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晨已经习惯了这种管理。从一年级第一天入学开始,就是这样规定的,没有人告诉他们为什么。每到课间,除了上厕所,他就坐在四四方方的课桌前,拿出自己的陶泥捏一捏,或者沉浸在《猫武士》小说里。在那个虚构故事的开端,宠物猫拉斯特向往自由,主动离开了被束缚、豢养的人类家庭,选择进入充满争夺、险象环生的丛林世界。
现实里,他十分羡慕爸爸的童年。那是一种他从未感受过的人生经验:拥有不被约束的、能和同学自由玩闹的课间,老师鼓励外出,大家甚至可以在铃声响起前的短暂空隙里滑轮滑。
云南省大理州巍山县庙街镇营盘小学学生正在进行大课间活动。
陈晨爸爸站在旁边,无奈地笑了笑,欲言又止。他是八零后,穿牛仔裤与运动鞋,微胖,已经冒出白发。这个冬日傍晚,他骑着电瓶车来接孩子放学。之前天气暖和一点时,他会带孩子在学校旁边自由活动半小时,弥补一下白天运动不足。
“我们的观点肯定就是希望他们下去玩”,但作为家长,他也没向老师或学校提出过反对。可能大部分学校都是这样的,他接着解释。另一位家长说,她也不大可能带头提意见,担心得罪老师。
远在辽宁锦州的家长王宁倒是向孩子班主任提出过诉求,但对方显得有点为难。
在锦州这所公立小学,对课间的限制更为严格。据王宁说,孩子们在教室和走廊都不能讲话。非必要不发出声音。如果想交流,需要慢慢下楼到操场去(但也不能大声喊叫)。对教室在五楼的儿子来说,十分钟的时间显然不够用。但儿子是忍不住爱讲话的性格,10月底,儿子因为在教室里讲话被值周主任扣了两分。班主任明显不高兴,这可能影响对她的考核,给王宁发私信,让她管教一下孩子。
儿子告诉她,学校现在流行 “厕所社交”。几个好兄弟会躲到厕所聊天,整座校园里,那儿是最自由的地方。十一二岁的孩子正长身体,容易饿,学校又不允许带零食和牛奶,同学们就干脆把东西偷偷带到厕所吃。一位北方一线城市学校的小学生也验证了这种说法,同学们有时会在里面偷吃辣条,“整个厕所里全是那个(辣条)味儿”。
王宁觉得这样的圈养是学校“懒怠式”的管理:不想承担可能出现的安全事故责任,于是一刀切,“干脆大家都老老实实的。”
一位北方城市的家长担心,课间十分钟缺失对孩子们的影响或许比想象中更严重。户外活动不足对身体的影响显而易见:据公开报道,儿童青少年近视、超重肥胖、血压高的检出率逐年增长。而另一些影响则在“水面之下”,隐秘、深远。
她的女儿读一年级,从来没有过课间的概念。有次她跟女儿讨论自己以前课间玩什么,孩子觉得不可思议,问她,十分钟那么短,能玩什么?她才惊觉,孩子不仅被剥夺了自由支配课间的权利,同时失去的,还有如何规划时间的想象力。
王宁不知道该怎样在严密的校园规则里,保全儿子的好奇心和社交能力。回到家,儿子会像“十万个为什么”一样抛出他的困惑:为什么不让玩耍?为什么不让说话?为什么这么多限制?
她没有答案,只好搪塞过去:“我们只能遵守学校的纪律,因为每个人都没有绝对的自由。如果你想拥有更大、更多的自由,可能要你有更强大能力的时候,能制定规则的时候,才能改变它。”
雾霾天气,上午体锻时间,小学生在体育老师的辅导下在教室内做“室内操”。
断案、巡逻、赔偿,老师的十分钟
社交平台上,关于“课间十分钟”的讨论热度居高不下。一位同时在做教育博主的小学生家长在9月发起了一项网络小范围调查,数据显示,有1560位网友参与了投票,“大小课间均比较受限(除去厕所等不太能离开教室)”一项的占比高达56%。
孩子们被困在教室里,老师就轻松了吗?
