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小瑞的父亲姚文书住在一栋两层楼砖房，他曾对《新京报》记者说，自家房子坍塌后，外出打工的弟弟将房子借给他住。院外贴着姚文书立档建卡贫困户的危房铭牌，显示屋子建成于1998年。当地2017年公示的贫困户名单中，姚文书一家三口贫困原因是“没技术”。姚文书亲哥亦在这份名单里，原因是“缺少劳动力”。
村民说，姚文书哥哥一直光棍，和弟弟没有分家。一整日，姚家都院门紧闭，无人应答，第二次拜访时，铁门上的小窗被锁住了。
对姚文书，村民的普遍评价是“老实”。两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说，姚文书疼闺女，养了二十年，吃饭，屙屎，都得他来伺候。姚小瑞打小就傻，多数时候待在家里。有的晚上，姚文书会带女儿出门散步，她两只手乱晃，走路别着腿，一深一浅。
在她们看来，姚小瑞的智力障碍继承自母亲。她的生母也是一个“信子”（当地方言，意为傻子），没人知道她怎么来的，被姚文书带回家，生下孩子几年后消失了。后来，姚文书又娶了现在的妻子，同样不知从何而来，也是个“信子”，“干不了活。”
姚文书曾对媒体直言，想给女儿找一个人家照顾，“我不把姑娘嫁出去，以后谁管她？”一个和姚文书同龄的村民很理解他，“（姚文书）68岁了，你想想，养活不住了，伺候不住了。”
姚小瑞是村庄里唯一的智障孩子。“一个还不够呢”，70多岁的大娘说。另一个大娘边说边拍大腿，笑得合不住嘴，漏出缺了一颗的门牙，“就一个都惊动了全中国。”
没人想得通为什么这件事引起关注，“就这么小的事” “一个小妮儿，人家找个婆家有什么啊？”她们将矛头指向那个将视频传上抖音的女人，据说是新郎家来接亲的一个司机，“发那恶心人。”
除了困惑，也有村民放低声量问，“听那些记者说，信子结婚违法是吗？”
至于姚小瑞自己愿不愿意嫁人，“她知道个屁！”一个和姚父同龄的农妇说，“你不给她饭，她饭也不知道吃，你不给她水，水也不知道喝，就是‘信’得那样。”
朱洼村贫困户脱贫名单公示
失语的人群
姚小瑞的婚礼是在父亲安排下进行的，据此前报道，媒人多次牵线，双方为此已接洽一年多。
早在十多年前，中国农业大学学者潘璐就发现，在农村地区，村庄和家庭对智障女性的婚姻普遍持积极态度。农村智障女性的婚姻大多是由父母包办，为的是给智障的女儿寻找未来照料者。
这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刊登在美国一份期刊上的调查显示，75%的家长反对智力障碍子女结婚、生育。另一项调查显示，95%的家长满意且不后悔给孩子安排了绝育手术。
潘璐调研的地点是河北保定的两个村庄。她好奇乡村里智障人群的生活世界。但是学术界对此尚无专门研究，于是她便将自己的博士课题对准了这个弱势群体。
两个村庄约有1900人，潘璐的主要研究对象有7人，其中三名男性都没有结婚，四名女性中有三人已经结婚。另一个年轻女孩尚未到婚嫁年龄，但是因为同样存在智力障碍的姐姐已经出嫁，家里并不担心她的婚嫁问题。
在村庄陆续生活了半年，潘璐观察到智障女性也会渴求婚恋和家庭生活中的亲密情感。一个轻度智力障碍的年轻女性会在丈夫打工返乡的时候，穿上平日舍不得穿的高跟鞋，挽起丈夫的胳膊；另一个不会说话的老妪则拉着潘璐的手，一直比划两个手指。后来潘璐从村民那里了解到，这个手势指的是老人的两个女儿，女儿出嫁后多年没回家，老人一直牵挂她们。
乡村里的智障女性能步入婚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们的婚姻权益得到了实现和保障。恰恰相反，潘璐认为，智障女性对自己的婚姻缺少自主决策权，她们自身的意愿和意见被完全忽视了。
