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录片《巢》中，85后主人公（左）与年过七旬的父母共同生活。（片方供图 / 图）
“当人的生存已经不是问题了，发展面临瓶颈怎么办？父母把子女保护起来是一个出路吗？”
责任编辑｜刘悠翔
纪录片《巢》把镜头对准了上海一个三口之家，85后男青年毕业多年，与父母蜗居于30平米的老公房。（详见相关报道《30平米的“巢”：互相折磨的两代人，为什么还要住在一起》）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汶蓉关注到这个纪录片，她对这样的家庭十分熟悉。2016年是纪录片开始拍摄的年份，她当时正在做代际关系研究的课题，发现了“啃老”家庭这个群体：“在2016年的时候已经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只是现在青年人就业形势更严峻，还有他们的期待不一样了，所以越来越多。最早是2005年还是2006年，上海这边就开始‘啃’了，因为房价开始贵了，老年人感受到支持子女的压力越来越大，对‘啃老’这件事情当时有一波讨论。”
刘汶蓉读博时便开始关注、研究中国社会的代际关系问题。21世纪前十年，从事质性研究的学者以大量篇幅谈论孝道衰落、养老危机、代际失衡等问题。她当年的博士论文也源于想要验证“孝道衰落”的说法，结果却把她引向另一个方向。2008年，她在分析兰州和上海的调查数据时，发现代际关系反而呈现紧密化趋势，并且越年轻的人越认同孝道观念。
2012年至2019年，她与课题组走访上海、兰州、大连等地，搜集137个家庭个案，在美国搜集11个家庭个案，结合抽样调查资料，最终得出结论：社会转型强化了中国家庭“亲子一体”的情感结构，代际互助传统表现出强大的韧性，代际纽带仍然发挥着安顿个体生命和激励日常生活的共同体功能。
在实地调研过程中，刘汶蓉见过许多受家庭兜底、托举的中国年轻人，而在美国调研时，与当地学者交流，东西方家庭两相对照，令她触动。加之自己拥有了母亲的身份与体验，她的心态有了变化。曾经，她一度反感中国的家庭文化，认为“道德绑架”过重，如今她认为这是种温暖的制度设计，中国城市家庭承担了青年人失业和结婚生子的“兜底”工作。
“虽然我们之前的文化理想是自由平等，破除封建主义的孝道和代际父权等等，但是现实中的社会，离开这些，目前没有建立起其他的可以支持人安身立命的文化心灵基础，所以（家庭文化）反而变成了一种价值示范。我们要尊重文化的传承，又要改造。这不是说改造就能改造的，需要深刻的思想上的转型，它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刘汶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目前，刘汶蓉将研究重心转移至青年婚恋上，正在操作课题“大城市青年人的婚恋趋势、困境与社会过程研究”。在与南方周末记者的访谈中，她谈及转型期家庭代际冲突、全职儿女现象、信息社会中的青年困境等话题。以下为其自述：
子女一旦不再结婚生子，
很难与父母真正和解
我们70后，往上的时代更加是，在青年时期，我们有非常强烈的离家的动力。为什么呢？父母的管控是非常痛苦的，而我们感受到的爱是非常少的，因为多子女的时候，父母分配给你的时间和精力，包括经济资源，都非常少。这种状态下，孩子不需要评估，几乎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动力，就是必须要在很早的时候读书远离他们，必须挣到钱养活自己，这种动力非常强。还有必须要结婚，因为结了婚就可以理直气壮地离开那个家庭。
在这种动力下，可以说我们那时都是生存的问题。我们也想要自我实现，从小想过画画啊，唱歌啊，写作啊等等，但是大部分人都只是把它当作自己埋在心里的一个理想。首先要满足自己的生存，要就业，要结婚，要在社会上有一个同辈的支持网络。我们的支持主要是依赖于朋友、同学，这个网络是非常重要的，很愿意花时间精力结交这样的关系。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父母给的生存上的压力非常小，他们把很多精力和思想都花在自己的理想为什么不能实现这件事情上，就显得非常无力，因为他们的自我实现标准是比较高的。
