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鑫 李雪 王思琦 | “学”与“仕”：地市级党政领导干部晋升时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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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仕”：地市级党政领导干部晋升时间研究

——基于全国293个地级市的实证分析

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决定了领导干部向上流动的机会有限，因此，如何选拔符合条件的领导干部担任地方治理的领导者是党和国家的核心议题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专业素质和实践能力成为地方官员晋升的必要条件。在知识化和专业化无法精准衡量的前提下，领导干部的专业素质更多通过教育背景来判断；实践能力反映管理经验及行政技能，可通过职业经历体现。领导干部的教育背景和职业经历，与《论语》“学而优则仕”中的“学”和“仕”具有相似之意。“学”指通过学习获取知识和提高素质，在本文体现为教育背景；“仕”指担任为政府服务的官员职务，本文将“仕”进一步扩大为在体制内担任职务，表示为职业经历。“学”与“仕”不仅是党政领导干部晋升的重要因素，也是官员参与国家治理和公共决策的合法性来源之一。

近年来，市域治理现代化被给予较多关注。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和二〇三五远景目标”指出“加强和创新市域社会治理，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意味着社会治理的重点从县级转向市级层面。地市级党政领导干部是介于省部级与县处级之间的厅局级干部，是地级市行政区域治理的主政官员。其特殊性体现为：（1）作用极其重要。地市一级党委、政府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的“第一责任人”，在市域治理中发挥着领导核心与主导协调作用，是实现“共建共治共享”市域治理格局的关键。（2）地位极其特殊。地市级党政领导干部在干部层级序列中处于承上启下的特殊地位，不仅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坚力量，也是高层领导的“后备军”，以这一特定群体为研究对象是研究分析我国中高级领导干部结构与成长规律的重要一环。厘清地市级党政领导干部的晋升逻辑，有助于了解党和国家选拔任用地方中高级领导干部的现实特征和基本规律，打造一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需要的专业化干部队伍，同时有利于理解科层制下中国政治体制。为更好地呈现地市级党政领导干部的晋升逻辑，本文选择“晋升时间”这一关键词，以此刻画和捕捉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特征和晋升规律。

哪些因素影响干部晋升是我国组织干部体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尽管学界长期争论官僚晋升是否归因于政绩，但不可避免的是，绩效与晋升之间具有潜在内生性。绩效不能完全解释为干部能力，但能力却可以影响绩效。这种能力离不开教育背景和职业经历的积累。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拟回答核心问题是，教育背景和职业经历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地市级党政领导干部的晋升时间？回答好这个问题对于优化和完善我国干部选拔任用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干部晋升的影响因素

早期的干部晋升研究试图用“关系”逻辑解释中国官员政治升迁问题，认为领导力的提升更多依赖同质化的可信度信号，同学、校友等关系影响政治精英流动。然而，“关系论”在后来得到反驳，官员选拔与任用是综合考量的结果，只有“关系”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的政治选择逻辑。在中国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时代背景下，经济增长与晋升之间的关系得到丰富讨论。研究指出，经济增长利于干部晋升，并提出“晋升锦标赛模式”。但是，绩效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治晋升，是一个需要时间来回答的问题。也有一些研究跳出关系论和绩效论，试图从基于简历的个人特质展开讨论，主要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教育背景和职业经历。研究认为性别和年龄可能会带来不同的晋升前景，以至于许多领导干部出现“科级天花板”。在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解读中，有学者认为政治精英流动的过程受知识与技能的影响，教育背景是主要依据。另外，职业经历也是干部晋升中的重要因素，职业经历不仅意味着行政技能的提升与管理经验的积累，还意味着领导干部社会网络的构建，是政治资本积累的主要途径。

