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请你在近代中国转型中去排五个人物，你会选谁？怎么排？
1.近代中国的趋势就是从原来的天朝体制成为走向世界的一员。
2.从晚清到北洋时期，大家还是很尊敬李鸿章的，不论是清朝的叙事，还是民国前半段叙事，对李鸿章都给予相当高的评价。
3.“走向共和”对中国人来讲是历史性的偶然。袁世凯在1915年重回君主立宪并不是不可以。
4.袁世凯最后一念之差使他一世英明完全毁灭掉，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在过去研究袁世凯，从结果去分析他的动机，是一种阴谋论、妖魔化的办法。
5.中国的属国体制是中国特色的旧殖民主义。我们今天觉得属国解体很悲伤，其实这是一个历史错位之后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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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嘉宾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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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你将听到
03:12 “现在很多写作者一写人物传记就是四五十万字，但实际上只是简单征引而非消化原始资料，文本可读性非常低”
03:36 大众写作不等于屈格写作：作品的通俗性与学术水准并不冲突
04:45 “近代中国转型时期，如果排十个人，少不了李鸿章和袁世凯，如果排五个人，还是少不了他们两个”
07:02 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师生三代见证了近代中国的全程：曾国藩时中国开始接触世界、李鸿章操刀中国走向世界、袁世凯时中国已在世界之中
13:01 李、袁二人在一段时期内的主流叙事中被妖魔化，2003年《走向共和》播出时，相当一部分观众大受震撼：“怎么能这样演袁世凯、李鸿章呢？”
14:37 “丧权辱国”条约签订的责任不仅在个人：没有李鸿章，还会有“张鸿章”、“王鸿章”
16:45 近代中国转型时期，中外之间的摩擦冲突不仅仅是悲情叙事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要放在具体情境中讨论
22:21 清朝的满汉双轨官僚架构中，满大臣主导政治运转，汉大臣负责技术性内容
32:41 在历史的偶然作用下，近代中国如何“走向共和”？
39:47 近代中国式特色旧殖民主义下脆弱的属国体制：琉球问题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此后属国不到二十年全部解体
40:47 不必用全然的悲情色彩看待属国解体，这种妥协是现代国家建构中无法超越的一部分
47:38 近代中国的叙事主题中除了反帝反封建外，还萌动着工业文明的发展、现代国家的构建，这段历史不是一直沉沦、堕落的
马勇：中国走向世界，李鸿章、袁世凯功不可没？
01
李、袁的研究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 划重点
大众写作并不是区隔的、很低水准的写作，而仍然是一个专业写作，是专业研究者用非专业能理解的文字和表达方式来写作。
如果是可以定论的、很正面的，或者没有办法讲的、完全负面的，那就不值得研究了。李鸿章和袁世凯虽然众说纷纭，其实可探讨的空间很大。
冈本隆司《李鸿章·袁世凯》确实非常符合我们今天一般性的阅读或者叫“大众阅读”，两本书看了之后觉得形式上非常好，它的规模是我们一般的中国出版者和写作者很不愿意这么去做的，我觉得这个做法非常重要。我去年给一家媒体年终推荐书的时候就讲，现在都是高头讲章，写人物传记四五十万字，大量征引原始资料，实际上写作者并没有消化这些原始资料，只是征引，可读性非常低。
这两本书从写作方式和表达方式上，可以看到作者冈本隆司从读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他在写作的时候心中在想着读者。也不是刻意把读者拉低，我们中国作者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倾向是，如果写大众性的读物就觉得好像应该把读者拉低。实际上这里面冈本隆司的表达是非常学术化的表达，使你明白这种是讲出来的，而不是征引。书后面有一个目录，不看那个目录也感觉到他讲的言而有信，因为他的资格、他的资历，你足以相信他。