虽然我觉得这种话说出来年轻人会不开心，我知道他们的经历不一样，他们没有办法理解。我的研究也发现，代际之间，因为没有相似的经历，也没有相似的社会角色，互相理解是很难的，更多的是要依赖于父辈，因为父辈比他们成熟。比如和谐家庭依赖于父辈的妥协，无论是自然做到还是经过反思后塑造的，但一定是做到了深刻的、思想观念上的慰藉、包容。如果没有这一条是很难的，因为子代没有相似的人生道路和体验，是很难和父辈达成精神上的和解的。就算他们也认同孝道，认同爱的重要性，但是很难生发出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这也是家庭对人的精神的一个困境吧，特别是现在转型之后，人生道路不再标准化、不复制，每个人个体化了。我后来出一本书专门讨论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情感转型，我最后的结论就是在讲生育对两代人的价值认同和情感沟通的作用。很多青年是在自己结婚生孩子之后，才和父母达成精神上的和解。如果他没有做父母，很难真正理解父母，很难放下父母对自己的伤害。只有他自己站在同样的角色上，（拥有）自己对自己孩子的情感经历的时候，真正意识到做父母的苦衷，发现自己再怎么样有好的意愿，也有很多的不如意，会有很多不可控情况，自己没法成为一个完美的父母，这个时候，他对父母对自己养育过程中的一些事情才能够放下，而且能理解到养育过程的不容易。这种和解其实是很微妙的。我的调查中，父母会自然感受到（和子女）之间的默契，心灵上就会得到一种宽慰。
中国父母为什么特别在意孩子结婚生子？传宗接代这个事，当下的中国父母已经基本不是很强调了，都会认为它是封建思想，特别是受过教育的父母。但是为什么还会追求这个东西，总觉得好像缺点什么，就是自己做父母的这条艰辛道路没有被认可。这是一个他们价值上巨大的失落，这种失落感无法在现代价值体系中被言说。网络上父母不会讲这些东西，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其实是自己没有得到认可，就是不知道自己一辈子忙活了些啥的状态。但是当子女生了孩子，他们在心灵上得到了一种理解和宽慰，和一种价值的认可，这个是很重要的。
中国家庭文化的活力在于传承性，传承是一个循环，不是线性的。但是一旦子女不再结婚生子，其实他很难理解婚姻中的挣扎，养育中的挣扎，他们心理上很难与父母真正和解。所以，我觉得当下青年人中兴起的自愿不婚不育文化，是中国家庭目前在社会转型中面临的非常大的挑战。
我们都经历了经济快速发展期，而且青春期没有那么强的信息传播，我们也没有经过很刻意的反思，就是自然而然地享受了这个时代发展的红利。但是当下的青年人成长于完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他们面临非常大的精神挑战。我们需要更多的代际之间的理解，我们不能说现在的青少年都很矫情，都很虚无，说他们躺平、没有志向，或者懒惰。每个时代都有因为心理上或者个性上有一些问题，无法走向社会的人。但这个人群如果特别大，就是一个社会问题。我们需要的是代际之间的理解和沟通。
比如说青年人的婚恋问题，我们也着急，主流社会非常着急，国家也非常着急，为什么不愿意结婚？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要理解，重要的是要让年轻人从内心认可结婚生子这条道路，还需要告诉他们亲密关系对人的心理健康和长远发展的意义。因为不婚不育，大多是青年人处于风险感知之下的一种自我保护，如果缺乏支持，他们只能顾当下了。所以，我们在文化上，对家庭生活的精神性、心理性，都需要全方位地思考。或者，需要更多的全社会讨论，让大家对婚姻制度、亲密关系有更多的理解，对个人的道路选择创造更多的可能性和空间。我们政府一直说支持婚育，就是给钱，给时间，我觉得还有就是价值层面需要更多地引领，或者说让年轻人更多地认同。
“我们担心的是青年永远无法走出家庭”
