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蒸饺店妈妈们过往10多年的生活。尽管她们年龄只在38到49岁之间，但人生轨迹基本停滞了，眼睛都像蒙上一层雾。几乎每个妈妈都陪孩子上过几年特教课，拥挤的教室里，孩子坐前面，妈妈跟在后面，听老师讲解最简单的发音和动作。
在这家蒸饺店里，她们可以暂时卸去妈妈的身份。王春枝每天都安排得满满当当，出餐、清点、结算、订货，有条不紊。不再像之前在家带孩子，总是忘记接下来该干什么。现在，除了孩子，妈妈们最关注的是今天哪款饺子受欢迎，外卖单和堂食单的比例。时值秋日，生意大不如前，她们分析原因，北方农忙，人都耗在田里，没时间出门。
下午两点半，特教学校的放学时间，该去接孩子了，几个妈妈相继摘下围裙。学校、医院、家里来回奔波，曾让她们难以找到一份稳定的活儿。蒸饺店就不一样了。这里有早班，从上午八点半做到下午两点，再走两公里路到特教学校接孩子回家。
店内一角，孩子和妈妈们一起做的文创品。
走了几个妈妈，放学回来的孩子顶上了。店里现在有4个小孩在打工，最小的15岁，时间从下午三点到晚上八点左右。分配给他们的，是择韭菜、削土豆、端盘子、擦玻璃这样的基础活。
管理这些孩子要讲究技巧。王春枝说，虽然有人20多岁了，心智并不能跟上，还是要用对待孩子的方式。“不管做什么，夸他、鼓励他就行了。”
为了让孩子学算数，王春枝试图让他们统计工作时长，给每个人设置排班表。有个20岁的自闭症男孩，相较其他小孩，语言和行为能力更强，能独立算帐。但他不守规则，上班时间随心意定，上到一半，直接跑出去送外卖，王春枝劝了也不听。最后是这个公益计划的发起人徐旭出面，作为惩罚，拉黑他的微信，要求他两周不能上班。男孩瞪着大眼睛，小声哀求：“我以后再也不会了。”徐旭没有接受。“要让他们知道规则，这是他们走上社会的重要一步。”
王春枝的儿子刘洪旭也在店里工作，大多数时候，他都坐在角落里择韭菜，先小心翼翼地撕去外面带泥的叶子，再择去发黄的末梢，一板一眼，动作迟缓。他一边择叶子，一边跟随音乐哼着歌。瞄到儿子的专注模样，王春枝的双眼漾起了笑意。带着儿子，还能工作，过去十五年，这样的时刻，她想也不敢想。
余春芳正在做凉拌菜。
小世界
在抽油烟机的轰隆声里，在沸水“咕咚”的冒泡声里，妈妈们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天地。王春枝说，每天都很忙碌，大家一起干活也自在，能“短暂忘记心里的石头”。
王春枝出生在一个优渥的家庭，从小长得又好，大眼睛浓睫毛，皮肤白皙，脸蛋肉嘟嘟的。毕业后就到工厂做衣服，很快就成为车间主管，后来晋升成裁缝，专门在商场接高级定制的单子。
孩子出生前，丈夫开出租车，她做裁缝，日子过得还算温润。她对生活寄予平凡的期待：以后要教孩子音乐和美术，栽培他上大学，等老了，还能给孩子带孩子。
躺在医院的产床上，医生拎着只有4斤重的儿子说，“该咋治就咋治”。麻醉药效还没退去，模模糊糊中，她有了这个念头：“我家的生活，我的命运指定得改变了。”
为了陪孩子康复做训练，她脱下高跟鞋，穿起休闲装和平底鞋。很多个深夜，想起自己的裁缝手艺，磨练了十几年，就这样丢下了？时间长了，她劝自己，“别想了，想也是白想。”
蒸饺店里的11个妈妈基本都是这样的，有过属于自己独特的亮色。一个妈妈大学读了法律，毕业后还创业开花店。一个妈妈做室内设计师，总在北京长春两地的酒店跑，儿子出生后，她一边带孩子，一边在家接私活，工作无法按时交付，只能放弃，“什么也干不了”。
最后只剩下妈妈这个身份。
白维维曾在莫斯科做鞋批发生意，每月收入数万美金，在那里买了房。仓库里几十上百款鞋，货号颜色位置她了然于心。儿子三岁被诊断出自闭症，为了治病，房子也卖了，“别人的生活是越来越往上游，我是越来越消沉，看不到尽头。”
丈夫们奔波在外，妈妈们独自应对生活的琐碎。没法工作，也没有私人娱乐。自杀是她们曾经都想到的事情。白维维说，无数次抱着孩子，她想直接从医院的大平台跳下去。
