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回到妻子老家——湖南常德下面的小镇上过年。他发现，镇上不少人每天都在茶馆里过活，不分男女老少。所谓茶馆即麻将馆。吕德文研究生时期就开始关注乡村赌博现象，眼前的情景仍让他惊讶：从早上开始到晚上九、十点，除了打麻将外，村民的一日三餐也在茶馆里解决，甚至小孩也在茶馆里玩耍。他因此开启了多年与赌博相关的调研。他发现，农村赌博盛行背后，是乡村运行逻辑的转变：当乡村社会从生产型社会转为消费型社会，大片的闲暇与无处落脚的精神需求之间，刺激而触手可及的赌博趁机而入。以下是他的讲述。口述｜吕德文
编辑｜王珊
我关心赌博的话题其实没有确切时间，它一开始是我的生活体验，只是随着研究状态的深入，慢慢将赌博问题当作一个学术议题来对待。这个转折点是2018年春节。那一年，我和妻子一起回她老家——湖南常德的一个小镇过年。小镇不大，总共两万多人口。
我在那待了不到半个月，我发现，几乎所有人每天都在茶馆里面过日子，我就花了一些时间去访谈和观察。茶馆不是喝茶的地方，而是麻将馆。他们的一天是这样的：早上九、十点钟吃完早饭，打麻将打到中午，再在茶馆免费吃午饭，下午接着打牌，晚餐也是免费提供，一直到晚上十点左右才回去睡觉，有些人还有通宵打牌。茶馆甚至承担了诸多家庭功能。比如，茶馆里有不少在集镇陪读的家长，他们根本不用想着做饭的事情，小孩放学了直接到茶馆即可。在镇上，大型一些的茶馆，其服务标准是：为打牌者及其家属免费提供午餐（午餐按照当地待客的最高标准定制）；免费提供茶水；车接车送；如有小孩，茶馆可负责照看。一些茶馆为了吸引顾客，甚至进门即发5元红包。
这让我想起了以前关于老家赌博的一些记忆。
《胜者为王》剧照
我的老家在闽西的一个小山村，村里主要以务农为生，种水稻、香菇，养殖等等。我从小就会看到村民打扑克，但不太多。2003年，六合彩进入大陆后，我们老家是最早一批掀起热潮的地方。那时我还在读大学，印象特别深刻，每次回到家乡，总会听到和六合彩相关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有个彩民是做生意的，比较有钱，还在市里买了房。2003年左右，他因为玩六合彩欠了一百多万，把房子卖掉还欠2、30万，最终他难承其重，选择跳楼自杀，我有亲戚也有类似的情况，虽没有这么极端，也落得妻离子散。这些遭遇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从那以后我都会留意乡村赌博这一块，这是观察社会的一个窗口，也是理解人性复杂的一个切口。我从2008年就常去妻子老家，十年之前，当地人也很爱打牌，但没有到男女老少都去玩的地步。而2018年已发展为大人打牌，一家老少的一天也都在茶馆里面度过，这让我很触动。在妻子老家看到的场景让我觉得需要去正式调查一下，我想了解乡村赌博表象下面究竟潜藏着什么内核。一般来讲，社会的理想型分类可以分为生产型社会和消费型社会，前者主要靠生产活动来推动社会发展，后者则主要依靠消费来组织生活。我妻子老家是一个典型的中部农村，总人口不到2万，共17个行政村，100余个自然村。地处丘陵地带，人均耕地较少，每家每户只有几亩地，且没有任何工业，乡民们在上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外出打工。村民家庭收入主要依靠年轻人外出务工。集镇上因为有一所九年制学校，汇集周围最好的教育资源，有很多陪读的爷爷奶奶或中年妇女。这是一个典型的消费型社会，镇中心街上除了少量几家农资、化肥店，全是为乡民生活服务的商店，包括超市、饭店、家具店、服装店、理发店，还有养生馆、五谷杂粮配方点、蛋糕店、快递服务点等，一应俱全。但最大的产业当属"赌博业"。据我了解，全镇加在一起有100家茶馆左右，光是集镇上的茶馆就大概有30家，每个大一点的自然村也都有茶馆。当地茶馆的打牌形式也依据人群特点分为三种：小、中、大牌。小牌胡牌每把2元，一把输赢在20元以下，一般是老人在打；中牌胡牌每把为5到10元，一把输赢几十到一百不等，打牌的人主要为中年人和留守青年妇女；大牌则是每把20元以上，一盘输赢几百甚至上千，一般镇上做点生意的中年男人都会打。在镇上，绝大多数茶馆都是打中牌的。除了茶馆外，当地赌博的形式还有六合彩和赌场。六合彩是在十多年前到该乡的，和我老家一样，有相当部分家庭因为赌六合彩而倾家荡产。我调查过六合彩的普及机制，其操作技术就是某个实力雄厚的大庄家在某个地区坐庄，然后招兵买马发展下线，每一级的码庄都可以获得一定的返点，以此作为报酬。乡里的那些小卖部的老板，往往就是最基层的码庄。在这个意义上，六合彩就是一个依靠利益链条和熟人关系联结而成的赌博网络，渗透到乡村的每一个角落。也因此，六合彩相比起茶馆门槛更低、覆盖人群更广，没钱去茶馆的七八十的老人和不识字的妇女也可以买上一元、两元，到后来，它已经发展出莫名其妙的极具乡间“玄学”特色的娱乐功能。