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现代性与布尔什维克困境

苏联现代性：斯蒂芬·考特金与布尔什维克困境

（节选）

安娜·克里洛娃（Anna Krylova） / 文

林彦 / 译

坐落于南西伯利亚铁路与乌拉尔河交汇处的磁山城

考特金在《磁山》中所发展出的关于苏联现代性的反资本主义和反个人主义社会主义概念是复杂和多层次的。这一概念通过俄国长达一个世纪的历史困境被加以语境化，并与资本主义世界的跨国命运紧密相连。对考特金来说，“俄国对社会主义的迷恋”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而是一种历史地多元决定（historically over-determined）的选择，这种选择承诺为围绕着俄国的社会经济落后性的长期存在的一系列复杂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同时，它也表达了一种对俄国的历史和民族特殊性及道德优越性的民族幻想。根据考特金的观察，后1917时代对社会主义未来的追求使俄国可以同时既与西方传统结盟又与其相区分。社会主义选择所承诺的科学计划的、发达的和有序的社会将俄国稳固地置入启蒙事业中，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又允许俄国的知识分子沉浸于对一种祛除了资本主义罪恶的独特的现代性想象。用考特金的话来说，“社会主义的布尔什维克版本促成了根深蒂固的地缘政治目标与强烈的社会关怀之间历史地决定的合并”，因而在俄国历史的语境中完全合情合理。

通过这种概念化的方式，考特金将自己对苏联社会主义的研究建立在对某些重复出现的学术预设的严肃再思考之上，而首当其冲的就是苏俄与西方的关系。他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可以被视为现代的“资本主义的反世界（antiworld）”，这一主张推翻了把现代性视为单一形式的惯常认识。四年后，在《摩登时代》一文中，考特金又引入“多元现代性”的概念。“现代性”成为一个复数的，具有内在的比较性质的范畴，更是这个学科（编注：指苏联史）进入跨国和全球历史的门票。

对本领域同样重要的是考特金对苏联现代性的文化层面的维护——它是于1920和30年代闯入政治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符号、概念、态度、语言甚至说话方式等等所有这些东西的“强有力的一簇”。考特金的处理方式与先前把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与苏联人民不相干的文化层面来研究的学派有所不同。在《磁山》中，“文化维度”构成了研究的“关键”领地，然而他的分析却从全球和地缘政治动态的宏观层面转移到了马格尼托格尔斯克建设基地上“活的社会主义”（lived socialism）的微观世界。考特金的苏联主体在他的叙述中与社会主义工程休戚相关，因而考特金自己及该研究领域也就很难无视苏联人民对社会主义工程——作为对身体上和情感上漠然的个体的强制——的参与。为这一社会主义工程的文化维度进行辩护也就将另一紧迫的议题摆上了本学科的议事日程：将布尔什维克现代性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概念化。因此，文化史与主体性研究的起点，正在于拒绝将文化领域视作表征的外在异化形式(an alienated façade of representations)。 

《磁山》所吁求的事实上的“文化转向”（虽然没有使用这个词）当然不是由本书首先提出的。它从属于1980和1990年代历史学专业转向文化理论和对历史分析的可行主题进行批判性的重新概念化的更大的普遍趋势。在1990年代中期，《磁山》是第一批将这个时期主导的知识和方法论潮流应用于斯大林主义研究的著作之一。正因如此，这本书所重新定义的远不只是斯大林研究。

我们亟需对考特金所谓“活的社会主义”的微观世界中个体与社会主义工程的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作出新的分析。借助于福柯与其他批判和文化理论家，考特金将“居所”（habitat）、“认同游戏”（identification games）与“主体构造”（subject formation）等一系列新的分析语言引入到现代俄国史研究领域中。这使他可以将布尔什维克主义作为日常讲话、行为、穿着和思想——这些活动是 “说布尔什维克语”实践的例证——的一种“持续进行的体验”来研究。而社会主义之下特定的“主体性问题”——它的构造与表达——被重新定义为一个“生产性的过程”，对它的研究不仅仅是对被压抑和禁止之物的研究，也是对可能之物和生成之物的研究。从而，考特金帮助一整批学者转向对苏联现代性的高度文化性和理论化的研究，并为主体性研究奠定了概念基础。

鉴于这一知识计划所显现的雄心壮志，我们需要特别注意考特金分析中被认定为“固定的”或“基本的”层面。顾名思义，这一层面在考特金与现代俄国史研究领域的批判性对话中是不容置疑的。现在我将转而讨论考特金所谓“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固定观念”这一概念，以及它在考特金关于苏联现代性的讨论中所扮演的角色。布尔什维克思想和政治文化据说具有某些深层的基本原则，而关键是对这些原则的所谓“固定的”层面进行检视。考特金的分析基础构成了本领域的理论财产，而这种财产要在1990年代以前的学术传统中寻找根源。后者不仅引导了考特金，也影响了我们自己处理苏联材料的方式、问的问题以及提供的解释。对这种我们所共享的基本原则的检视刻不容缓，不管它看起来显得多么理所当然。

