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英瑾 图/沈煜

一个不想写小说的哲学教授，不是好的灵魂画手。

“在东吴帝国的早期创业史中，看到了卑微而不甘于命运的我们。”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徐琳玲  

编辑 / 周建平 [email protected]

写历史小说和做军模，是徐英瑾在日益枯燥、模式化的学术表达之外简单的小快乐。

大约2015年，他开始以“慕容坚”为笔名在网上连载小说《三国东吴前传》（小说《坚》的雏形）。闲暇多时，几日一更；一旦上课或做课题、论文忙起来，一个月只能码上几千字。他很快发现自己面临当网络写手的一个难题——如果不能保持数日一更的频率，追着看的粉丝就会迅速“脱粉”，流量一直上不去。

既不能耽误本职工作，也不想被流量驱赶着、失去最初的写作乐趣，他干脆放弃了网文更新。但是，身边的朋友们都鼓励他继续写下去。那以后，他有了空就写，每写完一个新章节，就发给一些追着看的朋友，至于妻子，“那是要求她必须读的。”

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一时人心惶惶。在那个自发隔离的冬与春，他思如泉涌，坐在电脑前用键盘敲出了第四卷《疫战》。在铺天盖地的消息、新闻、流言中，他完全沉浸在东汉末年发生在荆州南阳郡一场决定东汉王朝气数的围城之战中：

在如何攻破黄巾军主力占据的宛城上，身为佐军司马的孙坚和时任骑都尉的曹操发生了分歧；一心取胜、不择手段的枭雄曹操偷偷采用了“放毒”策略，反而导致疫病在汉军营里迅速传播。城内，神医华佗则与孙二夫人胡婵一边拯救伤员，一边应对着来自两边阵营的谎言、试探和利用。

为了尽可能赋予这场大疫真实感，徐英瑾在知网上下载了大量有关中医和中医史方面的文献，其中包括东汉药材称量单位这样琐碎的信息。让他喜出望外的是，东汉竟然就是中国古代发明疫病隔离措施“方舱医院”（当时叫“庵庐”）的时代。而书中“神医”华佗为军中大疫开出的药方，则是徐英瑾从新冠治疗的中药治疗方案中得到的灵感。

到2022年上海静默期，在每天核酸、口罩、手机App抢菜的氛围中，他三个月里一口气“肝”出了二十多万字。第五卷《封侯》讲述了孙坚如愿被提拔为议郎后，在京都洛阳卷入朝中清流与宦党、帝党和后党-外戚、袁绍和袁术兄弟的权力争斗漩涡，身陷谎言与阴谋的连环套中。

随着孙坚从“江湖”到“庙堂”一路升级打怪，徐英瑾从写小说中体验到的烧脑烈度，已经远超研究维根特斯坦、人工智能和写哲学论文。

从第一卷到第五卷，出场的人物越来越多，故事线索也越来越多，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写到第三部，有悬疑、谍战，有绑架、毒杀、灭口、栽赃、破案，剧情不断反转。有时，写着写着，徐英瑾自己也糊涂了，一时想不起孙坚留给具体一方的“口供”到底是哪一个版本。

为了怕“跳戏”，他给自己画了密密麻麻的人物关系图。尤其是碰到写开会这样的“群戏”，他都会事先画上现场角色位置图，“谁在谁的左边，谁在他的右边，这样对话，才不容易搞混。”

洋洋洒洒百万字的五卷本，也只构画了“前三国”宇宙的一段时空——从东汉第二次党锢后三年17岁的孙坚在钱塘大破江贼到他被汉灵帝接见并提拔为长沙太守的16年人生。

眼下，徐英瑾正在动手写第六卷。他计划再用三到四卷，把东吴孙氏家族的故事一直讲述到赤壁之战。

和大多数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男生一样，徐英瑾的童年淫浸在各种有关三国的连环画、小人书和评书、评弹里。

“小时候听评书讲诸葛亮在火烧新野之战前开会。张飞那时还很不服诸葛亮，态度很傲慢，当时是晚上，天很热，他就把嘴巴张得老大。黑灯瞎火里，一个蚊子以为那是个蚊子窝，就飞了进去，张飞就拼命地呸呸呸，要把那个蚊子弄出来。那个场景特别搞笑。”

但等翻读了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后，他大感失望，“缺少细节，人物扁平、脸谱化，文学性很差，远不及《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更像是给说书人用的一个本子。”一个好处是这也留下了巨大的空间，让后来的创作者得以在此基础上再创作。

在“三分天下”的正史和民间叙事里，东吴孙氏家族是长期被忽视的地方割据势力。即便如我这般童年曾长于富春江畔的原籍杭州人士，也只在地方志里读到过“十亩雄瓜地”的帝王预言神话，而对古诗词里“孙破虏”其人其事几无所知。

