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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奎博地区争端的来龙去脉

（本文发表截图​）

▍委内瑞拉与圭亚那领土争端的历史根源‍‍

（一）埃塞奎博地区争端的殖民起源

埃塞奎博地区争端源于殖民时期，要理解冲突的起源，必须回顾那个时代。1499年，西班牙航海家首次探索埃塞奎博地区。在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新世界”后，他们的到来是西班牙扩张政策的一部分。

埃塞奎博河的名字来源于塞维利亚征服者胡安·德·埃斯基韦尔（Juande Esquivel），他是最早探索该地区的人之一，因此埃塞奎博河被冠以他的姓氏“埃斯基韦尔”。最终，土著人和欧洲人的发音形成了“埃塞奎博”，这个名字沿用至今。

相较于美洲大陆其他地区，西班牙在埃塞奎博地区的存在较为有限。在其他地区，矿藏的存在促使大城市采取积极政策，建立统治并开发自然资源。因此，在西班牙人到达美洲的初期，埃塞奎博地区并未出现大规模的殖民定居点。历史学家普遍认为，17世纪上半叶，木薯种植园和其他作物开始发展，但西班牙帝国在此地区的结构性存在仍不明显。

与此同时，荷兰看中了该地区的商业潜力，在埃塞奎博河以东的加勒比海沿岸建立多个定居点，形成了一些城市，这些城市后来成为荷兰稳定的殖民地，如圭亚那和苏里南的主要城市。但荷兰人并不满足于此，他们在1632年开始攻击埃塞奎博河以西的西班牙阵地，并多次成功地对该地区进行有效控制和经济开发。

《明斯特和约》作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一部分，其结束了西班牙和荷兰之间的战争，并确定了西班牙和荷兰各自的属地，埃塞奎博河成为双方边界。埃塞奎博河以东是荷属圭亚那，包括今天圭亚那合作共和国的部分领土和苏里南州的全部领土。

1777年，西班牙帝国设立委内瑞拉总督府，作为一个领土实体。这是对其殖民地领土的重组。总督府将圭亚那埃塞奎巴列为自己的领土，并将西班牙和荷兰殖民地之间的东部边界确定为埃塞奎博河从源头到大西洋入海口的河段。

这种划分反映在各种地图和著作中。1779年，时任委内瑞拉总督将与荷兰殖民地的边界划分如下：“上述圭亚那省的疆界，从其东侧奥里诺科河（río Orinoco）的迎风面开始，交与荷兰埃奎博殖民地（Colonia  Holandesa  de  Esequibo）。”

然而，尽管名义上承认委内瑞拉总督对埃塞奎博河的控制，但对整个领土并没有有效的控制。该地区没有发现贵重金属，且丛林茂密、荒凉，这意味着衰落的西班牙帝国并未在此地区建立太多存在。

17世纪末至19世纪初，大英帝国对荷兰和西班牙在该地区的属地采取扩张政策。就西班牙而言，大英帝国的进攻甚至达到了占领现在委内瑞拉共和国部分领土的地步；然而，1802年的《亚眠条约》将这些大陆领土归还给了西班牙，但特立尼达岛却没有归还，该岛仍由大英帝国统治。

大英帝国对荷兰殖民地的侵略扩张政策最终导致1814年《伦敦条约》的签订，荷兰将其领地割让给大英帝国，埃塞奎博被纳入英属圭亚那。

（二）争端开始：委内瑞拉的独立

1810年，在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的领导下，委内瑞拉开始了反对西班牙首都的独立战争。1819年，安戈斯图拉议会（Congreso de Angostura）召开，独立运动在会上宣布成立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基本法》第2条确定了大哥伦比亚的边界："其领土将由前委内瑞拉总司令部和格拉纳达新王国总督辖区组成，面积为11.5万平方英里，其确切条款将在更好的情况下确定......"。

自此，委内瑞拉作为一个国家，视西班牙曾控制的领土，包括埃塞奎博的圭亚那，为其固有领土。这一主张基于“有效占领原则”（Uti  possidetis  iuris），即“按照法律的规定拥有，就应该如此拥有”。这一原则自19世纪起在拉丁美洲新兴国家的独立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非洲大陆国家的独立过程中得到应用。国际法院在处理布基纳法索与马里边界冲突一案时，确认了这一原则。