学界关于晋升影响因素的讨论为本文提供了理论与方法支撑，然而，干部晋升的影响因素并非孤立存在。既有研究较少探讨这个问题，例如，绩效和关系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离不开教育背景和职业经历中积累的专业技能、实践经验与社会网络，因此，教育背景和职业经历不仅是晋升的显性因素，也是隐性因素，两者不仅是个人特质层面的解释变量，而且能够作为领导干部的能力反映，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绩效、关系对晋升的影响。由此认为，对教育背景和职业经历的研究在晋升领域中尤为重要。

（二）晋升时间

晋升时间意味着从某个职业起点升迁至某一职务或级别的时间长度。现有的衡量标准较多关注职业生涯阶段的晋升结果，但是，这种测量方式很难保证晋升影响因素的稳定性，因为地方领导人的职业成功很少由一次晋升决定。因此，晋升时间可能更加符合中国政治背景。晋升结果侧重于领导干部是否获得了晋升，强调一种短暂的、瞬间的状态。这一结果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发生，影响该结果的原因有一定程度的偶然性。然而，晋升时间是一种长期的、非偶然性的状态。从这个角度看，晋升时间有利于反映干部晋升的经验逻辑以及成长规律。有学者曾采用与晋升时间相似的变量：晋升速度。晋升时间与晋升速度成倒数关系。中国金字塔式科层制组织结构决定了职业生涯不同阶段的晋升速度具有差异性，一般来说，职业生涯早期的晋升速度比后期更快，后期级别越高，晋升空间越小，晋升速度随之变慢。

综上所述，干部晋升领域仍存在拓展空间：研究内容方面，既有研究聚集于最高学历和最高学历的毕业院校，而容易忽视一个问题：在高等教育获得成本降低、学历水涨船高的背景下，体制是否还关注其他学历及毕业院校。尽管学者对职业经历的影响做了丰富讨论，但仍须考虑以下问题：普遍意义上认为职业经历影响干部晋升，但职业经历对晋升的影响程度是否会受到其他因素的调节，至今尚未出现对该问题的讨论。在研究对象方面，研究聚焦省级和县级领导干部，可能考虑二者分别作为地方领导干部的顶层和基层，在领导干部队伍中更具代表性，但位于中间层的地市级党政领导干部作为一个庞大群体，其晋升逻辑也需加以讨论。

长期以来，绩效成为地方领导干部政治晋升的一个强有力的预测指标。然而，地方领导干部的绩效差异源于自身的能力和素质。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们自身通过接受教育和培训所具有的知识、专业和技术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同时也包括先天的个人特征，以及对健康、职业经历等领域的投资。领导干部通过接受教育形成不同的知识、专业和技术，以及在职业经历中积累差异化的行政经验、管理技能和组织关注等，造就领导干部的能力差异，继而在结果领域中产生不同的治理绩效，最终影响干部晋升的差异化结果，如图1所示。

本研究将个人特征加以控制，着重分析教育背景和职业经历对领导干部晋升的差异化影响。从人力资本的角度看，教育背景就是人们接受教育所形成的专业化能力，通常表现为学历、院校特征和专业类别。本文从受教育程度、受教育形式、毕业院校和专业四个维度刻画领导干部的教育背景。其中受教育程度用“进入体制前的学历”来解释；受教育形式着重捕捉全日制教育与海外学习经历对晋升的影响；毕业院校侧重分析进入体制前学历的院校特征；专业在本文中指进入体制前的专业背景，包含人文、社科和理工三个学科门类。

职业经历是领导力开发的关注点之一。个人通过职业经历所积累的管理技能、实践能力及社会关系网络是人力资源的组成部分。职业经历通常包括基层任职、挂职锻炼、工作专业化和工作多样性等。本文从干部成长的逻辑出发，选择层级经历、跨领域经历和任职部门数三个维度，以体现上述职业经历的核心内容。其中，由于挂职锻炼的经历在简历中的信息缺失，本文分别使用领导干部是否具有中央、省、市、县的层级经历代表“上挂”和“下挂”，以体现领导干部层级任职经历对晋升产生的影响；跨领域工作经历捕捉领导干部党政序列和非党政序列之间的交替任职，以高校和国企任职经历为主要解释变量，进而体现工作专业化；任职部门数代表领导干部自进入体制以来到目前为止所任职的核心部门数量，以此体现工作多样性。

