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楠茜
编辑 | 漆菲
美国得克萨斯州最严堕胎禁令生效两个月后，围绕它展开的法律拉锯战仍在持续。
当地时间11月1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表示，大法官正在重新考虑立场，并可能允许堕胎提供者（abortion provider）阻止该禁令生效。
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妇女堕胎权游行集会上，一个牌子上写着“堕胎是医疗保健的一部分”
这项堕胎禁令被称为得州参议院第8号法案（SB8，即“得州心跳法案”），它规定在胎儿可以检测到心跳（通常为女性怀孕6周）后禁止堕胎，因强奸、乱伦所致怀孕也不例外；允许民众对任何“帮助或教唆”违法堕胎的人提起民事诉讼，并以至少1万美元的奖金奖励成功起诉者。
堕胎禁令下，堕胎医生和提供堕胎的机构是主要的被诉目标。他们要承担损害赔偿、悬赏金和原告的法律费用。最近的两个月内，一些医生因为过重的潜在法律负担而被迫辞职，一些医生因为患者数量减少、工资下降而离开，也有一些医生仍坚守岗位、悄悄提供非法堕胎服务。
眼下，这场围绕堕胎权的漫长法律斗争望不到尽头，但有业内人士表示，即使日后高等法院作出对堕胎服务机构有利的裁决，得州的堕胎诊所也很难恢复到过去的运作情况，因为大多数医生已停止提供堕胎服务。
左图：1971年，示威者到美国国会大厦参加要求废除反堕胎法的集会。右图：2021年，堕胎权活动家在得克萨斯州议会大厦集会
遭遇重创
早上8点半到达堕胎诊所，泡杯咖啡，与接待员打个招呼，坐在一张堆满文书的桌子前回复电子邮件，然后打开书籍阅读，几乎一上午见不到一位病人——这是得州妇产科医生乔·纳尔逊（Joe Nelson）最近的工作日常。
乔·纳尔逊 (Joe Nelson)
9月1日之前，作为医疗机构“全女性健康”（Whole Woman's Health）在奥斯汀诊所唯一的全职医生，他根本没时间休息，从一个病房辗转到另一个病房做手术，忙得午餐只吃一块蛋白质棒。“过去每天多达30台堕胎手术，禁令生效后，每天也就不到3台手术。”纳尔逊说。
纳尔逊所在的“全女性健康”是得州规模最大的堕胎机构，旗下共有4家诊所、17名医生。禁令生效后，该机构有一半医生完全停止了堕胎手术。但也有一些被称为“勇者”的医生还在偷偷提供非法的堕胎手术。
“全女性健康”位于奥斯汀的诊所，空病床和超声波机器
“全女性健康”首席执行官艾米·米勒 (Amy Hagstrom Miller) 表示，该机构雇用的医生大多在30岁到40岁，诉讼会危及他们的医疗执照。即使诉讼无果而终，他们在申请医疗事故保险、入院特权或其他州的工作许可证时，也需要披露曾被起诉的记录。
事实上，早在9月之前，得州堕胎提供者就危机四伏。面临法律危险的不仅仅是医生，还有护士、助理、前台工作人员，每个人都要做出选择——今年5月堕胎禁令在该州通过后，“全女性健康”旗下诊所的工作人员便开始陆续辞职。7月仅仅三周内，“全女性健康”在奥斯汀的分部就流失了五名员工，包括诊所主任和手术助理。“我们被掏空了。”接待员艾普里尔·柯林斯 (April Collins) 说。
9月早些时候，妇产科医生艾伦·布雷德(Alan Braid)违背了刚刚生效的堕胎禁令，并告知全世界这一消息。布雷德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专栏文章中披露，他给一名处于妊娠头三个月的女性做了堕胎手术，因为她有“获得这种护理的基本权利”。
