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主笔｜肖楚舟
海对面来的人
2021年10月，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图｜视觉中国）他看起来和照片上不大一样，是人群中最瘦小安静的那个。他的夫人德尼斯神采奕奕，总是走在他前面半步。古尔纳则迈着缓慢谨慎的步伐，每一步都结实踩下去，然后才抬起另一只脚，像在试探脚下的土地是否稳固。
前一天晚上，古尔纳刚从上海赶到北京。他的中国行程已经过半，一路上被座谈会塞得满满当当。太多人想听他说话，从会议室到讲堂，从大学到书店，人们不断地询问那些他在作品里反复书写的主题，故乡、远方、离开、回归、移民身份、痛苦和沉默。尽管他写了十部与此相关的长篇小说，但人们还是在问，这些对他来说都意味着什么。
我们开始在景山公园漫步。古尔纳大多数时候保持沉默，偶尔挑拣几个他耳熟的细节加以追问，努力建立自己与这片陌生土地的联结感。比如，我告诉他，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上吊的歪脖子树，到了清朝被称为“罪槐”，清朝人还在树上绑了根铁链，后来侵略者把铁链当作文物带走了。
“你说的侵略者就是欧洲人吗？”
“不，有八个国家，包括日本。”
“铁链最后去哪儿了？”
“我没查到，可能是在战乱中遗失了。”
“不不不，一定是在他们的某个博物馆里。”他把重音放在“博物馆”这个词上，拖长了音调。
“我就猜到这个故事会让你们觉得很有趣。”他有点得意，又不大确定这个故事的含义，“西洋对你们来说到底指哪片海洋？是印度洋吗？”
“不完全是，它是个很大的概念。实际上，古人口中的西洋人，可以指代所有来自中国西边的外国人。”
“那说西洋是印度洋也没错，毕竟它也在西边。”
《万国志》剧照
“你很喜欢远航者的故事？”
“远航者们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千百年来，他们在海上移动，这些移动让世界的不同部分产生了联系，留下了知识和故事。在有远航者之前，人们只了解自己，而不知道他者的存在。当你离开家乡，也会对自身产生新的认知。（漂泊）这样的苦难会让你的自我不断成长。”
《北海鲸梦》剧照
古尔纳的母语是斯瓦希里语，但他来自一个穆斯林家庭，这超出了一般中国人对非洲文化的理解。所以当我问他“你的名字在斯瓦希里语中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他认为有必要马上纠正我。
“不能说Abdulrazak是个斯瓦希里语名字。这是个穆斯林名字，亚洲的、非洲的、欧洲的穆斯林都可能用这个名字。”他教我辨认名字的方式，“如果开头是Abdul，那么这个名字一定和神有关，意思是神的仆从。在伊斯兰教里面，安拉是唯一的、纯净的神。而神可以有很多特质，名字的后半截就代表神的一种特质。当然人们不一定以这种方式命名，还有很多其他的形式，可能只是加入一个父母很喜欢的词，比如谢谢。”
他也好奇我的名字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他，我的名字里有一个“舟”字，因为我来自千湖之省，那里江河密布，人们过去常常划船出行。他第一次对我本人发生了兴趣：“你的故乡是在中国的哪个部分？”
“中国中部，扬子江边。”
古尔纳熟悉这种认知错位，也致力于用自己的写作破除任何无视差异的粗暴总结。在他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里，除了提到过去不被书写的苦难和创伤，还表现出一种对当下历史叙事的忧虑，重点是反对简化：“一种新的、简化的历史正在构建中，改变甚至抹除实际发生的事件，将其重组，以适应当下的真理。这种新的、简化的历史不仅是胜利者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工程（他们总是可以随心所欲地构建一种他们所选择的叙事），它也同样适合某些评论家、学者，甚至是作家——这些人并不真正关注我们，或者只是通过某种与他们的世界观相符的框架观察我们，需要的是他们所熟悉的一种解放与进步的叙事。”
在英语世界，作为一个非洲来的移民，一位教授后殖民文学的学者，古尔纳很难逃脱先入为主的简单概括。在2016年的一场访谈中，主持人不断追问古尔纳：“你怎么看待移民作家这个分类？你会自称移民作家吗？你怎么看世界文学？”古尔纳的每个回答都带着否定。而五年后的诺奖加深了这些印象，流散文学、移民文学、后殖民文学、见证文学，每一篇关于他的文章里都要带上两个这样的字眼。或者使用一个更大的概念——世界文学。因为他研究的后殖民文学，被认为是当下世界文学中的重要力量。