接下来要做的不是继续那场从《磁山》出版时已经开始的关于苏联主体性的旷日持久的辩论（我本人也参与了那场辩论）。在这里，我提议后退一步，以便将视野扩大一些。文化历史学者们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便围绕考特金关于苏联主体的立场进行辩论，而我认为他们与这个学科的其他同仁一道，都忘记了对布尔什维克思想——考特金用它来表述他的另类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概念——那些潜在的基本原则的综合体进行剖析。恰恰是这一基本的文化层面为考特金提供了思考苏联问题的基础，而根据我现在的理解，它需要首先被审视。

考特金声称《磁山》要召唤概念的和理论的创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对苏联社会主义原则（tenets）的讨论却显得既没有独创性也没有论争性。这本书是对作者从几十年来围绕马克思-布尔什维克主义意识形态展开的学术著作里借来的那些核心概念的非争论的总结。我们也许可以认为，《磁山》其实是在向我们确证就苏联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已经达成普遍的共识，因为在这本对其他内容都给出了极为详尽注释的著作里，关于社会主义的核心观念却没有进一步的注解。

考特金引用了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关于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的著作。柯拉柯夫斯基1978年出版的三卷本巨著《马克思主义主流：兴起、发展与解体》(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Its Rise, Growth, and Dissolution)是对极权主义学派三十年来试图把握苏联共产主义与德国纳粹主义本质的努力所进行的最完善的总结。这部著作连同他先前的作品因而属于一个杰出的学术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包括了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梅耶（Alfred G. Meyer），社会科学家雷蒙德·鲍尔（Raymond A. Bauer），作家亚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 政治理论家卡尔·弗雷德里希（Carl J. Friedrich）, 政治科学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 Brzezinski）等等。柯拉柯夫斯基和这个学派通常认为“共产主义观念”——一种意识形态，有着“基本价值”和“永恒要素”（借用柯拉柯夫斯基的术语）的合逻辑的概念化系统——这一概念在解释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政权及其对其人口所施加的心理力量的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例如，苏联政权被理解为一个绝对的意识形态载体，在被它自身的意识形态内容所消耗的同时将后者强加给苏联社会。虽然在其历史过程中不断地经历各种修订，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苏维埃意识形态工程从来没有放弃其基础性的概念。

这一将意识形态作为分析的优先范畴的思想信条，其产生可被追溯至若干奠基性的著作。阿伦特1951年的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当然是战后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阿伦特凭借极权主义教条的“内在逻辑性”的概念来解释极权主义现象。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政权之所以能够对个体心智施以如此压倒性的影响，并将意识形态强加给社会现实，原因在于其信仰系统具有合逻辑的和一以贯之的结构。一旦这一意识形态系统正好袭击了某个人的头脑，它就通过“逻辑推演的自我强制力”而完全控制了后者。比起特定布尔什维克观念的永恒性，阿伦特更关心这些观念在一个绝对恐怖的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

为马克思主义观念确立一个根本核心，然后追踪这些具有多重形式的观念如何不可避免地发展为斯大林主义，这是一种惯常的策略。五十年代出版的著作中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一部——阿尔弗雷德·梅耶1954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体》(Marxism: The Unity of Theory and Practice)便以此谱系来处理“共产主义观念”。梅耶同样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之所以能够持久存在，是因为它们具有凭借它们的“全面综合”及思想结构的内在一致性来迷惑人民头脑的能力。他把这个特征回溯至马克思，而后跨越19和20世纪早期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论与分歧，并回到列宁。梅耶从他的资料来源中打捞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传统不断重复的分裂与再整合的故事。梅耶的著作显示，这个故事中唯一不曾改变的，是马克思主义核心观点的意义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对将这些观点置入逻辑性的概念系统的持续努力。另一部经典之作，雷蒙德·鲍尔1952年出版的《苏联心理学中的“新人”》（The New Man in Soviet Psychology）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基本“假设”的适用范围延伸到了战后时期。鲍尔详细分析了官方意识形态、科学、哲学与文学中围绕人性与社会的定义所展开的“持续偏移的”（shifting）辩论，鲍尔与梅耶一样，试图论证在每一次新的偏移发生时，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内容与从它的观念中产出一个逻辑性的全体的要求都被保存了下来。

二十多年后，出现了大量致力于研究苏维埃意识形态与苏联政权对其毫不动摇的依赖的著作，柯拉柯夫斯基对作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总体倾向”的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所作的分析是其中最为丰富的分析之一。他对布尔什维克工程的复杂表述强调了，在一个致力于将个体自身“国族化”（也就是抹除个体、集体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非市场的和集体主义的社会里，这一工程企图在“享有历史优先性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成后，塑造一种新的反个人主义的人性。与之前的学者一样，他也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方面作为一成不变的，可溯源至（虽然不等同于）马克思思想的东西来处理。

在1970年代晚期，柯拉柯夫斯基认为他的著作属于极权主义学派传统的一部分。尽管在当时有大量的针对这一学派的批评，按照柯拉柯夫斯基的说法，这一学派为思考苏联计划的意识形态前提所提供的概念基础依然无人能及。这个学派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永恒内容”的观念被证明是对现代俄国史领域影响最大的贡献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柯拉柯夫斯基是正确的。许多挑战者批判该学派的研究方法要么过于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而忽视了社会层面，要么将意识形态在普通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简化为一种既侵扰，又疏离的力量。虽然存在代际和方法论传统上的差异，批评家们都未对极权主义叙述中关于“共产主义观念”的深层基础的方面提出什么疑问。