这两本书看起来是很通俗的东西——其实通俗本身就蕴含着很高的一种学术水准，这是多年来我个人一直期待的。大众写作并不是区隔的、很低水准的写作，而仍然是一个专业写作，是专业研究者用非专业能理解的文字和表达方式来写作。所以这两本书从这个角度来讲，还是很值得中国写作者和出版者注意的，这是第一点。
在我过去这些年的研究当中，我觉得李鸿章、袁世凯被选出来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近代中国转型中去排名，如果排十个人，肯定少不掉李鸿章、袁世凯。排五个人，我个人觉得仍然少不掉李鸿章、袁世凯。因此这两个传主的重要性决定我们写近代史、写转型期叙事的时候，是没法绕开的。如果不能理解李鸿章和袁世凯，就很难真正理解近代中国一些问题的本质。
二是在我们过去的描绘当中，李鸿章、袁世凯很大程度上都是被妖魔化的。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的读者群。所谓西方的读者，其实都是中国语境中营造出来的西方读者。西方并不可能绕开中国学者的研究完全单刀直入地研究近代中国。到目前为止，从费正清一直到刚刚去世的傅高义，都可以看出西方的研究很发达，也很开放，但实际上仍然跟着中国学者的研究在深化。
李鸿章和袁世凯在近代中国转型的人物研究中一直处在灰色化和妖魔化的状态。我个人也是一个研究者，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讲，只有这样的人才值得研究。如果是可以定论的、很正面的，或者没有办法讲的、完全负面的，那就不值得研究了。李鸿章和袁世凯虽然众说纷纭，其实可探讨的空间很大。
因此，从这两个角度可以看到作者冈本隆司选李鸿章和袁世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他们在近代中国转型中的意义。近代中国和这两个人比较相关的，还有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师生三代走完了近代中国转型的全程，从曾国藩开始接触世界，到李鸿章的时候实际操刀，让中国走向世界，到了袁世凯中国已经在世界之中。这个我们在后面讨论的时候再展开。
最近七十年，对传统中国[的研究]来讲，应该是颠覆性的调整。在我1986年毕业之前，李、袁都属于绝对负面化的人物。当时我们能够推出的人物，从林则徐到孙中山，他俩是绝对负面性的人物。
但今天可以看到，几十年的研究和大家思路的调整，到2003年播《走向共和》的时候，李、袁的形象有了很大的调整，那个调整当时在中国的舆论场引起很强烈的震撼。当时我是审那个稿子的，我审了三遍，当时它的震撼性，相当于一部分中国人的灵魂被《走向共和》给冲击掉了——怎么能给袁世凯、李鸿章翻案呢？其实“翻案”是一个政治话语，历史研究讲的是逼近历史真相，给历史人物一个客观的评价，回到历史人物本身，研究他究竟是怎样的心理、怎样的作为。
电视剧《走向共和》
李、袁[的相关研究]在我经历的这三十多年当中，其实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地狱到天堂。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更典型，当年我们的太老师是范文澜，从范老把他讲成是汉奸、卖国贼，到后来九十年代的时候，曾国藩成为近代中国的圣人，好像孔子之后[的圣人]就是曾国藩了，到今天再增加一个胡适，近代是曾国藩，现代就是胡适。其实曾、胡在我们读书的时候都是非常负面的。所以历史进步、历史变化也会对历史人物的讨论、对历史事件的讨论提出一些新的解释，一种新的看法。
02
签订条约不是李鸿章个人品质的问题
🔑 划重点
近代中国的趋势就是从原来的天朝体制走向世界的一员。成为国际大家庭一员的话，你就得在这个国际大家庭的规则当中去走。
从晚清到北洋时期，大家还是很尊敬李鸿章的，不论是清朝的官方叙事，还是民国前半段的叙事，对李鸿章都给予相当高的评价。
李鸿章、袁世凯两个人也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李鸿章是在清朝统治的时候就去世了，我们今天讲李鸿章签订了近代中国的卖国条约，近代中国重要条约当中的签署者可能没有超过李鸿章的。这些条约在过去的评估中叫“不平等条约”——所以李鸿章当然是卖国贼了。
但我们如果放到历史本身来讲，没有李鸿章，这个条约签不签？当然也得签，没有李鸿章也有张鸿章。所有的条约都是因为事情逼到这个程度上，通过谈判，你可以讲是强权，可以讲是压力，但通过谈判而达成协约之后总要有人签。没有人签的话，事情就不能结束。