在英雄辈出的“前三国”宇宙里，为什么要选东吴第一代的孙坚为自己小说的头号男主角呢？

空白带来的创作自由，以及同为吴人的地域接近性，是徐英瑾给出的两个理由。但真正打动他的，是孙坚的社会属性和人生经历。

在他眼中，孙坚是一个“幸运版的于连”（司汤达小说《红与黑》主角），一个“运气打了折扣的拿破仑”，是会唤起同样卑微且不甘于命运的“我们”与之共情的一个真实历史人物。

在一个讲究门第、血统的历史时代，一个出身卑微的少年，没有任何家世、背景、学历的加持，完全凭借个人奋斗，得以实现人生目标——官秩二千石，封一等侯。在如爽文大男主般奇迹崛起后，他的命运迅速转折，被一个越来越模糊空洞的概念——“匡汉”——拖入了沼泽，最终被击得粉碎。

“因为'匡汉'是他能够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道路，作为一个没有根基的人，朝廷是他唯一的依靠。但是，他面临的一个困难是他不知道谁代表汉朝，因为汉朝是个很抽象的概念。到最后，他陷入了一场奇怪的战争。他的死和他做的事之间有一种强烈的不对称感。”

类似这样的文学母题跨越了古今中外，有着永恒的艺术价值，譬如《红与黑》里错过了拿破仑时代的于连，狄更斯小说《远大前程》里最后两手空空的皮普，以及《第二十二条军规》里的尤索林………

到哲学教授这里，徐英瑾则将之提炼、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这种“从零开始”、不甘于命运的人生历程，“反映出一种与宿命论斗争的人生快意，以及此类斗争最终失败所带来的形而上的虚无。”

在对《三国志》《后汉书》的研读、梳理中，徐英瑾发现：相比刘备、曹操，孙坚的经历要丰富广阔得多。他来自当时帝国的偏远地区吴地，又在徐州做过整十年基层小吏，后北上参与平定边境的西羌叛乱，在帝国腹地镇压过黄巾军起义，又在政治中心洛阳当过议郎；后来又因战功被提拔到长沙郡当太守。他的人生轨迹覆盖了大半个东汉帝国疆域。

这契合了徐英瑾更大的写作野心——通过孙坚的个人故事，把东汉的政治、经济、社会、商贸、军事、边疆民族关系等方方面面交织起来，以此撰写一部东汉帝国衰亡史。

在陈寿所著《三国志》里，有关孙坚的直接记载仅三段，区区千字。

真实的历史背景、人物和大事件之间的空白，成为徐英瑾展开虚构的空间，而这些虚构的情节大多建立在他基于历史事实的推测和想象。

史载，孙坚少时参与围剿会稽许昌父子叛乱后，被朝廷嘉奖和提拔，有十年在徐州盐渎、盱眙、下邳三县当县丞的经历。据徐英瑾计算：当时，孙家妻妾、子侄加上仆婢至少有七八十口人，以他四百石的俸禄，根本养不起这一家子。

盐渎县（今江苏盐城）自秦朝起就是传统的煮海产盐区；而盱眙、下邳两县则位于淮、泗水系的商贸汇集之处，他由此推测：在长达十年的“常务副县长”任上，孙坚很可能有一些灰色收入来补贴家用、投资经营人脉，并逐渐积累起一笔家产，这也成为他日后招兵买马讨伐董卓时的“创业启动资金”。

“西汉实行严格的盐铁专卖。到东汉管制松了很多，民间制贩盐不再是非法行为，但须向官家交盐税，这样必然会滋生出许多灰色交易的空间。譬如，一个盐业富户生产了五吨盐，但他报给官家的数是三吨，另外偷漏的两吨盐税，他就拿出一部分返还给当地官吏做好处费。如果主管的金曹和他又是族亲的话，这事就更容易操作了。“

“对盐户来说，这样能省下一笔税金；像孙坚这样外来的官吏，则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调节地方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

第二卷《案诛》里，徐英瑾以大量细节再现了一个东汉帝国下层官吏的生活日常，租房、置业、平衡收支，摆平与上下级以及当地大族豪强的关系，一方面兢兢业业积累治理的美名，另一方面也借助各种“潜规则”乃至私分“飞来横财”，积累起一笔巨大的家财。

一个从未涉足官场的大学老师如何去理解、描摹东汉时期的官场生态？

徐英瑾回答之直接坦率，让同在场的几位高校学者面露会心一笑：读史之外，他把自己平素对同一教研室的同事、熟人们的观察和揣摩，“全部刻画进了书里”。

据《吴书·孙破虏讨逆传》，东汉中平三年，边章、韩遂在凉州边境勾结西羌人发动叛乱，孙坚跟随司空张温前往平叛。时任中郎将的董卓拒讨无功，又对上司张温“应对不顺”，在一旁做军中参谋的孙坚忽然对张温大胆进言，力主以军法当场斩杀董卓。