在她的调研中，这些女性的婚姻都是由家里作主，结婚对象也大多是村里弱势男性——年龄偏大、有肢体残疾、家庭经济条件差。一个智障女性的丈夫比她大二十多岁，另一个女性的丈夫则是一个患有视力残疾的大龄男性。这种婚姻组合也往往预示着她们未来家庭生活的艰难。
婚姻里几乎不存在亲密情感。智障女性难以从丈夫那里获得充分的情感慰藉。那个会在丈夫返乡时穿上高跟鞋的姑娘，婚后基本都住在娘家。而另一对夫妻，尽管共同生活了20多年，除了吃饭之外每天几乎碰不到一起，白天各自干活，晚上分房而居。丈夫承认，他不关心妻子白天去做了什么，“在家里看着她就心烦”。
这种家庭关系在智障女性的婚姻中并不罕见。姚小瑞所在的河南泌阳县，一个曾带扶贫干部多次探访一户智障人士家庭的司机记得，丈夫对那个智障女人的照料仅限于给口饭吃，住进政府建的扶贫房后，也没将女人接进去，怕她将家里弄脏。
相比健全人，智障女性在家庭和婚姻中更可能遭受侵害。她们的性防范意识和自我防卫能力较低，更容易成为性侵犯的受害者。一些法律工作者对性侵害案件进行审理发现，智障女性受到性侵害的事件多发生在农村。
在一些极端案例里，伤害还可能重复发生。北方某个村庄，一个遭受过侵害的女性流落至此，被当地的一个大龄光棍捡回去做了老婆。她没法照顾自己，经常不穿衣服，丈夫每天外出干活时就把妻子锁在家里。
在河北农村，潘璐看到了这些女性的纯真，热情，渴望与人交往。然而现实中，她们的生活总由健全人决定和安排，她们无法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更无法通过自身的力量改善自己的境况。
在乡村，智障者面临的障碍不只是生理性的，也有社会和文化的因素。有一次，潘璐和一个智障妇女手拉手出村，商店门口的村民和孩子齐刷刷投来诧异的眼光，这件事很快传开，成了村民们的谈资。
“正是由于社会对这个群体的认识不足，特别是还存在很多污名化和社会排斥的现象，所以智障群体的生活状况难以得到改善。”潘璐说。
十多年过去，在博士论文结束之后，潘璐没有继续跟进这个研究主题。但是看到有关智障人士的社会新闻时，她总会留意几分。在她看来，这些年来，农村智障群体的生存环境并没有发生太多变化，这个群体依然面临多重问题，例如老年智障者的家庭照料和养老问题、女性智障者的婚姻权益问题以及轻度智障者的学校教育排斥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依然未能得到有效解决，人们对于他们也依然缺乏了解。
（视频剪辑：张歆玥）
城乡之间
在农村，一个智障女性很可能会步入婚姻，但如果她们生活在中国一些大城市，很可能面对完全不同的问题。
2006年一项对南京市216名智障者的调查显示，他们婚姻获得率仅为12.68%，其中96.8%的男性未婚，80%的女性未婚。2008年，华东师范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陈莲俊访谈了上海29位智障人士的家长，只有6位认为应该支持智障人士结婚，26名家长认为智障人士结婚反而会加重家庭负担。
现实案例中，杭州一位母亲的做法曾备受网友尊敬和推崇。去年，杭州电视台“和事佬”节目播出过一则纠纷，因为没法和三级（中度）智障女友结婚，一个保安找到节目调解，但女友母亲、年过70岁的田阿姨坚决不同意。
节目里，田阿姨展示了保安发过来的威胁短信，“鱼死网破”，但她没有表现出一丝惧怕。当时，网友普遍指责保安在“吃绝户”，称赞这位母亲的勇敢和明智。
田阿姨并非不希望女儿走入婚姻。事实上，女儿二十年前曾有过婚姻，对方是外地到杭州打工的油漆工，两人还生下了儿子，遗憾的是，外孙也有智力障碍，结婚第四年，两人离婚，孩子由对方带，“还是受不了”。