很快，来自阿肯色州和伊利诺伊州的公民分别起诉布雷德违法。支持堕胎的组织在脸书上转发了布雷德的照片，称其为“英雄”；但反对堕胎的人士则说，这位76岁的妇产科医生是“恶魔化身”。
堕胎禁令实施后，布雷德也曾帮助病人前往得州之外寻求堕胎机会。他曾将一名高危产妇转接到俄克拉荷马州的一家诊所，还帮她预约手术时间、筹措旅行费用。“她看着我，似乎觉得我疯了一样。”布雷德说，这个42岁的产妇已经有四个孩子，其中三个未满12岁，她还得做一份全职工作。
实际上，得州不少患者早就前往新墨西哥州、俄克拉荷马州、路易斯安那州等其他周边州寻求堕胎服务。由于附近州的诊所挤满了来自得州的女性，导致当地的就医预约延后了四到六周，从而将孕早期流产推向孕中期流产。
堕胎权的支持者在得克萨斯州议会大厦外示威
使命召唤
“我有女儿、孙女和侄女。我相信，堕胎是医疗保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过去的50年里，我一直在治疗和帮助患者。我不能坐视我们回到1972年。”布雷德在今年9月公开发表的自述信中写道。
他经历过“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之前的岁月，深知堕胎权利来之不易。
“罗伊诉韦德案”是美国堕胎权利史的历史拐点。1969年，一位化名简·罗伊（Jane Roe）的妇女向得克萨斯州限制堕胎的法令提出挑战。在得州，除非因为孕妇陷入生命危险，州内一律禁止妇女实施堕胎手术。
罗伊起诉的前一年，布雷德正在得克萨斯大学医学院读书。当年，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和纽约州等地允许有限条件下的堕胎手术；但在保守的得州，从事堕胎手术的医生少之又少。
后来，布雷德进入圣安东尼奥医院做住院医师，这是他转向堕胎手术的开端。在这里，他目睹了三名青少年死于非法堕胎。他也看到一名孕妇自行人工流产，孕妇在子宫内插入一根橡胶导管。“她的阴道里塞满了破布，感染了败血症。”他说，几天后，这名患者死于由败血症引起的大规模器官衰竭。
转折点是1973年最高法院对“罗伊诉韦德案”作出的裁决，大法官以七票对两票通过堕胎合法化的裁决。布雷德终于能合法地提供堕胎手术，践行几年前在医学院读书时教授所告诉他的，“堕胎是女性医疗保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位于华盛顿的最高法院大楼
接下来，布雷德在休斯顿、圣安东尼奥以及俄克拉荷马州开设的诊所工作，他接生过1万多名婴儿，也在多个诊所提供堕胎护理。
“虽然我从不问她们为什么来堕胎诊所，她们却主动说明原因：正在完成学业，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处于痛苦的虐待关系中，或者只是因为时机未到……”布雷德说，这些孕妇介于18到30岁之间，其中许多人经济条件都不好。
现年35岁的纳尔逊说，自己之所以成为一名堕胎医生，是“受到使命的召唤”。
用于堕胎的工具
纳尔逊来自沃思堡（Fort Worth）一个摩门教社区，从小就被教导要“繁殖和补给地球”，他的教堂会众也相信，堕胎是世界上最邪恶的事情。
2007年，21岁的纳尔逊在一次圣餐聚会中向前妻求婚，他们很快有了三个小孩。他在三年后进入医学院学习，一边上课一边打三份工，经常晚上11点后才能回家。“他完全投入到他的工作当中，在担任住院医师期间，他发现了他对堕胎护理的热爱。”他的前妻回忆说。
