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缘起，是在Pitchfork上读到一篇关于City Pop的报道，看起来，City Pop在国外越来越火了，想起有两位朋友曾参与过国内歌手的City Pop专辑出品，于是跟他们聊了聊……
40年前，日本的一批年轻音乐人，受欧美音乐影响，用自己手里的乐器，做起了“日本泡沫经济时代的一场美梦。”
这场“美梦”，起初凝固在一批都市质感和异邦风情交相辉映的唱片里，很多年后，又被新一代年轻人挖掘出来，并最终化作两个英文单词，City Pop。
在这股新的音乐潮流在互联网上不断蔓延的同时，出道十年的李行亮，开始筹备自己的新专辑。
他在唱了八年的《愿得一人心》之后，有机会做一张“自己的”唱片，自己创作、自己编曲、自己制作，但在新专辑已经录得差不多的情况下，他突然陷入了迷惘。“那些歌什么风格都有，我没想明白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唱片监制吴文韬建议，不如试试City Pop吧。
关于City Pop，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很明确的定义。
曾经出版过多本City Pop著作的音乐记者木村丰把City Pop界定为“为城市生活方式而生的城市流行音乐”，而去年一档日本综艺节目，则把City Pop介绍为“1970-1980年代日本音乐人创造的一种音乐类型。”
这种所谓的“音乐类型”，概念上是比较模糊的，并因此让乐迷们争论不休。用唱片企划熊子昂的话说，“每个人对City Pop可能都有自己的定义，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看法，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看法，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看法。”
从日媒报道上看，被归入City Pop的竹内玛利亚和角松敏生等歌手自己都很迷惑。Pitchfork最近发表的一篇相关报道中提到，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日本听众，也不知道什么是City Pop，只知道那是流行歌。
种种迹象显示，City Pop更多是后世“玩”出的一个新概念，这个概念的最初兴起，跟复古潮流背景下的蒸汽波等网络文化有很大关系，并最终通过乐迷不断在从黑胶唱片中淘出宝贝而逐渐成长起来。
2017年，日本女歌手竹内玛利亚的老歌《Plastic Love》在视频网站上翻红，并在各路网红的翻唱下，掀起了一波City Pop热，淘日本1970-1980年代的City Pop老唱片由此开始在国外蔚然成风。
新音乐产业观察 但无论如何定义，一个明确的事实是，在这股新潮流中，中国人属于名副其实的“旁观者”，中国音乐人玩City Pop，或许第一个难点就是如何理解它。
中国台湾的爵士教育家谢启彬认为，对待City Pop的关键是看当年日本人怎样学习彼时的美式音乐，尤其是黑人音乐：“日本音乐人在于其上叠床架屋，谱写出日文歌词的新旋律，或加强编曲丰富度，或延伸架构……”
李行亮对于City Pop的理解，则是日本音乐人对爵士乐和黑人音乐的兼收并蓄：“它的底子来源于日本的一些受到巴西音乐影响的乐手，音乐里面融合了有Fusion和Bossa Nova等，同时也受到黑人节奏音乐的影响。”
1970年代的欧美流行乐坛，处于“放克时代”，从流行音乐到爵士乐，放克（Funk）元素无处不在。
受此影响，日本流行音乐也表现出了类似的体征。细野晴臣、大泷咏一和山下达郎等日本音乐人，在当时欧美新音乐潮流的影响下，用自己的方式融合创作，催生了所谓的City Pop。
与此同时，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带动了自驾游等都市新生活方式的普及，为城市新兴阶层提供“度假音乐”成为唱片公司（尤其是外资公司）的新选项。
我们现在听回1970-80年代的日本老唱片，会发现，有一大批作品，从音乐到封面，都体现出了浓郁的都市气息，带有肉眼可见的“休闲度假氛围”——夏日、海滩、泳池、冲浪，这在当时的日本，或许便代表了城里人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
这批作品，被后人归类为City Pop。“它本质上宣扬的是一些开心的、很舒适的生活。”李行亮认为。
吴文韬之所以觉得这种音乐或许适合李行亮，是因为“他一部分demo其实有City Pop的影子在，在他迷惘的时候，给他听了一些City Pop歌曲，问他是不是想要这样的音乐，他眼前一亮。”
