，否则就转化成了科学的范畴。这是科技与艺术的实质不同，而二者相同点是都主张独立自由探索，却都难于摆脱为政治所用的命运。在这种纠缠中，政治又为二者发展起着催化剂或抑制剂的作用。

在这种关系里，我们又该如何考量艺术与火箭科技相互植入后能出现什么？陌生的双向互看，能看到单向度看不见的东西。从科学或社会学视角看《天书》等同于“鬼画符”，却也点到了艺术与诗歌天然的巫术的诱导性。所以有人说：科学看不见的东西用艺术看，反之即然。其实这枚艺术火箭的命运和作用，突显的是当代艺术与一个有着自身严密逻辑的领域被另类插入，并搅动出原本没有机会浮现的东西。其实每个领域的挑战都来自于如何利用和处理由于其它领域闯入而打破的平衡。

这个不能称其为作品的项目，像是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思想空间。就拿那个“环形山”来说，如果靠计划施工制造这样一件大地艺术几乎不可能，但一件理想的大地艺术却出现了。它不是安排所得，与艺术家原始意图不符，也不是人为与大地较劲的结果。杜尚《泉》的小便器被生产出来是安排的，艺术家选用它也是预谋的。这件“环形山”与“现成品艺术”或“偶发艺术”不同在于，后两者是策划了“偶发”发生的艺术，而前者是先出现了，再被“指认”的艺术。可以有一个“认领艺术”或“偶遇艺术”的分类吗？这又绕回到“什么是艺术？”“艺术来源？”“谁有权认定艺术？”这等老话题上。当下正在发生的、游移不定的艺术现象，是以往艺术史的分类学界定不了的。有时非艺术计划的结果却“更艺术”。当代艺术就是依靠对自身在文明进程中作用方式的不断矫正而存在的。它本身就是个“变量”，像磁粉随着磁石的移动出现新的图案。随着人类计算和计划能力的日异强大，就更需要这种能力的反面，艺术常是充当这种作用的。

文章结束前，我想再回到：“科技失败了，艺术成功了。”这句话上来，因为以前没有机会想这个问题：艺术有失败吗？如果说“失败”是作品出来没作用，那什么算“作用”？好看、作者心满意足、材料技术创新了、价格上去了、引发了新问题？……无论哪一项都要归到对结果的反馈上，而所有反馈都是社会意识的反馈。换句话说，能唤起新感知的作品就是成功的（这里暂时放弃意识形态倾向和道德参数）。而每次科学试验结果的失败，都会验证出问题所在而启动思维的新方向，可以说，这结果正是艺术寻求的。艺术制造“无对错”，把人们带到一个新地方；科学通过“纠错”达到同样的目的。杜尚面对他用了8年时间完成，却在运输途中破碎了的《大玻璃》时说：“我越看越喜欢这些裂痕产生的方式，它似乎有种意图。”运输技术无疑是失败的，但思想视野却被“去操控化”丰富起来。

相隔18年的“2月1日”的巧合，不由人为左右，其中藏匿的未知，带有永恒的启示。

现在，该发生的都发生了。这个构思严谨的“剧本”，一年多来从没停止过叠加故事而不断改写，在0.3秒内，从极度现实主义风格，变成了超现实或寓言风格。项目团队极其认真地去达到一个触手可及的目标，结果突然转向，令我们必须发挥浪漫想象的能力去收拾这结果。其实我们不怕面对“残局”并且善于收拾“残局”，这几乎成了我们的传统的一部分。在我们的文化基因中，储备了足够的修复能力，懂得从“不完美”中找到“完美结局”里没有的、可用的东西并试图用好。试错和修复就是进步。

排版：阿田/审核：王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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