当代中国政治反复出现的一个争论是，是A还是B导致了政治晋升。大多实证研究将教育背景和职业经历独立评估，然而，教育背景与职业经历之间是否存在调节与被调节的关系值得深入研究。基于此，本文设计了三条“线路”来分析教育背景、工作经历与晋升的关系。研究教育背景对晋升的影响，如图2（1）所示；研究职业经历对晋升的影响，如图2（2）所示；研究教育背景对职业经历与晋升关系的影响，如图2（3）所示。

（一）“学”与晋升时间

为加强干部队伍管理，培养优秀的政治接班人，我国严格贯彻落实干部“四化”方针。其中，知识化和专业化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专业化水平尚未得到精准衡量的前提下，教育水平逐渐成为人才选拔的重要标准。教育为什么有助于领导干部获得晋升优势？因为教育被假定等同于工作技能与绩效。首先，在进入体制前的学历越高，入职的定级越高；其次，接受高等教育所储备的知识储备和能力培训,对于领导干部工作能力的提升与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具有正向作用。然而，伴随着在职教育的兴起，在职学历和全日制学历对晋升带来的影响是否一致需要考虑。相比较而言，全日制教育通常具有更加系统化的培养体系和丰富的教育资源，因此全日制学历的学生往往具有更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全面的学习经验，这些优势会有助于他们在职业发展中取得更好的机会和表现。此外，通过梳理干部简历发现简历会对“在职学历”做明确的标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治体制对两种教育形式有所区分。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  进入体制前的学历越高，地市级党政领导干部的晋升时间越短。

H2a  具有全日制学历的地市级党政领导干部，其晋升时间相对较短。

海外学习经历有利于提高领导干部的跨文化交际、国际视野和语言能力等，这在全球化时代显得越来越重要。此外，海外经历还能帮助领导干部更好地理解和适应国际化的商业和政治环境。曾有研究发现，具有海外学习经历的领导干部在组织内可能会更具备竞争力。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b  具有海外学习经历的地市级党政领导干部，其晋升时间相对较短。

院校层次意味着学历质量。在高等教育普及的形势下，学历热潮在近几年也逐渐达到高峰，学历不足以成为晋升中的唯一优势，“名牌大学”的效应日渐凸显。曾有研究发现，最终毕业院校为重点大学对于干部在行政阶梯上的晋升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  进入体制前毕业院校层次越高，地市级党政领导干部的晋升时间越短。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亟须通过发展工业经济提升国际竞争力，在此背景下，杰出的技术人才和工程人员较多地参与政治和国家建设，在整个社会中拥有一定话语权。之后较长一段时间的晋升研究均表明，具有理工科背景的领导干部更容易受到组织青睐，这一时期被民间认为是“工程师治国”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逐渐意识到单纯依靠理工科领导干部已不能满足治理需要。这是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社会和国际环境日渐复杂，科学技术从关系国家发展上升为关系大国竞争背景下国家治理的战略性行动。这不仅需要技术手段作为支撑，也需要创新性的治理理念和价值作为牵引。因此，党和国家逐渐加强对人文社科领域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希望能够在治国理政中形成更加多元化的领导干部队伍。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4  不同专业背景在领导干部晋升中的作用日趋均衡，二者间不具有显著性关系。

（二）“仕”与晋升时间

领导干部在不同层级的任职中可以获得不同层次的知识、行政技能和政策视野。基层锻炼一方面可以帮助领导干部去掉“官气”，使其更接地气；另一方面，基层锻炼也有利于培养领导干部艰苦奋斗的品质，从而能够更加自如地应对治理难题和复杂情境。然而，领导干部不仅需要扎实的基层实践经验，还需要具备宏观的政治思维和敏锐的眼光。这种能力的培养离不开在上级部门任职的历练。曾有研究发现，于省级干部而言，高层下派的职业路径比基层成长的职业路径具有优势，但于县级干部而言，下级逐步晋升有利于产生更佳的绩效，进而利于政治升迁。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竞争性假设：