在城市中产阶级家庭里，95后子女更加回归父母。我的文章《转型期城市家庭亲权回归与孝道再造》，就是回应“妈宝”越来越多，孩子很多东西都愿意听父母的，和父母关系紧密、情感亲密这一现象。日常生活中，他们是小叛逆，但是大问题上面与父母没有什么冲突，不管是择偶的观念，就业的观念，还是入学的观念，好像都很相近。
对于中产阶层父母来说，他们已经完全改变了过去“家长式”的亲职模式。我在文章中称之为自反性的亲职实践，就是父母反思自己成长经历中的伤痛，形成了一种以爱和情感为基础的养育方式，对子女成长道路进行全方位的规划和协助，期待孩子幸福又成功。另一方面，就是中产父母的资源也不一样。80后的父母，50后，他们自己的财富积累没有那么多，经济压力还很大。但是到了95后就不太一样，整个社会的经济状况都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中产以上、受过大学教育的父母，他们一般自己职业也比较好，经济积累、知识积累也比较好，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各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能全方位地投入孩子的养育，而且从小是一种亲密亲职和密集养育。这种亲密亲职用的是情感感化和引导的方式，粗暴的强制管控行为变少了。所以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与父母没有那么大的紧张和冲突，以至到了青年期依然表现出对父母的高度依赖。
我觉得到了00后、10后，心理健康问题特别严重，这当然与学业有关，另一方面也是与长期的家庭结构，就是代际之间的共生有很大关联。孩子被照顾和被安排得满满当当，这种爱让他无法呼吸。孩子在学校也好，在家里也好，都是这种完全被监控的状态。这样的话，孩子的心理是很难健康的，无力感会很强，所以青少年抑郁症现在也日渐增长。
我们中国的家庭主义，就是亲子一体的状态，在生活支持方面有很强的工具性功能。比如，在我国的经济转型过程中，没有出现大批的青年贫困人口，都是父母在支撑，也没有那种大批的无法结婚、落入贫困，甚至流浪的青年人，这都是因为中国家庭父母在托底，所以这是一个工具意义上的好处。但是现在已经到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我们看到的更多是精神上的压力，给青年发展上的压力，我们担心的是青年人永远无法走出家庭，困在里面。
日本也有相似的情况，当经济条件发展放缓甚至停滞以后，青年人获得稳定的好工作、好婚姻的机会减少，父母就保护子女，他们叫“寄居单身”现象，就寄居在父母那里，不婚，有的人也不工作。我看一些资料介绍，这些单身到老的子女，在父母去世后，很可能陷入单身无缘的状态，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社会问题。我们是不是也会到这一步呢？当人的生存已经不是问题了，发展面临瓶颈怎么办？父母把子女保护起来是一个出路吗？
对于全职儿女，我并不反对，但是父母要做聪明的父母，子女也要做聪明的子女。阶段性的gap没有问题，因为现在你有条件追求更好的事业，追求更高的学历，追求更好的结婚对象，中间成年的时间就必然变得越来越长，但是一定要意识到不能一直这样。子女身份是无期限的，但是做了全职儿女，有一个契约的概念，我可以解约，我可以换工作。它是个职业，是临时的，不是终身的。
父母和子女都要为跳槽或者为转变职业身份，做自己的准备，不能够“我这样也挺好的”，就接纳这样一个状态，就一直这样。除非你在从事一种创造性的工作，（比如）在家里写东西，但是你还要有办法养活自己，因为你的价值来源不独立的话，自我效能感一定很低，从心理健康上看也绝对不是一个长久之计。
西方人把中国的家庭概括为corporation model——认为中国的家庭是一个合作社，其实corporation也是一个以理性架构为基础的组织，是一个事业。组织和事业需要发展，发展需要不断壮大。但是我觉得这些年轻人并没有继承这个家庭主义观点，他是因为外界的风险太大，缩小了自己建立更大亲密圈的努力。其实对他们的家庭来说，是没有发展、没有未来的，也就是说，在他们这两代人之间，结束了就结束了。这不是我们中国的家庭主义传统，他只是满足于自己最朴素的孝道思想，就是我是一个好人，我孝敬父母，父母爱我，我也爱他们，我努力让父母过得好，就完成了我人生的道德上的价值。所以这种“孝道回归”，确实是现在年轻人的真实思想状态，但也绝不是简单的向传统回归。