在乡里转悠，你总能听到某某人中了一个“特码”（中奖数字），一下子赢了多少钱这样的传言。而村里人寻找“特码”的渠道多样，有的看电视，有的更离奇，我听到的版本，比如有个老人80岁去世了，其子孙立马会联想到下一期的开码数字必定和8有关。在我妻子的村镇，六合彩一周开奖三次，大部分乡民都将六合彩当做“小赌怡情”的节目。赌场在当地也很受欢迎。我调查时，镇上有两个赌场，其场所、开放时间都是不固定的，一年只开三四次。两个赌场由两个风格不同的人经营，一人主要组织大的麻将局，每把50、100元；一人则经营老虎机、推牌下注。我在村里见过这两个人，组织麻将局的老板人看上去比较和善，从来都是客客气气的，去他那感觉就是去一个高档会所。另一个赌场的老板长相则有些凶狠，40岁左右，身边常年跟着两个小弟，村民都不敢惹他们。这两个人在当地都是有资源、有能力的人。只要被他们邀请，村民都会去，因为如果不去玩玩，就是在驳“面子”。赌场里经常会有恶性事件发生。2015年一年就有两起。一妇女因欠了高利贷，被逼无奈躲在一个山头两天，最后在山上自杀身亡。在这起事件过后，又一位乡民被高利贷所逼，自杀身亡。不过，即便发生了这么多恶性事件，村民在提到赌场时仍然眉飞色舞。赌场的服务非常好，你去了会有人热情地迎接你，给你发一包当地最好的烟，有的还会直接发100元的红包。准备的饭菜像开席一样，喝的饮料都是红牛，赌博时想吃什么可以直接和工作人员说。在那里面，你感觉自己像个受人尊重的“大爷”。一个牌馆老板当时开了3、4年，他和我说，做这行竞争很激烈，吸引人的关键在于服务一定要很好。判断“赌博”是否普及有两个比较显性的指标，一个是参与人数。我去岳父家周围的村子里看过，离镇上四五公里左右，村里的小卖部兼着牌馆，老人们就在里面打牌，非常热闹，有少则一两桌，多则四五桌。另一个指标是，大家对“赌博”这件事的脱敏程度，意思是人们会不会把赌博当成一件很要不得的事。一个人因为赌博倾家荡产，过去是一件大事，但现在可能觉得无所谓。每次出事死人了，茶馆或者赌场也就是被勒令停业整顿一周，人们早已见怪不怪。我在调研时发现，其实赌博业有一个较长的产业链。在这个链条里面，处于高端的是赌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制定了“消费”及服务标准，其组织性也较强；处于中端的是那些打中牌的茶馆及各个码庄，他们是乡村赌博业的中流砥柱，为培养基本“赌徒群众”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处于低端的，则是那些数量不多的小茶馆，客观上为赌博生态的塑造提供了掩护，这些小茶馆看似人畜无害，甚至还是不少村民的“公共空间”，日常不可或缺，但它们为赌博业提供了“合法性”——政府没办法对茶馆一关了之。在后续的调研里，我也去了一些其他省份。我发现，像湖南、湖北、四川、重庆等中西部省份，“赌博”现象很普遍。从一个社会学者的角度，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生产方式的转变带来的生活方式的转型。传统农业社会并非没有赌博现象，但是当时生产活动主导了人们的生活，背后有一整套的时间控制机制主导社会规则，比如24节气，村民每天忙于耕作，即使想要赌博也没有时间和钱。在这种社会里，如果一个人整天打牌，大家会说这个人游手好闲，不太争气。但现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业生产效率极大提高，农业生产所耗费的时间已经非常少。比方说10年前可能还要花两个月时间在农作上，现在可能一个月都不要了，越来越多的农作已经交给了机械和社会化服务，农民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多。在这个意义上，赌博不再是游手好闲人的特权，而是普通人的需要。那些不依靠农业、有产业的地方也在变化。比方说我的老家，镇上、市里都会有像电子厂的地方。以前劳动力去工厂上班，人们的时间为流水线所控制，大部分在工厂打工的农民工，并不认为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浪费时间、浪费金钱。现在，恰恰是已经返乡的农民工，他们不再受流水线的控制，而且习惯了消费社会的逻辑。乡村正在从传统的农耕社会和工业社会变成现代的商业社会，这个转型的阶段其实是比较别扭的。一方面，村里人接受了一整套都市化的生活方式，强调个体体验，要有刺激感，还要有非常丰富的文化生活。另外一方面其实当地社会的经济条件又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没有办法让生活在那里的人去真正地享受健康有活力的现代生活方式。很多人在这种转型过程当中是无所适从的。而在某种意义上，赌博具有麻醉精神生活的作用，它既可以有效地填充闲暇时间，又可以给他们平淡的生活一定的刺激。