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凡
出品 | 棱镜·腾讯新闻小满工作室
当人们做决定时，往往希望了解决定的后果，例如，正在求学的年轻人想知道上名校到底多大程度影响未来收入，政策制定者想要知道提高最低收入或引入移民如何影响当地的就业和收入分配。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因为对上述问题解决提供新的工具箱，而获得认可。
2021年10月11日，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加州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戴维·卡特（David Card），“以表彰他对劳动经济学的贡献”，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福特经济学教授乔舒亚·安格里斯特（Joshua Angrist）和斯坦福大学教授奎多·伊本斯（Guido Imbens），“以表彰他们对因果关系分析的方法论贡献”。
三名教授通过实证研究，对劳动力经济学即“什么因素会影响就业和工资”提出新见解，并成为众多公共政策的依据。但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委员克鲁塞尔（Per Krussel）对《棱镜》作者表示，评委会表彰这三位获奖人，主要表彰他们为实证研究提供的新方法，研究结论能否举一反三，而政策制定者如何根据具体情境选择政策导向，则由具体情况所决定。
在方法的创新性上，克鲁塞尔对作者解释道，传统经济学习惯依托于理论推演，而三位获奖人通过“自然实验”的方法找到了巧妙的因果推断路径，开启了经济学的“可信度革命”。
受制于实际操作和道德伦理，社会科学研究者无法人为创造对照组，像医学界的临床试验一般。但通过自然实验，三位经济学家巧妙运用“偶然事件或政策变化如何导致不同人群受到不同境遇”的方法，创造性地开辟了新的实证研究道路，也对其他学科有所启发。
提高最低工资会带来大裁员吗？
比如，“自然实验”被应用于了解就业市场运行，包括最低工资到底是否真的会引发就业下滑。
上世纪90年代，美国流行的观点是，如果提高最低工资，企业会因为人力增加开始裁员，最终将导致失业率上升。
为了研究最低工资和就业之间的量化关联，获奖者之一的戴维·卡特和另一位学者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采用了“自然实验”的方式。他们发现，美国新泽西的快餐店最低工资已经从每小时4.25美元升至5.05美元。但仅仅对比该地区的前后差异，无法得出确切的因果联系。就像随机试验需要对照组一样，卡特和克鲁格需要找到一个和新泽西地理位置、经济情况类似，而仅仅是工资水平这个单一变量没有调整的地区。他们将视野放在了临近的宾州。最终，他们将宾州的就业变化作为基准趋势，从新泽西的就业变化中减去，从而得到纯粹受到上调最低工资的影响。
该研究对当时的学术界冲击极大。因为结论发现，提升最低工资对就业率的负面影响有限，颠覆认知。但该研究并没有对为何没造成负面影响的缘由进行进一步的解释，而遭到诟病。后续研究提出了多种解释方法。一种解释是，两人研究对象是快餐店，产品单价不高，企业可以将增加的人力成本轻易通过提价转嫁给消费者，且并不明显影响消费需求。另一种解释是，如果企业在本地市场有掌控力，能够将工资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时，一旦工资小幅上调，就会激发更多人就业意愿，也会提高当地就业率。总之，卡特和克鲁格的这项研究，开辟性地为人们分析就业市场运转逻辑，提供了新框架。
很可惜，另一位研究者、曾经辅佐奥巴马和克林顿的克鲁格在2019年不幸自杀，并没有等到诺奖承认的那一天。直到今天，关于最低工资影响的实证研究也被运用于不同的公共政策中，包括欧美地区在疫情期间保证部分工资福利的做法。
卡特和克鲁格的实证研究显示，1992年，当新泽西的最低工资从4.25美元上调至5.05美元之后，并没有发生人们担心的企业大裁员以控制人力成本。来源：瑞典皇家科学院
上名校是否带来更大投资回报？
除此之外，自然实验还被应用在理解移民和教育对就业的影响方面。
传统上，人们认为，如果移民大量涌入，在劳动力供给激增之际，会引发当地居民就业率的下降。但卡特再次通过自然实验给出颠覆认知的结论。如果仅仅对比有移民和没有移民的城市就业率不容易找寻纯粹的因果关系，容易出现遗漏变量。而卡特抓住了历史上一次绝佳的观察案例，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1980年4月，古巴出人意料地允许居民外迁。在当年的5月到9月间，共12.5万古巴人移民至美国迈阿密，导致迈阿密当地的劳动市场规模增大了7%。卡特通过对比工资和劳动力趋势后发现，尽管劳动力供给大幅增加，但对迈阿密当地低收入水平居民的就业，几乎没有负面影响。工资并没有因此降低，失业率也并没有升高。