很长一段时间，王春枝甚至陷入自我怀疑中。儿子短暂地上过几天普通小学，其他家长在校门口谈论各种话题的时候，王春枝缩到一旁。她不敢轻易开口，总觉得自己思维跟不上，生怕说错话。带儿子出门，路人总是投来异样的目光。有时候，儿子慌张地扯她的衣角，王春枝会捏捏儿子的手，安慰他。后来她尽量往胡同里走，避开人群，亲友的聚会也不参加，“不能让别人不舒服”。
蒸饺店开业后一个月，王春枝第一次站上收银台。第一单是个年轻女孩，点了一份驴肉蒸饺，一个鸡汤豆腐串。她央求收银员不要离开，“万一错了，能给我及时改正”。开业当天，客人从柜台排到门口，一个妈妈慌了，当场呆住没有反应。因为接待能力不足，那一天，许多客人带着不满离开了。
两个多月过去了。妈妈们还是习惯沉闷，也有一些改变。以前是一个人来回坐车，接送孩子，现在她们结伴下班，一起到学校门口。如今后厨每天能出将近3000个饺子，出一屉饺子最快的速度是1分43秒，还上线了外卖功能。
过去，王春枝的生活里只有儿子。她每天陪着去上课，每一个从家离开的早晨，是她最压抑的时刻，“又是一天，又是一天”。很多个夜晚，儿子躺在身边睡觉，她一个人辗转反侧，想过去和未来，眼泪打湿了枕头。
现在，她重新拥有了充实感，感觉每天都过得飞快。有一回，店里的活太密了，王春枝甚至忘记去接儿子。下午2点半，儿子突然出现在她身旁，“妈妈，我自己回来啦。”王春枝眼眶止不住红了。那几天，她逢人就说，我儿子能自己坐车了。
两个妈妈正在后厨忙活。图左为王春枝。
选择与改变
晚上8点多钟，干满12个小时，余春芳和女儿徐强，坐上285路公交车回家。那是一室一厅的房子，不到60平，公婆带着女儿住卧室，她和丈夫住客厅。幽暗的车厢里，徐强拽住余春芳的胳膊，讲学校和店里发生的事，她控制不住音量，惹人频频回头。
余春芳撇到这些目光，只能尽量忽略。孩子是她一生的隐痛，同事聊孩子，她习惯沉默；每逢高考季，听到别人的孩子上大学，她的心都会被刺痛。曾经长达20年，余春芳禁止家人带女儿来超市找她，“抬不起头”，“影响不好”。
两年前，她决定跨过这道槛。第一次将女儿介绍给同事，她在心里给自己打气，“对，这就是我的女儿，她就是这样。”之后，她带女儿到超市，教她分装产品。
饺子店的两个多月，徐强的变化很明显。最开始做两个小时就哭着喊累，现在干半天也没抱怨。和客人的沟通多了，她也更愿意去表达了。以前，徐强只能说简单的话，超过4个字就不愿意说了。现在，手机上一条短信，一大段话，在余春芳的鼓励下，虽然磕磕绊绊，好歹完整地读齐了，“比以前进步太多了”。
徐强自己也喜欢这个地方，她说这里“干净漂亮”，就算没有班次，也争着来店里帮忙。
一个自闭症儿童手绘的、他眼中的妈妈们。
王春枝也感觉到儿子变得开朗了。以前在家，怎么都喊不动儿子干活；在店里，在小伙伴和妈妈们的鼓励下，他每天能独立择完几斤韭菜。闲暇的时候，他还会在店门口，旁若无人地跳起舞来。
夜幕降临，天蓝色和白色的店铺灯牌点亮夜的一角。儿子被丈夫提前接回家，订完第二天的菜品，王春枝也坐上夜班公交车回家。岁月磨掉了她年轻时的艳丽，眼角被深深的褶皱占据了。她的眼睛流过太多的泪，现在一见风就生疼。这些年失眠居多，曾经及腰的黑发，愁白了，也变得稀疏了。
她还保持爱美的习惯。每个月固定染一次头发，深棕或深粟色，洗完头自己烫发根，让头发看起来膨松量多。每天出门前，她描出青黛色的眉毛和眼线，用摩丝把刘海定型，做成鸡冠状，这样不至于被厨师帽压塌。她说，“现在有了店，打扮干净利索，让人瞅着也能信服。”
讲起以前的日子，王春枝充满了怀念，“那时候可漂亮，可机灵了”。那些年，追着时间赚钱，虽是裁缝，给自己做的衣服并不多，印象最深的是一条深红加暗绿花样的旗袍，一条丝质连衣裙，黑底蓝波点。她兴奋地回忆，“搭开衫，呢子大衣，风衣都很好看”。
曾经最讨厌油烟和厨房，没想到如今要仰赖它生存了。虽然充满感激，但每天早上套上围裙，戴上厨师帽的时候，王春枝是“又害怕又失落”。她总担心遇见以前的朋友。
公交车离家越来越近，秋风穿过车窗，吹得人生冷。她多想逝去的母亲还在，“何事都能当着她哭，我就能解脱一下了。”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