这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劳动力的缺乏。当地很早就与城市“同工同价”，如多年前建筑小工即达到120元/天，却经常招不到工，人们普遍认为干这种活不划算、没必要，还不如到茶馆打牌挣得多。不过，不同的地区之间又存在着差异。中部地区，学界一般称为原子化地区。所谓原子化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比较稀薄，个体的自主性比较强，尤其体现在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上，父母对子女的责任并不是无限责任制，他们会为儿女的结婚生子做物质准备工作，但他会觉得准备得差不多就行了，比如，可以提供一定的彩礼，但并不愿意接受高价彩礼；可以提供住房，但不一定要在城里买商品房。再加上那里还有个特点，少子化的时间比较长，80后、90后基本都是独生子女，因此，中老年人的负担其实不是那么重，相对来说有能力去追求休闲。但在黄淮海平原地区，我们会称之为分裂型的村庄，即一个村子里面有很多小的血缘集团，血缘集团内部联结非常强，但集团之间的竞争非常强烈。人们不仅要竞争盖房子，买车子，也要竞争生儿子，掌握村庄权力。这样的地方，父母一定要对子女负责。因此，父母会为了子女成家非常拼命攒钱，再帮着带孙子、孙女。我去过华北农村地区调查，这些地方玩牌的现象就很少，也就是吃完饭之后，村头坐一排唠嗑，村子里根本没有牌馆这种场所。在调研中，我观察到网络赌博这几年变得普遍起来，主要集中在年轻人身上。且和传统赌博不同，网络赌博不分南北，无论城乡，哪里都很多。我曾就网络赌博调研过南方一个村庄，村里总共1000多人，至少一半以上的90后参与过网络赌博，其中三分之一的青年陷入过网贷暴雷危机。我当时访谈了20几个年轻人，他们的年龄在20-30岁之间，因为网络赌博欠下的债务从10多万到几百万不等。在欠债更多人的眼里，欠下10万元左右的都不算个大事——按照我调查的参与网赌的年轻人的说法，只要有个身份证，就可以在金融机构透支十万元，如果还有车本，房本，有抵押物，就可以透支几十万，上百万。在P2P平台泛滥的那几年，可以透支地更多。这些年轻人都有一个共性，父辈努力打拼、在镇上做生意或者外出打工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财富，替他们在镇上买好房，为结婚和未来的生活做好准备，希望他们能老老实实生活过日子。但这些年轻人大多不愿意进厂，认为那不自由，便从家里拿一笔创业基金自己开店或做其他投资。这意味着，相比起进厂打工，他们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和金钱。很多人一开始只是觉得好玩，后来越陷越深。在我调研的对象里，有两个年轻人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一个年轻男孩欠了2、300万元：他父母在镇上有产业酒店，家底厚实，男孩回来继承家业。陷入网络赌博后，先是输了一百多万，父母替他还清，没想到后面又陷进去，欠了一两百万，这次父母不愿再替他还债，他的妻子也与他离婚了。不过，无论如何，他的家庭还是能支撑他。 另外一个年轻人就没那么幸运，他的父母就是本分、勤劳的农民，他因为网络赌博欠了20多万后，没办法维系生活，最后选择去缅甸搞电信诈骗。刚去20多天，还没参与诈骗，就被警察发现、抓了回来。他的父母50来岁，只能重新出去工作，和他一起还钱。像他这样被骗去搞诈骗的年轻人，村里有20多个。某种意义上来讲，赌博是有一些代际传递的。父母喜欢赌的话，子女也会赌。我调研的一个对象，他父母就是搞六合彩的，他出社会后也赌。其实，大部人一开始玩牌只是出于休闲的目的。在村民的心里，赌博和休闲的界限也很明确：平常老人打一两块的麻将不算什么，中牌也只是属于中年人的休闲；如果你打大牌或去赌场，那就是赌博。在赌博和休闲、违法与不违法之间有很长的一个链条。但不能忽视的是，如果玩牌是白色的，那打大牌的麻将馆就是灰色的，因为有了白色的覆盖，才让灰色有存在空间，而这又导致社会对赌博的脱敏。我认为政府和警察可以对赌博行为进行一定控制，比如在我老家，有一条潜规则是每家牌馆不能摆超过3张桌子，一定程度上也能限制打牌人数。而像开赌场这类行为则一定要严厉禁止。另外，当地也应该引导村民进行健康的娱乐放松活动，比如跳广场舞、散步。乡村其实是有文化价值的地方，她所代表的静谧、自然和悠闲，可以为人们提供灵魂安顿。很遗憾的是，而今的大多数乡村，被以赌博为代表的冒险、浮躁气质所淹没。哪一天，乡村不再赌场遍布，人们不再日复一日在牌馆过日子，乡村的精神价值就回来了。本文为原创内容，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欢迎文末分享、点赞、在看三连！转载请联系后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