《马关条约》最典型。《马关条约》签完之后，清政府想反悔，张之洞都支持不履行这个条约，支持台湾的自治抵抗运动，当时朝廷相当一部分具有这种情怀的人，包括翁同龢都支持这种抵抗运动。但是李鸿章在天津养伤的时候获得这个消息，就给光绪皇帝上一个奏折，怎么讲的？《马关条约》签订了，中国当然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割地、赔款、朝鲜独立。但是李鸿章分析说，这个条约是费了很大的劲，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达成的，签了、批准了，战争就结束了，一切从头开始。如果不签，战争还在进行。
这个分析非常简单，因此可能就很难讲李鸿章卖国。我们今天讨论李鸿章在近代条约问题上，毕竟他是第一等的大臣，不论他是直隶总督还是北洋大臣，那都是一等一的大臣。这种状况下他去执行这个东西，你很难把这个东西完全归结为他个人品质上，不能这么去理解他。当然最近几十年大家都比较认同。这是第一点。
第二，究竟这些条约是不是卖国？这个到今天为止也有很多讨论，非专业的、不在研究层面上去讨论的一般读者，可能觉得割地赔款当然就是卖国，过去我专门有文章讨论这个问题。在这种状态下，我们理解近代中国，从《南京条约》到《北京条约》，这两个条约跟李鸿章关系不大，到后来的《烟台条约》、《马关条约》到《辛丑条约》都是跟李鸿章直接有关的。
这些条约如果放到近代中国转型的角度来讲，可能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但是有没有西方绝对坑中国？这可能是我们今天不太容易讨论的，放在民族主义立场上不太容易讨论的。但我们仍然可以很公平地讲，近代中国的趋势就是从原来的天朝体制走向世界的一员。成为国际大家庭一员的话，你就得在这个国际大家庭的规则当中去走。
《马关条约》日文本
我们分析李鸿章签订的条约，意义在哪儿？比如《马关条约》，我们今天都讲得很严重。《马关条约》使朝鲜独立脱离中国，使中国最后一个藩国离开，这个东西怎么来理解？从1895年到现在为止，不论是中国官方还是一般的研究者，没有人觉得这个东西不应该，没有人觉得，好像朝鲜当然就是中国的属国，甲午战争之前，像张謇这一拨“少壮派”说就应该把朝鲜给灭了，合为中国的行省。但实际上在近代中国转型当中不是这样的。《马关条约》第一条约定是朝鲜独立，脱离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国。这并不是一个不可接受的东西。
至于割地，这是影响两百年来中国和日本远东格局的一个大问题。甲午割地把台湾割给日本，很多时候我们的悲情叙事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既然不可分割，为什么还是分割了？因为中国毕竟是战败了。再一个，台湾的历史也可以去分析。
另外更重要的有一条，分析在《马关条约》语境下台湾的割让，一定要注意到这是近代战争。《马关条约》谈判之前的二十年是普法战争，普法战争也是割地，近代战争中用割地作为补偿，不是完全偶发事件或者中国是例外。回过头来可以看到，等到二战结束，中国成为战胜国的时候，日本就得把台湾“吐出来”。所以这时候我们讨论近代中国的转型中、中外交涉摩擦冲突的时候，要放到历史语境中去讨论。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李鸿章签署近代这些重要的条约，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看法。我们在清朝之后进入民国，特别是进入民国的革命叙事时期，到1920年代民族主义崛起的革命叙事时期，而不是包括北洋时期。从晚清到北洋时期，大家还是很尊敬李鸿章的，不论是清朝的官方叙事，还是民国前半段的叙事，对李鸿章都给予相当高的评价。
各位可以读一读民国早期编的《清史稿》，《清史稿》里面的《李鸿章传》我不时拿出来看一看，因为到目前为止研究、写作李鸿章最稳妥、最全面分析的，还是《清史稿》里的《李鸿章传》。在那里对李鸿章没有像我们后来的这种苛求，一种超越时代的苛求，好像你在谈判桌上应该力战群雄、坚持到底，不能签约，这可能就违背了历史的条件。从实际的角度去分析，李鸿章卖国可能就不是一个真问题，而是我们革命史叙事当中的一个时代性的问题。
03
“督抚强权”牵制了满清的统治
🔑 划重点
实际上不仅是满汉双轨共治体制，其实满洲人也没有傻到完全成为孤家寡人，满族人和蒙古人和中国周边的族群是建立了统治联盟的，很多时候是满、蒙、汉三轨体制。
在分析晚清政治架构时，一定要看到近代中国的国家架构，即从原来不明不白的旧王朝体制向现代国家转型。