在考特金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了一连串与在柯拉柯夫斯基和他之前的作者那里类似的布尔什维克思想的特征，这些特征被当成是现代俄国史研究领域的既定知识。为什么要给这些既定的东西作注呢？苏联的反资本主义现代性——一个没有市场和私有产权的世界——承诺在苏联公民的日常生活中“超越自私的个人主义”，不是吗？新的无私的社会主义个人的建构是由重新以劳动和备受推崇的工人阶级集体主义世界观作为个人认同的核心这一命令所指挥的，不是吗？考特金在他的结论中将这一另类的存在方式简要概括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这一分析将世界划分为敌对的阶级，并将无产阶级视为“普遍阶级”，亦即新的人性的活生生的原型——的基础之上的“对个人主义的拒绝和对共产主义的承诺”。考特金对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的概括，还必须加上以下内容：社会主义体系在马格尼托格尔斯克建设中的运作模式被定义为“动员的”和“英雄的”，而对苏联社会的时间感觉则是“革命的”和“未来导向的”。现代性的苏联教条是由布尔什维克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所派生和定义的，后者在1930年代通过“斯大林主义文明”获得了物质形态。《磁山》中的“说布尔什维克语”远不只是一种有帮助的隐喻。它是一种分析性的修辞，能够抓住布尔什维克工程——将个体生活“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的本质。

考特金就1930年代所得出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信条是如何碰巧为余下的苏联岁月制定一整套永不过时的建议的？他自己直接提出了这个问题。按照考特金的说法，这些核心原则的保留和可用性是官方意识形态和文化有意的和永不疲倦的“经营”的结果。在考特金的剧本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永远在可修改的同时又可循环再利用。考特金主张，“苏联政权的官方意识形态”“虽然能够被修改，却实实在在地包含特定的固定观念，这些观念既塑造了国家行动的过程，也决定了大众对国家行动的解读。”

建立在特定的基本信条基础上的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考特金的学术研究中以扮演核心的和持续的解释性角色而告终。然而考特金却从未将这一意识形态本身作为批判性检视的对象。在《磁山》中，考特金已经把他关于说布尔什维克语、反个人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的看法作为对二十世纪苏联整体的综合记述。在“迅速地跳跃”至斯大林治下的现代性问题后，考特金论证，苏联所获取的经济和文化原则最终被证明一直冻结于其1930年代的特定形式。在《摩登时代》和《幸免的大战》中，考特金描绘了这样一幅停滞的苏联现代性图景：在1930年代止步不前，一直为改革自身而奋力挣扎却始终失败乃至最后崩溃——这与西方不断变化中的二十世纪形成鲜明的对比。不像苏联在战后倒退回其战前的经济文化模式，西方在战后至少经历了两轮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重塑：从大萧条时代的资本主义到福利资本主义，从资本主义的福利阶段到后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这一论断的得出与《磁山》中所确立的关于苏联社会主义“体系的基本信条”和“[稳定的]官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显然是分不开的。

《摩登时代》一文还为描述苏联停滞的现代性增加了一个新的、始终隐晦的术语——“反自由主义的”。致力于研究“两次大战间的危机”，这篇文章将苏联及其讲布尔什维克的现代性置入由大众生产、大众文化、大众消费及对社会福利模式的治理的渴望所构成的跨国语境中。考特金认为，苏联与西方从根本上说经过了同样的发展路径，但却保持了自由主义与反自由主义间的“巨大的分水岭”。这个论断意味着大众娱乐、消费和教育在苏联的快速扩张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苏联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基本价值。换句话说，不论苏联现代性从西方复制或挪用了何种形式，它的核心内容都不会发生变化。因而，比如苏联大众文化并没有回避“轻松的娱乐”，但却依然由动员性的、英雄的和革命的价值所框定，而布尔什维克内容的最佳诠释便是广为人知的集体至上原则。

人们也许会从考特金对苏联现代性的处理中得出一个令人担忧的结论，那就是在认识论层次上，苏联并未经历一个作为历史上截然不同的文化构造的战后时代。苏联说布尔什维克语的现代性的持续性，大概最充分地表现在考特金对“苏联的”、“布尔什维克的”和“马克思主义的”这几个概念的互换使用上（无论针对1930年代还是1970年代）。这一文体习惯包含了以下预设：苏联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从根本上是静止不变的。

在其对苏联走向现代性的另类道路的理论化过程中，考特金转向文化与跨国的历史，许多悖论随之而来。我认为，考特金在维护社会主义工程的文化维度的同时，促成了它与新的苏联文化史的术语固定。在苏联史领域，方法论的创新、新的研究领地的开拓和新的分析范畴的涌现，都止步于缺乏对布尔什维克定义的苏联现代性的核心特征及其对整个世纪的可适用性的认真检讨。仅仅通过运用一把文化钥匙来开启整个苏联史，考特金将战前岁月融入于战后。他的著述同样终结于为“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西方”的旧的对立再生产一个新的版本。只不过这一次，以“另类现代性”的名目，二元对立就处于“现代”的宏大范畴的内部（而不是外部）。