H5a  具有中央机关及部委、省级党政机关任职经历的地市级党政领导干部，晋升时间较短。

H5b  具有地市级直属机关、县级及以下党政机关任职经历的地市级党政领导干部，晋升时间较短。

随着党和国家对领导干部选拔范围的逐步拓宽，具有跨领域工作经历的领导干部越来越多。由于高校、国企与党政部门的晋升机制不同，许多高校和国企出身的干部更加年轻，并且往往在专业化和知识化水平上占有优势。具备国企经历通常意味对市场体制运作更加了解，容易受到较高关注。因此，本文认为具有跨领域工作经历的领导干部可能会在年龄和专业化方面更有优势。此外，研究发现，曾短暂在一系列重要部门任职的官员更有可能在职业生涯中获得成就，这是一种新的晋升模式：小步冲刺。任职部门数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工作多样性，意味着涉及工作领域和业务的广泛性，任职部门数量越多，越有利于积累不同领域的工作技能与经验。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6a  具有跨领域任职经历的地市级党政领导干部，晋升时间较短。

H6b  任职部门数量越多的地市级党政领导干部，晋升时间越短。

（三）“学”“仕”与晋升时间

研究表明，仅在省部级及以上领导干部中，政治升迁受专业化背景的影响较小，关系和行政经历等因素在晚年发挥比较大的作用。然而，省部级以下领导干部的晋升仍然受教育背景的影响。城市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单元，是对外交流和展示国家风貌的窗口，地市级领导干部作为城市的主要治理者，不仅是国家现代化治理的领头雁，也是县域治理和乡村振兴的推动力量。因此，考虑地市级党政领导干部在我国行政系统和现代化治理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党和国家可能仍然比较重视干部的专业化能力和知识水平，因此，对于地市级领导干部的选拔和任用，他们的专业化能力和知识水平仍然是关键因素。据此，本文认为教育背景会影响职业经历对晋升的作用，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7  教育背景调节职业经历与晋升时间的关系。如果职业经历促进领导干部晋升，则良好的教育背景会增强这种促进作用；如果职业经历阻碍领导干部晋升，则良好的教育背景会削弱这种阻碍作用。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现任市委书记和市长的简历作为媒介，通过在人民网地方领导资料库、地方政府网站和百度百科等权威平台搜集简历，建立数据库。为了确保数据科学性，选取样本的标准如下：第一，严格按照中国行政区划中对地级市的界定，最终获取293个地级市的领导干部简历。第二，样本的选择均为地级市市委书记和市长，未包含地、州、盟的一把手。第三，样本范围均为现任市委书记和市长，未包含历任、离退休和代理的市委书记和市长。根据以上标准，共获得样本586个。第四，简历信息必须是完整和精确的，其内容需要包括性别、民族、出生日期、籍贯、入党年份、参加工作的年份、受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等信息。

获取简历之后，通过挖掘变量和编码形成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变量113个。在剔除关键变量和参数所对应的异常值之后，共得到可供研究使用的样本543个，其中市委书记274个，市长269个。本文采用STATA统计分析软件加以处理与分析。

（二）变量设计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晋升时间”的测量用首次担任市委书记/市长的年份减去参加工作的年份，即其中参加工作的年份=T1，首次担任市委书记/市长的年份=T2。

2. 解释变量

受教育程度用进入体制前的学历来表示。进入体制前的学历作为一种新型的学历衡量标准，一是能够反映领导干部进入体制的起点，二是与最高学历对比分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体制是否关注其他学历。受教育形式侧重于捕捉领导干部全日制学历与海外学习经历的情况，二者均为二分变量。毕业院校意味着教育质量。本文侧重分析进入体制前的院校特征，将院校类别划分为一般高校、211高校和985高校。专业层面，本文考虑用领导干部“进入体制前的专业”解释专业的影响效应。本文借鉴已有学者的划分标准，将专业背景分为人文、社科、理工、农科和医科，由于具有农学和医学背景的领导干部相对较少，本文将二者融合于理工专业。