尽管如此，田阿姨说，油漆工是个靠谱的人，正直老实，但这个保安就不一样了。认识女儿前，他有同居对象，那个小个子的女人曾经找到田阿姨求情，转述了保安的话，“跟你没有希望，跟她在一起有希望。”
女儿是自己在报上征婚认识的这个保安，两个人在一起之初，女儿消失三个月，田阿姨意识到不对，将女儿带回家，果然检测出怀孕，她把女儿带去医院，打掉孩子，又做了绝育手术。
当时的节目中，双方达成一致，五年后，等田阿姨女儿年满五十，能拿退休金后再谈结婚。但田阿姨告诉《极昼》，对方第二天就反悔了。如今，女儿每周六会去一趟保安那。过年期间，保安多次报警，还是要求结婚，其中一次警方让他带走女儿，但他拒绝了，田阿姨记得警察当场就说，“你就是要这张证，不要这个人。”
田阿姨如今只希望女儿能安稳度到50岁。包括残补在内，女儿每个月有一千多块，田阿姨用这个钱给她买了社保，退休后应该能拿到三千块，足够她生活，即使不够，她也相信社区的养老机构能帮到女儿。相比之下，姚小瑞每月享受残疾人双项补贴只有120元，另有每月335元低保待遇。
田阿姨所担忧的，无非是女儿结婚后遭受不公待遇，而这样的事情在现实里俯拾皆是。
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极昼》检索了90份智障人士相关的离婚案件判决文书，绝大多数由智障者一方提出，常见的理由是“被打”，“不管不顾”。有多个案例，孩子出生后，丈夫抛下了家庭。
例如安徽郎溪县一起纠纷中，原告女方诉称，2008年，儿子出生后，被告以在外打工为名，长期不回家，致使原告及子女不能得到很好的照顾，故要求离婚。法院第一次驳回离婚诉求，第二次同意了离婚，但也明确，有轻度智力障碍的女方每月需给付子女抚育费300元。
90份案例中，绝大多数是女方有智力障碍。潘璐根据在河北农村的调查，在论文中写道，“这些智障女性的生物功能从作为社会人的完整属性剥离了出来，生育能力是她们之所以获得和维系婚姻的主要因素。”
有年龄记录的案件里，男性基本比女性大，最大差距是20年，一个1977年出生的女人，嫁给了1957年出生的男人。
在这个案例中，原告法定代理人即女方母亲在法院诉称，女儿于2007年走失，被男方骗至废品场共同居住生活，且隐瞒原告父母登记结婚。2015年1月，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对此作出判决，“考虑原、被告结婚时间较长，日后加强沟通，共同努力建设好家庭，夫妻关系仍有和好的可能”，不允许两人离婚。
新郎家所在地，和岗村付爷庙一景。
“老实人”
张其照比姚小瑞年长35岁。在河南泌阳县高店镇和岗村付爷庙组，这个55岁的新郎得到了和岳父类似的评价——老实而贫穷。
付爷庙位于村庄深处，人们依旧住着砖房，村里水泥小路去年才修成。
张其照的院子地基比其他人家更低。多数村民的砖房建于上世纪90年代，但张其照和父亲十多年前才建成现在的一层砖房。屋子两间，左边本人居住，右边则是他上了八十父亲的房间，前几年瘫痪在床，一直都是张其照伺候。院子至今没有像其他人家一样安装铁门。
张其照和姚小瑞已在村里消失多日，村民们都说，他们被政府带去，帮姚小瑞看病去了。年前，姚小瑞摔到了腿，婚礼因此推迟到年后。至于那天姚小瑞在婚礼上哭，有参加婚礼的村民认为，一方面是因为腿疼，另外也可能是“怕生”。
堂哥张东岳说，张其照人很老实，在农村，因为闲言碎语或争夺宅基地，村民间难免有纷争，但张其照从没和人起过冲突，而要盖房子一类的事找他帮忙，他立马就到。张东岳女儿也对这位叔叔多有好感，每次回村喊他，他都笑得很开心，虽然话很少，但小时候他还会领着小孩子一块玩。
