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I 美国企业沦为政治孤儿

图片来源：JOHN W. TOMAC

美国商界领袖纷纷被拽入——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心甘情愿地投入——当今政治体系的炙热熔炉，而且这种势头有增无减。

具体情况如何？来看看前段时间发生的一些事情吧。

2020年美国大选后共和党人拒绝认可选举结果之际，丰田汽车(Toyota Motor Corp.)决定继续给共和党捐款，而且还为这一决定进行了公开辩护，只不过几天后，出于公众压力，该公司被迫改变了这一做法。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将几家科技巨头告上法庭，因它们禁止他使用各自的社交媒体平台。

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的一个小组抨击了“觉醒企业”（woke corporation，译注：这一行动的目标是让共和党人面对现实并讲真话），还谈到设立“爱国指数”，以此为保守派人士提供参考，决定哪些公司的产品可以购买，哪些该抵制。

与此同时，民主党方面，美国总统乔·拜登(Joseph Biden)签署了行政令，指示政府机构采取72项各不相同的举措来约束大公司，同时对Facebook在传播有关疫苗的虚假信息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追责。

拜登政府还主导了一项国际协议，试图设立全球最低企业税，并任命以在反垄断问题上一贯态度坚决闻名的莉娜·可汗(Lina Khan)出任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主席，这一安排也令进步派倍感满意。

和其他机构一样，全美刮起的这股夹杂怒火的党派之风也把美国企业界吹得摇摇晃晃。然而对企业领导者来说，这波火力密集的“扫射”也反映出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共和党与民主党都在经历一场历史性变革，这种形势下，企业界越来越像一个政治孤儿，无论在哪个党派那里，日子都不好过。

当然，企业领导在华盛顿仍旧不乏有人示好，但若想找到一个“约会”对象，却没有以往那么容易了。一位知名商界人士私下里曾谈到企业界在当前政治版图中的地位，用他的话说，就像是“一座正在萎缩的小岛”。

美国企业界需要一种新的政治策略，但它却难以定夺。它应该继续将共和党中的传统盟友视为最安全的赌注？还是应调转方向，拉拢更多的民主党人以及两党里的温和派？它是否该听从客户和员工的呼吁，在棘手的社会问题上表明立场，哪怕有时这样做并不会得到左翼的太多认可？或者，企业界可以置身政治之外吗？

美国企业界之所以出现这种窘境，根源在于美国政坛的构造板块正在发生变化。如今，79岁的左翼人士、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以及一批与其志同道合的年轻进步派的发声愈发响亮，他们的影响力也在扩大，这种状况下，民主党已经左倾，不仅推动提高企业税，在有些情况下还在努力促使大企业拆分。

至于国会中的温和派民主党人，他们虽一直与大公司和小企业保持着总体良好的关系，但这部分人的数量却在减少，而且处境日益艰难。尽管民主党现在由拜登领导，而在参加2020年美国大选的一众党内竞争者中，拜登或许是主要候选人里对企业界最友好的一位，但权力的天平依然在向左偏移——与诸多企业利益背道而驰。

今年早些时候，自由派激进组织“求进会”(Demand Progress)联合十余家进步派团体发起了名为“拒绝企业家内阁”的运动，希望劝阻拜登政府任命企业界人士出任政府高级职务；后来，它对白宫在响应其呼吁上的表现给出的评分是B。

还有前段时间，针对亚马逊(Amazon)创始人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的太空之旅，许多进步派人士表示，既然他有能力负担如此昂贵的旅程，说明他和他的公司还可以纳更多的税，此外还有网民在Twitter上发起了#TaxTheRich（向有钱人征税）的话题。

然而，即便是面对右翼，在一向能够提供安慰和支持的共和党人那里，企业界同样遇到了新问题，而且更加令人费解。自2009年茶党运动兴起以来，尤其是在特朗普掌权后，由于共和党选民中的工人阶层越来越多，共和党身上的民粹主义色彩凸显，对大企业和金融巨头也变得更加不客气。

这些新的共和党人不但对他们眼中的精英——美国商业和政治机构的管理者——更加怀疑，对经济全球化能够带来广泛好处的观点，他们也愈发不信任。

在盖洛普公司(Gallup)的一项新调查中，便可以感受到这一转变带来的影响。调查结果显示，共和党人去年对大企业和科技巨头的看法从“净正面”变成了“净负面”。过去一年间，对大企业“非常有信心”或是“比较有信心”的共和党人比例减少了12个百分点，降至20%，至于对科技巨头的信心，下滑程度还要更大。