李行亮下定决心，推倒重来。
“必须推倒重来。”
李行亮说，“我做了很多年的歌手，希望能从创作上突破，但是我又没有想明白我自己究竟想做一些什么样的创作，所以七七八八写的歌什么口味都有，我的同事们听完问，这些歌什么口味都有，我们应该怎么做企划？有点懵。”
此时，团队已经为录制新专辑花出去几十万元成本。为了说服唱片公司老板，团队跟老板开了个会，老板对李行亮说，你在讲这些事的时候眼里有光，咱们做吧。
无论City Pop如何定义，以放克为代表的黑人节奏音乐，都毫无疑问是City Pop的一大特点，这跟当时放克在欧美流行音乐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有关，“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早年的歌曲，换成日语，也有点 City Pop的意思。” 李行亮说。
普遍认为，“节奏”并不是东方人的强项，尤其是放克曲风的歌曲，在华语乐坛历史上的热门歌曲里并不太常见。日本音乐人自20世纪初的爵士时代起便开始师夷长技，并终于靠City Pop反向输出。
对于首次操持专辑编曲和制作的李行亮来说，这个过程，只能现学。
“从推倒重来到新专辑成型，用了一年半时间，一边学一边做。”李行亮回忆说， “比如，我想做一首山下达郎风格的歌，我会花一个时间去把山下达郎的某些专辑整个乐器配置、声音设计和音色使用，靠自己耳朵去听，一点一点的去扒下来，这个过程花了很多时间。”
在国外，山下达郎被称为”King of City Pop"
录音过程相对来说比较顺利，“我特意挑选了符合风格的乐手，参与录制的音乐家们都很喜欢黑人音乐，我跟他们说我想要什么，他们一听就明白。”李行亮说。
参与专辑录制的乐手们，都是圈内行走江湖多年的高手。为专辑弹吉他丁少华和郭一凡，虽然给人的印象更多是歌手，但吉他技艺也颇受好评；贝斯手韩阳，因为长期参与综艺节目的录制，被称为“中国出镜率最高的贝斯手”；鼓手贝贝则是中国最著名的鼓手之一，曾经跟崔健和汪峰合作过。
“我有一首歌找韩阳老师帮忙，他一开始没想到我要做什么，我现场给他出了个难题，让他在尾奏的时候帮我来一段solo，他就现场帮我编，多花了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尾奏上，但是编的很精彩。”李行亮回忆。
专辑的器乐录音和缩混母带由两届金曲奖“最佳录音师”获得者李游亲自操刀。为了追求正统的年代感，在录音上还使用了很多早年的设备。李行亮数了数，“比如Fender Twin Reverb音箱（1965）、Ampeg B15 贝司放大器（1966）、AKG C414 Combo话筒（1974）。”
不仅如此，熊子昂还请来了日本乐队Lucky Tapes的主唱来参与编曲，Lucky Tapes是近年来City Pop复兴的主将之一。但是，“我们并不是要做日本音乐，李行亮是按照他自己的理解去做了一张City Pop专辑，融入了他自己很多想法。”
“Lucky Tapes主唱编曲的《新青年》，他比较希望用类似拍手的声音，但李行亮改成了响指。制作细节上做出的区别，其实算是李行亮和北京的音乐人们，真正学习了80年代City Pop的精神。”熊子昂说。
熊子昂也参与了歌词的创作，他把他这些年游走于日本音乐现场的心得融入了进去，他比较喜欢当代City Pop乐队的作品。
“我之前读过一篇日本人的文章，说年轻乐队的作品跟过去的City Pop是两种不同的状态，现在的年轻人也很难找到过去那个年代的状态，所以，我想在歌词上更多表达自己当下的想法，并没有太刻意去追求老歌里那种轻松的感觉，反而听起来会有一些沉重。”
最初录出来的三首歌，李行亮并不太满意。“录音是可以的，但我自己听越听越觉得越不是那个味。”李行亮觉得自己可能唱流行歌曲唱惯了，形成了一个惯性，“唱的很生硬。”
于是，在李行亮的要求下，歌曲重录了一遍，这一次，他用了个土办法，进棚录歌前，先唱100遍，唱出肌肉记忆来。
“当我唱到每首歌到50遍的时候，开始发现不一样了，我开始能放松了，能够自由的去加入更多的东西在里面了。然后唱到七八十遍的时候，这感觉又非常明显了。大概唱到100遍的时候，我觉得可以重新再录一遍了。”
在吴文韬和熊子昂看来，李行亮不是那种靠灵感创作的音乐人。“他的思维比较理科生，就是勤奋。”
对于大多数听众来说，李行亮留给大家的印象，可能主要是《愿得一人心》或者类似的流行歌曲，但在李行亮内心深处，他始终希望能够出一张适合现场的专辑，而他在通过参加《快乐男声》正式出道之前，玩过好几年乐队。
因为《愿得一人心》的走红，李行亮找到自己在音乐圈安身立命的方法，却也因此不得不把个人喜好小心翼翼地掖着。“我一直都很喜欢乐队音乐，喜欢更有趣的音乐，但我也很清楚，我得先养活自己和家人。”李行亮说。
