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保安的高材生，一辈子就想当回干部

“干部，干部，有那么重要吗？说到底不还是个工作，怎么就过不去了呢？”

配图 | 《Voice》剧照

10月的最后一周，博物馆展厅需要维修，工人们拉材料进馆，我联系门卫放行。电话刚通，我习惯性地喊“胡师傅”，可那头传来的竟不是熟悉的嘶哑声，而是一个怯生生的腔调，说：“老胡退休了。”

我第一天来单位报到，就认识了老胡。当天几个新人在门口等人事领我们进去时，一个穿着皮衣、戴着墨镜的人凑了过来。他裤子笔挺，看不到一条褶皱，皮鞋光得苍蝇都能劈叉，一个大大的“H”标皮带扣很晃眼。

他上来就问我们：“是不是新考进来的干部？”我以为他是领导，还想问候一下，没想被赶来的人事大姐打断了：“老胡你又迟到了，还不赶紧去站岗？路面石头多，小心别把皮鞋蹭了，附近可没修高档鞋的。”这个人赶紧低头瞅地，踮着脚走开了，周围的人立刻哄笑起来。

我这才知道，这个老胡原来是博物馆的门卫。

随着对工作环境渐渐熟悉，我发现单位的同事都不大待见老胡。用班长的话说：“他是我们这儿最刺毛的，嘴巴特絮叨。”

一次，我去展厅值班，有事晚到了5分钟，路上遇到老胡，他扯住我就开始教训：“不要以为自己是在编的干部就不守时，新人要态度端正……”说到“干部”二字时，他轻蔑地翘起下巴，我听了心中冒火，又不好发作。

之后一次值班，我特意早到15分钟，和我交班的老胡拿着东西扭头便走。没多久他又突然折返，翘着二郎腿问我工资待遇如何。我说自己刚入职，还没拿到工资，他便自顾自地说道：“要不是疫情，我就出国了，机票一张好几万，那是头等舱。别看你是干部，就凭你工资估计也负担不起。我跟你讲，国外可好了……”

那幅洋洋得意的样子让我大受震撼，又难以理解。回到值班室，同事们一脸怪笑地问我和老胡相处得咋样，“是不是跟你炫耀他的大房子啦？说自己要出国去了呀？”

我苦笑摆手，大家便开始议论老胡，说此人凭借一己之力，改变了博物馆的规定。

以前，单位食堂限量提供免费馒头，放在一个大木筐里由员工自取。每次老胡去了就用筷子往里插，一根筷子各串三四个，再装袋带回家。同事们说啥的都有，馆长曾暗示老胡这是员工福利，多拿多带影响不好。老胡却厉害地回嘴：“又没吃你一口肉，我饭量就是大，当官管事太宽了吧？”

次日，食堂的馒头就不准自取了，每人限领2个。老胡想多拿，被食堂大师傅按住，他就拿餐盘砸隔板玻璃，骂粗话。食堂大师傅气得提菜刀出来，他一个跳马翻了出去，还放出话来，说自己吃不到，大家也别想。

没多久，纪委就收到举报信，说博物馆食堂浪费严重，调查一圈后，免费馒头就没了。

我觉得为了几个馒头不至于弄成这样，但后来又想，哪个单位没有奇葩呢？以后离老胡远点是了。

不知是因为古建，还是机关作风，博物馆的办公区内，楼道灰暗压抑，各个办公室大门紧闭，待久了总是有种憋闷的感觉。好在春节后我被安排负责联络工作，哪里有事就去帮忙解决，整天在馆内跑来跑去的，可以透透气。

一个周五的下午，我突然接到讲解中心的电话，让我去为一位游客解答疑难。我到了地儿，看到老胡正在跟几个中年人掰扯，心想：“糟了，老胡又闹啥事了。”

游客中心的张主任冲了出来，对我说了事情的大概：一个讲解员为五位游客讲解完毕，可能是讲得太好，游客非要她再讲一遍不可。小姑娘哪见过这阵势，都快急哭了。几个老大姐把小姑娘拉回后台，对游客解释说，讲解员是按顺序轮班接受讲解任务的，都优秀，没法指定。那几个游客就耍横，坐在椅子上不动，拿着手机录视频，说我们有钱不挣，不认真服务游客，要举报。