特朗普执政时期的政策既反映出这些趋势，也加速了这些趋势。共和党原本一贯推崇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可他们却将这种传统公然抛在一旁，赞成干预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以迎合该党日益壮大的民粹主义选民所认为的利益。这位前总统还助长了一种看法，即认为美国企业出于自身利益，与人合谋将就业机会转移至海外，尤其是转到中国。

此类民粹主义观点如今在共和党内部很有市场，甚至可能成了主流。在分拆科技巨头的问题上，一些态度最为坚决的国会议员就是共和党人，比如密苏里州参议员乔什·霍利(Josh Hawley)。

此外，保守派共和党人、参议员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从意识形态层面提出的批评也引发了关注，他最近为自由派杂志《美国展望》(American Prospect)撰文，抨击美国金融公司与中国的关系，并呼吁重新审视共和党与商界的关系。“我党内部的政治家太多时候不愿对‘自由市场’引发的担忧做出干预。”他写道，“但事情正在变化。去工业化扼杀了美国工人阶层的机会，面对它所产生的灾难性影响，加之对威权体制的依赖程度加重，越来越多的共和党人已经意识到一种经济决策蕴含的风险，在这种决策下，短期经济效率被置于其他一切考虑之上。”

由于一些商界领袖最近数月相继就一系列政治和社会问题发表意见，美国商界与共和党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这些问题涉及种族平等、前总统特朗普拒绝接受2020年大选结果、1月6日特朗普支持者在国会大厦引发骚乱，以及共和党试图通过新法律来收紧投票规则。

商界领袖们说，他们认为在这些问题上发声，对于维护企业所处的社会大环境的健康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也是在回应消费者、员工和未来新员工的要求—他们希望企业能够表明自己的立场。

在保守派看来，这些表态是对左翼进步派压力的屈服，而在这次背叛共和党之前，企业界早已有异心，要知道，共和党一直以来都是企业界利益的捍卫者。“大企业十年前就和共和党离婚了，只不过我们上周才在抽屉里看到了书面材料。”保守派研究机构美国国家公共政策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执行副总裁贾斯丁·丹霍夫(Justin Danhof)在7月举行的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上说。

支持小企业的保守派团体Job Creators Network负责人阿尔弗雷多·奥蒂斯(Alfredo Ortiz)辩称，商界对进步派优先事项的认可表明，尽管小企业仍可以在倾向于减税和宽松监管的共和党那里找到归宿，对大企业来说却非如此。“过去，在公司董事会中，左翼和右翼往往会取得更大的政治平衡。”奥蒂斯说，“如今显而易见的是，他们根本不在乎右翼的想法。他们不在乎共和党怎么想。”

企业界与右翼渐行渐远之际，似乎为民主党人提供了一个“乘虚而入”的机会，让民主党可以同商界构建更紧密的联系——同时，商界领袖也可以借机抑制民主党内部一些更具敌意的冲动。“我认为这是一个契机。”弗吉尼亚州参议员马克·华纳(Mark Warner)说，这位温和派民主党员曾在科技业发家，后来转入政坛。他谈到，特朗普认为2020年大选受到操纵的观点得到了共和党支持，并且共和党人不愿对1月6日国会大厦骚乱事件予以谴责，在他所认识的商界领袖中，这些态度“令他们震惊至极。”

与此同时，他还指出，企业界改变以往做法，愿意在社会问题上发表意见，这使得将来更有希望实现 “更负责任的资本主义，或具有包容性的资本主义……放在三四年前，这还是一种边缘化的想法，但现在我的确相信，全美的高管群体正在就此进行一场严肃认真的讨论。

之所以如此，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商界领袖自身也渴望就政策问题表达自己的想法。如果你想拥有最优秀的员工，你想留住消费者，你就无法忽视这些问题。”

然而一些商业领袖发现，就某些社会问题表明立场后，他们并没有如此前所愿的那样，得到左翼进步派的肯定和支持。在他们看来，在税收、监管、反垄断等问题上，他们仍然是自由派瞄准的对象。