冈本隆司《李鸿章·袁世凯》一书里，作者提到“督抚强权”，我们国内学者这些年研究也提出过外强内弱，中央弱、地方强。当然曾、左、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崛起，一直到袁世凯的崛起，其实就是清朝架构当中根本性的调整。这里主要涉及到对农民的镇压。我们今天很正面地讲是农民起义，其实在当时，在中国传统历史叙事当中都不会把这些叫做农民起义。“农民起义”是非常晚近的史学说法，在中国古史上没有这么讲的。所谓太平天国起义，其实就是叛乱。
南京附近太平天国海战
当时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清朝体制本身，它最初建构的体制就潜藏着后来的危机和变化。清朝一直到晚清、民国时期，孙中山的话是对的，但后来都不这么讲了。孙中山讲满族人入关对中国来说就是三百年的殖民统治。今天不这么讲，我们认为满族本身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其实从满族入关一直到晚清民族革命的发生，都是把满族人看作异于中国的夷族。
这个问题不是讲民族冲突，而是由于这个，清朝建构的政治架构由满族人主导的政治运转。这些年我一直讲的，我的老师朱维铮在《走出中世纪》中讲，到后来《重读近代史》也在讲，就是满汉双轨架构。
满汉双轨架构就是利用汉人的智慧，在清朝的官僚体制中有满大臣、汉大臣，在地方的将领中通通是满族人做将军，军权控制在满族人手里。汉大臣在清朝的政治架构中负责专业性的东西。汉人的文化程度高一点，[所以]负责专业性的东西，处理一些技术性问题。政治上的正确和把握完全交给满洲人处理。
这个架构从王朝政治的角度来讲，我们对满族人一点不必苛求，因为毕竟天下是人家打下来的，打天下、坐天下，当然是理所当然。实际上不仅是满汉双轨共治体制，其实满洲人也没有傻到完全成为孤家寡人，满族人和蒙古人和中国周边的族群是建立了统治联盟的，很多时候是满、蒙、汉三轨体制。
这种体制一直发展到差不多两百年的时候，1644年、1744年、1844年，这两百年它的政治架构并没发生问题。满洲人处在绝对控权的状态下，整个国家的股权都被它完全控制，它就是大股东，一股独大，这个东西它做下来了，做了两百年，不得了。但是到了清代中期，鸦片战争之后的五口通商，导致后来太平天国发生，从金田起义之后北上、东下，势如破竹，满洲在政治统治这么强的时候，面对太平天国的冲击。现在读曾、左、李在太平天国时期的史料也可以感觉到，他们根本拿太平天国毫无办法。这时候怎么办？
清朝的架构中有一个大问题，原来传统清朝的八旗、绿营架构都不行。现在很多研究者讲王朝的腐败导致八旗绿营的腐化，我并不认同，我认为是王朝走到一个稳定的状态。太平天国的时候清朝军队差不多有150万人还要多，但这一百多万军队都在干吗？因为它是一个大帝国，一个大王朝，这些军队都是分别驻扎在一个稳定的地方。这种状态下，调动机动兵力面对几十万的太平军，对清政府基本是不可能的，它没有几十万的机动部队。
不仅太平天国的时候没有，我在写作甲午战争的时候就讲，李鸿章当年是反对因为朝鲜问题跟日本直接开打，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可调动的机动性部队不超过5万人。甲午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国军队也差不多有200万人。因为都在分门把守，所以有不超过5万人的机动性部队。这个炮台要有一个班[的兵力]吧，那个炮台要有一个排吧，军队其实都已经有稳定的驻防，所以这时候就没办法。
因此，等到太平天国不可收拾的时候（而且太平天国一度控制东南的财富，最重要的税源地区），这样的话面临一个大的问题，清廷号召各自为政，允许地方督抚，有名分的回籍官员起来保家卫国，湘淮体制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湘淮体制对于满洲统治来讲是非常被动的，但是它对中国历史的转型给了很大的空间。湘淮体制出来之后导致督抚强权，督抚拥有军队、拥有地盘，它当然会对朝廷有很大的约束功能。
曾、李、袁三代的差别性就在这：袁世凯掌控军队的时候根本不在乎这个东西，他在控制北洋的时候，朝廷在很大程度上看着北洋的脸色来决策，北洋46个将领里，段祺瑞登高一呼走向共和，朝廷只好听。李鸿章比袁世凯弱一些，李鸿章在做直隶总督的时候是对朝廷有影响力，但他并不能做到后来的袁世凯那样。
再看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曾国藩谨谨慎慎、胆小怕事，天京刚刚拿下，曾国藩就把湘军给遣散了。这时候可以看到，地方力量的崛起还处在不稳定和不可接受的状态，大家在观念上都觉得不可接受，因此曾国藩才把湘军遣散。淮军没有及时遣散，后来转移到北洋系。