这个潮流让人活得非常抽象
现在年轻人的需求是比较高的，包括婚恋的标准，非常复杂。我支持年轻人精神上的追求、爱情的追求，但是这些追求又加上现实考量就很难。我做婚恋研究发现，所有的调查者都没有办法回避，择偶到最后都是一个经济指标，但是只有经济又不能完全说服他们，所以就非常纠结。心理的复杂性非常强，不像我们70后有非常强的离家的驱动，真的是没有考虑那么多。因为当时的多子女家庭资源有限、父母对孩子也普遍缺乏耐心，年轻人必须去外地上学、就业、结婚、建立起自己的生活网络，这背后是一种更接近生存需求的动力，所以对工作、伴侣的理想化、完美化追求就比较弱。
但现在整个社会的信息、参照标准不一样，现在的网络、信息传播太发达，给人的无力感太强了。你总觉得有无限的可能，但现实并非如此。他参照的对象永远是最好的那一批人，没有办法对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包括对自己满意，活得非常不快乐。
这样的话，就让年轻人很难活在自己眼前具体的生活当中，导致他们陷入了非常大的无力感。“我不将就，我努力”既是一种个性宣言，也是一种风险规避。他们其实没有努力，因为没办法有努力的途径。人的能量、力量是有限的，只能在自己附近去努力，就像一句老话说得好，要一步一步来。
我们那时候很容易做到，现在为什么年轻人很难做到，不是说年轻人不好，是因为整个社会的变化，导致人的心理环境的变化。所以要做一些反向的自我训练，必须要通过刻意的、有意识的、深刻的自我规训才能做到，如果你顺着这个潮流就做不到。因为这个潮流下，好像就是有一种文化环境，让人活得非常抽象、不实在。而我们那个时候，即使是随便找一个工作，我们好像也没有觉得不行、不舒服，因为大家都这样，不是不能接受的，大部分人是这样一个状态。这也是一个社会的进步，生存已经不是问题了，现在年轻人才会想“我不要将就，我要追求我自己最理想的那个状态”。
还有一个是风险社会的背景，就是恐惧心理造成的，这个也很重要。我们要看年轻人的注意力放在了哪里，他放得越高远就会越恐惧，他的无力感就会越强。但是这个时代是注意力经济，吸引人的永远是那些高远的东西。消费主义啊，网络文化啊，都是这样的，大多数是满足人生理上的刺激，激发了人的欲望，这种欲望暂时会让你兴奋或者满足，或者产生一种美好的想象，但是它不长久地支持你一步一步地生活。所以我说年轻人活得很抽象，我不愿意用别的词，比如浮躁这类贬义词。
现在“成人”变得非常困难，自我认同、稳定下来非常困难。当然人一辈子都要处在这样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中，但是年轻人的成长很难进入下一个阶段，因为他无法分清，无法抉择，一直处在这种纠结的状态。而现在的网络文化也好，消费文化也好，游戏也好，都让年轻人更多地沉溺在这个阶段，一直不成年。
他们一直在欲望和理想中分不清：其实是在满足他们的一种短暂的欲望，不是走在理想的道路上，因为没有在现实中去落地。我们的文化营造的这些氛围，让他们感觉自己在这条路上，造成了好像自己很有追求、很有理想、在奋斗的幻想，这样就错过了生命周期的最佳状态，慢慢地自然而然地滑落。其实有很多研究已经注意到，包括日本对青年的研究调查也是，并不是年轻人计划不婚不育，一开始就坚定地树立“我是一个不婚不育者”，有，但并不是大多数人。只是他们在寻找伴侣的过程中，在探寻自己理想的道路上，滑落到了最后单身的结果。
我觉得对年轻人还是要更理解，确实是整个环境的影响，社会文化、心理、经济各个方面，其实是整个现代性对人精神的一个压迫。如果再往上走就是到这个（层面），在青年这里非常明显。
现在年轻人没有机会日久生情
你在二十来岁的时候看起来有无限可能，到了四十岁，似乎也还有很多可能。但事实上你在现实中，看看你的周围又好像没有什么机会，这就让人很抓狂。
我做婚恋研究，发现年轻人觉得有很多机会，互联网上有很多平台。选择似乎非常多，但其实最后都不是选择，就是都没有办法成为现实选择，这就是青年的困境。
