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超过10亿奥运潜在观众中，有一个群体长期被忽视。他们是7200万位听障者——由于电视直播节目缺少字幕，他们无法和健听人一样，随时收听现场解说和赛况。
这一情形，今年发生了变化。通过新近研发的字幕辅具，数百位听障者第一次在电视机前实时收看奥运比赛。一位北京的听障者，看见杨倩为中国夺得首金后，情不自禁欢呼起来。
有了实时字幕后，一位听障者说，“世界从此同欢喜。”少为人知的是，这一刻来之不易，中国残联及一群社会爱心人士已为此接力奔走30多年。
今天，《南方人物周刊》推送一篇原创报道，带你了解背后的故事。
电视实时字幕，中国聋人协会主席杨洋盼了21年。
1999年，作为中国普通高校第一位全聋大学生，杨洋加入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她着手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推动给新闻节目加配字幕”。更早之前的1989年，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成立初始，便向中国政协提交了该提案。
20多年来，包括杨洋在内的许多听障者几乎每年都为字幕呼吁奔走。在他们眼中，字幕，是连接无声世界和外部最重要的桥梁，是听障者生活中的光亮。
进步在不断发生：2003年，春节联欢晚会开始在重播时最大限度加配字幕；2004年，春晚第一次在重播时为全部对白加配了字幕；后来，大部分非直播新闻节目为主持人讲话外的内容加上了字幕……然而，受到技术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对于直播节目，实时字幕始终未能实现。
2018年，中国聋协换届，杨洋进入最后一届任期。想起未竟的心愿，她抱有极大的遗憾，“我到北京来，到残联来，开始做的第一件事，没做完。”
▲中国聋人协会主席杨洋在办公室
转折发生在2020年。在杨洋的影响下，在广电领域工作多年的开发者宣振生，采用阿里巴巴达摩院免费提供的精准语音转译能力，为听障群体研发出了一款可连接电视机、电脑的字幕盒子，它能将AI实时生成的辅助性字幕与节目画面同屏呈现。
借助字幕盒子，数百位听障人士第一次在电视机前看懂了新闻联播、春节联欢晚会、奥运直播。中国第一位聋人记者孔军强曾撰文记录感受——“难忘今宵，世界从此同欢喜。”
见证字幕盒子一步步问世、投产，杨洋激动地说，“虽然还没有成功，但总算有个交待了。”
与世界的缝隙，在杨洋4岁时突然出现。
和许多听障者一样，因为感冒发烧，她接受了常规的打针治疗，但没想到，声音在她的世界里逐渐黯淡，直至完全消失。
不甘心的杨洋和父母，一次次对抗命运。借助汉语拼音，杨洋通过模仿父亲的口型和舌位学会了结结巴巴地说话；通过观察嘴形变化，她学会了读唇。唇语第一次帮她缩小了和有声世界的沟壑，但和生人交流，她依然“如临大敌”：每一个人的唇动习惯都不一样，有人说话时嘴唇几乎不动。
凭借极顽强的毅力，杨洋在普通学校读完了小学、初中，并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入杭州市重点中学——杭州市第十四中学。高考时，由于当时普通高校不招收双耳失聪者，杨洋经历了无数曲折与反复：体检不合格被取消招生资格后，他的父亲向中国残联写信求助，杨洋的各个母校甚至街道办都为她的事奔波。
最终，经过中残联、浙江省教委、浙江省委等领导批示，1992年9月20日，在开学大半个月后，杨洋得以进入杭州大学攻读数学专业，改写了中国听障者的求学史。
缝隙第二次缩小，是38岁，植入人工耳蜗后。这些年来，在政府和残联等社会各界的推动下，人工耳蜗的推广卓有成效。近10万名听障儿童接受了人工耳蜗植入手术，随着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听障者在一定程度上“能听会说”，“聋哑人”一词被聋协列入不当用词中。一有机会，杨洋便对外宣传，听障者并不“哑”，经过康复训练，大部分听障者可以开口自我表达。
杨洋的听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复建，尽管经常还会听不清、听不懂，说话口音常被误认为是“韩国人”，但结合读唇，她已能流畅地面对面与人交流。
杨洋始终惦记着另一件为听障者谋福利的大事——字幕。她相信，在人工耳蜗、字幕等科技手段的帮助下，加上口语训练，听障者完全可以像健听者一样融入社会。