有效占领原则是一个通用原则，逻辑上与殖民地的独立获得相关，无论其独立事件发生在何处。其显著目标是防止殖民母国撤离后，新兴国家的独立和稳定受到因边界变化引发的内战威胁。然而，尽管埃塞奎博领土从法律上属于西班牙王室，因为殖民母国的法律和地图均予以确认，但实际上并未对该领土实施有效控制，这是玻利瓦尔的独立军队所面临的问题。

大英帝国利用这一事实，开始在埃塞奎博河以西进行入侵，并将大英帝国殖民者定居在圭亚那的埃塞奎博领土上。大英帝国的扩张政策不仅于此，还包括对阿根廷马尔维纳斯群岛（福克兰群岛）的占领。

面对这一局面，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于1822年指令其驻伦敦大使何塞·拉斐尔·雷文（José Rafael  Revenga）向大英帝国当局提出正式抗议，指出："德梅拉拉（Demerara）和伯比斯（Berbice）的殖民者侵占了根据西班牙和荷兰之间最近的条约，属于我国一侧的埃塞奎博河大片土地......要求这些殖民者受我国法律和管辖，或撤回到他们以前的领土。"

抗议未果，大英帝国继续保持在埃塞奎博河以西的存在。然而，矛盾的是，大英帝国于1825年承认了大哥伦比亚作为一个主权国家。1830年，委内瑞拉脱离大哥伦比亚，根据宪法重新确认了其边界，这些边界被定义为旧委内瑞拉总督辖区的边界，包括埃塞奎博领土，因为大英帝国的存在并未消失。大英帝国还承认了这个共和国的独立。

直至那时，尽管大英帝国在圭亚那埃塞奎博地区有存在，但它从未正式声称该领土为其统治范围的一部分。然而，这场领土争端于1835年正式化，当时大英帝国委托普鲁士自然学家罗伯特·尚布尔克（Robert  Schomburgk）勘测该地区并制定边界线。上述勘测结果被称为“尚布尔克线”，并被英帝国用来要求这一领土。

1835年，尚布尔克报告了一条首次包括莫罗卡河（Río  Moroca）的分界线，即占据了埃塞奎博地区4290平方公里的土地。然而，尚布尔克继续进行勘测，并向大英帝国提供数据以重新定义其殖民边界。1840年，一条新的尚布尔克线被发布，此次包括超过14.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大英帝国人声称这些土地均为其所有。

总之，大英帝国制定了多张地图，逐渐加强了对埃塞奎博地区的控制，甚至在最新一版地图中还声称了委内瑞拉目前控制的部分领土。

（大英帝国在埃塞奎博的主张的演变。其总共绘制了多达五条"尚布尔克线"。图源：本文原作者）

在整个19世纪下半叶，甚至到20世纪初，委内瑞拉政府经历了一段政治上非常脆弱的时期。社会和经济极不稳定，时而稳定，时而危机四伏，这也反映在摇摆不定、时断时续的外交上。因此，1840年，委内瑞拉准备放弃在埃塞奎博河上划定边界和承认大英帝国在普马龙（Pumarón）和莫罗科定居点的想法，并提议与大英帝国进行谈判，但谈判从未举行过。

随着本世纪的发展，大英帝国在其宣称属于自己的领土上定居下来，尽管有一些共存时期减缓了大英帝国的扩张。由于1887年的主张包括了西班牙和委内瑞拉历史上控制下的定居点，委内瑞拉政府决定断绝外交关系。

（三）争端沉寂：巴黎仲裁的决定

面对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作为新兴大国和前大英帝国殖民地的美国成为了调停者。委内瑞拉向其求助，希望其帮助解除领土冲突。

1895年，美国主动提出调停这场冲突，从而促成了1899年巴黎仲裁的裁决。然而，由于大英帝国施加压力，委内瑞拉不得不放弃直接代表自己的利益，而由美国人代表其利益。因此，裁决陪审团由两名大英帝国代表、两名美国人（代表委内瑞拉）和一名公正的俄罗斯法官组成。

