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后的意识形态帝国

法意导言

如何解释美国对乌克兰危机的超意识形态反应？此次军事行动的不久前，美国结束了长达二十年的政变战争，这一战争名义上的目的是在那片荒凉的土地上种植“自由”的种子。人们普遍同意，或者说似乎同意，外交政策中的自由主义道德观是不可靠的，它破坏了整个中东和北非地区的稳定，使美国及其盟友陷入该地血腥而错综复杂的敌意之中。这一切的目的何在？

然而，几个月后的今天，美国及其北约盟国更进一步，向乌克兰提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尖端武器，部署秘密特工协助乌克兰，并对俄罗斯发动大规模但迄今毫无用处的经济制裁。这是一场针对俄罗斯的代理战争，西方或乌克兰的胜利完全是一种幻想。然而，美国似乎要与俄罗斯永远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倒下。而所有这些的目的，正如美国拜登总统在推特上所说，是为了赢得“一场伟大的自由之战，一场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战斗，一场自由与压迫之间的战斗”。

到目前为止，这一摩尼教（Manichaeism）的叙事框架已经完成了它的任务。也就是说，通过危机为自由主义帝国注入新的活力，并为其摇摇欲坠的机构，特别是西方联盟争取支持方面，冗杂支离的外交政策似乎大获成功。然而，只看表象会误导人。当一切终了后，这场战争以及西方政府的反应，可能会被视为自由主义统治阶层对1945年后意识形态世界秩序的集体悲歌。当其他大国放弃意识形态而重新提出国家和文明的主张时，美国及其救济对象与傀儡仍然致力于意识形态的斗争，致力于支持自由主义，一种在上个世纪的意识形态冲突中幸存下来的现代意识形态。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这一世界上最后的意识形态帝国，若以这样的方式坚持下去，将最终迎来自己的灭亡，天鹅之挽歌将被其自创的哀歌所取代。

对于成长于冷战时期的一代精英来说，保卫乌克兰成为了最新的圣战，他们内化了那个时代的福音主义二元论与象征性的十字军东征，永远寻找着下一个代表世界末日的事件，从而以此彰显自己的美德。根据西方对这场冲突的主流说法，俄罗斯在战争中的胜利不仅仅是乌克兰的损失，也是美国及其北大西洋盟国建立的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事实上的衰落。

从联合国到斯威夫特银行内部转账系统，从北约到好莱坞，这一自由主义国家秩序的各种工具都被发动了起来，以此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而不是容忍它对自由主义帝国同化。德国大规模的再军事化得到交口称赞，被看作不折不扣的好事。波兰的右翼政府狂热地支持立场的升级，因而在欧洲理事会中赢得了崭新而陌生的尊重。乌克兰提供武器和资金的要求也得到了满足。乌克兰国旗的表情符号成为记者和名人的惯例象征。这种现象不可枚举。自由干预主义在伊拉克与阿富汗的灾难以及“阿拉伯之春”中失去的荣耀，似乎重新复苏了。

然而，在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世界看起来与1991年甚至2001年时完全不同。乌克兰不是科威特。核巨头俄罗斯不是伊拉克。在中国崛起的同时，美国在中东进行了长达20年的代价高昂的战争与失败的国家建设项目。美国已经不是双子塔倒塌时那个自信的霸主了。如果美国认为，中国等多个地区权力中心的崛起结束了美国作为唯一霸主的全球主导地位，这种向多极化的转变是可以通过军事手段加以阻止的，那么这只是一厢情愿。即使北约作为自由世界的全球警察部门，遵守着西方善变的民主标准，去保护那些有资格成为“民主国家”的少数国家不受“旧世界的野蛮专制影响”，也不能扭转这一进程。

事实是，尽管种种虚张声势与言辞姿态让人回忆起布什时代，但如今的美国远弱于彼时。美国过度扩张，两极分化严重，士气低落，面临着能源价格的空前飙升以及更广泛的通货膨胀危机。正视现实是重要的。但外交政策机构与媒体机构却未曾显示出任何反思的迹象，遑论去减缓事态的升级。自由主义似乎无法与咄咄逼人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脱钩，普遍主义坚持认为整个世界必须按照西方完善的、强加给所有国家（panta ta ethnē）的“规范”来运作，并且认为实现全球文化的同一性能够证明所有形式的干预主义都是合理的，无论是利用非政府组织还是无人机。

但现在，这种普遍主义的冲动正在与一个处于变动的世界的局限性相抗衡。自由主义秩序敏锐的批评者看到了这一点。苏联解体后，当弗朗西斯·福山宣布自由主义的永久胜利和“历史的终结”时，马克思主义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预言性地提出了一个反直觉的论点，即自由主义帝国的衰落。在199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沃勒斯坦直指他所认为的自由主义西方在应对苏联解体时的错误意识，他警告道，“列宁主义的崩溃虽然被解释为威尔逊式自由主义的胜利，但事实上，1989年代表的不是列宁主义的消亡，而是20世纪意识形态对立的两端，即威尔逊式与列宁式的末世论的消亡。”