《中国残疾人事业研究报告（2018）》显示，中国残疾人总量已超过8500万人，其中听力残疾人超过2000万，且每年约有3万听障儿童出生。如果加上听力衰退的老年人群体，听障人群规模更加庞大，达到至少7200万人。
对很多健听人来说，字幕或许可有可无，但杨洋坚持，对7200万听障者来说，字幕，是刚需，是通向真实世界的钥匙。
“很多人不理解，新闻稿、讲话稿随处可见，为什么听障群体还一定需要实时字幕？”杨洋解释，“事后整理的稿件经过了人工编辑，而实时字幕原汁原味，包含的信息丰富、完整，也能更好地呈现讲话者的个性。其中，新闻字幕尤其重要，相比电视剧电影，它们不是虚构的，是真实发生的现实生活。”
▲北京一位72岁的听障者首次通过实时字幕收看奥运会
由于长期生活在“打着马赛克”的信息环境中，很多听障者内心逐渐封闭，成为社会边缘人。他们，始终和外界隔着一层“玻璃墙”。
与其他残障者的处境不同，听障者面对的墙是“隐形”的，他们四肢健全，看起来与健听人无异，因此常常引发误会和隔阂。
杨洋举了一个例子：医院有爱心通道，除了老年人、孕妇、肢体残疾人等群体外，听障者也会去排队，却经常引发不满，被投诉“走错地方了”，但他们难以为自己辩护。医院、银行等排着长队的场景，是听障人士的噩梦。
墙也常常在听障者内心构建起来。“当你在工作、生活、学习中，连电话都不能用，你会觉得自己很没用。所有寻常的声音，无论是铃声、火警、还是《新闻联播》，对我们来说都好像触不可及，这时候会觉得我们跟社会的距离有点远。”
“只有消除了信息不对称，才能打破这道墙。”杨洋说。
2016年，工作中一个偶然的机会，开发者宣振生与杨洋结识。
宣振生，90年代末毕业于计算机应用专业，从一家安稳的国企辞职后，他独自从老家河北来到北京中关村闯荡。北漂的日子里，他在国际知名IT大厂的代理公司工作过，创过业， 2007年踏入广电技术领域，终于在北京扎下根来。
▲创业者宣振生
在广电后期制作领域深耕多年，宣振生知道，加字幕向来是“辛苦”且“乏味”的工作。但直到与杨洋深入交流，宣振生才意识到，“原来字幕这么重要”。
从那时起，宣振生开始有意地深入研究字幕技术。2018年，宣振生同中国残联无障碍环境建设推进办公室、清华大学无障碍发展研究院、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单位代表专门赴日本考察字幕技术及应用，回来后就服务于听障群体的“说明性字幕技术”形成了报告。同年，他为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残联副主席吕世明的人大提案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团长邰丽华的政协提案提供了技术内容，呼吁电视台为听障人士加配实时说明性字幕，但因电视台始终对字幕要求极高，方案难以落地。
2019年，宣振生想到了一个两全的办法：为听障人士研发一款专用字幕盒子，这样，拥有盒子的听障者能够拥有实时字幕，而健听者的电视屏幕也不受影响。这样一个过渡性解决方案，能够解听障人士的燃眉之急。
宣振生的想法得到了残联和聋协认可，但当时一起创办公司的股东，没有一位支持他。大家都没做过嵌入式开发，觉得风险太高，且商业价值小。只有宣振生坚持要做。他只身退出公司，租了一间简陋的办公室，开始新的创业之旅。他时常感到某种“使命感”，觉得自己“被选中来做这件事”——很少有人像他一样既懂字幕技术，又了解听障群体的需求，而且“愿意折腾”。
在设想中，做一个字幕盒子并不难，“六七十万投入应该能搞定”。宣振生花了两千多元，买了三块开发板，想着在上边写程序就能完成整个架构。没想到，他低估了难度。投入几乎成了“无底洞”，盒子研发过程中，他踩过两三个外包公司的坑，因为逐渐发不出工资，招聘的开发工程师陆续离职。
他只好把被褥搬进办公室，绝大部分事情亲力亲为，有时在办公室一住就是半月，连做梦都在设计方案。在两位基本不拿工资的兼职技术合伙人的协助下，盒子的技术方案终于出炉。
硬件试制及量产也是一笔巨大开销。宣振生几乎每周都要从北京往深圳跑，寻找愿意试制生产的厂家。一般的工厂不愿意接受少于3000件的小批量生产，只有一个电子厂的老板接了单——他是位残疾人，深知残障人士的不易，因此愿意帮助宣振生。
为了维持公司运转，宣振生孤注一掷。积蓄花完后，他抵押了北京的房产，还跟朋友借了不少钱，个人总投入近200万元。他成了朋友眼中“很傻很天真”的中年男人，有人劝他，“如果你实现了财务自由，你可以去做这件事，但现在你没有。”