在1899年6月至10月间，仲裁庭召开会议并达成一致协议，确定当前边界线为界线。据此，委内瑞拉仅保留所谓埃塞奎博地区的10%，其统治范围仅限于大英帝国根据最新尚布克线所主张的最西部领土。相较之下，裁决决定赋予大英帝国埃塞奎博河以西15.9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此裁决结果引发巴西、荷兰等其他国家反响，认为其对河流航运问题作出裁决，超出了行动范围，影响到这些第三国，故不应作出裁决。部分政治当局及法学家亦对裁决的过分性提出警告。尽管委内瑞拉最终接受裁决结果并参与新边界划定，但仍正式提出申诉，并持续内部不稳定因素。

此后，埃塞奎博领土争端沉寂数十年。随着委内瑞拉国力增强和局势稳定，该国开始在各类国际论坛上质疑裁决结果，但尚未达到否认裁决的地步。1949年，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曾任1899年巴黎仲裁裁决四位美国顾问之一、律师塞维罗·马莱特·普雷沃斯特（Severo Mallet-Prevost）在去世后发表备忘录，强调仲裁过程中存在大量违规行为，如外部压力、俄罗斯法官偏见、平行谈判等，认为上述行为影响裁决结果。

普雷沃斯特的备忘录公布后，委内瑞拉得以重新提出领土要求，并对1899年巴黎仲裁裁决结果质疑。在收集信息基础上，委内瑞拉展开合法重提领土要求的活动。然而，委内瑞拉外交立场自相矛盾，年间发生重大变化。在普雷沃斯特备忘录发表前，委内瑞拉在国际机构面前的主张已停止，大英帝国继续对该领土行使主权，甚至在埃塞奎博领土上设立领事馆。后者由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Marcos Pérez Jiménez）军政府于1957年设立，后续由该国总统罗慕洛·贝当古（Romulo Betancourt）正式宣布。虽领事馆设立时间短暂，但对冲突产生重要法律影响，因为在领土上设立外交使团的前提是，有关国家对该领土拥有主权。

（四）争端再起：日内瓦协定

然而，普雷沃斯特备忘录的深远影响以及英属圭亚那非殖民化的压力日益加大，促使委内瑞拉和大英帝国展开多次双边会议，同时推动殖民地政府参与的三方会议，为争端的重新启动铺平道路。在经过多年协商后，委内瑞拉、大英帝国和英属圭亚那殖民地政府于1966年签署了“日内瓦协定”（Acuerdo de Ginebra，简称“协定”）。该协定确认了争端的存在，并承诺各国将努力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协定还设立了一个“委内瑞拉-圭亚那联合委员会”以展开谈判。协定文本允许从法律层面重新激活委内瑞拉的主张，但并未明确解决方案的时间表和具体路径。

协定中最具争议的议题在于大英帝国的角色。尽管大英帝国仅名义上签署协定，但其参与程度模糊且不精确，这实际上意味着在圭亚那获得独立后，大英帝国将不再卷入争端。这一决定在签署协定前已作出，并于当年5月26日实现。新生的圭亚那共和国从其首都继承了领土争端，并承担起解决与委内瑞拉冲突的责任。至此，圭亚那共和国继续对先前大英帝国控制的包括埃塞奎博在内的所有领土行使主权。

委内瑞拉立即承认了圭亚那的独立，但对争议领土提出保留。在国际法层面，这种做法存在冲突，因为这意味着承认一个国家的主权，而该国家实际上并未控制他们所声称的领土。

一旦协定签署并获批准，其各项规定将立即生效。在签署后的两个月内，两国政府分别指定了派驻联合委员会的代表，该委员会有四年的时间来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若未能在此期限内达成协议，根据协定第四条，双方需遵循《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三条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有关规定。

然而，由于模糊不清的谈判框架、圭亚那和委内瑞拉之间的紧张局势以及双方日益加深的互不信任，尤其是鲁普努尼起义（revuelta Rupununi）和委内瑞拉吞并阿纳科科小岛（islote de Anacoco）事件，导致谈判陷入僵局。经过四年的努力，联合委员会在解决争端方面毫无建树，直至1970年结束时，双方仍未达成任何协议。