事实上,作为夹在校方与家长之间的角色,老师们也早就烦透了课间的种种规则——他们要做“课间护导”看顾学生、要在教学楼之间巡逻、要应对各种意外事件、要做最直接的“责任人”。有年轻老师说,讲课本身是她庞杂工作内容里,最轻松的一件事。
于浅2022年研究生毕业,在转年的新学期入职河北一家公立小学,教三年级语文,同时担任班主任。春天还没过完,她就提了辞职。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正是课间十分钟的糟糕经历。
她记得,当天班里的两个孩子在楼道里面跑的时候,撞到一起,其中一个孩子流了鼻血。这在小学是常见的事。但学校的医务室还没太完善,于浅就给家长打了电话,让他们先带小孩去医院看看。对方一接电话,态度就非常强横,“他说,我首先要看到监控,我要第一时间看,是不是你们老师不负责才导致我们孩子出现问题的。”
当时正好赶上于浅的课。她让学生们先上自习,自己躲在讲桌后面偷偷哭了起来。下课后,她就找校长当面提出了离职。
情绪爆发之前,她已经连轴转了大半天没有休息,断断续续处理了好几起意外事件。其中包括但不限于——盯着全班学生吃午饭;别班的孩子被她们班孩子撞到了,但孩子太小不记得是谁,她帮对方找到了“肇事者”;两个孩子在楼道里打到了对方,她找学生当面还原事件,判断谁是有意的,谁是无意的;课间十分钟的时候,她要帮值班老师一起看管学生,不然一个老师盯四个班的学生根本盯不过来。
于浅说,她所在的新校区大部分都是年轻老师,大家还保持着未被磨灭的教育理想,所以在课间不太会限制学生们自由活动,大家可以到走廊玩耍。但这同时意味着,老师们的监管责任增加了。
今年春天,于浅辞职后,和学生们告别。她记得那天流鼻血的孩子哭得特别惨。她隐约感觉到,小朋友心里可能明白,自己的离开和他妈妈有关系。
四川省华蓥市,双河二小的学生利用课间10分钟,来到教室外参加趣味活动“拔河”。
在苏州一所私立小学,一旦遇到冲突,班主任则有可能会被推向对立面。
李慧琪是副科老师,几个年级的音乐、美术课都由她负责。一天至少要上4~6节课。像她这样的副科老师会被排班,轮流派去做课间巡逻。那所小学一共十几个班,每天的值日老师会有2~4名。
李慧琪记得,有次课间,两个男生跑着去洗手间,在拐角撞上了,其中一位鼻骨骨折。学生买了“学平险”,报销了一部分医药费,但仍有需要自费的部分。家长找碰撞的另一方家庭承担责任,对方家长完全不配合,说自己家孩子也被撞上了,说不定会有后遗症。
两方争执不下,最后矛头对准了学校。校方出面,为了息事宁人,将责任推给了两个学生的班主任,要求一人赔偿一半费用。每人赔4000多块钱,包括学生的医疗费用、营养费以及精神损失费。且当年考核降到最低。
“那个(骨折)学生的班主任还要拎着水果去看望学生,在医院哭得可伤心了,既心疼学生又心疼自己。”她说,自从那次事故发生后,学校要求学生课间上厕所要分流。
李慧琪觉得压力太大,提出了辞职,换到了武汉一所公立学校。这里对课间的管理更严格,班主任要在课间坐班,要求孩子们尽量不要出去。公立学校的师资有限,她说,除了班主任之外,只有一位副科老师被派去值班,但看管的范围是整个校园。意思是十分钟里要在三个教学楼之间穿梭,每栋教学楼有4层,根本不可能完全监管。“只能说赌一下运气了,不出事就还好。”
在这所公立小学,课间发现学生追跑打闹,实行扣分制,如果被抓住扣分,班级会失去评流动红旗的机会,也会影响老师的考核。
她从业6年,从第一年当老师开始,课间安全事故就已经是被重视的问题了。家长们会不停投诉,哪怕只是很小的磕磕碰碰,甚至只是孩子被蚊子咬了,家长都会投诉到校长信箱,现在会直接投诉到教育局。
层层压力下沉,老师们为了“自保”,只能更严格得看管小孩。
因此,即使几年前就有主流媒体呼吁课间十分钟回归,2021年教育部公布《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并施行,一些学校仍然不愿意放开管制——一旦发生校园安全事故,学校和老师是责任承担者。
李慧琪说,这种更严格的管理,对老师们来说反而是一种“安全”。而且这一阶段的小学生,正赶上2016年“二胎”放开政策,学生数量多,公立学校几乎都是大班教学,一个班里四五十个孩子,如果都出去玩,老师根本盯不住。