这种选择和我们那时候不太一样。我就讲一个点，很有趣的是，现在大学生不谈恋爱，高中生好像还谈谈，但是大学为什么不谈呢？而且他们工作以后也不找自己单位的，因为会觉得如果不成很尴尬！这个理由初听很不可思议，但仔细想我觉得也挺对的，这是非常理性的。
恋爱这个东西是需要时间、情感培养的，需要长期地互相接触。我调查发现，他们每个周末都很辛苦地要去相亲，一周就相亲一次，要绞尽自己的脑汁去跟人谈，甚至参加各种相亲活动。但活动结束以后，那个人就不会出现在你身边了。就算你当时觉得这个人还行，但他在这一周之内不出现在你身边，最多周末再见，很多人都是坚持个两三次就索然无味了。而且关键是条件不会好到让你不顾一切，也许条件还行，但是再一想，还有很多你不满意的。
这就是一种理性衡量了，你按条件来衡量永远有不满意的地方，不可能一个人什么都好，什么条件都完全达到。日久生情不是看条件，即使条件一般但是有感情了，也就在一起了，很多时候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年轻人没有这个机会，他没有生出感情的机会，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日常接触，甚至是发生一些事件触动你。这样的话，没有感情你就完全看条件，看条件又总是不满意，所以就很难。
这个社会看起来好像选择非常多，但事实上因为你没有现实的接触，附近没有什么机会，也没有什么可选的。而且他们害怕进入现实生活中具体的关系，他们很怕关系破裂或不愉快的风险，担心受伤和关系的缠绕，对人际关系的投入有一种非常大的担忧和警惕。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独生子女普遍的问题，就是他们的人际边界感很强，担心、害怕关系复杂，与人自然形成一种远离，到哪里都很想把自己择出来。而在我们那个多子女时代，从小就在各种关系里面摸爬滚打，伤害肯定也很多，但是好像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不怕，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状态，或是生出了应对的生理反应也好，技能也好。现在被家长保护的年轻人，或者独生子女，他们没有这个能力，也不愿意去掺和人际关系，他们觉得那样很low，喜欢独来独往，需要自己的空间比较大。所以我觉得这都是时代的变化，也是时代进步的一个负向后果吧。
我有一个学生就说，她只要和她父母在一起就可以了。确实有这样的孩子，这样的想法：我在这个世界上也不需要再和谁建立那么强的紧密的关系。因为建立紧密关系需要很多磨合，有很多不适应，挑战非常大。人和人之间的忍让，各种各样的妥协，总之他们不太愿意，觉得这个太复杂了，偶尔一两次，就玩一下，但是很难深入交往。所以我觉得他们宁愿相亲。甚至有学生说，老师，如果国家给我们发一个配偶就好了。他们愿意追剧，磕CP，那种爱情的甜，这样就用完了，不需要在现实生活中找爱的感受了。因为没有那么完美的一个人，让他有那种情感，想到两个人那么甜那么相爱。
看别人谈恋爱，如果要组建家庭，“国家发我一个”。所以他们很接受父母介绍。当然父母也跟他们价值观念比较接近，在择偶上意见也能够协调，所以他们挺接受父母安排的，这个和我们当时预见的也完全不一样。我们原来想的都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教育程度提高，婚姻一定是自由恋爱模式。但是现在看起来也不全是，恋爱是恋爱，但是婚姻的话父母安排挺好的。
当然，这都不是大型调查，大型调查里面可能还很难反映出来。但是我之前看到过一个全国调查数据，就是和1990年代比，21世纪以后父母在子女婚恋决策中的作用在上升。这个我觉得很自然，主要是经济上的原因。现在年轻人结婚，买房、彩礼、看娃哪一个环节都要依靠父母，再加上年轻人心理上对父母的依赖也有所上升，所以父母的话语权肯定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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