为此，有必要签订一项新的国际条约以打破僵局。1970年签署的《西班牙港议定书》（Protocolo de Puerto España）却阻止了争端解决方案的实施，持续时间长达12年。这段时间原本应促使两国改善双边关系，以更有利的条件重启谈判。

12年后，委内瑞拉决定不再续签协议，提议通过直接谈判解决冲突，但这一提议遭到圭亚那的拒绝。圭亚那提出了其他解决方法，如诉诸国际法庭。最终，在1983年，双方同意任命联合国秘书长为解决冲突的调解人。

1987年，争端进入新阶段，联合国秘书长的调解作用得以体现，两国同意采取斡旋方式。然而，随着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在委内瑞拉上台，争端解决方面并未取得显著进展。查韦斯在不放弃对埃塞奎博主权要求的前提下，推行了与圭亚那合作的政治。

▍查韦斯主义与国际司法系统的干预

（一）查韦斯主义

随着查韦斯主义进入委内瑞拉，1999年新宪法得以通过。新宪法承认该国是前殖民地领土的继承者。与此同时，委内瑞拉与圭亚那人民进步党（Partido Progresista del Pueblo，PPP）的领导人也在此期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查韦斯在埃塞奎博争端中保持低调，寻求改善与圭亚那的双边关系，在不放弃领土要求的情况下加强地区一体化，但在这方面选择了社会性更强、民族性更弱的姿态，结合围绕玻利瓦尔和解放者形象形成的委内瑞拉民族主义。

正是在支持委内瑞拉独立时期的遗产的基础上，查韦斯在2006年在委内瑞拉国旗上加入了第八颗星。该国旗上原本有7颗星排成一弧，但这一变化的决定承认了埃塞奎博在独立中的重要性，也遭到了反对派的抵制。从官方表述来看，此举是对玻利瓦尔形象的维护，随着委内瑞拉加入大哥伦比亚，第八颗星在1821年前一直存在于官方图像中。

查韦斯时期对埃塞奎博问题的提及较少——更侧重于强调委内瑞拉主权抵抗帝国主义，而非处理具体的双边冲突。然而，偶尔仍因委内瑞拉边界地区的入侵而引发外交冲突，理由是防止非法开采活动。这个问题在尼古拉斯·马杜罗总统执政期间尤为突出。

尽管查韦斯政权早期坚持这一要求，但从2004年开始，其力度实则减弱。查韦斯推行开放政策，鼓励在埃塞奎博地区投资和发展，以造福当地民众。这一政策旨在避免与当地民众产生敌对关系，对委内瑞拉国内进程至关重要，并加强圭亚那政府的外交联系，此时埃塞奎博不再是主要冲突地区。尽管委内瑞拉从未放弃领土要求，但与圭亚那加强合作有望解决领土争端。

在一定程度上，两国合作关系导致上世纪的谈判被非法化，双方均指责美国的“非法干预”。当时，美国试图向圭亚那政府施压，并支持委内瑞拉右翼。查韦斯曾在2008年里约峰会上与时任福布斯·伯纳姆共同表示，美国试图利用委内瑞拉“推翻圭亚那人民党政府”。

在此方面，查韦斯政府与圭亚那执政的人民进步党建立密切联系，赢得邻国在地区多边论坛的好感。委内瑞拉与圭亚那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席位问题上的共识，得益于加勒比国家的支持。此外，查韦斯于2005年创立“加勒比石油计划”（Petrocaribe），为一个为小国提供能源供应的机构，包括圭亚那。

查韦斯时代于2013年结束，委内瑞拉局势变得复杂，拉美左翼政府纷纷垮台：巴拉圭、阿根廷、厄瓜多尔、巴西、乌拉圭、玻利维亚，乃至圭亚那。对埃塞奎博问题而言，最重要的变化发生在2015年，当时以右翼政党国民大会（CNP）为代表的政府上台，结束人民进步党数十年的执政。