这时老胡走了过来，斥责他们为难小姑娘。这下惹恼了对方，矛头对准了老胡：“你有能耐，那请你讲啊？”

老胡直接应下了，说没问题，他4点到岗。张主任不放心，想让我在一旁盯着——我是学历史的，万一遇到游客刁难，可以及时解答。我顿时头皮发麻，张主任却淡定地说没事，到时他会安排两个保安随行——不是怕游客闹事，是怕练家子老胡一言不合把游客揍了。

时间一到，老胡脱下保安工服，朝着游客们大手一挥：“跟我走！”直到他开口，我惴惴不安的心才放下——他咬词准确，讲解生动，不仅把规定内容讲了，还插入了各种历史典故。游客故意提问刁钻的问题或生僻字，他都接得住，还深入浅出地一一解答。最后，几个游客对他竖起了大拇指，要加他微信，还要合影留念。

事后，我对张主任夸赞老胡，他却很淡然：“这有啥，老胡以前可是X师大的高材生，咱们的这些讲解词，他也参与编写过。”

“X师大？！”我立刻喊了出来。我心里算了算，按老胡的岁数，应该是80年代的大学生，这所大学现在想考上都不容易，更别说那个年代了——可这样一个老秀才，怎么到这儿当保安了呢？

张主任只是笑，不说话。

一次外出调研，同事们在车上聊八卦，又说到了老胡。

老胡是干部子弟，他父亲胡主任以前分管过博物馆的人事组织工作。80年代，老胡不负众望考上了名牌大学，是“天之骄子”。毕业后他先被分到一所重点中学教书，但胡主任觉得教师收入低，不想让儿子吃苦，硬是不让他去学校报到。

在家闲了半年，胡主任终于把儿子弄进了厅机关单位。老胡的学历加上干部子弟的光环，很快就让他成了单位里的“明星”。他年轻时长得周正，嘴巴也甜，还能耍几套拳，吸引了一大批人要给他介绍对象。

可就是找对象这件事，让他吃了大亏。

据说，老胡曾跟一位处长的女儿打得火热，又被人发现他跟食堂供菜商的女儿一起游湖。消息传开，处长很生气，老胡很快就被踢出机关，“发配”到一个街道下属的企业上班。老胡做人也硬气，后来真跟那个卖菜人家的女儿结了婚。

老胡在企业待了近10年，90年代末下岗潮来临，胡主任又到处找关系卖老脸，才让老胡重回机关负责会务工作。

这时的老胡在基层历练中成熟了不少，已经没了年轻时的锐气，为人低调，话也少。他每天更新单位的通告栏，由于文笔好，字也漂亮，办公室主任隔三差五就借调他到办公室帮忙。

没事的时候，他除了打拳就是读书，后来，就有传言说老胡被某个领导看中了，准备安排他当秘书。

到了2005年，一位省领导要召开电视会议，会务负责人老胡为此忙得四脚朝天。但他乐在其中，因为这是一个难得的在大领导面前“露脸”的机会。

会议开始后，老胡刚松口气，电视却突发故障，怎么都连接不好信号。大领导的脸顿时就黑了，老胡现场倒腾了十几分钟才恢复正常。这场会议提前结束，虽然大领导没说什么，但处分肯定跑不掉。办公室主任被通报批评，直接责任人老胡留了警告，被踢出机关办公室，来到博物馆。

一个知情的同事说，“老胡是活该”。他作为现场负责人，第一任务是确保信号畅通，会前应该反复调试。可老胡偏不，他一直盯着那些“眼皮子活”——茶杯要摆成一条线，椅子得擦拭干净，甚至还戴了白手套到处摸，有点灰就张牙舞爪地批评人，把参加会务的同事折腾得够呛。会议当天，老胡还把自己收拾得板板正正，头发特意焗了油，好像他才是会议的中心。