她很气愤网上一些谣言，说叔叔买媳妇，她说，张其照原本打算给姚家一两万彩礼，但姚父没收。
他们都心疼这位亲戚。张东岳比张其照大了五六岁，有一个儿子和四个女儿，已经做上了爷爷和姥爷。如果可以选择，张其照肯定也不想娶一个智障女人，“还是穷”。
张东岳说，因为家里穷，张其照小学都没毕业，一直务农，加之要照顾父亲，出去打工也是在周边做泥瓦匠。种地收入很有限，这里没有水源，靠天吃饭，时旱时涝，就算麦子、油菜、花生收成好，也卖不了几个钱，只够解决温饱。
张其照有两个哥哥，一个弟弟，还有三个姐妹，都成家了。有村民提到，他两个哥哥当年是通过换亲结的婚，即将自家女儿嫁出去，娶到对方家女儿。张其照迟迟未能结婚，在堂哥看来，也有性格原因，他内向，不爱说话，一拖再拖，就到了现在这个年纪。
在付爷庙，比张其照年纪大的光棍，张东岳能数出来三个，都上了60岁，是“五保户”，“政府养着他们。”
性别失衡的背景下，农村的男性婚姻挤压并非新鲜话题。无论是姚家还是张家所在的村庄，村民们谈起如今男孩娶媳妇都会说难。泌阳县城的房价要四五千一平米，再加上车，就要几十万，前段时间一个年轻人娶媳妇，彩礼就给了9万9，这还不算多。
“特别是在农村，年轻人基本上打工为业，年轻的女孩也好，结婚的少妇也好，都到城市去了，城市生活要比农村好得多，都看得到现实，导致农村男孩比较难。”张东岳的儿子张诚分析说。
张诚在县城生活，专门为了叔叔的事赶回来，他接受了很多家媒体采访，澄清最多的，一是女方已经成年，二是不存在买卖人口。
“你觉得智障人士有婚姻权力，值不值得大家去促成？”张诚主动问了这个问题。
没等对方说完，他指着院子一棵苹果树提供了自己的见解，“比如说这棵苹果树，不管长得好的，还是坏的，到八月份成熟了，它都要卸果，她虽然是智障不假，但（身体）发育已经成人了，既然已经成人了，就该受到公平对待，不能有歧视。”
但张诚也不知道，法律中这段婚姻是否可行，这也是他最担心叔叔的一点。
泌阳县高店镇和岗村，田野里到处可见机械在抽取石油。
事实上，律师们对这个问题看法也不一致。之前《婚姻法》框架里，极重度智力障碍者（即一级智力障碍和二级智力障碍）属于医学上认为不宜结婚的情形，但民法典删除了这一条款，这也被视作一个重大进步——保障了智障人士的婚姻权利。
但一个重度智力障碍人士能否表达自己的真实意图？对此多位律师认为，若和重度智力障碍人士发生性关系，涉嫌强奸罪。不过，也有律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就结婚而言，根据《民法典》对监护人职责的规定，“只要符合当事人利益，监护人可以为当事人做主。”
理论上，重度智力障碍者无法进行婚姻登记，但在现实中，民政部门没有权限认定是否属于重度智障，多做例行审查，而非实质性审查。裁判文书网中，亦不乏重度智障人士成功结婚的案例。
对于姚小瑞和张其照来说，泌阳县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女方因智力障碍无法表达个人意愿，无法办理登记。但当地的通报也称，双方日后若有孩子，可办准生证并上户口。
没人知道姚小瑞自己怎么想，她想不想结婚，想不想生孩子。舆论过后，这片土地正在恢复往日的平静。今年的桃树早早开了花，在绿色的麦田和金黄的油菜间添了一片粉色。前几日温度骤降，一些村民更忧心的是，今年的桃树还能不能结果。
(文中姚小瑞，姚文书，张其照，张东岳，张诚为化名。实习生吕惠对本文有重要贡献。)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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