在分析晚清政治架构时，一定要看到近代中国的国家架构，即从原来不明不白的旧王朝体制向现代国家转型。我的一个学生的博士论文就是专门做近代中国军队的转型，从绿营、八旗慢慢向湘淮体制转，从湘淮体制向北洋体系转，从北洋再向国家军队转，军队的转型和国家的现代转型在时间上是吻合的。
从这个角度去看晚清的政治架构、国家组织方式架构，包括国家的形成，才能看到这里面的意义，而不是从权谋等角度很简单地分析。从这个角度来讲，作者冈本隆司在书中分析督抚强权是很有新意、很值得去注意的。
04
“走向共和”只是历史性的偶然
🔑 划重点
“走向共和”对中国人来讲是历史性的偶然，因为从1900年梁启超的讨论一直到武昌发生变乱，再到南北之间谈判，黎元洪的原则，都是讲只要重回君主立宪的轨道上就没问题，君主立宪是中国人十年来的基本共识。
这个帝制在我们政治史和政治理念的讨论中是中国人的意义世界。中国是文化程度很低的一个国家，需要这种明君，需要这种“天高皇帝远”，那对中国人是一种心理上的需求。
袁世凯在民国开建的时候非常有声望，后来所有东西都因为帝制把历史搅迷糊了，好像有人说你怎么老是给袁世凯翻案，袁世凯都那么坏了。民国建构的时候，国内外对袁世凯都有一个最简单的期许，就是“中国的华盛顿”，当时也期许孙中山是“中国的华盛顿”。“中国的华盛顿”是什么？引领国家建构一个好的政治制度，之后成为真正的国父，成为国父群体的一部分。
1910年孙中山与袁世凯合璧明信片，在两人中间印了孙中山先生等十位革命家，此明信片寄于1930年
南京临时政府结束之后，孙中山的地位非常高的，大家觉得孙中山确实不是为了私人利益或党派的利益把临时大总统让出来，之后使中国重新回到统一的架构上。二次革命发生之前，中国人对孙中山还是很佩服的，觉得这个人不得了。国际社会对孙中山也很佩服，尽管西方国家并不愿意承认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但是对孙中山的个人人格还是很佩服的。但是到二次革命发生，这个事情当然就改写了。
袁世凯当时也是这样。袁世凯一直到1915年《二十一条》发生之后才加强权力，包括二次革命之后国会瘫痪成立政治会议，加强大总统的权力。如果读这时候梁启超发表的文章，他认为袁世凯走到这都是对的，原来民国初年临时约法当中建构的政治架构是有问题的。大总统的权力被内阁严重分割，附属条例，大总统的任何命令都必须有内阁总理的签署才能成为法令执行。
梁启超讲这肯定是不对的，肯定应该调整。而且我们读同时期胡适的日记，胡适写到袁世凯这时候的垄权，把大总统的权力调整到和美国的大总统一样的行政权力至上，在行政的权力上不能分割他的权力，如果分割他的权力，大总统就没有权了。
当然三权分立，议会保持议会的权力，法院保持法院的权力，但是大总统的权力，袁世凯在1915年调整的时候，当时国内外稍微有现代眼光的学者和政治家都是认同的，并不反对。后来1915年，差不多九、十月份，在陈独秀的《新青年》创办之后，中国的政治确实被袁世凯引到比较错误的方向上。我专门写过文章，这时候恢复帝制可不可以？按照儒家圣人的说法，知错就改，善莫大焉。如果我们认为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十年中国人基本共识是君主立宪，偶然地在1911年底到1912年初，因为满洲统治到最后时刻不愿意妥协而走向共和。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原清政府外务部公署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与北洋将领合影
我在过去的研究中讲，“走向共和”对中国人来讲是历史性的偶然，因为从1900年梁启超的讨论一直到武昌发生变乱，再到南北之间谈判，黎元洪的原则，都是讲只要重回君主立宪的轨道上就没问题，君主立宪是中国人十年来的基本共识。这时候调整到君主立宪对不对？我们今天大量的史料可以看到，1915年底的讨论、知识界的讨论，大概相当多的人都认为回到君主立宪体制不是问题。
像绝对的革命论者章太炎，在1913年就跟袁世凯当面讨论过重回帝制的可能性，章太炎认为大众不要着急，重回帝制建立行政权力至上并不是不可以，但是现在不能贸然行事。当时中国面对的最大问题是蒙古在1911年突然脱离中国，一大块土地没了。
章太炎跟袁世凯讲，如果你出兵打蒙古，让蒙古重回中国架构，你不称帝人民也会拥戴你称帝。这个帝制在我们政治史和政治理念的讨论中是中国人的意义世界。中国是文化程度很低的一个国家，需要这种明君，需要这种“天高皇帝远”，那对中国人是一种心理上的需求。