纳尔逊医学职业生涯的转折点，也是因为目睹过患者的不幸。住院医师第三年，一位19岁的大学生癫痫患者来到医院，她被查出怀孕。女孩哭着说这是意外，自己并不想生下孩子。但纳尔逊说，当时医院没有能提供堕胎手术的医生。
癫痫患者可以生育，但这一过程中有可能癫痫发作，也存在各种并发症及后代畸形等方面的风险。几周后，这名大学生在母亲的陪伴下来医院做产检，她被迫留下了这个孩子。纳尔逊想，如果当时自己能为女孩提供堕胎手术，她的人生可能有所不同，于是他开始转向堕胎手术方向。
“在我二十出头的时候，堕胎并不是一种选择。我自己也是一个父亲，我至死深爱我的孩子们。”有着三个孩子的纳尔逊说，“但我知道（意外怀孕）多么困难。”
他和前妻也经历过意外怀孕。当时二十出头的他们有了两个孩子，家里请不起保姆，前妻只能成为全职妈妈；纳尔逊甚至为了生计去卖血，手臂内侧至今留有疤痕。
如今，纳尔逊和他的现任妻子住在奥斯汀，他们都曾是摩门教徒，互相称对方为“伴侣”。当他和前妻的孩子们在夏天来访时，纳尔逊会带他们去公园，在游泳池里嬉戏。他们玩得很开心，但他仍然会谈论他作为父亲的不足之处。
艰难抗争
“全女性健康”中心门口，希瑟·加德纳（Heather Gardner）早早等候在此，她向上班的纳尔逊挥手致意。
加德纳是反堕胎组织“中央得克萨斯生命联盟”的执行董事，她身着反堕胎T恤、戴着婴儿小脚形状的银耳环、高举起反堕胎的牌子。纳尔逊匆匆走过，很少看向加德纳和她招募的志愿者们。
5月下旬在奥斯汀的得克萨斯州议会大厦外的示威活动，回应禁止在检测到胎儿心跳后进行堕胎的法案
“除了肢解小婴儿之外，你们（堕胎提供者）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加德纳说。她看着孕妇进入诊所时，感到“心情沉重”，因为她们正在做出“无法收回的决定”。
加德纳的笑容绵里藏刀，让纳尔逊想起去年夏天，他接到得州医疗委员一通电话，有人举报他非法堕胎。当时，得州总检察长肯·帕克斯顿 (Ken Paxton)宣布在全州停止堕胎——理由是为了更好地对抗新冠病毒，医生必须立即停止被认为“在医学上不必要”的手术。
包括纳尔逊在内的医生只能给有需求的妇女们开出堕胎药。纳尔逊说，虽然这项投诉最终被驳回，但这次遭遇的法律风险让他心有戚戚。
得州被称为美国最大的“堕胎荒漠州”，堕胎医生们的日常就是和强大的反堕胎力量进行对抗。
十多年来，布雷德也一直在进行着法律上的斗争。2011年，他所工作的阿拉莫妇女生殖服务公司作为原告起诉了一项法案，其要求堕胎的妇女必须查看胎儿的超声图。两年后，他的诊所起诉要求终止另一项法案，后者对得州的堕胎诊疗提出一系列新限制，最终这项法规被最高法院否决。
为了适应时刻变化的法律环境，也为了诊所进一步的发展，布雷德不断调整自己的步伐。2013年时他已经68岁了，这本是很多人选择退休的年龄，他却向银行贷了款，为诊所购买了一套价值300万美元的先进设施。
当年，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要求堕胎医生需要在当地医院获得准入权，并在类似医院的门诊手术中心进行堕胎，而手术中心也需要符合一系列标准。当地堕胎提供者们要么升级硬件，要么只能关门。法案通过后，得州一半以上的堕胎诊所关门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达不到手术中心的要求。
布雷德选择将诊所改造成门诊手术中心。该中心从通过建筑审查到州许可经历了长达数月的时间。然而，2015年新诊所开业当天，最高法院推翻了这部法案。