在沃勒斯坦看来，20世纪两种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在对抗纳粹主义这一意识形态时共同取得了胜利，并陷入了一种辩证的依赖关系。鉴于全球政治和经济体系的相互依存性，列宁主义的消亡意味着冷战下两极世界的其他多米诺骨牌也将倒下，而“胜利的”西方无力阻止这一进程。

人们不需要分享沃勒斯坦的马克思主义先见之明，就能看到他清楚地预测了即将发生的事件形态。一个现实主义的、或者从根本上说是悲剧性的世界观，可以让人得出同样的结论，即现代意识形态的绝对主义与总体化的世界观使它们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这个过程创造了一个摩尼教框架，将世界描述成正邪之间的零和斗争，这也为全球主义与统治世界的十字军提供了理由。

苏联的消亡抹除了现代雅努斯的一个面孔，即战后意识形态的国际秩序。单极化导致后启蒙时代现代性所赖以运作的意识形态摩尼教（ideological Manichaeism）更加难以维持。由于自由主义作为普遍主义的一种形式，消除了其对世界统治的竞争，它矛盾地揭开了意识形态的精神迷雾，允许“根性”（rootedness）、地方性、社区与文明的回归，也就是特殊性的回归。因此，单极化所产生的条件得到证实，是有益于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化与文明的具体生活实例的，这种条件使这些文化综合体得到空间，能够在其特定的领域里重获生命、再次复苏。

这个过程已经持续了几十年，重塑了世界各地的政治，并使传统、民族和不同生活形式恢复了活力。只有在美国及其自由帝国领域内，统治阶层才在继续抵制这些转变，利用大量资源坚持旧的乌托邦理想，追求更多的全球主义与同质性。就像俄国被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所收编一样，美国也沦为自由主义的容器，沦为一个命题国家。美国已经将自己意识形态化，成为一个普遍的类别，成为另一种“主义”。“美国主义”不过是自由主义的一种委婉表达，但这使国家失去了实体性。这样一来，这个世界上最后的意识形态帝国就把非西方文明联合起来进行抵抗。

一条新的全球断层线由此出现：意识形态与文明的对立。

这一事件的转变对美国统治阶层如何看待今日之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建制派的自由主义—普世主义的一个含义是，随着世界各地的文明放弃意识形态，美国与其人民，以及其核心利益正在被抛在后面。随着文化和文明的重新确立，英美与欧盟的统治阶层坚持把乌克兰变成世界末日之战的重地，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而去救赎世界。

而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新教偏向的自由主义千禧年主义（Protestant-inflected liberal millenarianism）的教条是完全陌生的，这种观点似乎只是虚幻的无稽之谈。对其中的许多人来说，美利坚治世的消亡为文化复兴和民族重生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这一机会是他们几十年来都无法企及的，但这需要对权力政治和现实世界的战略计算采取一种务实且有限的方法，而不是采取乌托邦式的世界统治和传教士战争。

美国战略受到了严重的实质影响。在国际层面摆脱意识形态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国际体系的深刻结构性变化，其标志是多极化的到来，以及中大型的文明国家抵制自由国际主义的复兴。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同质化剥夺了世界上一些最古老、最富盛名的文明的权威。随着自由主义帝国的衰落，由历史意识而非意识形态驱动的文明权力则在膨胀。

印度、巴西，甚至法国等处于中间位置的大国珍视其战略自主权，即使它们因国家利益而对美国普遍友好，也在寻求加强自身实力，以免受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并不愿成为美国意识形态棋盘上的一颗棋子。俄乌战争并没有改变这些现实，反而使问题更加尖锐。印度人民党领导的愈发自信的印度继续从俄罗斯购买能源，并拒绝加入西方对俄的制裁。友好的巴西也拒绝谴责俄罗斯的行为。即使是德国，这个在制裁问题上大多与美国保持一致的中间大国，也在协助交付陷入制裁网络的北溪轮机，尽其所能保持俄罗斯天然气的流通。

关于乌克兰的冲突并不是文明间的冲突；相反，它植根于地区权力政治和俄罗斯重建其构想之中的文明圈的长期愿望。然而，实际上，这种地区性的政治冲突通过西方的叙事力量，已经转移到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文明本身的生存斗争。这既是可预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冷战时期培养出来的西方机构有一种认知上的偏差：一种将普遍性置于特殊性之上，一种为了理想而忽视现实的倾向。

尽管美国犯了明确的错误，但加速多极化、削弱意识形态霸权的这一系统性国际趋势，却没有显示出消退的迹象。它们共同指向新世界的曙光，即全球的重新整合，远离普遍主义的愿望，都标志着后意识形态时代的开始，具体的利益与特定的忠诚将再次战胜抽象的原则和乌托邦式的承诺。一旦东欧正在上演的悲剧尘埃落定，乌克兰危机将成为意识形态的最后一搏，预示着世界新秩序的到来。美国领导人最好能适应这一新的现实，而不是坚持利用过时的陈词滥调和过期的意识形态构建来执行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