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恶意返乡”批判
疫情下第三个“薛定谔的春节”，能不能回家、要不要隔离，到底谁说了算？
一月中旬，和还在上海的我的硕士生博士生吃了个饭。已毕业的也来了好几位。
一位在本市某区从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作的男生说，他刚接到老家村里的电话慰问，告知他的父母村里已经派人看望过了，米面油年货也送过了，他父母也签字表示同意支持他在上海就地过年了，所以希望他就不要回来了。
我说，虽然听起来像是你父母给你签了个“卖身契”一样，但是这波操作吧，还算是“先礼后兵”，勉强可以理解接受。
昨天全网关注的“恶意返乡”就性质不同了。
逼债、添堵、捣乱，就是不让人“欢欢喜喜过个年”。
表态也是生产力。官员公共讨论中不会说话，有时是没常识，有时是没心肝。
三年了，防疫优势正在转化为防疫疲劳，全球如此，各地如此。在人最脆弱之际豪横，在旧痕新伤处撒盐，既不高明，也很危险。
做人的工作，搞思想宣传，务请留出足够的转圜空间，切莫把话说死、把事做绝。年关之际何苦何必撂“恶意返乡”的狠话？
这不是应对疫情的第一年——你可以吹“硬核”、可以要人无条件理解、配合；这是第三年了，大家也都见过世面了，见过几波大阵仗了，还真当大家都是“我读书少，你不要骗我”的蠢萌状态，可以拿着拘留的棒子吆五喝六的这么吓唬？哪里来的如此理直气壮、理所应当？
这不是现代化治理，不是常态化防控，不是人性化温情，这就是官僚主义懒政。
各地习俗文化不同，治理水平有异，但请明白，发展的未来在青年，珍惜青年尚存的乡愁，善待他们。当他们伤心绝望一去不返的时候，连声招呼都不会打。
另外，提醒大家关注今天两个新闻：一是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我感染了奥密克戎》，另一篇是丁香医生的《重磅预测！今年 3 月底，新冠全球大流行或将结束》。最近一段时间，不少主流媒体的不少报道似都在做一些脱敏工作，这两篇是最新的两例。
西安防控的这一波以来，我们看到更多的防控过程中的次生灾害，而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变化，最关键是病毒本身特性的变化，也要求我们必须做好新的可能调适。在此情况下，继续高调宣扬那种暴虎冯河的“硬核”，真的有些格格不入了，最低的最低，依法防控依法行政，总可以吧？
所以啊，还是要提高宣传思想工作水平，特别是提高面对媒体公开表态水平，不要人为制造一些奇葩词汇，什么恶意返乡、休假式治疗（这个词也整整十周年了，等月底我们回顾一下）之类的，给群众添堵、给领导添乱。
二、“郑州报告”解读
应急管理部发布了去年夏天的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这个报告写得很实，点得很准，我读完全文，主要从干部人事、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角度，截了十张图，划了几个重点，供大家参考。
1.“见事迟，行动慢”。这个表述，毛泽东曾讲过袁绍，说他见事迟得计迟。在描述八十年代末的经济史政治史及诸如《陈云年谱》等文献中，当时中央负责人向陈云检讨，对于物价闯关失败造成通胀严重社会动荡，见事迟、行动慢。这次用到郑州市委市政府头上，也是相当重的批评。
2.顾此失彼，抓点弃面。以为到了一线就是完成了任务，其实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这是领导方法和手艺的丢失，党的工作本来就是“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结果前期“见事迟行动慢”，大难当天领导们又“有的撞在一起，有的困在路上”，而市指挥部中军大帐无人，所有领导没头苍蝇乱飞，主要负责人因灾导致（这几个字很重要，排除故意拒接）通信不畅、信息不灵，可以说指挥是失效的。
3.上下责任的厘清排除。从省委省政府工作按部就班，对全省工作领导基本是重视的，报告对省级领导责任予以肯定，但也对省级督导责任提出改进要求，毕竟郑州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省会城市，主要责任在郑州。郑州气象局在灾害期间的表现给人们印象深刻，应该说是尽到了责任，但是问责报告也不可能一味表扬气象局。目前这个写法已经算是很不错和客观的描述了，也可以算是一种回护肯定吧。
4.海绵城市的有效性。这一块是灾情期间很多媒体报道后引起公众热议的一个方面。报告对此问题间接地在城市规划陈述了一个事实，也可以说小作辩护，实质上郑州的海绵城市相关投入仅占32%，绿化景观则占56%，也就是说挂羊头卖狗肉去搞了盆景和面子工程。正如电视剧《忠诚》那个市委书记高长河讲的，高楼背后有阴影，霓虹灯下有血泪。这个板子，至少暂时打不到海绵城市上。
5.最后总结教训时有一句不显山不露水但颇具深意的表述，这种麻痹思想和经验主义在北方城市不少领导干部身上普遍存在。但报告又用直接引语的方式表述，郑州市主要负责人主观上认为北方的雨不会大，对郑州遭遇特大暴雨造成严重内涝和山洪“没想到”。那么，时任郑州主要负责人并非土生土长的北方干部。进而，我们应该把这句话理解为，北方本土干部要杜绝麻痹大意和经验主义，南方北上干部也必须加强底线思维和忧患意识、提升防风险能力，避免南橘北枳的遗憾结局。
6.最后要注意的是这个报告公布的时间、主体与组合拳。时间是过年前，时间也是中纪委五集纪录片《零容忍》热播结束、中纪委全会闭幕，其警示教育的杀鸡儆猴效应是明显的。报告是国务院调查组发布的，对有关干部作出的党纪政纪处理是中纪委国家监委背书的，对郑州市主要负责人的处分决定是“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批准”，而对郑州市新的主要负责人的任免是“省委决定”的。因为目前国内只有15个明确的副省级城市，也就是计划经济时期明确的“计划单列市”：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西安、济南、青岛、武汉、成都、南京、杭州、宁波、厦门、广州、深圳。其他有的省会城市尽管我们经常看到是省委常委兼任市委书记，但那属于高配，并非天经地义。所以一旦处分作出，且此前的省党代会换届就已落选常委，那么这个干部的管理权限虽名义上还是中管，实际上已经名不副实了，于是新的主要负责人就由省委直接“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