（二）委-圭关系的恶化

当前，马杜罗政府在国际事务中面临愈发严峻的挑战，美国针对圭亚那局势变动，反而加强了在该国石油矿产等关键资源领域的投资，由此引发了紧张关系。与此同时，委内瑞拉坚定表明维护领土主张的立场，局势更加恶化。在多次就侵犯两国水域及其专属经济区（EEZ）行为进行交涉后，双方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达成共识，同意开展和平谈判以划定海洋边界。

此后，圭亚那决定允许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在争议水域进行石油勘探。随着2015年宣布在大西洋发现油田，由于潜在的能源价值逐渐显现，争议地区在数年前重新获得了关注。作为美洲最贫穷国家之一，圭亚那也在争议领土上与司法机构展开竞争。从巴西到中国，甚至更多的公司都在该领土上从事采掘活动。

自圭亚那授权勘探以来，石油公司及其相关人员多次向英国保守党和工党捐款，不仅涉及埃克森美孚公司，还涉及其他公司，如法国道达尔公司、英荷皇家壳牌公司和英国图洛公司（Tullow Oil Group）。英国驻圭亚那高级专员关注到了对该地区投资的兴趣。据报道，2016年7月，英国皇家海军为圭亚那人员开设了关于保护专属经济区的课程。

圭亚那持续主张，历史上未有讲西班牙语的民族对埃塞奎博行使过主权，仅有荷兰人和英国人，顶多把部分地区的法国殖民者算进来。然而，委内瑞拉仍坚持声称，历史上西班牙总督管辖区包括埃塞奎博河以西地区。委内瑞拉还辩称，1899年的仲裁裁决无效，因为当时委内瑞拉并未拥有发言权，英国和俄罗斯双方串通一气，导致仲裁裁决存在缺陷。

自2015年戴维·格兰杰（David Granger）在大选中胜出以来，委内瑞拉与圭亚那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导致双方寻求磋商，并减少在圭亚那的外交存在。格兰杰总统对委内瑞拉及其民主制度发表了严厉的言论，引发马杜罗政府的回应。2016年，圭亚那总统决定与即将卸任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举行会谈，将诉求提交至联合国，并考虑将争端提交至联合国国际审判法院（ICJ）。这一举动激怒了委内瑞拉的利益集团，他们担忧以此方式可能败诉。

原本在联合国框架内担任调解角色的“好主事人”形象，因牙买加代表的离世而消失。然而，在2017年之前，委内瑞拉一直依赖该机制的重启以进行调解，因为它与《日内瓦协定》相兼容。遗憾的是，由于这一进程未取得任何进展，新任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2018年同意将争端移交至国际法院。

（三）国际法院的新裁决

圭亚那于2018年申请国际法院渠道，然而，委内瑞拉始终否认该国际机构解决埃塞奎博争端的合法性，进而否定其管辖权。圭亚那主张，1966年《日内瓦协定》允许联合国处理争端，而委内瑞拉的解释是，仅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方可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然而，根据国际法院第53条，若一方在争端中未出庭或未进行辩护，另一方可申请管辖权。委内瑞拉或选择不出庭而败诉，或出庭并承认圭亚那所主张的管辖权途径。此程序始于2018年，推迟至2020年，并将于届时举行口头听证。

国际法院在2020年8月的报告中指出，圭亚那于2018年3月向委内瑞拉提起诉讼，主张“1899年英属圭亚那与委内瑞拉合众国（圭亚那与委内瑞拉的前身）之间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和约束力”；而委内瑞拉则认为，此举将直接打破日内瓦协定框架内达成谈判解决方案的借口，强调日内瓦协定始终为双边性质，而非单方面或第三方强加的。圭亚那试图通过此诉讼确立法院有权在日内瓦签署的框架内解决争端。因此，首要解决的问题是法院对此案的管辖权。

据报道，2018年6月，委内瑞拉通知法院其反对仲裁管辖权的立场，并决定不再参与该案。因此，法院决定首先处理管辖权问题。2019年4月，在提交案件诉状的最后期限前几天，委内瑞拉确认将不提交书面诉状，而是通过备忘录的方式通知法院，该备忘录定于2019年11月送达。

关于国际法院对此案管辖权问题的公开听证会原定于2020年3月举行，但由于全球新冠大流行而推迟至6月。委内瑞拉宣布不会出现在口头程序中，事实就是如此。2020年6月30日，圭亚那代表团以电子方式向国际法院提交案件。裁决公布日期将稍后公布。