古尔纳本人是否同意这些标签或概念？当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正走在一段陡峭的台阶上。他小心地盯着自己的脚尖，斟酌着字句：“我不会使用这些词描述自己，但我也不会与人争论。标签只是一些人定位他人（positioning people）的捷径。”
古尔纳在陡峭的山路上站定一会儿，喘了口气：
“至于其他标签，我不会反驳。就像如果有人说你是个中国人，你会说不对吗？如果你说不，他会接着问你为什么呢。这场争论将没完没了。所以我不会为此争论，这不会困扰我，也可以说它们都是我的一部分。因为我知道我是谁。”
古尔纳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这个问题对于一个正在下山途中努力迈动双腿的老人来说太复杂了，或者它根本不该有个答案。
万事皆复杂
如果说古尔纳和其他游客有什么显著区别，那就是他对具体生活的兴趣。在景山半山腰，第一个能望见故宫全景的观景台，我向古尔纳艰难地背诵前两天临时学习的英文版故宫简介，包括中国建筑中体现的“天地人和”的观念以及风水思想。他对此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致，转而关心一些家长里短的问题：中国古代的皇帝在宫里面办公还是住宿？他一大家子都住在里面？他的亲戚住在里面吗？大臣住哪儿呢？他的仆人也住在里面？
在白塔寺旁的胡同里，类似的问题又出现了几次。我给他介绍门上的春联、身后的白塔、四合院的来历与布局，他转而趴在路旁的门缝上张望，“你说这是四合院，courtyard，院子在哪里？一个院子就是给一家人居住的吗？”
我告诉他，真正的四合院原来是一大家子居住，不过现在多半被分割成小块，几家人共用。过去城市管理还没这么严格的时候，人们可能还会在院子里加盖棚屋，用来给新的家庭成员居住，“就像《来世》里哈利法为阿菲亚和哈姆扎做的那样”。
古尔纳站在胡同里那些标记着“游客止步”的大杂院门前往里打量，观察一堆墙角的杂物、几台贴墙摆放的自行车、被水泥墙团团围住的大树，或者挂在树上的晾衣绳。背后，载着货物的电动三轮来来往往，嘴里喊着“让一让”。他听不懂周围嘈杂的声音，经常茫然地驻足，下意识地侧着身行走。我们几次在人潮里丢失他，他几乎被赶着吃午饭的上班族、忙着送外卖的电动车和随处自拍的游客淹没了。
“中国的食物怎么样？”
“人们都很热情，但那些盛宴有点吓人。”他半开玩笑地说。
在咖啡厅等待点餐的古尔纳（于楚众 摄）
“你的归属感跟食物有关吗？或者跟其他东西相关，街道、气味、语言、生活习惯还是别的什么？”
“或许是人和人之间的关联，包括你和身边人一起做的事情，一起上学，一起生活，一切你习惯的事情。”
“在你的故事里，当一个人回到故乡，他总是感觉自己不再属于那里了。”
“并不是完全不属于那里了，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属于’。你不再只考虑归属的问题，开始带着分析甚至批判的目光看待一切，你不是不再了解故乡了，而是以另一种方式认识它。归来不是一系列定格画面，它是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归来不会抹除你曾经离开的经历，离开会产生一种效应，改变你看待一切的眼光，包括你如何接受这个地方、如何评估所发生的事情、如何看待你所属的群体。”
“你在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回归家乡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我离开桑给巴尔的时候，情况非常复杂。不像现在我们说，噢，我在伦敦有个新工作，我去一阵子，回头见。我离开了太久。所以我觉得离开和归来都具有极其复杂的含义。80年代我第一次回去的时候，心里有很多疑惑：他们依然把我看作他们的一员吗？我还依然能把他们看作我的一部分吗？”
“你找到答案了吗？”
“找到了，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我想我需要那种焦虑。那是一种由于失去了富有确定感的人际联结而产生的焦虑。”
古尔纳要奔赴下一场对谈的会场了。我们站在白塔寺旁的人行道口等车，随口提起库切、恩古吉，或者纳博科夫、米兰·昆德拉、布罗茨基。我实在太想知道，古尔纳的“离开”和其他拥有相似经历的作家有什么不同。
“每个人对这种经历都有他自己的理解方式。我不觉得我的写作和其他人有什么相似之处。我认为这就是作家写书的全部意义。有时候我们管这个叫‘你的声音’，你会找到自己的声音，没人像你一样描述这些事情，这就是读者产生兴趣的原因。”
排版：树树 / 审核：杨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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