在过去十五年中，考特金对苏联另类现代性的阐释，对美国和英国学术界的现代俄国史研究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促成了一个普遍的学术假设的固化：近一个世纪的苏联实验，不论多么充满变数，多么含混、矛盾和持续变化，始终基于一些不变的深层基本原则而运转。“固定的观念”，“深信不疑的观念”，又或者“基本的信条”，成了关于现代俄国的学术作品的稳定的修辞和被随意调用的概念。对苏联现代性基本原则的持续的学科迷信，也就有了其自身的历史。本学科的战后研究分支的构成，及其对考特金著作和其他文化史领域影响深远的的文本的依赖，是一个恰当的案例。在此，我无意对战后苏联研究领域的学术进展提供比较性的评论，相反，我的目标是对战后苏联社会研究的学术方法提出（至今未被提出的）方法论上的疑问。

例如，紧随《磁山》的出版，又有两部对本领域形成起重要作用的布尔什维克-苏联现代性研究著作问世，它们是伊加尔·哈尔芬（Igal Halfin）的《从黑暗到光明：革命俄国中的阶级、意识和救赎》（From Darkness to Light: Class, Consciousness, and Salvation in Revolutionary Russia） (1999) 和 奥列格·哈拉何林（Oleg Kharkhordin）的《俄国的集体与个体：对实践的研究》（ The Collective and the Individual in Russia: A Study of Practices, 1999）。这两部著作并未将布尔什维克信仰与随之产生的苏联意识形态的条款——更确切地说，是其内容——作为可分析的问题。相反，它们与考特金的方法论路径相一致的是将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作为实践来研究的计划安排。换句话说，关于布尔什维克现代性的已知的基本原理没有被质疑，而是被应用在他们的研究中。这两本书同时对布尔什维克政治与东西方宗教哲学传统间根本上的亲缘关系所进行的研究，也并未对布尔什维克文化工程的常见术语提供什么新的阐释。

特别是哈拉何林处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方式，将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指令视为从俄国革命一直延续至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苏联非资本主义现代化任务的治理常数。通过分析布尔什维克议程成为苏联人民的语言和生活现实的过程，哈拉何林提供了对“集体构造和集体自省的实践”的细读。他的阐释始终将苏联文化生产的官方领域与集体主义理想的规则相挂钩。哈拉何林认为，尤其是在战后岁月里，“生活的集体化运动”旨在“发现少数依然在系统的缝隙里搞自己的独立王国的个体，并迫使他们进入到集体中去。” 哈拉何林的确在他的研究中发现了个体化的实践，然而这些实践却被解释为无意的行为和集体主义计划的反讽的副产品。在《俄国的集体与个体》中，这些实践存在于那些苏联社会的非正式的——亦即非苏联的——空间和亚文化中。

1990年代末2000年代初在争议中兴起的主体性研究亚领域同样跳过了一个关键步骤，即对布尔什维克主义马克思主义信条的核心概念及其对苏联整体历史的可适用性作批判性的检视。其先驱并未质疑考特金对苏联历史的长时段叙事化（longue durée narrativisation）或他的隐含假设。结果，这些先驱者们对公认的苏联布尔什维克议程的反个人主义——借用约亨·赫尔贝克（Jochen Hellbeck）的术语：“非自由主义”——核心没有提出什么疑问，而是专注于研究布尔什维克世界观被苏联主体内在化的程度。赫尔贝克影响深远的著作详尽分析了苏联非自由主义现代性的官方语言与苏联人民在日记中所进行的私人谈话和自我审问之间存在的连贯性。赫尔贝克从1930年代的日记中所提炼出来的现代主体对可被认为包含个人主义倾向的蛛丝马迹表现出强烈的不安，这一主体花费了大量时间来管制他/她自己，以抵制这种倾向。

考特金那些给苏联现代性加上布尔什维克定义的著述最成问题的东西，恐怕现身于围绕战后苏联社会所展开的学术研究中。在过去十五年中，这个亚领域经历了令人兴奋的繁荣，出版了一连串著作，举行了大量会议和研讨，一系列特别编辑的论文集将共同致力于重新思考战后时期这一目标的不同时代的学者集合在一起。而这一新的学术努力最显著的特征不在于将围绕1900到1930年代的学术叙述和分析范畴径直用于战后时期，而在于这种转换的发生没有经过批判性的讨论。学术语言究竟要发展出多少解释性语汇，才足以分析关于俄国现代性的布尔什维克梦想——后者被用来研究一个事实上已经变得现代的社会，这一问题尚未被提出。

相反，战后苏联研究者们认为另类“摩登时代”的布尔什维克图景与他们所谓的战后“苏联核心价值”、“官方价值”、“苏联意识形态”、“苏联官方标准化章程”以及“标准化陈述”之间存在着理所当然的基本亲缘性。关于苏联现代性的稳固“核心价值”的假设已经成为这个亚领域共享的出发点。其结果是，“核心价值”/“苏联意识形态”/“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通常被互换使用，而它们所包含的意思却往往缺乏清晰界定。在关于苏联战后时期的学术文献中，通常的做法是先提出一套对苏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公式化的概括，而后将感兴趣的读者引向考特金、哈拉何林和赫尔贝克的文本。