最后，国际法院于2020年12月18日以12票赞成、4票反对的结果接受了圭亚那的请求，并宣布自己有权判决1899年仲裁裁决的有效性，该裁决确立了圭亚那对埃塞奎博的主权。委内瑞拉政府立即拒绝了这一裁决，但这并不妨碍司法程序的继续，因为法院现在将着手寻求对领土要求作出裁决，而这不仅仅是一个管辖权问题。

该管辖权假设的关键在于，它重视《日内瓦协定》这一具有约束力的文件，该文件赋予联合国秘书长指定解决争端的相关程序的权力。而正是古特雷斯以这种方式将案件提交给了国际法院，这也是他宣称自己有管辖权的原因。

（四）以埃塞奎博为借口

与查韦斯政府相比，马杜罗政府进一步强化了埃塞奎博地区的民族主义势力，甚至在2017年通过一项行政命令，赋予埃塞奎博居民委内瑞拉公民身份。自2015年以来，两国就此事展开讨论，然而圭亚那当时拒绝了这一提议。

值得注意的是，委内瑞拉当时正面临政治危机。2019年1月，马杜罗总统开启第二届任期后，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Juan Guaidó）否认其连任资格，于同年1月23日自行宣布担任“临时总统”，并得到美国、欧洲及拉丁美洲多个国家的支持，试图通过外交手段施压，促使委内瑞拉政权更迭。此后，瓜伊多领导的“临时政府”掌控了部分委内瑞拉海外资产和使馆。

至2023，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依然在执政，而瓜伊多的国际影响力逐渐减弱。去年，瓜伊多失去对议会的控制以及欧盟的支持，随着拉美地区新一批左翼领导人的上台，对瓜伊多和“临时政府”的支持也在减弱。2020年，马杜罗政府重申立场，将埃塞奎博视为委内瑞拉主权不可分割的部分。马杜罗政府副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Delcy Rodríguez）指出，瓜伊多为了换取西方国家的支持，提出不坚持对埃塞奎博的主权要求。瓜伊多的代表向圭亚那高级专员保证将移交埃塞奎博，试图将其变为“英国的再次殖民地”。马杜罗政府指控瓜伊多试图破坏1966年的《日内瓦协定》，将争议地区的化石资源交给国际石油公司。

2020年12月的新选举解决了这一问题。但瓜伊多的破坏活动似乎不会轻易停止。与此同时，委内瑞拉与圭亚那的关系再次紧张，国际社会对马杜罗政府施加的压力使双方对抗更加激烈，其中埃塞奎博河流成为制裁的另一种手段。尽管格兰杰总统的言辞加剧，但他始终拒绝利用圭亚那的电波播放反委内瑞拉的宣传。然而，这一举措并未真正促成关系缓和。2018年12月，委内瑞拉国家海军拦截了两艘悬挂巴哈马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国旗的埃克森美孚公司船只，当时这两艘船只在委内瑞拉主权范围内的奥里诺科三角洲。据报道，圭亚那批准了这一勘探活动。

另一个关键点是在2019年1月，委内瑞拉外长阿雷亚萨在电视讲话中严厉谴责“利马集团”当天发表的声明严重干涉委内政，称“利马集团”在美国的指使下企图对委发动政变。2020年，由于委内瑞拉炼油厂危机，美国试图封锁伊朗几艘运油船只前往委内瑞拉的航线，该行动最终发生了变化，局势也并未升级。

（译者注：Grupo de Lima，利马宣言于2017年8月8日在秘鲁首都利马签订后，组织随即宣告成立。组织一共有12个成员国，目的是以和平手段结束委内瑞拉危机）

2020年8月，人民进步党在伊尔凡·阿里（Mohamed Irfaan Ali）的领导下重返圭亚那政府。尽管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等西方国家威胁要对“破坏民主”的圭亚那官员实施签证限制，但此后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出访拉美，与阿里总统完成会面，又表明了对此次选举结果的认可。随着委内瑞拉和圭亚那国内政局逐渐明朗且相对稳定，双方或许能够再次建立谈判或争端解决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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