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浙江省丽水市成为全国首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图为2019年7月，浙江丽水缙云大洋高山茭白种植基地。（视觉中国/图）
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源，肥沃的土壤，甚至一只圆滚滚的野生大熊猫值多少钱？这些“无价无市”的生态产品竟然也有价格，而且定价过程并非“拍脑袋”，背后有一套科学方法。
“绿水青山”的价值如何被量化为“金山银山”，这是当下国际生态环境领域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在刚刚闭幕的COP15——《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一阶段）中，“自然资本核算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作为平行论坛在“生态文明论坛”亮相，备受世界瞩目。
目前国内关于自然资本核算的研究和实践以GEP（Gross Ecosystem Product）核算最为流行，GEP弥补了GDP“无法反映自然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成本”的短板，并有望成为地方政府的新“指挥棒”，考核官员的“生态政绩”。
浙江丽江、广东深圳等已成为先行者。2021年10月22日，深圳市公布2020年度全市GEP为1303.82亿元，其中物质产品价值23.55亿元、调节服务价值699.52亿元、文化旅游服务价值580.75亿元，占比分别为1.8%、53.7%和44.5%。深圳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20年深圳全市的生态空间极大缓解了城市热岛效应，节约了相当于全市用电量70%的降温能耗。
不过，与GDP不同，由于各地的自然环境和资源禀赋都不相同，GEP不适宜在不同区域横向比较，但核算结果可用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补偿、生态环境政策评估等微观场景。
核算的方法和标准有待统一。2021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意见》提出，“到2025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制度框架初步形成”。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欧阳志云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自然资本核算的国家级技术规范有望在年内出台。
为GDP勒上缰绳
自然资本核算虽为学术概念，但对公众而言并非完全陌生。
早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就提出开展自然资本和生态系统评估研究。美国学者Robert Costanza是全球最早提出自然资本价值的学者之一，1997年，他和其他学者核算的全球自然资本价值33万亿美元，而当年的全球国民生产总值为18万亿美元，这一研究结果让全世界看到被量化的自然资本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Costanza认为生态系统服务产生自然资本，他将生态系统服务分为大气调节、水调节、基因资源等17类。
Costanza等人的研究引起了全世界对该问题的高度关注。国内研究起步稍晚，但也百花齐放。不只是“绿色GDP”这样耳熟能详的表述，还有“自然资源价值量”“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经济生态生产总值（GEEP）”等名词。
这一系列专业术语都是相对于人们熟知的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即国内生产总值提出。昆山杜克大学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张俊杰认为，GDP只能反映社会创造的物质财富，但忽视了自然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的成本，GDP有时甚至与环保存在冲突，它难以全面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水平。
国际社会也意识到GDP存在的问题。在GDP统计的范畴之外，联合国还在1990年提出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以反映人类的预期寿命、教育状况和生活水平等。
在欧阳志云看来，生态系统对人类福祉的贡献、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GDP和HDI都没有涉及，提出GEP就是为了补上这个空白——国内的诸多学术概念中，目前以GEP最为流行。
GEP由欧阳志云与时任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中国代表朱春全于2013年提出，其定义为：一个地区的生态系统为人类福祉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所有最终生态产品价值的总和。
欧阳志云解释，生态产品分为三类：人类生活与生产所必需的食物、医药等物质产品；调节气候、涵养水源等生态调节服务产品；提升人们生活质量、促进精神健康的文化服务产品。
例如，2021年全国两会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一位人大代表提到，2018年大兴安岭林场的森林与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核算价值为6160亿元。这些价值不仅包括作为林木本身的物质产品，还有“绿肺效应”等生态调节服务产品，以及生态旅游等文化服务产品。
2021年3月，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将GEP纳入最新的国际统计标准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生态系统核算（SEEA-EA）》中，表明GEP受到国际社会认可。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等机构在国际期刊发表的最新研究结果表明，2017年全球陆地GEP总量超过百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1.86倍。GEP的分布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非洲国家的GEP/GDP比率较高，发达国家反之。在179个调研国家中，GEP总量排名前5的国家分别为巴西、美国、中国、加拿大和俄罗斯。
各地GEP核算标准应“求同存异”