行政层级任职经历包括中央机关及部委任职经历、省级党政机关任职经历、地市级直属机关任职经历和县级及以下党政机关任职经历。跨领域工作经历一方面意味着非党政部门的工作经历，另一方面反映了领导干部在党政序列和非党政序列交替任职的经历。本文选择“高校”和“国企”任职经历来反映领导干部的跨领域工作经历。任职部门数量指领导干部从进入体制至首次担任市委书记或市长所任职核心部门的数量。本文以领导干部在每个任职阶段的第一个任职部门作为核心部门进行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3. 控制变量

除本文所关注的变量之外，个人特征、特殊经历、关系网络也可能对领导干部的晋升时间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将其进行控制。考虑党政领导干部工作的起点不同，在测量晋升速度的过程中可能存在误差，为保证研究结果的可信性和科学性，本文将领导干部初次进入公务员系统时的行政级别加以控制。对于行政级别的测量，按照国家行政人员的级别由低到高依次编码，形成计数变量。

个人特征。性别、民族、籍贯和年龄是领导干部的基本信息。其中，对于男性和汉族领导干部编码为1，籍贯按照“东、中、西”三个地域划分，年龄的操作方式为2023—出生时间。

特殊经历。研究发现共青团经历提升干部晋升概率，因为团委任职有利于打破年龄壁垒，实现“小步快升”。秘书经历，秘书的岗位是领导干部的摇篮，担任秘书可能会由于和上级的密切关系从而为自身的政治升迁积累很多有用人脉，基于此，本文将共青团经历和秘书经历加以控制，分别具有二者经历的领导干部编码为1。

关系网络。本文选择“任职所在地与籍贯是否一致”作为关系网络变量，若任职地与籍贯具有较强的地缘关系，则可能会因为长期积累的地方人脉对晋升造成干扰。本文对此编码为：任职地与籍贯不同省份编码为1，同省不同市=2，同市=3。

（三）模型设定

本文使用全国范围内29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选用OLS基准回归模型，分析“学”与“仕”对地方领导干部晋升时间的影响，构建计算模型如下：

其中，被解释变量PromotionTimei表示领导干部的晋升时间；indenpenti是解释变量，包括“学”与“仕”的各个维度；controlsit表示控制变量，εi表示误差值。

（一）教育背景

由表2可知，进入体制前学历为本科的领导干部最多，占比65.01%。最高学历为全日制的领导干部相对较少，占比18.05%。拥有海外学习经历的领导干部人数仅占总量的3.68%。院校及专业特征方面，领导干部进入体制前的毕业院校为一般高校的占比64.27%，985高校占比25.97%；理工科与社科类背景出身的领导干部人数无较大差异，两者分别占比40.51%和37.57%。

（二）职业经历

表3描述了地市级党政领导干部的职业经历情况。行政层级层面，省级党政机关任职经历在各样本中比例最高，占总体的66.3%，其次是地级市直属机关和县级及以下党政机关经历，分别占比54.33%和27.99%。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领导干部的选拔与任用对上级任职经历较为关注。地市级党政领导干部群体中具有高校与国企任职经历的人数偏少，分别占比15.47%与20.81%。

（三）人口学特征、特殊经历及关系网络

我国地市级党政领导干部以汉族男性为主，平均年龄为54.15岁。少数民族领导干部主要分布在少数民族聚集区，如内蒙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贵州省和河北省，这反映了我国少数民族领导干部分布集中的特点。籍贯层面，中部地区的领导干部居多。此外，具有共青团经历的人数较少，大部分领导干部曾担任办公室主任、领导助理等秘书职务。关系网络层面，任职地与籍贯同省不同市的情况占比57.46%，不同省比例为41.08%，由此可见，党政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较多地避开地缘关系的影响。 