“这些工作不是不重要，但是要分清主次。毕竟领导是来开会的，不是来检查卫生的。”同事说。

老胡来到博物馆，领导不知道如何安置，就让他干个闲职，负责编撰讲解词、规章什么的。虽然情绪不高，但老胡还算称职，只是有个“毛病”——每天见人就唠叨，说自己离开机关是被人害了，冤。

有人打趣他：“你怎么冤了？是谁把电源给你拔了还是咋地？”他欲言又止，又改口说自己是机关的人，总有一天是要调走的。这样的次数多了，大家都绕着他走。

时间一天天过去，老胡调回机关的希望越来越小，他不絮叨了，与同事们的关系逐渐回归正常，对工作也渐渐上心。当时，博物馆有个内部刊物，领导让老胡参与编写。他确实有几把刷子，也很好学，把馆内藏书大都读了一遍，写文史类的小文章常见报端。据说，有好几位领导发表文章，都有他的参与。后来，馆内一些重要的展览设计与接待工作也让老胡参加，他成了小有名气的“胡老师”。

可我还是不明白，老胡怎么变成了门卫。谁知这话在车里一问出口，大家突然安静了，我不明就里，只得立刻闭嘴。

8月，我们要选举一批部门领导，老胡歪着个嘴进来，嘴碎个不停。他说这个就是个形式，推举谁大家心里都清楚，何必多此一举。又说自己这么多年辛辛苦苦，一直得不到重用……

坐在旁边的韩工直接怼他：“你这个人，能力是有，但是做人嘛——”

老胡一听就急了：“你这个人，当初要不是我，你能当上干部？得了便宜还卖乖。”

韩工撸起袖子：“一说我就来气，要不是你，我一年能少拿那么多钱？”

眼看二人就要干仗，人事大姐赶紧挡在他们中间打圆场。会后，我跟大姐统计票数，趁机问他俩有啥恩怨。大姐说：“这事也是一笔糊涂账。”

话说2008年，上面下文件说，一些事业编人员可以转为“参公”，老胡跟韩工都符合条件。韩工满怀期待，但老胡却不乐意——当时他已经拿到了高级职称，如果转了参公，就白费了。而且，有传言说，事业单位要改革，会聘用一批有职称的事业编人员到领导岗位去，老胡就动了心。

老胡心中一直有个疙瘩——他想回机关去。如果聘用领导岗位成功，他回去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后来领导找他谈话，问他是否要转参工，他一万个不同意，希望仍旧保留事业编。

人事大姐讲到这里直摇头：“我到现在还想不明白，他自己不愿意转就算了，还不停跟上面反映，讲这个不符合组织原则。最后上面烦了，参公这事就黄了。韩工自然也被牵连，好好的机会就没了。”

现在，参公一年能比事业编多拿好几万元，所以韩工恨死了老胡。

我又问大姐：“那后来干部提拔的事是真的吗？”

“是真的，但最后提的韩工，老胡连提名都没上。”

单位领导不提拔老胡的理由，看起来合理，但又经不起琢磨——老胡档案不全，最关键的一环缺了。

老胡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学校，档案也一块移交过去，结果进了机关，老胡一直没把档案调过去。那时候还没有考编制一说，来与去都是领导的一句话，档案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

后来老胡去学校找，学校说他一直没来上班，档案退回了。由于过去管理混乱，单位合并搬家，档案缺失的情况并不少见。老胡四处查找，但原始档案在哪儿，谁也说不清楚。

老胡气愤不已，不停地去单位人事部门闹。回忆往事，大姐的脾气也上来了：“他讲自己的问题就罢了，还扯上别人，说谁谁条件不符合提拔，谁谁违背组织程序，还当上领导了。本单位不受理，他就上访、给纪委写举报信。要不是他，我能晚——”大姐意识到自己失态，赶紧打住：“你说他现在是不是自找的？”

这时，韩工恰巧走进来听到我们谈话，插了一嘴：“他以为还是他爹在的时候啊，说聘用就聘用啦？他也不想想，真聘用了他，他的工资比馆长还高，怎么可能？只是档案缺失这个借口太实了，也是该。”