所以在1915年重回君主立宪并不是不可以，过去我也讨论过重回帝制有几种路径，第一个是让宣统回来，并不是[让皇位]回到袁家去。大家后来所有的焦点都是袁世凯太自私了，按照劳乃宣讲的，你主导重回帝制，现在明明白白宣布十年共和，周公共和，共和本身就是中国传统的统治方式。
大总统宣布十年共和，十年之后宣统皇帝长大了，还权给宣统，当时劳乃宣专门写过《共和正解》，在《共和正解》和《续共和正解》当中讲，袁世凯走这条路是最正当的。你现在怎么都有一种集权，毕竟十年之后回到周天子的政治架构当中，认为是可以接受的。这是劳乃宣的建议。
左：章太炎，右：劳乃宣
还有其他人讲，满洲人可能在晚清最后十几年的政治变革当中，晚清皇帝被妖魔化了，可能被认为是夷族统治中原，这个不好，建议我们找孔子的后人，虚君，只是找一个统治的正当性，也可以。各种方式的讨论当中，唯一没有提出公开讨论的就是交给袁家，这就不对了，袁世凯后来的政治信誉出现很大问题，因为这个操作到最后给人感觉他是非常自私的，尽管袁世凯在1915年七八月份见梁启超和冯国璋的时候赌咒发誓讲“我没想给我孩子留皇权”，但是后来大家觉得你在说假话，冯国璋讲，老大你这是说假话，你根本没有跟我们交心。
这时候你也不能讲袁世凯说的就是假话，因为此一时、彼一时，很复杂，包括国际学术界的讨论，西方外交官的误导，这些东西都使袁世凯在帝制问题上一念之差，袁世凯最后就是一念之差使他一世英明完全毁灭掉，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我们用倒放电影的办法，从结果去分析他的动机，所以在过去研究袁世凯，都是一种阴谋论、妖魔化的办法，包括从早期袁世凯为什么科举考试不行，朝鲜如何如何，一系列的东西都是从结果在倒推，这个结果就是因为帝制造成的。
这两本书（冈本隆司《李鸿章·袁世凯》）写袁世凯我觉得可以接受的是，根据历史本身来讨论袁世凯一步一步怎么走到这种状态，还是比较设身处地的替历史人物做一点思考，对重新塑造袁世凯的历史形象还是很有帮助的。当然袁世凯不是个人形象问题，因为关于他的讨论涉及到近代转型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政治究竟走到什么程度？这是根本性的、体制性的变革问题。
05
不伦不类的属国体制肯定不是现代国家
🔑 划重点
国家和国家之间边界的划定和权力划定就是四个要素，外交、领土、主权、人民。1860年中国开始走出属国困扰之后，到1894年，这二十年清政府所建构的现代国家已经很像模像样，它的国土面积、国土边界逐步规范化。
李鸿章、袁世凯在近代中国转型当中，他们所对标的就是西方国家的发展，从这一点来说，他们俩比同时代的人看得更清楚，更明白，中国的建构应该向西方这样发展。
近代中国的根本性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世界，如何跟世界重新建构一个新的关系。在大航海之后，西方人来之前，中国是整个东方世界的主导者。到乾隆三十年、四十年的时候，十八世纪八十年代（1780年前后），那是中国最强盛的状态，清朝有45个左右的属国，说“左右”的原因是有些属国不断调整。这时候它涉及的疆域面积，东边直接顶到太平洋，西南到了印度洋，南海之南，北边到贝加尔湖，往西到中亚地区，像今天塔吉克斯坦这些中亚五国，都是清朝的属国。我们去读《清史稿》的《藩国传》，里面对每个属国都有很详细的描写。
当时清朝的时候，中国人的世界就是远东的中国主导的中藩体制，这种状态当然是一种形态，这种形态是很完美的、可以自我满足的东西，包括内部经济的运行，在属国体制当中的循环。它没有和西方进行经济循环，但是在属国内部也是有循环的，即今天讲的“内循环”，他们在属国里的内循环是自成一个体系的。
清朝至民国时期，中国大致疆域范围
但是十六世纪、十七世纪开始了大航海。中国面对大航海出现的新殖民主义没有正确地应对。中国的属国体制是中国特色的旧殖民主义，西方在大航海之后的新殖民主义是要用自己的文明引领一个新的殖民区域，要驻扎在那，改造这个地方。但是中国属国旧体制是不驻扎、不改造，后来等到琉球问题发生的时候，总理衙门跟日本使臣讲的是“属国自主”，属国的内政和外交都是自主的。因此几十个属国脱离中国根本没有任何痕迹，脱离就脱离了。
像缅甸脱离还有一个很复杂的谈判，越南打了一仗然后脱离，朝鲜是打了一仗然后脱离，有的根本没有履行任何手续就脱离了，这时候旧殖民主义属国体制非常脆弱，没有意义。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在1870年代开始琉球问题引发属国解体，不到二十年全部解体完。