（四）晋升时间

如表4所示，地市级党政领导干部晋升至市委书记和市长所用的平均时间为29.21年，其中，最小值为11年，最大值为40年。进一步分析发现，用时11年的样本只有1个，用时40年的样本有2个，因此，除个别极端情况，大部分市委书记和市长晋升的时间是30年左右。领导干部晋升至市委书记所用的平均时间为30.33年，晋升至市长所用的平均时间为28.07年。本文以担任过市长的市委书记作为独立样本分析得出，由市长职务调整为市委书记职务所用的平均时间为3.29年。

（一）基准回归

为了避免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进行了方差膨胀系数检验，结果显示变量VIF值平均为1.08，远小于10，因此，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1. “学”与晋升时间

表5模型（1）显示，在控制相关变量后，进入体制前学历、全日制学历和进入体制前院校特征均显著为负，这意味着领导干部进入体制前的学历和毕业院校层次越高，晋升时间越短，并且，全日制学历的地市级领导干部在晋升中更具优势。这一结果验证了H1、H3和H2a，并反映了党和国家选拔地方政治精英对专业化的重视，因为在现代化国家治理中，高素质、高专业水平的领导干部是不可或缺的。另外，回归结果未显示出海外学习经历对晋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H2b未得到验证。

此外，在专业层面上，人文、社科和理工专业的回归结果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也就是说，进入体制前的专业背景在地市级层面上对领导干部的晋升并未产生明显影响。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专业背景在领导干部晋升中的作用日趋均衡化，意味着过去“工程师治国”的现象即“理工科专业背景有利于晋升”的特征在现代化国家治理中的显著性正在减弱。H4得到验证。

2. “仕”与晋升时间

表5模型（2）汇报了职业经历对晋升时间的影响。在行政层级任职经历中，省级党政机关任职经历系数为－0.841，且p＜0.001，说明具有省级党政机关任职经历的地市级领导干部，其晋升速度相对较快，H5a得到部分验证，H5b不成立。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地市级党政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相对侧重于上级任职经历，这与省级领导干部的晋升逻辑相一致，而与县级领导干部的晋升逻辑呈现出相反的结果。由此可以认为，我国地方领导干部的晋升并不遵循统一的逻辑。地市级政治精英作为地方的核心治理者，除丰富的基层实践之外，还需要具备宏观的政策思维和统揽全局的协调能力，因此，领导干部到上级部门的锻炼十分关键。

跨领域工作经历层面，高校任职经历回归系数为－1.494，p＜0.001，说明具有高校任职经历的领导干部在晋升上相对具有较大优势，H6a成立。由任职部门数量的结果可知，部门任职数量并未显示出明显的晋升优势，H6b未得到验证。产生这一结论的可能原因在于，在部门上任职时间较短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做出明显政绩，同时不利于建立紧密的社会关系，进一步说明部门任职多样性能够在某种意义上体现领导干部所涉及的工作领域和业务广泛，但不能保证对所涉及的每项业务都有深刻把握。

表5模型（3）将教育背景变量和工作经历变量共同纳入模型后显示，发现进入体制前的学历、全日制学历、省级党政机关任职经历和高校任职经历对晋升的促进作用仍然明显，这体现了党和国家选拔地级市党政领导干部对学历质量、跨领域经历和上级任职经历的关注。从控制变量的结果来看，年龄和关系对晋升时间的影响更明显。年龄一直是我国地方领导干部职业生涯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任职地与籍贯在同一市的领导干部，反而在晋升时间上不具备较大优势。该结果说明了“关系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政治体制对政治精英选拔的逻辑，进而体现了我国干部晋升过程中的公平与客观。

（二）交互效应

尽管职业经历和教育背景是干部晋升领域中的重要影响因素，但两者并非独立存在，有可能共同影响干部晋升，本文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验证两者之间的交互效应。

