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您在课堂上说，语言因为是线性的，所以具有遮蔽性，而中文是能拯救语言遮蔽的。那为什么还会出现文言文没法表达“新思想”的现象呢？这位同学其实说的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这两个问题又是内在联系的。先说第一个问题：语言的符号性在让世界清晰起来的同时，又为这清晰付出了代价，这个代价就是语言遮蔽。语言符号的清晰建立在对现实进行概括的基础上。所谓概括就是聚焦，概括的本身意味着要突出现实的一部分特征，并舍弃另一部分关系不大的特征。这就像我们聚焦于一个事物的时候，它的边缘地带都被视线模糊了。语言符号的线性序列因其抽象性而将丰富的现实“扁平化”。在这个意义上，符号序列的形式越严密，抽象性越强，对现实的遮蔽性也“水涨船高”。
中文几乎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形式的局限，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因此在对现实进行概括的时候，中文很大一部分努力是在避开形式的“坑”，让感性认识更多地参与理解，让情境默契更多地参与分析。所以中文句子中意会的内容很丰富，它们大都通过具有韵律的形式传达出来，这就是我说的“好听就可以任性”。句读段、四字格，还有更为普遍的双字格都是这样的形式。我们知道文言文的句法传统在整体上千年未变，且以古为“荣”，而汉语口语一直在发展。当近现代社会变革，需要新的思想动员大众的时候，文言文的形式就有很大局限，亟需一种新的贴近口语的书面语言。贴近口语的书面语言，其实中文传统上一直都有，我们从《世说新语》、敦煌变文、《水浒传》、《红楼梦》这些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文言文以后，取而代之的却不是中文历史上渊源有自的近口语的文学传统，而是欧化文。这就让我们意识到，文言文的问题不仅仅是远离口语的问题，更是不见容于西方语言思维的问题。西方的思想要通过文言文的句法表达出来，就好像体操要在太极拳的框架中表现出来，很累，也很难。文言文集中了中文最典型的句法思维，它的哪些特点不见容于西方语言思维呢？西方语言结构的繁简变化是结构层次的增省，这是作为句子核心的单动词使然。中国古代句法不存在动词的单个中心，句法的繁简变化着眼于结构的长短。中文结构之繁就是顺着时序如流水般延展之繁。西方语言句子“叠床架屋”的空间关系构架化作连贯铺陈的时间事理脉络。以时间为序还是以“向心（核心动词）”层次即空间为序，反映了中西文化完全不同的世界视角。前者是连续的、整体的，后者是切割的、个体的。中国古代《周易》用阴阳交感解释万物，古人很早就有“物生有两”“二气感应”“刚柔相济”“一阴一阳谓之道”的朴素辩证思想。文言文的句子擅长在“刚柔判象”“比物丑类”“引同协异”中建构。它不是为世界下一个精确的定义，而是把世界放在一种虚与实、正与反、阴与阳的映衬中加以感受。这种“文必相辅，气不孤伸”的表述方式，是弹性的、动态的、具体的、诗意的，充满了特定语境之下的联想和暗示，在语词意义的相互映衬中引发意会。古人从长期的语言实践中找到了一条观察把握汉语句法的独特途径——结构对勘。当对勘顺通之时，就获得了一种句法齐整的美感；而当对勘阻滞之时，又顿觉一种句法参差的不安。而追求以动词为中心的关系网络的西方语言，是难以理解中文的结构匀称与辞意对应的。与西方语言把动词中心、主谓一致看作句子形成组织的框架不同，中国语文传统把“气”看作句子所以形成组织的手段。古人说：“文以意为主，而辞欲能副其意，气欲能举其辞。譬之车然，意为之御，辞为之载，而气则所以行也。”（张裕钊《答吴挚甫书》）文言文的结构之度是声气之度，雅章之成是气势之成。气把空间性结构之法的追求转化为一种时间体势，通过体势的流动来表情达意。以气韵之法熔铸结构之法，汉语的句法就具有浓厚的声气内涵，充满了音乐性，所谓“抑扬顿挫，长短节奏，各极其致，句法也”（王世贞《艺苑卮言》）。句读是文章音节运行中一种暂时的休止。文言文的造句法则（即句读），是一种声气止息法则（音句之读），同时又是一种文意完备法则（义句之读）。古人断句，一靠精心审度辞气，二靠细心判断文理。所谓“文字有意以立句”（《论衡·正说》），“句，举其纲，文意断”（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句意的延伸不是漫无边际，而是在声气依托的前提下，以神统形，意尽为界。句意的延伸又着眼于顺序，所谓“事乖其次，则飘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刘勰《文心雕龙·章句》）由此形成了以句读为本体，以句读的循序铺排为局势，以意尽为句界的句法观。文言文将音句之读和义句之读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的句法脉理必然与注重形式逻辑的西方句法格格不入。这样看来，文言句法的一个个优点（特点），几乎都和西方句法“针锋相对”。我们要引进西方学术和思想，无法在文言的句法中充分实现，只能连同西方句法一起引进。这就造成了五四白话文运动中的欧化文奇景。在这个生涩的语言融合过程中，现代汉语吸收了大量新的欧化的句法，极大丰富了书面语的表达方式。由此引出了第三个问题：在五四白话文运动引发的欧化大潮席卷之后，中文书面语的优良传统，并没有被欧化全覆盖，相反，欧化除了对西方思维作生涩的表达之外，还有效地融入了汉语书面语的传统骨架，形成更为健朗的“中体西用”句法格局。毛泽东的语言就是这方面的典范。打开毛主席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的按语，第一句话是：“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值得作为本书的第一篇向读者们推荐。”This article is well written and deserves to be recommended to readers as the first in this book.一比较就可以看出，在英语中这句话的意思需要用两个被动形式表达，动词形态的转换有一点刻意，而在汉语中，它是一个自然的“主题语+评论语”的句子，动词在句中不起核心的作用。“作为本书的第一篇”是一个欧化的表达，它仿自英语的介词as组成的结构。这样的表达方式在这个句子中显然使语义精密起来。中文的欧化就这样在大的传统句法的松弛格局中“抽紧”了逻辑关系。全句第一个评论语“写得很好”在音节上是一个四字格，第二个评论语因欧化同位语（“作为本书的第一篇”）而延长，由此全句长短配合，骈散相宜，典型的中文好句。“如像这篇文章在开头所描写的，自己不懂，怕人问，就‘绕开社走’的人，现在各地还是不少的。”这句话的开头一段，是欧式的句首修饰语。第二段中的“自己不懂，怕人问，就‘绕开社走’”是一个欧式长定语。但全句的格局，是典型的中文句型——主题句。欧化的句首修饰语和长定语，只在帮助精确地表达。而即使是在长定语中，这个定语也不让我们感觉长。它采用了呼吸自然顺畅的短句节奏。在语感上，整个“自己不懂，怕人问，就‘绕开社走’的人”是一个流水潺潺的“大主语”（郭绍虞用语）。它前面的句首修饰语“如像这篇文章在开头所描写的”在节律上“一紧”，它自己的短句铺排“自己不懂，怕人问，就‘绕开社走’的人”又“一松”。在历经近代文言文的时代困顿之后，中国语文在绵延不绝的数千年发展史中，再一次融合了异文化的语文质料，开新启昧，拓展出传统语文的崭新天地。文言文句法中的那些优势特征，至今依然在中文书面语中长袖善舞，在欧化的衬映下熠熠生辉！所以，今天要写一手好中文，舍文言文之语感，别无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