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古代文化远远落后于中国，日本遗存的古代金铭石刻文字当然也就比中国要少得多了，然而日本最古的汉文还是得从金石中去找。
猪口笃志的《日本汉文学史》等书认为，今存日本最古的汉文，是1873年从熊本县玉名市江田町的船山古墓中出土的大刀上的铭文。这把作为随葬品的刀，经福山敏康等人考证，认为是反正天皇时期的制品。反正天皇在位仅四年（一说六年），据推算为406— 409 年（但也有学者认为真实年代当在438 年前后）。这把刀今藏东京上野国立博物馆，其铭文经判读大致如下：
这里的“犭复宫弥都齿”与反正天皇的“宫号”多迟比瑞齿的读音相合。文中“弖”“注注”之类文字，表明它是将中文和日文文字混用了。这种和汉混合的汉文体，与后来的《古事记》以及“宣命体”文书（即古代天皇的敕诏等）倒是接近的。撰写者留下了名字，张安显然是位华裔。（关于该篇铭文的写作年代，尚有不少争议。如宫崎市定认为，对照后来1968年出土的埼玉县稻荷山古墓出土的铁刀上的文字，文中大王的名字应判读为“獲加多支卤”，那就应是雄略天皇而非反正天皇了。那么，该文的年代就要晚约半个世纪。）此外，在和歌山县伊都郡隅田村的隅田八幡神社中，还藏有一枚日本“国宝”——人物画像铜镜，背面亦有铭文，与船山古墓及稻荷山古墓出土的大刀铭文一样，同属于日本最古的汉文。铭文同样也是和汉混合，人名用汉字作假名；而且，同样也缺乏文学性，因此我们不能将它们作为汉文学来研究。
从时间上接着可提及的，则是书面文字。允恭天皇四年（415）下诏正姓氏，后又制定《姓氏录》。这当然是用汉文写的。而从中国的《南史》等可知，更早从履中天皇开始，日本就和朝鲜半岛，不用说又与中国，频繁交往了。据《宋书》《梁书》和《南史》等记载，东晋安帝时倭王遣使来华；其后又有珍、济、兴、武各位倭王来华受封。《宋书》等所记，在人名、五人之间的关系及来华时间等问题上不尽一致；但五位倭王曾先后来华一事，虽然在日本古史上没有记载，历来却并无日本人置疑。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倭五王”相当于履中、反正、允恭、安康、雄略五位天皇。据《日本书纪》，雄略天皇十二年（468），曾派使遣吴，后来他们带回了吴的使者以及大量纺织技工等。当时中国正处于南北朝时期，塞外少数民族在北方建立政权，汉民族则在南方原三国时吴国等地建立政权，而日本古史上所谓的“吴”实际包括整个南朝。据《宋书》记载，从南朝宋高祖永初元年（420）至顺帝昇明二年（478），日方曾遣使九次。而在478年的第九次倭王武（被认为是雄略天皇）派来的使者所上的表文，被完整地记录于《宋书·夷蛮传》中：
封国遍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臣虽下愚，忝胤先绪，驱率所统，归崇天极，道迳百济，装治船舫，而句骊无道，图欲见吞，掠抄边隶，虔刘不已，每致稽滞，以失良风。虽曰进路，或通或不。臣亡考济，实忿寇雠，雍塞天路，控弦百万，义声感激，方欲大举。奄丧父兄，使垂成之功，不获一篑。居在谅，不动兵甲，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练甲治兵，申父兄之志。义士虎贲，
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顾。若以帝德覆载，摧此强敌，克靖方难，无替前功。窃自假开府仪同三司。其余咸各假授，以劝忠节。
倭王表文中的“亡考济”，当指允恭天皇；“父兄”，当指允恭与安康天皇。重野安绎、久米邦武、冈田正之等研究者均认为它确实是日皇发送的文章，绝非《宋书》编撰者所杜撰。而久米又认为起草者可能是韩汉人身狭青和桧隈博德等人，而被沈约收入《宋书》时又作了修润。确实，这篇表文反映出当时东北亚政治、军事形势，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且文采斐然，用了大量四字句，近乎骈文，是《宋书·夷蛮传》中最漂亮的文章。人们因此而怀疑出自韩汉人之手，并经中国史官修润，也很自然。冈田正之认为，此文措辞风格颇肖《日本书纪》，若出现于《书纪》中，世人或会疑为《书纪》编者的拟笔；今幸而载诸《宋书》，确见其为雄略朝之遗文，可以作为当时汉文学进步程度的一大证明。然而，该表文早于《书纪》二百余年，其风格两不相似，而明显像魏晋后兴起的骈文，又流畅简约。当时倭人能有如此汉文学功力？由于缺少同时期其他同类日本汉文以作对照，对于它是否真的能代表当时日本汉文学的程度，终究是大有疑问的。
作为日本汉文学主要成就的汉诗，究竟滥觞于何时呢？猪口笃志的《日本汉文学史》等书从《日本书纪》中找到一条线索：显宗天皇元年（485）条记有：“三月上巳，幸后苑，曲水宴。”这指的显然是仿效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描写的东晋穆帝时永和九年（353）三月上巳在会稽山阴的兰亭举办的曲水之宴。兰亭的宴会上“一觞一咏”，有诗歌创作。因此，猪口认为只要《书纪》这条记载可信，那么在显宗的宴集上也是必然有汉诗创作的。然而，可惜这也只是一种简单的推理和想象，人们尚未见到一首五世纪的日本汉诗。今存日本最早汉诗——大友皇子的五言《侍宴》是其后二百年（668 年）才出现的。
前引《日本书纪》记，钦明天皇十五年（554）百济曾派来“僧昙惠等九人，代僧道深等七人”，可见此时佛教已从中国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又据《日本书纪》，在这两年前的壬申年（552）十月，百济圣明王还遣使献“释迦佛金铜像一驱、幡盖若干、经论若干卷”，并附表称颂佛法。钦明天皇闻之大喜，说：“朕从昔来，未曾得闻如是微妙之法。”后又为推广佛法而令群臣讨论。经过崇佛派与排佛派的反复较量，佛教最终在日本站稳了脚跟，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此时即进入圣德太子执政的推古朝了。而日本的汉文学，也正式诞生。此时略相当于中国的隋朝。《隋书·东夷传·俀（倭）国》云：“无文字，唯刻木结绳，敬佛法。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如前所述，汉字之输入倭国，实在佛教东传之前；但如把这里的“文字”理解为文学或汉文学，则大致没错。佛经当然都是汉译的，佛教思想的流行更推动了汉文学的产生。
（本文节选自《日本汉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4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