由表5可知，省级党政机关任职经历和高校任职经历对晋升时间的主效应为负，即具有两者经历的领导干部相对具有晋升优势；县级及以下党政机关任职经历和任职部门数量的主效应为正，即具有县级及以下党政机关任职经历或任职部门数量较多的领导干部，晋升优势不太明显。教育背景层面，进入体制前的学历、全日制学历和进入体制前的毕业院校对晋升时间的主效应为负，因此，本文将其作为调节变量，进一步分析职业经历相关变量与两者之间的交互影响。

表6汇报了交互效应的分析结果。Panel A、Panel B和Panel C分别是进入体制前的学历、全日制学历和进入体制前的院校与职业经历相关变量的交互结果。由Panel A的模型（1）可知，省级党政机关任职经历×学历的回归结果与省级党政机关经历的主效应一致，说明进入体制前的学历增强了省级党政机关经历对晋升的促进作用。换言之，具有省级党政机关任职经历、且进入体制前学历较高的这类领导干部，晋升时间较短。同理，Panel A的模型（2）呈现了相同的结果，说明具有高校任职经历、且进入体制前学历较高的这类领导干部，晋升时间较短。

Panel A的模型（3）显示了县级及以下党政机关任职经历×学历的回归结果，该结果同县级及以下党政机关任职经历的主效应相同，说明较高的学历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削弱县级及以下党政机关任职经历对干部晋升的负向影响。模型（4）任职部门数量×学历的回归结果与任职部门数量对晋升时间的主效应相反，说明较高的学历改善了任职部门数量对晋升时间的作用，即任职部门数量较多的领导干部可能在地市级层面的晋升中不具有较大优势，但如果在进入体制前有较高的学历，则会对晋升产生积极的影响。

Panel B、Panel C与Panel A的结果整体相似，全日制学历和进入体制前的毕业院校增强了省级党政机关任职经历和高校任职经历对晋升的促进作用。但是，全日制学历和进入体制前的院校对县级及以下党政机关任职经历与晋升时间关系的改变不太明显。任职部门数量×全日制学历的回归结果与任职部门数量的主效应相反，进一步体现了全日制学历的重要性。综上所述，教育背景调节了职业经历与晋升时间的关系。

（三）基于职位差异的分析

不同于西方国家“政治和行政”的明确区分，中国官僚科层系统中党委和政府共同致力于国家治理和地方建设，党政一体化观念根深蒂固。从学术角度讲，党委和政府行使不同权力，两者得以韧性发展，离不开一套符合自身特征的独立运行机制。这种独立性是否体现在党委官员和政府官员的晋升中？教育背景和职业经历是否对市委书记和市长的晋升具有差异化影响？值得探讨。

本文分别形成三个样本：市委书记、市长和担任过市长的市委书记。本文针对担任过市长的市委书记，探讨自变量对其“由市长职务调整至市委书记职务”所用时间的影响。表7反映了基于职位差异的分析结果。在“学”的层面，党委序列更关注领导干部进入体制前的毕业院校特征，具有海外学习经历和理工科专业背景的领导干部在政府序列晋升中相对更具优势。“仕”的层面，党委序列相对关注上级任职经历。上述结果的产生似乎与党、政的分工是一致的。市委书记作为党委一把手，不仅发挥党的政治核心作用，而且关注城市的发展问题，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推动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全面发展，故而需要敏锐的政策眼光、宏观的政策视野和良好的统筹协调能力，因此，上级部门的锻炼于市级党委一把手而言尤为重要。地市级政府作为政策的执行和落实者，需要具备一定的实践技能和技术能力。

通过对“担任过市长的市委书记”分析可知，在市长调整至市委书记的过程中，人文专业、地级市直属机关任职经历和任职部门数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人文专业对于文字理解和语言表达具有一定的优势，相对适合从事政策制定与解读工作；另一方面，在地市级直属机关任职有利于把握城市建设与治理的现状，以至于更好地统筹协调相关工作。此外，据任职部门数量的分析发现，“小步冲刺”以及涉及业务广泛的意义在由市长“晋升”为市委书记的过程中有所体现。市长调整至市委书记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序列向党委序列的跨越，但是，该结论只在地市级层面具有解释力，是否适用于省级和县级则需要进一步验证。