过去我在讨论中讲，我们要分析清朝的统治精英、政治精英究竟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属国解体对他们来讲是不是很悲伤的事情？我们今天觉得朝鲜独立了，中国很悲伤，琉球脱离中国我们都很悲伤，其实这是一个历史错位之后的感觉。我们今天去讨论1870-1880年代中国属国的解体对清政府来讲并不是一件绝对悲伤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思考，属国究竟对中国的意义是什么？
蒋廷黻在他的《中国近代史》当中专门引过一个内阁学士的资料，在中国传统的属国体制中就是“天子守四方”，让属国在四周拱卫中央王朝，如果外敌入侵，必须要经过我的属国，属国就可以抵挡一阵子。因此蒋廷黻讲属国对过去的中国来讲就是一种“天子守四方”的国防防御功能。
但是等到近代西方人来了之后，两次战争一打，属国毫无意义。1840年鸦片战争的时候属国有没有帮忙？一点没有用处。几千名英国军队从万里之遥跑到远东来，在整个东南沿海如履平地，根本遇不到有力的抵抗，人家不从你属国过，直接从海上过来。这对中国当时的政治精英就是一个启发，究竟属国有没有意义？长年累月给属国搞朝贡贸易、感情笼络，是毫无意义的。
等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从南部中国沿海北上直到京城，后来京城沦陷。京城沦陷对中国来讲很震撼，对当时统治者来讲很震撼，是两百年清史当中没有发生过的问题，这时候究竟属国还有什么功能？没意义，人家根本不往你这来。而且，明清时期定都北京，因为当时要防止来自北方的狼，要防止俄罗斯。现在来自西方的强国根本不是从欧亚大陆跨过来，而是从海上过来。
其实到了1870年代琉球问题的凸显，像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一样。琉球在1871年开始出问题，之后琉球朝野，到总理衙门、到北洋大臣那里请求让中国方面出面阻止日本吞并琉球，但是为什么清政府并不愿意帮琉球人吆喝一声？这里就有一个现代国家建构当中的问题：什么才是现代国家？不伦不类的属国体制肯定不是，殖民地不是殖民地，又不是你的本土。不论是李鸿章还是总理衙门，琉球使臣在北京总理衙门长跪不起，最后也就脱离了。
这种脱离，我们过去的研究当中都很悲情地说属国解体，其实今天真正去研究的话可以看到，中国在1860年走向工业化之后有一个国家建构问题。现在的国家建构当中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国土、领土、面积、边境准确化。现在很多讨论在说近代中国哪个国土给让掉了，其实现代国家的建构就是妥协，国家和国家之间边界的划定和权力划定就是四个要素，外交、领土、主权、人民。1860年中国开始走出属国困扰之后，到1894年，这二十年清政府所建构的现代国家已经很像模像样，它的国土面积、国土边界逐步规范化。
回到这个问题，对世界的理解，从李鸿章到袁世凯有模糊的地方，但是也看到现代国家的建构意义。西方殖民就是殖民，你如果把朝鲜殖民了，当时袁世凯在朝鲜的时候，他的幕僚当中马建忠明确建议李鸿章把朝鲜殖民掉，中国作为殖民者，袁世凯作为总督在这，而不是不伦不类的中藩体制。
当时袁世凯和李鸿章让朝鲜听从中国外交的安排，其实就是想建构一个新的西方意义上的殖民体制，这种殖民体制我并不反对，不论对朝鲜殖民还是对缅甸殖民、对越南殖民，殖民要负起殖民的责任，你有引领它进步的责任，这并不是问题。
我们回到这个主题，李鸿章、袁世凯在近代中国转型当中，他们对标的就是西方国家的发展，从这一点来说，他们俩比同时代的人看得更清楚，更明白，中国的建构应该向西方这样发展。当然西方也不是绝对化的，他们在细节讨论当中有很多不一样，这一点要去注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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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史其实是向上的、阳光的历史
🔑 划重点
近代中国的基本路径就是现代化的发生，是工业文明、现代国家建构的现代文明问题。
尽管比西方国家晚，但近代中国在西方国家影响下，其实是一个向上的、阳光的近代史，不是一个沉沦、堕落的近代史，是中国建构自己的工业文明、建构自己的现代国家的过程。
近代中国叙事的基本路径是什么？我们今天的讨论一直没有走出，从繁荣的十八世纪跌落下来，1840年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史的开端，1900年跌到谷底。过去张海鹏先生讲，中国有一种V字型的曲线，从十八世纪这个V字往下走，到了1900年开始往上走。当然现在解释，到了二十世纪后半期走向社会主义，有一个大的V字型的反转。