经历了无数次内心摇摆，宣振生选择了坚持——至少不愿意半途而废，听障者圈子里已有很多人知道他，并且愿意成为用户来支持他，“一定要有个交待”。
好不容易把硬件解决了，还有一个成本大头，语音算力没着落。
宣振生最初接洽了一家公司，报价他承受不起。直到2020年5月，宣振生通过朋友联系到阿里巴巴达摩院语音实验室，他试探性地问，“能否以成本价提供语音算力？”对接人是工程师唐璐，在日本工作过多年，东京的无障碍环境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了解到服务使用者主要是听障群体后，唐璐立刻在阿里内部写了详细的材料，很快为宣振生申请到公益的语音算力。
▲达摩院语音实验室工程师与宣振生
讨论字幕盒子技术细节
“为了让听障用户更好地收看电视直播，达摩院语音实验室还专门做了大量研发工作，针对新闻、娱乐、访谈等不同电视节目类型，以及娱乐口语、方言、俗语的特点，做了数十万小时时长的标注，成本达到几百万元。”唐璐说，经过专门的训练，达摩院语音AI识别新闻联播等节目准确率达到99%以上，在第三方评测中排名最高。借助语音AI，听障者不仅可以收看中文节目，还能跟着国际台学英语。
2020年6月，第一批字幕盒子问世。这个小小的盒子，和手掌一般大，却凝结着多方社会力量投注的心血，承载着千万听障者30多年的夙愿。
在杨洋看来，字幕里蕴藏着“连接的力量”。
对于受过教育的听障者，这种连接，最为简单、高效，相比难学的唇语、非标的手语，字幕不仅解码速度快，信息量丰富，且实现了完全的标准化。
她主张，应该让听障朋友们尽可能享受“信息带来的冲击”。当这种冲击足够多元，听障者的世界也会变得开阔、丰富起来。
▲听障者通过字幕盒子收看节目后竖起大拇指
春节前，一位爱心人士购买了100台字幕盒子，寄给全国上百位听障人士。几乎每个人都收获了前所未有的体验：
16年前春晚《千手观音》舞者吕晓燕，第一次在大年夜和家人共享了同一份欢乐和感动，她在电视机前被岳云鹏的相声逗笑；
北京一位喜欢抗日战争片的老人，第一次在电视上看懂了《铁道游击队》，小时候因为看不懂无字幕的老电影，他常跑去新华书店翻小人书消化剧情；
重庆沙坪坝区磁建村150多名聚居的听障者，集体观看了《新闻联播》等电视节目，现场不少人竖起大拇指；
很多因为疫情焦虑不安的听障朋友，在电视上收看了实时的新闻发布会，第一时间获取了疫情一手资讯；
还有年轻的听障者，动手拿盒子连接电脑，第一次体验了带字幕的网课……
▲字幕盒子第一批听障用户收看新闻、娱乐等节目
杨洋期望，字幕能够在更多的地方发挥作用，像“盲道”一样，成为无障碍社会中的一种基础设施。尽管有些场景识别难度较大，但她期望有条件的地方能让字幕先跑起来——听障者阅读速度极快，字幕准确率达八成即可理解大意。
杨洋和许多在北京念大学的听障学生聊过，尽管一线城市生活压力很大，但他们都不愿回老家工作。“为什么？因为相比二三线城市，大城市的信息无障碍做得更好，这里的电子屏幕更多，公交车、地铁上都有报站屏，不用分辨嘈杂的环境音，看字幕一秒钟就搞定了。”
在各方的努力下，听障者身处的环境正在不断进步。
今年3月，宣振生研发的“实时字幕机顶盒” 被海南省残联纳入《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参考目录》。接下来，他期望引入投屏等功能，让盒子覆盖更广泛应用场景。
▲字幕盒子“今声优盒”
4月，同样采用达摩院语音技术，钉钉为中国聋协搭建起无障碍工作平台，聋协 31个省份、80多个城市的工作人员从此可以利用实时字幕在线开会、直播。之后，无障碍平台还将向更多听障群体开放。
目睹越来越多“声音缺失”带来的空白被字幕填补，越来越多的听障者因此实现了过去不敢想象的心愿，杨洋常常想起第一次看见新闻实时字幕的情景——那种“冲击”比装上人工耳蜗时还要巨大。
身为听障群体的代表，杨洋常常需要公开演讲和接受采访。“能开口说话”已让外界惊叹，但她仍隐隐为自己的口语感到自卑，和很多听障者一样，那种不自信被刻意藏得很深。
直到连上盒子，看见实时字幕随着说话人的表情动作一串串在画面上蹦出来，她才发现，“上当了”——原来健听人的口语并不像书面语那样完美，他们说话时也会有大量“嗯”“呃”的语气词，也会打磕巴和词不达意。
“原来他们和我一样，你能做的我也能做。”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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