干部晋升是科层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研究其规律和机制对理解我国官僚体系和干部队伍建设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了解地市级党政领导干部的晋升逻辑，对于认识和理解我国科层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通过搜集全国293个地级市的党政领导干部简历，构建覆盖274个市委书记和269个市长的一手数据，探讨了教育背景和职业经历（“学”与“仕”）对中国地市级党政领导干部晋升时间的影响，并分析了两者的交互效应，以及党政序列选拔领导干部的不同侧重点。

本研究主要发现：其一，地市级党政领导干部晋升会受到“学”与“仕”的影响，不同的教育背景和职业经历会导致领导干部在能力和绩效方面的差异，进而影响晋升时间，受教育水平、受教育质量、上级部门任职经历以及跨领域任职经历是党和国家提拔领导干部的重要考量因素。其二，本研究未发现理工科专业背景对地市级领导干部的晋升产生有利影响，这与既有的研究结论不同。该结果反映出专业背景在晋升中的作用逐渐趋于均衡，体现了现代化治理的新征程需要建设一支多元化的复合型领导干部队伍。其三，职业经历与教育背景交互影响晋升时间。具有省级党政机关任职经历或高校任职经历、且进入体制前的学历较高、取得全日制学历以及毕业院校层次较高的领导干部，其晋升时间越短，晋升速度较快。其四，党和政选拔领导干部在部分标准上具有差异性。相对而言，党委序列更加关注进入体制前的院校和省级党政机关任职经历，政府序列更侧重于理工科专业和海外教育经历。该结果恰好与党和政的分工与职能相契合。在由市长调整至市委书记的过程中，地市级直属机关任职经历和任职部门数量呈现出积极影响。

上述结果回应了一个具有实践意义的问题，即我国地市级层面的党政领导干部晋升遵循什么样的时间逻辑、有何规律？回答上述问题不仅有助于理解科层制下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官僚行为，同时有助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对于干部队伍建设的要求。“学”和“仕”对地市级党政领导干部的晋升时间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不同时代背景和职务晋升阶段，“学”与“仕”对干部晋升的影响可能有所不同。这是由科层制特点决定的，也反映了党和国家对干部选拔任用的一种现实状况，体现了我国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及现代化进程之间互动调适的优越性。

本文的主要贡献有：其一，验证了职业经历和教育背景的交互效应，研究证明两者会共同影响领导干部的晋升。这对于干部晋升影响因素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其二，基于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和现代化建设背景，研究表明专业背景在干部晋升中的作用呈现均衡化特征，即“理工科有利于晋升”的时代正在发生转变。这一结果突显了现代化治理中复合多元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其三，聚焦晋升时间，既有研究大多关注“是否晋升”，但忽略了一个问题，即一次的晋升与否很少决定一个人职业生涯的成功，晋升时间在一定程度上更有利于解释地方领导干部的成长规律。其四，扩大了研究对象的层次。既有研究大多聚焦省级和县级的干部晋升，对地市级干部的研究积累比较薄弱。即使有学者对此展开研究，也更多聚焦于经济绩效的影响，较少关注教育背景和职业经历等方面。本文以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和市长作为研究对象，是对干部晋升研究的一个补充。

诚然，本文也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本文仅选择在任的地市级党政领导干部作为研究对象，在时间和行政级别上缺乏纵向的比较；其次，本文主要为定量分析，缺乏与其他研究方法的结合。未来的研究中，一方面应扩大对比分析维度，进行历时性的质性研究；另一方面，将简历数据与Cox回归等其他方法相结合进行验证。此外，体制外精英如何进入官僚晋升赛道，也将成为未来研究的着力点。

注：封面图片源于vc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