自此以后，老胡的心思彻底不在工作上了，他成了“举报专业户”。他不仅为自己的事闹，别人的事也要掺和一脚。他到处打听，经常一个人默默写东西，大家都说他“不知道捏着坏要告谁呢”，还在背后给他取外号叫“公共信箱”。

有次老胡喝醉了，在馆里发酒疯说：“我不好过，大家也都别过了。”总之，惹得人厌狗嫌。

他的脾气越来越大，不再把领导放在眼里。一年春节前的夜晚，上级机关某领导想把车停在博物馆游客停车场里，新来的馆长就把这事交代给了当天值“大夜（负总责）”的老胡。谁知领导到了，按了好久门铃也没人开门，馆长接到电话到处找人，折腾了快半个小时，老胡才托着水杯，手机外放着相声，优哉游哉地走出来。老胡直言，“游客停车场在6点后禁止出入，以后想来停车得赶早”。领导气得啥也没说，倒车出去了。

第二天，馆长找老胡，老胡反而“教育”馆长，说他身为一把手，不能因为对方是上级就违反规定，“我的工作中没有开门这一项”。事后，他还发朋友圈，暗讽领导为了自己的仕途，牺牲基层员工的利益。

看我感到震惊，韩工又补充说，老胡当时就在值班室里看新闻，这么做是故意给新馆长下马威，怪馆长不理会他的诉求。之后没几天，新馆长就把老胡调到保卫处去了，“他的工作不是没有看门吗？那就让他看个够好了”。

一天，我在展厅布展，老胡背着手，晃晃悠悠地走来跟我搭话，东扯西扯，突然把手机伸到我眼前：“你看看，我给我儿子买了辆奥迪，不错吧？”

我“嗯”了一声，他继续说，这车得几十万，好多干部开的车都没我儿子的好。一旁的同事呛他：“你儿子那么厉害，在哪儿高就啊？我估计一般的单位配不上啊。”

老胡顿时蔫了，含糊说他儿子本来要出国读研，因为疫情只能在家上网课。说完，就像无头的苍蝇一样转了几圈，从后门溜走了。

我这才知道，老胡的儿子是他另一块“伤疤”。老胡自小是学霸，可他儿子打小学习不好，两次高考都没成功，被送到韩国留学。以前大家聊孩子的学习，老胡都是头也不回地走掉，自从小胡出了国，他就开始狂吹，还说等疫情过去，自己可以跟着出国享福。

去年国庆节，我在单位值班，老胡突然问我下午有空没，说想带儿子来问我关于考公、考研的问题。我第一次见他如此真诚，就答应了。

下午3点，老胡带着儿子来了。小胡的穿着打扮很朴素，身上的衬衫还是博物馆发的工服。他的头发乱糟糟的，没一会儿就挠一下，也不与人打招呼，一直斜低着头看地。

老胡把他推进办公室，拜托我跟他讲讲考公的事，又嘱咐儿子：“好好听，我培养你那么久，不就是为了让你考上个编制？等你当上了干部，也不枉我给你花那么多钱。”

小胡一勾脚，把门关上了，然后往沙发上一坐，一言不发。我知道他毕业后一直待业在家，就耐心地跟他讲了如何准备资料，又问他的目标是国考还是省考。

这时，小胡抬起头，眼睛里泛出一些光泽：“我哪个都考不上。”

“只要复习充分，还是有希望的。”

“我知道自己水平，现在‘卷’得那么厉害，我肯定是‘分母’。”

小胡说，他爸一辈子没当上干部，就把希望放在了他身上，说非本科不读，将来好考公务员，后来看国内高考走不通，又托人给他联系了一所韩国学校。他连韩语都没学明白就出了国，学习效果可想而知。后来，他也不想跟他爸掰扯了，一边搞代购一边在学校混，“其实我这几年搞代购挣了不少钱，不比你们上班挣得少，现在疫情是有些阻碍，但早晚会好的。我就不明白了，干啥非得进体制”。

这个问题我也没法回答，只能打哈哈，说老胡对他挺好的，还给他买了一辆奥迪。

“别说这个，说了我就来气。我就是随口夸奥迪车型好看，他谁也没商量，就把车买回来了。其实车一直都是他在开，买个菜也得开着去，我就不懂了，这有啥好炫耀的。还说什么等我考上了，再还给我。”