其实这些讨论都要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近代中国的基本路径就是现代化的发生，是工业文明、现代国家建构的现代文明问题。
在1840年之前，五口通商之前，中国没有一点工业化，五口通商打开了五个缺口，让中国和西方之间看到什么叫做近代、什么叫做现代、什么叫做城市文明、什么叫做工业化。尽管这时候中国并没有起步，但是外国人从五个通商口岸进来了。从1842年开始，上海的城市化发展起来，到1860年，二十年的时间，上海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很重要的城市，近代城市开始出现。
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多了1860年工业化起步。而且由于走的是后发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工业化起步从制造业开始发生，我们的轮船制造业，我们的电报业，我们的航运、交通，这些现代发展的制造业使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城市化和工业化使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发生很大的裂变。
上海从1842年开始，几十年的时间就把周边的人口吸附过来。1860年天津开放，1870年天津从北方的渔港向一个大都市的架构发展。描述近代中国曲线的时候，这样一种工业化的进步和社会组织方式的调整，就是从农业文明走出，建构自己的工业文明，原来的“四民”社会（士、农、工、商）解体，重新建构近代中国的阶级关系。
从1895开始的这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从士、农、工、商“四民”社会解体走向新的阶级架构，中国的资产阶级开始真正成为社会的力量。1895年之后中国城市化发展、现代工业的发展，包括像张謇、盛宣怀，一直到卢作孚，这些中国资产阶级典型人物的出现都意味着中国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化。
电影《末代皇帝》
今天去观察近代中国，应该看到尽管比西方国家晚，但近代中国在西方国家影响下，其实是一个向上的、阳光的近代史，不是一个沉沦、堕落的近代史，是中国建构自己的工业文明、建构自己的现代国家的过程。
到了民国时期更典型，到袁世凯时代，中国政治层面的政党政治、议会政治、新闻媒体的自由表达、新阶级的出现，和社会的自组织化，包括和世界其他国家外交关系的建构，我们的驻外公使，可以看到已经从传统的中国中走出来。我们应该去调整近代叙事的阳光性部分。
当然这个阳光部分有没有问题？也有问题，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给社会带来严重的不公，社会快速发展，而救助社会的管理条例没有跟上。这是一个客观的东西，有很多问题，但是一定要看到中国资本主义早期发展当中带给中国社会的冲击和震撼，这才是在历史叙事当中需要注意的。
晚清民国的研究不是一个价值观问题，而是怎么重回历史本来的面目，逼近历史真相的问题，应该看到这个过程。不要老是在过去沉沦的层面去讨论问题，确实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是一定要看到近代中国给过去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增加很多新鲜的因素，这样解读可能得出很不一样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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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
[日] 冈本隆司 著
理想国 |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1-1
《晚清四书》
马勇 著
新星出版社 2020-04
主持
郝汉
节目编辑 / 郝汉
后期制作 / 崔旭蕾
配乐
《走向共和》-徐沛东
Bossa Antigua-Paul Des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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