虽然目前国内和国际均没有统一的GEP核算方法和标准，但张俊杰介绍，GEP核算方法总体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实物量（功能量），二是价值量。实物量指产品产量，不含有价格，例如煤炭产量；价值量指以货币的形式体现的数量，二者加总获得最终GEP。
如何给“绿水青山”定价是最关键的环节。张俊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定价方式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根据市场定价的产品；另一类是当产品没有市场时，需要人为创造市场。
可以根据市场定价时，优先采用市场实际交易价格。例如，当空气污染时，居民购买口罩、空气净化器的成本，这被称为“防护行为法”。其他方法还有，通过产出价值来衡量的“生产力分析法”，通过损害价值来衡量的“损害成本法”等。
当产品不可以根据市场定价时，可以采用工程成本替代的方法。例如，浙江安吉通过保护绿水青山吸引了大量游客，生态旅游的收入就可以量化绿水青山的价值；再如，河道治理后环境改善，河边的房价上涨，增值的部分就可以赋值环境改善的价值。
当没有市场又很难创造市场时，还有其他成本估算方法，其中最常用的是“支付意愿法”，例如问群众“愿意为了更好的空气支付多少钱”，以此定价。
张俊杰称，以上方法决定了GEP的核算结果难以保证非常精确。所有方法只能衡量“绿水青山”最显著的一部分价值，全面衡量所有价值既不现实，也无必要。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郑华认为，目前，在不同地区，使用不同的核算指标、方法、定价，导致GEP核算结果也存在很大差异，如何提高GEP核算结果的准确性和重复性，是研究人员今后努力的方向。
制定不同空间尺度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标准，是提高GEP核算结果准确性和重复性的重要途径之一。欧阳志云研究团队目前正在牵头制定国家技术规范。郑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制定过程遵从“求同存异”原则，所谓“求同”，意为在特定的一个区域，核算指标和方法相同，不同年份的核算结果可以对比；而“存异”指在不同地区，由于各地的自然环境和资源禀赋都不相同，评估指标和方法要因区域而异，不能一刀切。
欧阳志云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该技术规范已着手制定两三年，有望在年内出台。
比较各地GEP没有意义
GEP核算是基础，应用是关键。
浙江、深圳等省市是自然资本核算的先行者。2019年1月，浙江省丽水市成为全国首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2021年3月，深圳发布全国首个GEP核算制度体系。丽水市和深圳市都要求将GEP纳入政绩考核指标。
“（GEP）为GDP勒上生态指数的缰绳，形成以GDP增长为目标、以GEP增长为底线的政绩观。”深圳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余璟曾在2021年3月的深圳市政府新闻办发布会上表示。
在已应用的地区中，深圳推动GEP核算成果进监测、进规划、进考核、进决策。丽水市探索基于GEP核算的政府采购生态产品、企业购买生态产品和信用贷款发放等场景。
GEP数据让城市管理者掌握了城市的生态系统状况和价值。
贵州荔波，绿水青山引客来。“绿水青山”的价值如何被量化为“金山银山”，是当下国际生态环境领域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新华社/图）
早在2014年深圳市就以盐田区为试点，在国内率先开展城市GEP核算。2013-2017年，盐田区GDP和城市GEP连续五年“双核算、双运行、双提升”。分别为408.51亿元和1036.19亿元、450.23亿元和1072.41亿元、486.44亿元和1077.29亿元、537.68亿元和1092.17亿元、585.49亿元和1096.29亿元。
不过，据深圳新闻网报道，2018年，盐田区城市GEP为1086.15亿元，与2017年相比减少约10亿元，这是由于受台风“山竹”影响，盐田区生态景区休闲游憩价值大幅降低。如剔除台风“山竹”影响，将数据进行修复处理，则2018年城市GEP为1105.91亿元，仍较2017年增长约10亿元。
越微观越有用越宏观越没用
郑华认为，GEP核算要搞清楚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从哪里产生、产生多少、分别给了谁。
从哪里产生，就知道要保护哪里，将GEP核算结果应用于国土空间规划、生态转移支付范围调整等；弄清产生多少，就能将GEP核算结果整合到绿色金融中，例如基于农民生态信用体系的“两山贷”、生态贷、两山银行金融服务站信贷产品等实践；弄清分别给了谁，就可让GEP核算结果为生态补偿、生态绩效评估等提供参考。
不过，目前GEP核算结果落地到应用仍有一些堵点。2021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意见》，提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现在存在“难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的四难问题。
首先是缺乏数据。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生态环境经济核算研究中心主任於方研究员表示，这源于我国尚未建立起覆盖全国的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监测体系，以及生态产品核算基础数据库，影响核算结果的科学性。欧阳志云也认为，既然我国已建立起全国环境监测系统，下一步也要建立全国生态监测系统，为GEP核算提供数据基础。
有些地方政府对GEP的理解还存在一些误区，例如，像GDP一样把各地的GEP横向比较，或把GEP跟GDP相加。“海南和新疆的区位面积、生态系统、气候类型都不一样，为什么要去比较（两地的GEP）？”郑华称，在很多时候，GEP只有“自己跟自己比”时才是有意义的。
“和GDP一样，我们不能对GEP过度解读。”张俊杰认为，GEP目前的主要意义在于唤起人们对于“绿水青山”的关注，促进自然资本核算底层的数据和方法的研究，能够为未来更精准确定自然资产的价值量提供坚固的学术基础。
张俊杰称，目前GEP核算结果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大多数情况下，GEP核算结果越到微观越有用，越到宏观越没用”。换言之，在诸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具体案例时，GEP核算结果能发挥重要作用；但在一个地区测算出本地GEP数据时，结果往往只能作为参考。
於方还提到，目前GEP核算结果应用并没有形成真正的硬约束和倒逼或引导。以国土空间规划或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为例，目前大多只对森林覆盖率单一指标做出约束，没有从生态系统的结构完整性以及生态产品的数量方面提出全面的约束性指标，GEP核算结果也没有纳入规划或考核体系。
南方周末记者 林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