在2000年代中期，常引著作列表中加入了一部新作：阿列克谢·约查克（Alexei Yurchak）于2005年出版的《所有一切都曾永恒，直至不复存在》（Everything Wa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这部以创新的人类学方法来研究最后一代苏联人的著作强烈地依赖于作者所谓“极权主义话语”，以便在苏联社会主义的最后三十年中放置他的历史主体。这部书令人想起考特金的著作，但并未受其影响。约查克的历史叙述为读者呈现了1910至20年代多面的、动态的和矛盾的（复数的）革命语言是怎样在1960至80年代被缩减为一种高度“公式化”、“标准化”、“可预见的”和“确定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语言的。革命话语只剩下 “可预见的观念”的固定套路。作者在导言一章中简要讨论了这些观念所源自的最初的布尔什维克表述（但并未给出参考文献）。他援引了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信条的常见的基本原则，“例如平等、团体精神、无私、利他主义、友爱、伦理关系、安全、教育、工作、创造性以及对未来的关切。”几页过后，作者以布尔什维克的“新人”理想来阐明苏联社会所热望的社会主义主体性的根深蒂固的意义。约查克很快提示而非告知他的读者，依照这一理想，苏联公民“被要求完全服从于党的领导”，“培养集体主义伦理”，“压抑个人主义”以及“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觉醒的和思想独立的成员”。在约查克的简要定义中缺席的，是内在于苏联主流文化的个体化趋势或潜流，这些趋势/潜流允许一个人思考其自身的个体性及其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在本书中，“极权主义话语”存在于正式的庆典演说、党和共青团的官方文件、例行官僚机构报告、公共仪式、宣传画和标语中。虽然“极权主义话语”只是附属于布尔什维克的核心原则，并只在苏联战后文化生产的巨大体量中占据一个相当狭小的位置，作者还是将它作为分析最后一代苏联人形成的首要背景。

结果，这本书的读者确实认识到了最后一代苏联人是如何在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固定的和标准化的话语系统”的关系中定位自身的。然而有待考察的是，约查克的历史主体与本书并未涉及的战后苏联文化的广阔地带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苏联的新闻、文学、电影及大众化的社会科学的世界丰富多彩，并不只讲“极权主义话语”这一种语言，虽然它们的确显示了苏联公民认识自身和他们的社会主义当代性的方式。

于是绝非偶然，战后苏联史这一亚领域与关于先前时代的学术研究和提出布尔什维克现代性特征的学者们共享了同一种分析语言。这些特征包括：1、“合并”个体与集体利益和/或“超越”私-公之分和/或使前者从属于后者的雄心壮志；2、对个体生活的私人和个人的方面的无休无止的焦虑，以及将隐私作为私密领域来对待的持续失败；3、培育“具有团体精神和受团体动员的”、“革命的”和“英雄的”人口的总体目标，虽然学者们承认这一目标在战后逐渐失去了动力。

由于假定为苏联人民所准备的苏联意识形态—文化工程在战后并未改变其根本层面，这一新兴的亚领域专注于研究苏联社会及其与这一看起来已知的意识形态工程的相互作用。这一研究的其中一个方面致力于对苏联日常生活的探讨，并产出许多新的研究计划，比如，苏联公民与苏联地方和中央当局的互动，对去斯大林化改革的大众反应，解冻文学的读者反馈，公民社会雏形的显现，职业性亚文化的兴起，社会主义消费，个人的独户住宅。例如米里亚姆·多布森（Miriam Dobson）在她2011年发表于《批评》的历史学论文《后斯大林时代》中阐明了这一研究的理论基础，并解释了这一亚领域的主导性问题之一在于发现已经开始“说布尔什维克语”——借用考特金的术语——的苏联公民如何与在赫鲁晓夫攻击“个人崇拜”之后突然发生的修辞变化进行协商。这一亚领域领域首屈一指的代表性学者所提出的问题，精确地抓住了战后苏联研究的先驱学者们认为已知的和准备弄清的部分。已知的是，战后苏联社会的语言——苏联公民通过它来理解事物——是“布尔什维克”的。未知的是，它们如何被应用于新的政治发展——后者并未破坏布尔什维克工程的核心的延续性。这一亚领域的自我定位，假定了考特金的研究与二战后俄国的直接的相关性。

将布尔什维克定义的框架设定为战后俄国先验的运作范式，这一选择给本领域所从事的特定阐释工作带来了严重的方法论影响。我的论点是，虽然考特金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范畴已成为这一亚领域的基本分析语言，但与战后苏联研究学者们所呈现的丰富的分析素材并不相符。战后政治和大众文化中所包含的概念与理念的丰富性，仍未引起足够的学术关注，而其与布尔什维克工程之间的关系亟待建立。我所指的这些概念和理念，都曾无意中出现在、甚或已经被吸收在学者们的研究中，然而它们的意义却未被深究。它们是以下概念的多种衍生物：“个体（individual）”、“个人/个人的(person/personal)”以及“私密的（intimate）”。这一在布尔什维克传统中前所未有的对个体明显的公共关注，其突显和变化理应得到足够的学术注意。此外，对战后关于个体的公共话语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其与布尔什维克工程的关系之上，还应该注意它与一种无疑全新的社会语言的关系，这种社会语言以“社会公益”或“社会的”（但不一定等同于“集体的”）来对个体进行讨论，而且——在“当代苏联社会”的语境中——并不必然等同于关于“现代苏联社会”的布尔什维克式学术概念。