反堕胎者认为，金钱是医生和护理人员进行堕胎的驱动力。“这是摇钱树。”加德纳说，“如果一个医生每天做20台流产手术，乘以500美元，那是一笔巨大的收入。”
美国年轻一代的反堕胎者
但是，堕胎培训机构Teach的执行董事弗洛尔·亨特（Flor Hunt）否认了这种说法，他认为这笔收入根本无法支付堕胎机构的运营成本。这是由于联邦的医疗补贴不可以覆盖堕胎项目，而许多反堕胎州也禁止私人保险公司为堕胎提供补贴。
在今年9月的一封自述信中，布雷德披露自己为怀孕六周以上的妇女做了堕胎手术，这激怒了得州的反堕胎组织。反堕胎组织“圣安东尼奥生命联盟”创始人艾米·沃希斯(Amy Voorhees)说，自从布雷德发表文章以来，在他诊所外抗议的人有所增加。
10月7日，在达拉斯，一名反堕胎的女性拿着牌子“祈祷结束堕胎”
“圣安东尼奥家庭联合会”董事会成员帕特里克·冯·多伦 (Patrick Von Dohlen) 直言，随着年龄的增长，布莱德变得“更刻薄了”，他对诊所外抗议的人“非常粗鲁”。十多年来，该组织成员一直在堕胎机构门口和那些想要堕胎的孕妇交谈，希望她们改变主意。
“布雷德是一个傲慢而又绝望的人。”帕特里克说，“他以伤害妇女、杀害婴儿和破坏家庭为生。他需要堕胎生意来维持他的生活方式……我们祈祷他能悔改。”
走向何处？
如今，35岁的纳尔逊背负着超过20万美元的医学院学费贷款，还要支付三个孩子的抚养费。
早在5月堕胎禁令通过时，他就一直思考，面对眼下的经济压力，是否值得继续为堕胎事业冒险？每次反堕胎力量胜利一步，他都不由得联想到最坏的情况：他将失去行医执照，无法养活家人了。
当最高法院再次评估堕胎法之前，像纳尔逊这样的医生一直处于法律边缘。即使法院做出对他们有利的裁决，得州的诊所也很难恢复到之前的运作，因为大多数医生已停止提供堕胎服务。
今年11月，纳尔逊开始在一家医疗公司远程工作，该公司致力于帮助跨性别患者进行性别确认手术。他说，堕胎手术的收入其实并不高，在堕胎禁令永久解除之前，有一个“备选”是明智的。如今形势未见好转，他决定在这家医疗公司担任全职，堕胎则成为兼职。
新的工作岗位上，纳尔逊帮助跨性别患者成为真正的自己，当他谈到他的患者时，声音变得柔和了，态度却很严肃。不论是在以前还是现在的工作当中，纳尔逊都将患者的信任作为职业荣誉。
现在的他不用那么紧绷了，能在工作中使用真实的邮箱地址——不必担心遭到反堕胎力量的报复，比如收到炭疽信封或者遭遇深夜敲门。
已经转行的纳尔逊也会回忆起刚去“全女性健康”工作时的场景。那里有一位医生80多岁了，来自“罗伊诉韦德案”的时代。老医生一直没有退休，是因为“不愿让社区没了堕胎医生，直到有人能代替他”。
现年74岁的伯纳德(Bernard Rosenfeld)医生一直没能找到年轻的继任者来管理他在休斯顿的堕胎诊所
76岁的布雷德也还没考虑退休，在同行和朋友眼里，他是一位不知疲惫的斗士。同为妇产科医生的卡瓦索斯在上世纪90年代初认识了布雷德，他们成为了忘年交。
六年前，到了退休年龄的卡瓦索斯关闭了自己的诊所。他偶然在圣诞节购物时遇到布雷德，两人闲谈起来，比卡瓦索斯大十岁的布雷德说他不会退休，还拉卡瓦索斯去自己的诊所做兼职。
如今，布雷德是其堕胎诊所内仅剩的医生了。在愈发艰难的大环境下，布雷德的朋友们不再问他何时退休，而是选择支持他。“我以前经常问，你为什么一直工作？”卡瓦索斯说，“他回答说，我不想让他们打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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