“企业在某些涉及权利的问题上表明态度，这也许是一件好事。”“求进会”执行董事大卫·西格尔(David Segal)表示，“但每当它们这样做时，人们有理由问，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真切的信念，是真心想推动社会进步，多大程度上又是出于商业利益，是关乎他们能否招聘到理想人选的问题，”抑或，这只是一场公关行动，目的是为了抵御政府监管。进步派团体“求进会”主要关注科技行业和企业界的影响力，它声称自己在全美拥有150万活动人士。

西格尔还指出，“从根本上说，我们认为，按照目前的经济架构，我们需要将其中一些大公司分拆。这是目前的基本目标，无论企业在一个多么重要的问题上表明何种立场，这个目标都不会动摇。”西格尔曾担任罗德岛州议员，还曾代表该州竞选国会议员。

一边是右翼民粹主义者越来越多，一边是左翼进步派力量日益壮大，于是，一道难题摆在了商业领袖面前：该如何应对？

选择之一是继续在总体上效忠共和党，因为从理论上说，即便共和党内的民粹主义色彩愈加浓厚，但它实施减税、宽松监管的可能性依然更大。不过，这一选择却回避了对许多企业来说同样重要的一些问题，包括致力于经济全球化、增加技术工人移民数量、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许多商业领袖认为，在企业自身艰难应对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它们最终将需要华盛顿施以援手。

另一个选择是退出政治竞技场。Job Creators Network负责人奥蒂斯建议：“专心做好自己该做的事。”他说，“把政治留给那些真正由美国公民投票选出的人去处理。”

一些企业领导人曾尝试往这个方向努力，1月6日国会骚乱后，他们暂时停止了其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但事实证明，迈出这一步听上去容易，真正实施起来却并非如此。

尽管一些企业和行业组织已全面停止捐款，但有的只是将停止捐款的对象限定于那些质疑2020年大选结果的共和党议员。他们发现自己受到了来自左翼的压力，要求他们采取行动反对1月6日的事件——随后还要求他们公开反对共和党提出的新选举法——但这样做了之后不久，他们又遭到了右翼的攻击，保守派权利倡导组织Consumers’ Research就发起了一场针对这些企业的宣传攻势。

于是，在这场没有赢家的交锋中，一些企业最近恢复了政治捐款，捐款对象包括曾经反对认证大选结果的共和党议员。

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执行副总裁尼尔·布拉德利(Neil Bradley)解释说，完全舍弃这个政治过程不是可行方案。“如果选择退出，其实就是在向两种极端力量妥协，民粹主义极端力量和进步主义极端力量。而无论是哪种力量，都不利于自由企业精神和美国企业界。”他表示，当前的困境主要源于当今政治体系的“严重两极分化”，而解决之道是在两党中找到一批能够对重要商业事项提供支持的议员，去支持他们。“商界必须继续与那些在某件事或某个问题上与他们观点一致的民选官员展开合作，而不要在意他们究竟属于哪个党派。”布拉德利说。

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主席、曾在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执政时期担任白宫幕僚长的乔什·博尔滕(Josh Bolten)对此表示认同，他谈到，“我们能做、并且正在做的一件事是促进两党合作”，目前最值得关注的是两党议员就改善国家基础设施的庞大计划达成一致。

然而，促进两党合作也面临一些复杂问题。在2020年议会选举中，美国商会一改往日一边倒地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的态度，转而支持32名民主党众议员竞选连任，其中包括23名才干了不超过一个任期的新人。最终，这批新人中有15人赢得了选举，这或许会让美国商会在众议院多数党——民主党中有了更多依托。

但这一策略在美国商会和企业界中引发了争议，尤其是美国商会支持的一些民主党人已对拜登政府的税收和监管政策表示支持，而该组织是反对这些政策的。布拉德利说，如果这些人的投票方向与美国商会的偏好背道而驰，将会被该组织记录下来，在今后的选举中，这些民主党人可能会因此失去美国商会的支持。

斯科特·瑞德(Scott Reed)曾在美国商会负责政治策略，后来在政治策略的转向上与商会闹翻。他提出了另一种思路。他建议企业领导者继续留在政治博弈中，但应在华盛顿之外寻找支持，同时在更靠近企业总部的地方构建影响力。“我的建议是，把目光放长远些。”他说，“不要去理会日常看到的那些关于‘觉醒主义’的新闻，与朋友们一道工作，在本地社群中培养合作关系。我愿意在本地双倍下注，因为那里有你的员工基础，你也可以对社区产生影响，那是你真正有影响力的地方。”

Gerald F. Seib

2021年8月12日08:25 CST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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