在此可举一例来说明，布尔什维克定义的社会主义框架，在此亚领域的阐释实践中起到了怎样的限制性影响。朱利安·福斯特（Juliane Fürst）的文章《私下的朋友，公开的朋友：1950和1960年代苏联青年中的集团现象》（Friends in Private, Friends in Public: The Phenomenon of the Kompaniia Among Soviet Youth in the 1950s and 1960s）是关于战后苏联对个体和公共的概念化过程的最具启发性的研究之一。这项研究展现了战后青年人社会交往的各种新的形式，特别是半私人的朋友聚会文化的繁荣。福斯特的分析揭示了战后一代思维方式构成的复杂性。用她的话来说，战后的青年意识包含了“为集体利益做贡献的渴望”，但也相信“个体与社会完善的同时存在”。解释这种意识的前一方面背后所蕴藏的原理，对福斯特并非难事。事实上这篇文章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证明，青年人的意识并未完全脱离布尔什维克范式，相反却打上了这一范式所包含的“共同性”和“平等”价值的深刻烙印。真正成问题的是，青年对“个体与社会完善的同时存在”的信仰，这一信仰将“个体”和“社会”看作不同的（并非已经相等或相融合的）实体和可靠的经历。然而，福斯特仍旧没能解释在个体生活中将“个体”的完善看作一个可区分的和可信赖的维度的可能性。如果说作者能够确切地告诉我们，青年人的共同热望从哪里来，她却无法说清那种个体完善的自以为是的想法源自何处。然而，作者假定后者并不在苏联公开的集体主义现代性的常规范式之内，也即外在于“苏联官方的规范性编码”。在接下来的部分，我将探讨以下可能性：如果我们假设在“苏联当代社会”的语境中，个体在公共关注中的中心化构成了一种后布尔什维克的，但仍然是苏联的，且并不必然是颠覆性的文化工程，这会怎样？

与学术界对布尔什维克基本概念的持续依赖相反，我认为在二十世纪的历史过程中，另类反个人主义现代性的布尔什维克话语在学者们所谓苏联文化的“正式的”或“官方的”领域中逐渐失去了其中心地位。由1930年代工业化的启动所带来的城市化和社会、职业分化的加速进程，不可能不进一步产生与布尔什维克梦想不相符的工作、学习、闲暇和私人生活的新结构。在这部分中我想说的是，现代工业社会在苏俄的诞生，使得主流文化的中心出现了关于现代个人与社会的全新的公共对话，这是不可能出现在（根据学术文献的看法）被反个人主义的和集体主义所限制的布尔什维克话语中的。我将在下面说明，关于现代个体和“当代社会”的话语已被一种新的语言所构建，这种语言与考特金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叙述并不同步。我们需要对后布尔什维克阶段的苏联现代性进行重新概念化，并对“布尔什维克的”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的和反个人主义的之间看似不成问题的连接提出质疑。启动这项工作的一个途径是质疑考特金关于停滞的宏大叙事。

只需快速浏览一下已有的关于战前和战后苏联社会的社会人口学分析，就会对停滞叙事能否为这个学科充当涵盖苏联现代性所有方面的综合性解释产生疑问。如果从社会学和社会人口学的角度评估战后苏联的发展，人们很难按考特金所打算的那样，通过回到1930年代苏联的样式来描绘战后的社会特征。相反，考特金认为，错失了变化机遇的战后岁月其实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迁。

与考特金从苏联经济发展中推导出的停滞故事形成强烈对照的是，社会人口学解释认定，苏联社会史的战后时期存在分水岭式的事件。只有到了1970年代，战前和战后城市化浪潮才产出了主导性的城市社会，其中58%的人口生活在新的城市空间里，并享受着对生活方式和质量的城市标准的期待。战后岁月同样见证了职业中产阶级如何扩大为一个大众阶级，从1941年的1100万增至1983年的3500万，增速超过了工人阶级。人们所见的不是一种困于战前岁月的停滞的现代性，而是一种其历史只发端于1930年代的现代性。

这一城市和中产阶级偏向的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到来，自然伴随着城市生活的个体化程序，以及智力劳动异化的和据说是个人主义的自我中心——这恰恰是布尔什维克曾经承诺要克服的。相反，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的，个体化习惯内在于社会主义现代性，尽管其具有非市场化的导向。然而学者们倾向于假定，苏联现代性的个体化实践并没有产生与之相伴的个体化文化。1930年代社会主义工业化期间，一些经历微妙分化的工人群体（尔后则是一大批）已经开始出现，工人们开始从事所谓的智力劳动，加入了技术的、科学的、管理的和艺术的中产阶级。他们的职业选择和职业准备的特定原则，都以个人天赋和内在倾向作为前提。他们在学校、大学、办公室和实验室桌上操作的职业化方式，依靠大量学习和解决问题的个体化程序，这些活动所需要的是孤独和独处的时间。众所周知，苏联现代性的一揽子计划包含了对独户家庭公寓——为私人闲暇时间和浪漫的亲密行为所准备的极受欢迎的空间——内部私密空间的不同形式的期待。

根据理解这一剧烈社会转型的标准方法，社会主义非市场工业社会对常见的现代个体——离开劳动的实际经验，并进入无数自我关注的工作和闲暇的程序之中——的结构性需求，不亚于其资本主义的对应物。换句话说，1920年代后期，在布尔什维克领袖决定继续其工业化计划的那一时刻，对集体主义无产阶级式的非异化的现代性的布尔什维克梦想就已经破灭了。