“你爸能给你买奥迪，也算是有本事了。”

“拉倒吧，还不是坑我爷爷的钱。”小胡说，单位给他爷爷补发了一笔钱，被老胡盯上了，“我爷爷也是老糊涂了，一听我要考公去补习班不方便，二话不说就把钱给掏了。”

老胡退休后，偶尔还会来单位转转。

去年11月的一天下午，我看到老胡在门卫室跟几个人叙旧，本想去打个招呼，但走到门口，发现老胡似乎已经醉了。他大着舌头说：“把我调街道去，我忍了；让我背处分，我认了；可为啥答应好的聘用说变就变呢？”

我转身要走，又听到：“XX的项目是我做的，XX的文章是我代写的，他们都高升了，我最后啥都没落着。我就是脾气好，否则我全给他们点了去……”

老胡走后，他的死对头韩工依然“惦记”着他。一次，我跟韩工一起去库房，他损了老胡一路。可到了库房门口，他看见一个掉漆裂缝的黑板上贴着一张褪色的手写公告，愣了好大一会儿：“这上面就是老胡的字啊，还是那么遒劲有力，只是原来那么一个踏实有为的人，怎么变成这样了呢？”

我说这可能跟他的经历有关。韩工托住腮帮子，说自己虽然跟老胡有分歧，但是还要讲几句公允的话，“老胡真有点冤枉”。

他说，老胡当年跟处长的闺女并没有确定关系，一直是对方一头热。处长踢走他，是因为跟他父亲胡主任一起竞聘，失败后把气撒到老胡身上，完全是挟私报复。那时，胡主任没帮儿子，他成功升迁用了些手段，把柄落在人家手里，只好忍了，这也导致老胡记恨上了父亲。后来因为跟卖菜人家的女儿结婚，父子俩闹得更僵了。可韩工却觉得老胡的选择是对的，两口子婚后过得挺好，大家都说他娶了个好老婆，把家里操持得有声有色。

“那年开电视会，老胡作为会务负责人，怎么可能不检查信号？”韩工认为，要么是当时真有人使坏，要么就是老胡命不好。按说这事也没违反原则纪律，批评一顿就过去了，但把他踢出机关，明显是给别人腾位置。到了提干那会儿，老胡档案缺失不是不能补，是有人故意阻碍……

我听糊涂了，让韩工说清楚些。他想了想，说道：“算了，当事人都退休了，我跟你讲也是让你明白点事儿。”

原来，当年刚毕业的老胡被父亲安排进机关，其实也是占了别人的名额，那人就被安排到基层去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人后来成了领导班子的成员，而老胡要聘用，需要班子成员一致同意。

“只是后来他到处举报就不对了。”韩工说。

我有些疑惑，说，举报这种事，一般人做了也不会大肆宣传。老胡脾气虽差，但智商还是在线的，他在单位闹了那么多次，从未越过底线，说明是个知道分寸的人。可能是大家实在太讨厌他，才把啥锅都往他头上扣。老胡以为这样大家会怕他，敬重他，有些事就没有否认。

韩工愣住了，明显底气不足：“不是他还有谁？全单位就他事儿逼。是不是他已经不重要了，反正举报对他有好处就是了。”

一天，我看到办公室主任带着一堆材料急急忙忙去了馆长办公室，里面时不时传出老胡的名字。

人事大姐告诉我，老胡又跑到厅里闹，说自己一辈子的委屈不能白受，非要领导给他儿子安排工作，还得是在编的干部才行。大姐弄不明白，“干部，干部，有那么重要吗？说到底不还是个工作，怎么就过不去了呢？”

韩工也说：“他说自己委屈，谁不是呢？如果都像他那样，日子还过不过啦？”

没几天，韩工又兴奋地讲起了老胡的家事，“他儿子把那辆大奥迪给砸了”。好像是小胡想创业，老胡非让他考公务员，最后小胡把那堆教辅材料从阳台扔下来，正好砸在奥迪上。

于是，老胡怂了，目前消停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