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当中国工程院院士

2021-08-09 星期一

▲ 中国工程院已于2021年6月公布了第二轮评审候选人名单,共有235人。 (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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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科院院士主要从事基础科学理论的研究,而工程院院士侧重于应用科学。


  • 江欢成成为院士后的26年里,推荐过不少候选人。在提名和评审院士候选人时,“不是像拿尺子量刻度那样,而是一种综合性的评估,主要看业内对他的认可度。”


  • 中国工程院在2014年对院士增选章程作出修订,规定“党政机关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原则上不作为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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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戚展宁
南方周末记者 张笛扬
南方周末实习生 刘岍琳
责任编辑|钱昊平

2021年7月下旬,中国酒业协会产业创新技术研究院聘请第二批专家,王莉的名字在列。

王莉是茅台集团总工程师,2021年2月,她被贵州省科协推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迅速引发争议,被称为“茅台院士”。但最终,她没能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577位有效候选人之一。

中国工程院于2021年6月公布了第二轮评审候选人名单,共有235人,这意味着已有342名有效候选人在第一轮评审中落选。

成立于1994年的中国工程院,是中国工程科学技术界的最高荣誉性、咨询性学术机构,本身不设科研实体,只是个“虚体”,这是它与科研实体机构中国科学院的一个明显不同。

相比之下,中科院侧重基础科学理论研究,而工程院更侧重于工程技术的应用。这决定了在工程院成立之初,就有不少院士来自产业部门,日后的工程院也聚集了更多的官员和企业家。

谁有资格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规则经过了多次修改。包括评选机制在内,有关院士制度改革的工作,还在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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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针锋相对


1994年2月,中国工程院在北京宣告成立。经过27年增选,工程院院士队伍已从最初的96人壮大到892人,比中科院院士多出91人。

参与筹建工作的中国工程院原秘书长葛能全对不少往事都历历在目。1980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张光斗、俞宝传建议成立“中国工程科学院”,定位是“国家工程科学方面的咨询机构”,张光斗是水利水电专家,俞宝传是无线电专家。

当时的中科院已经有一个技术科学部,对要不要单独成立一个工程科学领域的机构,科学界莫衷一是。

“科学院和产业部门的意见针锋相对。”葛能全记得,科学院希望工程院设在科学院里,他们的理论依据是“理工不要分家”,如果把科学院和工程院分开,不利于国家整体科技发展。

产业部门则希望独立成立工程院。对于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的评选标准,产业部门颇有微词,他们认为“科学院评学部委员,光看论文,不看实际贡献,结果造成袁隆平反反复复几次都没有当选”。

葛能全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工程科技的发展要受到重视,必须把研究成果转化为产业和市场,转化为国家的硬实力。

“成立工程院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的。”葛能全说,1992年4月,包括张光斗在内的6名国内顶尖科学家,联署了一份建议书,再次提议建立“中国工程技术科学院”。

这份建议书受到了中央的重视,中国工程院进入正式筹建阶段。1993年11月12日,国务院批准了《关于建立中国工程院有关问题的请示》,机构名称明确为“中国工程院”,工程院成员明确称为“院士”,中科院的技术科学部依然保留。后来,中科院学部委员也改称院士。

中国工程院宣告成立后不久,首批院士遴选工作启动。1994年1月,工程院确定了首批工程院院士的规模,人员为100名左右,其中70名由国务院有关部委等单位提名,另30名由中科院院士“兼任”。

经过投票,工程院从提名人选中选出66人。之后,又有30位中科院院士被推荐为工程院院士,包括钱学森、王大珩、路甬祥、师昌绪、朱光亚等得到国际认可的顶级科学家。

“这30人显然不同于自然的交叉当选,而是一种特意安排。”葛能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初这么做既是为了扩大工程院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也是要增加院士评审的权威性,当然,这30人也是要按照民主的办法,大家讨论、投票选出的。

后来,仅1995年有4名中科院院士被增选为工程院院士,除此之外,再没有产生过“双院士”。

“增选竞争很激烈,再搞交叉当选已经不现实。而且一些科学家已经具有很高的国际威望,有一个院士荣誉就够了,也没有必要挂着两个院士头衔。”葛能全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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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科院的不同之处


至于“两院”的区别,83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江欢成向南方周末记者概括,中科院院士主要从事基础科学理论的研究,而工程院院士侧重于应用科学。江欢成是一名工程结构专家,曾担任上海东方明珠塔的设计总负责人,被誉为中国勘察设计大师。

北师大-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汤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样的分工也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大趋势,“科学院和工程院的分离是国际潮流,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都设有科学院和工程院两个不同机构”。

早在筹建工程院时,参与筹备的科学家王大珩和师昌绪就归纳出了5条原则性意见,提出工程院是由工程技术方面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学术团体,而非行政机构。

科学家们的意见日后被吸收。作为“咨询机构”,中国工程院不设置或管辖任何科研实体,这是与中国科学院之间最大的区别。

本身就是科研机构的中科院,在全国设有多个分院和实体研究单位,所属国家重点实验室就有78个,此外还创办了好几所大学,并投资了三十多家企业。而中国工程院是一个“虚体”,主体是892位院士组成的院士大会,工程院院士仅是一个“最高学术称号”和终身荣誉。

由于没有科研实体机构,工程院的院士们并不在工程院工作,都在自己的单位从事科研工作。而中科院801名院士中,在中科院所属各单位工作的就有两百多人,此外还有39名中国工程院院士在中科院系统工作。

从学部设置来看,中国工程院的学部更侧重于和产业部门的对接。一开始,工程院设置了6个学部,包括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农业、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后来又增设了医药卫生学部和工程管理学部,2006年,农业、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一分为二,成立了农业学部及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