然而，这一非常简要的社会人口学巡礼，并非试图再一次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样式之间所存在的惊人的结构上的亲缘性，而是要问，当现代的异化的和自我关注的个体成为一种大众社会现象时，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文化话语领域究竟发生了什么。根据考特金所描绘的关于停滞的宏大叙事，没有任何与实质性改变有关的事情发生。在考特金的主要著作里，苏联意识形态和文化实际上只是重复苏联经济的历史命运。

人们为苏联社会化和个体化程序的剧烈转型所描绘的另一种可能情节，到目前为止最多只在文化史的亚领域中扮演了一个陪衬性的角色。无论是考特金还是那些受他影响的文化史学者，都未能将苏联现代性的社会维度视为重新思考苏联社会主义想象的关键文化参数的一个重要语境。相反，他们把它作为对布尔什维克价值系统提出挑战、但又未能真正改变它的一个背景来看待。就考特金而言，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对苏联大众社会兴起的关注，并没有扰乱关于布尔什维克-苏联意识形态稳固性的故事。

这种经济和文化领域同步停滞的学术解释的主要问题在于，它声称这些工作、闲暇和私人生活程序的剧烈转变能够以某种不影响苏联社会主义想象的基本价值的方式展开。这就假定了现代苏联社会明显的非布尔什维克面孔必须顽固地通过布尔什维克的反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咒语来进行讨论和批评。

为了挑战这些学术成规，我将转而讨论一个我在别处曾经探讨过的历史范例，这个例子并不符合对现代布尔什维克反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教义的学术解释。它是早在1930年代中期于苏联的报刊中开始展现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世界观的危机，我把这一危机最初隐晦的登场看作是一种新的后布尔什维克苏联的价值语言和价值系统。这一危机发生于革命一代共青团和党的积极分子以及苏联的新闻工作者们遭遇工业现代性的新的社会现实之时：1930年代中期，后革命的第一代苏联高中和大学毕业生开始加入尚且弱小但却在不断扩张的苏联中产阶级的行列。在1930年代的报刊中，公共话语对这些奔向白领工作和白领生活方式的年轻人有至少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

现代俄国研究学者对论述这一现象的其中一种模式非常熟悉。在这种模式下，现实的历史主体用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对资产阶级化（embourgeoisement）的谴责性叙述来讨论苏联工业现代性的新面目，实际上对正在兴起的非布尔什维克现代性提出了一种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批判。在《真理报》（Pravda）中，这种批判是以比如人格化的方式来进行的：一个共青团工人积极分子给报纸写信，对年轻的后革命一代——本应是集体主义“新人”的一代——与前政权的“资产阶级”之间出奇的相似性深感震惊。这样一个共青团积极分子在控诉受教育的职业青年时，理所当然是在“说布尔什维克语”的。对他来说，这些年轻人非但不“新”，而且看起来缺乏无产阶级意识，并展现出令人担忧的个人主义习惯，比如对隐私的要求，以及他们的公众形象和私下形象的不一致。结果，在旧的革命一代眼中，他们看起来是布尔乔亚的、非集体主义的和个人主义的。

从1940年代开始，学者们展开了对苏联布尔什维克工程的类似批评，以此检视斯大林俄国变化中的社会政治版图。例如，在其1976年的标志性研究中，薇拉·邓纳姆（Vera Dunham）呈现了社会体系从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价值的后撤，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奇迹般幸存的前革命时代中产阶级的“布尔乔亚”情感的拥抱，从而解释了在关于斯大林治下苏联社会的流行的描述中所发生的各种变化，包括对个体及其私人需求的新关注。邓纳姆与考特金这位后撤范式（retreat paradigm）的激烈批评者共享了同一种假设，那就是苏联社会主义工程除布尔什维克主义之外别无他物。换句话说，苏联社会主义就等于布尔什维克主义。根据这种理念，邓纳姆将布尔什维克的主要语言在苏联通俗文学中的毁坏和边缘化等同于社会主义工程自身的终结。对她而言，苏联文学中对个体和他们的小世界的新关注并不是社会主义的。而考特金则坚持认为布尔什维克的核心价值在战前和战后持续地影响着苏联政治、经济和文化。这两种研究方法潜在的共识是苏联社会不可能产生布尔什维克以外的其他社会主义文化形式。受困于这两种支配性的学术传统之间，苏联现代性事实上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背叛社会主义价值——它们只能是布尔什维克的，要么留在它们的文化参数里。

虽然研究1930年代官方文化的学者倾向于透过布尔什维克批评家的视角来看待这个时代，但是携带着新兴社会主义工业现代性的破坏因子的新闻报道却被刊登出来，远远超出了布尔什维克情感的限制。事实上，正如我手头的研究所示，正是在1930年代中期前后，一种新的语言（不存在于之前的官方领域）需要被苏联的新闻工作者发明出来，以便克服无产阶级式“新人”的布尔什维克集体主义视野的贫困。布尔什维克工程全然缺乏表述这样一个现代社会——越来越由复杂分化的社会和职业群体所定义，并且结构性地依赖于其公民对个人资质和爱好的社会关注——的恰当语言。如果使用布尔什维克正典，新闻工作者只能批评作为结果的苏联现代性。通过逐渐建立起我所谓的后布尔什维克的，但同时仍是苏联的语言，他们开始涉及那些与集体主义范式不相符的社会主义非市场现代性的文化现象。