她每天要处理很多教学外的事情:被派去给学校交电费、写校园微信公众号推文、为各级迎检写材料,因为学生压力大,她们还要在周末参加学生心理健康培训。
她说,对孩子们来说,课间十分钟很重要,但对老师来说,那只是超负荷工作里的一小块积木。
青岛市市北区延安二路小学组织的大课间校园体育活动上,学生们在跳绳健身。
隐秘的反抗
即便再细密的规则里,仍留有缝隙。在学校关卡重重的课间十分钟,孩子们的“反叛”行为隐秘而微小。
有人总能避开老师的巡查,在走廊与教室偷偷讲话。有人发明了室内原创小游戏,起名“门卫”。大概就是两个人坐着,把腿伸起来,当作栏杆,另一个人刷卡,或者人脸、衣服识别过杆,落杆有时限,过去的太慢会被腿夹住。
有人则精准找到“合法”路径,光明正大在校园闲逛。那是三年前的事了,时任三年级小学生的女孩桃子,怀揣一个秘密。按照她的说法,这事在整座学校应该只有她和卫生委员知道。
她所在的学校课间规则是,在教室里可以自由发挥,“只要没有老师就无所畏惧”。但不允许跨楼层,除了上厕所或打水,“楼道里要绝对安静”。只有教室在一楼的同学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能出来到操场上玩会儿。
三年级的时候,她们教室在4楼,按理说没事只能在教室。但桃子发现,卫生委员每天都有下楼的机会——他需要去操场的垃圾桶倒垃圾。分中午、放学倒两次。
桃子主动承包了这个“脏活儿”。她只想出门透透气。一般来说,她们教室在走廊的最右侧,下楼到操场扔完垃圾再回来,快的话只需要5分钟。但她会主动放慢脚步,绕最远的路——从教室绕到最左侧楼道下楼,上来的时候再绕回右侧楼道——尽量卡着上课铃的点回来。
整整一个学年,这件事都没有被老师发现,“倒垃圾对他们来说是特别小的事,他们应该不会注意。”
一位北方城市的学生说,他掌握了以老师能接受的最慢速度去厕所,每天多去几次。路过走廊时,他会转过头去看外面的天空。他盼望厕所排队,这样可以和朋友“秘密私语”一下。有学生在教室的方寸之地玩“规则怪谈”游戏,每个人的任务是在规则里“活三天”,规则类似于——
本校生活每一扇窗户都安装防跳网,每天早晨检查完好程度,如有破损请报告老师。
不要带饼干,糖果,方便面等非学校出售加工食品以保证身体健康。
除睡觉外,请任何时候都穿着本校校服。
王宁的儿子用最笨拙的方法在和无聊做抵抗:他会和好朋友提前约好,下课铃响起就起身迅速下楼,溜达几分钟再爬回五楼。
王宁讨厌这种无意义的消耗。她不能接受儿子慢慢变成没有个性、习惯服从的人。她在能承受的前提下,尽力给了儿子最大自由。儿子是班上唯一没上“延时服务”的学生,“我宁愿让他自己在家里写作业、弹钢琴,甚至看电视玩手机都可以。”她也会跟孩子平等沟通,告诉他,你将来愿意结婚生小孩可以,不愿意也行。你可以喜欢女生,也可以喜欢男生,只要你开心就行。
儿子有些不好意思。12岁的男生说,我连小女生都不想喜欢,太麻烦了。他告诉王宁,哪怕学校不允许聊天,不允许发出声音,他的那些兄弟仍然有喜欢的对象。“有时候就是一个眼神,或者趁老师不注意聊天,反正情感来了,肯定不是规则能挡住的。”她说,孩子们会见缝插针地互动。
王宁不确定自己作为家长的抵抗能持续多久。如果到了学业压力更重的初中、高中,又该怎么取舍和平衡呢?毕竟孩子仍然要在这个社会生存,无论是否愿意,都得接受一套“主流”评价体系的审视。
一位90后家长做出了更决绝的选择:明年春节后,他们这个小家将移民加拿大。她的小孩读一年级,被要求除了上厕所、喝水之外都要在教室里待着。在教室也要保持安静。孩子感觉很无聊,跟她吐槽过不想去学校。
“我觉得这样培养,会对权威很尊重,甚至妥协,对自己个性是压抑。当然,也有好的一面,这样可以迅速培养一些效率很高的,有专业技能的人,但为了效率要牺牲掉个人的很多东西。”
她决定离开这条轨道,让孩子去感受放养式的,“流着大鼻涕都没人给你擦”的教育。比起效率与成功,她更希望孩子按照自己的意愿,长成他想成为的大人。
(应讲述者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