作为联合全国工程技术领域最顶尖科学家的机构,工程院如何发挥作用备受关注。中国工程院资料显示,中国工程院的主要职能和中心工作之一,是组织院士开展战略咨询研究、为国家决策提供支撑服务。

2021年,工程院部署的咨询项目达158个,涵盖农业、医学、信息技术、土木工程、矿业等领域,耗时短的不到一年,长则超过两年。

其中,工程院在2021年4月启动的“智能桥梁发展战略研究”项目,任务是基于中国桥梁发展现状及国内外未来需求,提出亟待突破的关键核心技术,进而提出实现“智能桥梁”的科技计划、发展路径和政策措施,形成院士建议。

中国工程院成立27年来,中国工程技术取得了长足发展。

“看看我们现在的航天事业、高铁工程的发展,工程院都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葛能全认为,中国的工程技术有史以来都被形容为“雕虫小技”,过去工程师没有地位、没有发言权。工程院成立后,工程技术在国家决策方面地位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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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出色的才会推荐”


工程院在成立的次年,进行了第一次院士增选,程序更为严格,候选人需要经过两轮评审,当年共增选了216名院士,江欢成就是在这一年当选工程院院士的。

1997年,中国工程院又增选了116名院士,经过数轮增选,到2001年,院士总数就已达到616人,此时工程院刚成立7年。

2003之后,工程院每次增选的院士人数有所减少,当年和2005年,新当选的人数分别是58人、50人。

随着院士总人数的增加,评选的门槛也开始提高。2007年,工程院规定,候选人必须得到三分之二以上院士的投票才能成为终选候选人,而此前只需得到一半票数。到了终选环节,获得赞同票数超过投票院士人数一半的候选人,才能正式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这一评审机制延续至今。

候选人的产生方式,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办法》中有明确规定,院士候选人须获得3名院士的提名,也还可由学术团体提名,科协领导的全国学会可推荐本领域的候选人,各地科协则可推荐所属区域的候选人。

江欢成成为院士后的26年里,推荐过不少候选人。他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在提名和评审院士候选人时,“不是像拿尺子量刻度那样,而是一种综合性的评估,主要看业内对他的认可度。”

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原子核物理学专家彭先觉,长期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与设计工作。成为院士的22年来,他也推荐过非常多院士候选人,大多来自核工程领域,推荐的人选多与他有工作联系,“认为他们能力比较出色的才会推荐”,他也曾推荐过几位能源领域、地质领域的专家,虽然不是“同行”,但“他们的影响力足够大”。

2021年初,茅台总工王莉被推荐为工程院院士候选人,是得到了贵州省科协的提名。但王莉后来未能成为有效候选人,说明没有通过院士增选政策委员会的审查。

过去,已有多位企业界人士成为院士候选人。

2019年增选工程院院士时,百度董事长李彦宏、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等企业家经中国科协提名,都进入了有效候选人名单,但最终未能当选。最后成功当选的阿里巴巴技术委员会主席王坚,成为工程管理学部6位新增院士之一。

此外,中国工程院在2014年对院士增选章程作出修订,规定“党政机关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原则上不作为候选人”。

但在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李健看来,有些科研部门的领导本来就是“双肩挑”,既是领导干部,学术成就也不低,所以执行过程中不好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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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改革已在酝酿


工程院院士可以享受什么福利待遇,一直没有明文规定。

2021年全国“两会”召开期间,李健建议关注院士制度存在的问题,他表示,院士工作待遇的不恰当泛化应用,让院士称号染上了功利色彩。

作为中国工程院的第二批院士,江欢成感慨说,相比工程院成立早期,现在的院士评选竞争要激烈得多,他在提名和评审院士候选人时,需要做的工作也更多了,比如要认真鉴别候选人材料的真假及其“认可度”的真实情况。

随着近年来对院士制度的质疑声越来越多,“院士制度改革”也开始被频繁提及,内容包括改进院士候选人提名方式、完善增选工作机制等。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后,国办也出台规定,要求院士在70周岁后退休;个别因国家重大项目需要,最多延长至75周岁退休,2018年开始,部分到龄的院士开始退休。

“院士称号承载非学术性因素的影响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2021年5月29日,中国工程院院长李晓红在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上再次谈到深化院士制度改革的话题。他说,个别院士“不合理站台、撑门面”等现象还是时有发生,饱受社会诟病的“跑院士”现象屡禁不止。

对此,李晓红提出几项措施,如制定院士行为负面清单,对违反学术道德、违规违纪的现象零容忍,实施停止一定期限内提名权和评审权等处理措施等。

“院士称号和学术权力、行政经济待遇、商业利益联系密切,各地高薪聘请院士,是因为院士能给学校和企业带来很多价值。”李健认为现在的院士称号有太多不当利益、附加利益,包括资源、话语权等,就变得不纯粹了。他建议要杜绝竞相用高额科研启动费、安家费、年薪等争夺院士的行为。

新一轮院士制度改革已经在酝酿当中。据新华社报道,2021年5月18日,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广州围绕院士制度改革开展调研,参加座谈会的有3位中科院院士和3位工程院院士。

受邀参会的汤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国家高层正在就院士制度改革开展调研和咨询,相关细节还在讨论当中。

汤涛是2017年当选院士的,据其观察,在西方国家,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基本都是虚职,是一种荣誉。

“院士对科技的推动主要在成名之前,当选院士之后对科技的推动作用是有限的,还是靠年富力强的人、靠创新驱动。”汤涛觉得(院士称号)以后慢慢会回归到荣誉性质,“大部分院士已经过了科研创新的黄金年龄,到了享受个人荣誉的时候了,应该从政策上鼓励更多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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