在1930年代的苏联报刊中，记者们报道了中小学生和大学生们如何研究他们的个体倾向和天赋，探索现代职业和他们自身之间日渐难解的关联，并害怕发现自己只是缺乏天分的平庸的个体。这些人在我看来正是苏联现代性的后布尔什维克个人的化身。“新人”试图与集体合二为一，并从集体中衍生出自我，而与这种布尔什维克话语相反，后布尔什维克话语所设定的现代社会主义个体则由截然不同的个人（lichnoe）与社会（obshchestvennoe）两个维度组成。

与“布尔什维克”的意义相去甚远，后布尔什维克话语在我看来是用来解决表述这代人时所遭遇的概念危机的，因为他们已经清楚地被现代职业化进程从工人阶级理想化的集体主义实践中移除。早在1930年代中期，新的术语的涌入已经清晰可见。这一现象在战后依然持续并蓬勃发展，只待研究者发现。通过与作为苏联工业现代性真实面目的新议题进行对话，苏联新闻工作者们偏离了1920年代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激进批判，引入了后布尔什维克文化语言的新要素。关于“个人的”（personal, lichnyi）的苏联词汇，以及1920年代“个人主义” (individualism)之后出现的大量“个体的” (individual, individualnyi)的衍生词开始得到正面的理解；“社会的” (social, obshchestvennyi)一词在1920年代的“集体的”之后获得了文化流通；“私密的” (intimate, intimnyi mir)一词作为“个人的”的必要组成部分回到了苏联报刊之中。

在新的官方的陈词滥调中，将个人的和社会的方面“连接”和“结合”起来的说法，开始与那种自我与集体合二为一、或自我来源于集体的布尔什维克理想相互竞争。将一个人的个人生活与苏联现代社会生活相连接，这种社会要求意味着在这两个领域间存在差别和关联性。这是与布尔什维克理想的决裂——根据本文所罗列的学术分析，后者明确地拒绝在个体和集体间作出区分。我相信这一新语言抓住了苏联现代性的新面目，并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议程。

在此，我认为，1930年代苏联社会的文化领域正在发生的，是一种苏联现代性的新的后布尔什维克语言的形成。发端于1930年代中期苏联的国家报刊的中心，这一发展过程预示了战后报刊、文学、电影和社会科学中对现代社会主义个体及其新的社会环境的关注。通过容纳个体化话语，这一新兴语言传递了以下信号：与布尔什维克集体主义要求相去甚远的个体与社会间关系的根本性重组开始了。

我的论点有两个方面需要强调。首先，我并不把1930年代中期看作布尔什维克/后布尔什维克的分水岭。相反，它是一个起始点，开启的是一段漫长而不平坦的文化变迁过程，花费了半个世纪来展开和扩大苏联文化与现代性的疆界。后布尔什维克语言和与之相伴的新的价值系统，并未将布尔什维克情感在一夜之间摧毁。我不想唤起关于“分水岭”的历史隐喻，相反，我认为那是一个渐进且从未完成的、后布尔什维克对布尔什维克文化形构的“去中心化”过程。其次，我关于苏联文化疆界的扩大的论点，并不是关于个体的兴起如何取代了集体，而是关于社会主义自我与社会（或集体）的关系的概念化过程所发生的转移，这种关系已经全然不同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对区分二者的截然拒绝。我所设想的，是一种现代社会主义话语，它同时包含了个体与社会。我还提议将“后布尔什维克”作为一个新的历史分期的标识。

这篇文章的一个更大的议程，是在我们研究苏联非市场工业现代性的方法上引起一种认识论阐释的转移。考特金把苏联现代社会看作一个其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在战后同步不发展的总体，而我认为这种停滞模式不足以捕捉苏联历史变迁的复杂性。我在此提出，苏联现代性是一个不平坦的发展过程，它事实上包含了现代性的若干视野和实践。这就为本领域对苏联现代性的研究议程提供了新的方法，这一方法认为社会、文化、经济、意识形态和政治这些不同维度的发展路径并不是自动同步的，各自都提供了关于变化和延续性的不同叙述。

考特金用多元现代性的命题将苏联工业现代性表述为对资本主义的可靠的（虽然失败了）二十世纪替代方案。在我们重访这一命题之前，首先需要为曲折的苏联社会主义实验找到新的研究领地。关于后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化的特定术语——在“当代苏联社会”（Sovetskoe sovremennoe obshchestvo，并不必然等于“现代苏联社会”的学术概念）的语境下，这一文化关于个体及此个体与“社会”（obshchestvennyi，并不必然等同于“集体”）的关系的话语——属于知识分子和文化历史学家们亟需探讨的问题之一。

此外，想要成功地对苏联工程的“固定观念”提出质疑，就必须与目前的东欧研究积极进行对话，并要同时对苏联的概念他者——二十世纪自由主义和市场资本主义——的假定的公式化参数进行质疑。二十世纪自由主义和经济思想专注于个体与社会的问题，以及其所包含的在福利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变换的位置。对它的复杂而多样的历史进行整合，看起来对重新思考苏联社会主义至关重要。

综上所述，被认为代表苏联的另类现代性概念，需要向苏联社会动态和曲折的发展，以及它在二十世纪关于现代个体与工业社会复杂关系的对话中的参与（而非拒绝）——这些新的和反直觉的问题敞开。不论我们在这一提问结束时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都需要开启一页新的篇章。

（本文编辑：阿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