这是孙坚在正史里的一个高光时刻，史官们以此彰显对符合儒家伦理之言行的褒奖。

然而，仔细琢磨，其中似有蹊跷：一个全无背景、已有十年官场历练的低阶小军官，怎么会冷不丁跳出来，进言主将诛杀拥兵自重、让各方势力十分忌惮的西凉军阀董卓呢？

“这背后一定有人在怂恿、教唆。”徐英瑾分析。为了补足这一空白，他在小说中虚构了这一情节：朝中清流代表陶谦（他当时与孙坚同在张温麾下为参军），以六百石级别的“议郎”官职为诱饵，暗中游说孙坚公开反董。

借此，他铺开了东汉末期清流、宦党、袁绍与袁术兄弟等多股政治势力拉拢、争夺和利用这位寒门新秀的历史画卷，并为未来的洛京之变、诸侯四起埋下了草蛇灰线。

构筑“前三国”宇宙时，徐英瑾感到最难把握的是还原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面貌和细节，“毕竟年代相隔得太久远。”他做了大量案头工作去了解东汉时期人们的衣食住行、天文地理、风俗器物，小到中药称量单位、孩童玩具，大到军事武器、民间宗教信仰……

这些，都是东汉帝国“元宇宙”的一部分。

无论是说书人的口中，还是罗贯中的笔下，“三国”一直是纯粹的男性世界，是雄性的野心、欲望、兵谋、诡计、忠义和背叛的大江大海。间或出现几个有姓名的女子，是“妻子如衣服”的优先排序选择，也只是“揽二乔于东南兮”的占有欲表达。

在《坚》里，徐英瑾用了颇多笔墨塑造形形色色的女性角色——胡婵、吴甄、有罗马血统的异域美女朱诺、黄巾军女匪首步幸、何皇后等。着墨最多、形象最饱满的是胡婵。

这也是徐英瑾最满意的角色。这是一个出身“卑贱”、经历坎坷的女子，当过海盗，做过孙坚、祖茂二人共有的御婢，被孙坚纳为妾后，充当了他升级打怪路上的军师、心腹和贤内助，是小说里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性人物之一。

“我写的时候经常想象自己前世是一个女人，学着从女人的立场去看待这个世界。”所以，就有了胡婵和其失散多年的儿子、浮屠道弟子言无明之间那场颇具张力的爆发，将自己前半生遭遇的侮辱与损害，常年隐忍的委屈、不满、愤怒一泻而出。

他也通过女性作品、电影来学习理解女性的视角，我们谈起了艾米莉·勃朗特、简·奥斯丁和18世纪英国的“蓝袜子”群体，甚至还有安妮宝贝。2002年，正在读博的徐英瑾到意大利留学一年。当时互联网上中文资源很有限，他就在网上读了这位当时的顶流、小资女文青首席代言人的作品，“我看得进去，她的很多比喻和文笔我很能接受，觉得写得蛮好。”

作为女性读者，我也坦率地向这位研究维特根斯坦的直男教授指出，从《坚》里依然能读出男频爽文的些许气息，譬如，书中所有着墨的年轻女性都貌美如花，而貌美如花的女性都爱慕着男主角孙坚。另一位女读者则强忍笑意谈到：书中描写女性时频频出现的“湿身”、“轻纱裹体”、“曲线毕露”，都是典型的带有男性凝视色彩的套路用词。

对于前者，徐英瑾给出的辩解是——为了创作需要，因为“正向的情感是让人物之间产生关系，也是打通不同世界的特殊通道”。他以1980年代初曾风靡中国大陆的大女主戏《阿信》为例，“在阿信的成长道路上，身边一直都有帮助她、爱慕她的男性出现。”

“我的小说里从来不说女人要听从哪个男人的，有很多章节暗示女性是蛮强势的，比如诸葛珪（诸葛亮、诸葛瑾之父）的老婆经常教训他，他在家里也不是很有地位。我在看汉代史料时明显感受到一点——你的性别不重要，你的身份更重要。”

徐英瑾计划为东汉六个临朝称制的太后写一系列小传。“她们当时都只是少女，二十几岁就做了太后，因为皇帝都死得太早了。和大家想法不一样，这些太后其实做得还行。”

“她们没男性那么偏激，相对比较平和，恰好是落到了儒家中庸之道，使得不同政治势力之间得以平衡，保持大致和谐。说句实话，东汉的这些外戚如果没有他们的女儿或妹妹控制着，会做出很疯狂的事情。”“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这其实就开拓了儒家文化的一种可能性，给保护女权提供了一个快捷通道。”

这位涉猎广泛、习惯于做比较研究的历史爱好者对东汉怀有一种特殊的敬意。“它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像欧洲哈布斯堡王朝的一个朝代。竟然在这么长时间内，中国的皇帝都是经过协商产生的，而且它稳定运作了那么长时间，此外，它几乎有一半时间权力是控制在女人手里的，这是不是一个异类？”

这位哲学教授还在被意义感驱使着，无法单纯满足于只讲一个好看的故事。他在谈到写作的意义时说，“我有一个愿望，通过我的努力，让东汉这个不太被重视的朝代在老百姓心目中立起来。整个东汉的政治运作有很多重要的密码，如果错过了它，那是我们中国人一个很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