对此，身为大学同学的吴文韬可能最能理解，他俩在大学期间就曾经一起玩过乐队。毕业之后各奔东西，李行亮参加《快乐男声》一头扎入主流音乐市场，而吴文韬则在上班之余，加入了一支名叫CNdY的电音乐队，签在摩登天空旗下。
熊子昂做过音乐记者，也曾是一位独立音乐人，后来参与过不少主流歌手的唱片企划。三位热爱音乐的同好走到一起，目标是帮李行亮实现自己的梦想，结果是有了《悠长假期》这样一张City Pop专辑。
《悠长假期》的名字灵感源自同名日剧
“我们并没有怎么考虑市场，就是让李行亮随着自己的兴趣来。”吴文韬说。
李行亮听着迈克尔·杰克逊等的欧美黑人音乐、日本流行歌长大，这让他对于City Pop并不感到陌生。“实际上，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歌曲，翻唱了不少日本老歌，从中我们也可以听出City Pop的痕迹。”
无论在欧美乐坛还是华语乐坛，对于美好旧时光的缅怀，从21世纪前十年就开始了，欧美乐坛以《Get Lucky》和《Uptown Funk》为代表的“Funk复兴”，跟随后而至的City Pop热，一脉相承。
过去五年来，中国音乐场景里，也不乏City Pop的影子。
早在2016年，阿肆和林宥嘉合唱的《姗姗来迟的你》就带有City Pop的味道；旅行团乐队2018年发行的专辑《感+》，从封面到歌曲，都可以说是对City Pop的致敬；中国台湾的落日飞车和雀斑等乐队，则被乐迷认为是华语乐坛里的City Pop复兴代表。
这与其说是对于某种曲风的刻意追求，不如说是过去十年来“复古风潮”在音乐上的回响——喜欢老唱片和老歌的听众们，最终在City Pop上找到了一个新的落脚点。
但这似乎并不足以支撑起一张专辑的宣传。2019年圣诞节，《悠长假期》正式发行，尽管团队对于专辑成品表示满意，但播放量就……“肯定比他之前唱的那些情歌要差很多。”吴文韬无奈的表示。
《悠长假期》最大的“卖点”可能是永井博授权使用的封面图片，在City Pop迷眼中，永井博多年前设计的一批唱片封面，“从视觉上定义了City Pop。”
永井博和《悠长假期》专辑封面原作
熊子昂回忆说，“我当时正好在日本，永井博在我住的酒店附近办画展，于是我就去跟他交流，说自己是一位中国的唱片企划，问他有没有可能授权一幅画做封面。永井博人很好，当即就同意了。”
封面公布后，网上引起了一些热议。有人提出质疑，认为封面抄袭了永井博。可能大家都没想到，一位中国歌手的City Pop专辑，封面设计使用的图片居然来自永井博。而这几乎成了这张专辑唯一的“话题点”。
唱片宣传难，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尤其是专辑宣传，似乎大家都并没有很好的办法。与很多用心录制的专辑一样，《悠长假期》发行一年多以来，在行业里，似乎缺少了那么点“存在感”。
不得不承认，在当下的大环境里，最有效的音乐宣发方式是靠短视频热曲单点突破。吴文韬说，团队也考虑过短视频，但总觉得并不适合。“这张专辑中的歌曲在短视频里玩不起来。”
而且，由于李行亮新专辑里的歌曲跟他过去的风格相去甚远，他的老听众们也需要时间消化。李行亮说自己曾经在演出中唱过专辑《悠长假期》里的歌曲，可现场听众反应平平，他感觉歌迷们要接受新歌 “可能需要五六年吧”。
李行亮（中）和乐手们在演出现场
与此同时，团队也试过面向小众乐迷去传播推广，但对于喜欢City Pop的小众乐迷来说，李行亮似乎又太主流了，“有点两头不讨好。”
好在，李行亮所属唱片公司的老板并没有太看重流量，“老板把唱片挂在公司显眼的位置，看得出他认为这是一张拿得出手的作品。”李行亮说。
另一个好消息是，距离《悠长假期》在国内发行黑胶唱片近一年后，日本有唱片公司看上了这张专辑，并计划今年引进到日本发行。对于李行亮来说，这也不啻为对专辑本身的一种认可。
“我们希望这是一张能够像City Pop一样，是一张多年后能被人挖掘出来的唱片。”熊子昂说。
《悠长假期》专辑封面夜光效果
但最让李行亮高兴的是，通过这张专辑，他找到自己跟音乐之间的新联系。
“它最大的意义是帮我打开了一扇门，让我跟我自己的音乐生涯有一个非常棒的连接。我发现自己能做很多事，然后我对自己的未来10年都会有一些比较明确的规划，这跟我以前做歌手的情况不太一样。”
为此，李行亮给自己设计了一个新LOGO，一个带有四根贝斯琴弦的Luggage图案，贝斯琴弦象征节奏和律动。
李行亮现场
“这个标识会一直存在下去，以后的作品如果带上这个标识，就是区别于商业歌的，是注入了很多意志的作品，代表我的个人作品。”
-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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