这项研究也激发了更多对于移民和就业关系的后续研究跟进。通过更多研究，人们开始了解到，移民对当地“土著”的正面影响更多，而真正受到负面影响的往往是行动较早的移民。一种解释是，当地的“土著”会在移民潮中更多地寻找需要本地语言技能的工作，这样就无需和移民正面竞争。
另一项应用是研究教育的投资回报率如何量化。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李井奎曾经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因果推断革命》中介绍过另一位获奖人乔舒亚·安格里斯特（Joshua Angrist）和克鲁格通过自然实验，研究教育时长和未来收入的因果关系。李井奎在书中写道，“他们选择了一个神奇的工具变量——一个人的出生季节或月份，可以把多读一年书对未来收入造成的影响，与其他因素的作用区分开，从而干净地识别因果效应。
他们发现，对于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孩子来说，第一季度出生的人比其他三个季度出生的人少上了0.126年学，教育回报率要低0.7个百分点。对于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孩子来说，第一季度出生的人比其他三个季度出生的人少上了0.109年学，教育回报率要低1.02个百分点。
所以，读书是有用的，学历对于一个人日后的收入水平是有正向影响的，这一影响不是由其他因素造成的，而纯粹是由教育带来的回报。”
Angrist和Krueger研究显示，接受12年教育的人比接受11年教育的人的收入增加12%，接受16年教育的人比接受11年教育的人收入高出65%。
书中同时介绍，2014年，安格里斯特和合作者发现，进入美国名校级别的精英中学，相比在普通公立中学学习，并没有使学生取得更为优秀的大学入学资格成绩。他们的研究方法为“断点回归”，即寻找那些仅高出分数线少许而进入精英高中的学生和仅以几分之差落入普通公立学校学生的大学入学成绩对比，发现并无明显差异。但这项结论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境。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对作者表示，获奖者受到表彰因为方法论，并不代表为他们的研究结论背书。
比如，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Ruixue Jia和斯坦福的Hongbin Li的最新研究显示，同样通过“断点回归”的方式，比对高出中国211重点线20分和因差20分而落榜211的高考群体，得出结论为，高于211分数线的群体在社会经济定位上也更有优势。
三位好友共分736万人民币奖金
今年诺奖的三位获得者可以一同分享1000万瑞典克朗（约736万元人民币）的奖金，其中一半归戴维·卡特，另外一半由安格里斯特和伊本斯平分。
在新闻发布会上，伊本斯透露，自己和另两位都是好友，其中安格里斯特还是自己婚礼上的伴郎。而新闻发布会比原定时间推迟，源自评委会难以联系上戴维·卡特。卡特在后来的媒体发布会上表示，自己和家人当时正在度假小屋，在评委会无法联系上自己后，甚至把电话打到其夫人的手机上，但他自己依旧觉得难以置信。
诺奖的本金是诺贝尔捐赠的3100万瑞典克朗遗产，迄今为止已经发放120年，主要得益于诺贝尔基金会的专业打理。2020年年报显示，诺贝尔基金会在2020年投资占比最大的资产类别为股票和对冲基金。截至2020年年底，基金会总投资资本的市场价值为51.76亿瑞典克朗，投资组合中48%为股票基金和股指期货，5%为地产基金，对冲基金等另类投资占比小幅下降，仍高达28%，固定收入资产占15%。 2020年的投资回报为8.5%，只有去年的一半。除此之外，诺贝尔基金会在斯德哥尔摩和奥斯陆均拥有资产。
随着新一年诺贝尔奖项尘埃落定，对于诺奖本身的讨论并未停止。
美国的经济学家在评论中称，诺奖已远不如以往光鲜。文学奖获得者的消息在纽约时报里只在第21版出现，而之前美国音乐人鲍勃·迪伦获奖时甚至都因为“有其他安排”未在当年去现场参与授奖，可见诺奖目前的份量。
但这似乎并不耽误诺奖获得者在奖项光环加持下，频繁应邀参加会议、讲座。问及如何看待诺奖得主的社会活动时，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委员克鲁塞尔对作者表示，大众倾向于向获奖者抛出各类问题，“觉得获奖者是聪明人”，但他自己会更倾向于追问获奖者在学术方面如何产生惊人的想法，如何精进。他表示，评奖基于获奖者在学术中的奠基和开拓地位，并不为他们的其他言论背书。
前诺贝尔基金会首席执行官的拉尔斯就曾经表示，“诺贝尔想做的不只是奖励一些人，他想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在近120年的时间里，诺奖证明了人类具备找到重大解决方案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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