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的我们，上海留不下，老家回不去

2022-01-05 星期三


直到晚上下班，我依旧没想好，是要留在这座二线城市，还是回上海，抑或是像大杨那样回老家创业。


配图 |《平凡的荣耀》剧照





2021年9月5日，我离开了上海，此时距离我30岁生日还有55天。
打包好所有的行李，坐在空荡荡的房间，我突然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6年前，我提着一个行李箱来到上海，一无所有；6年后，我清理了不必要的东西，留下的物件也不过装了两个行李箱。
这次离开上海并非心血来潮。每次加班到深夜，错过地铁，我站在空荡荡的路边打车，望着远处灯火辉煌的高楼大厦，感觉连侵入身体的寒气都盛满了孤独。
在上海生活6年，我搬过10次家，每次都匆忙得像逃荒。前年冬天，我租住的房子被消防拆除隔断，等我下班回去，只剩残破不堪的房间和扔在客厅角落的行李。寒冬的深夜，我拖着大包小包四处找宾馆，直到3天后才找到新的落脚之处。从此以后，除了日常必需品，我不再往出租屋里添置任何装饰品。就算买东西，也要轻便、易携带，方便我在1小时之内快速打包。
虽然“沪漂”的生活动荡，之前我还是坚持着，但好友接二连三地离开，让我萌生了离开的念头。
我最好的闺蜜周周在一年前患上了抑郁症。那时她有一份光鲜亮丽但高负荷的工作，还有一位极严苛的上司。一日凌晨2点，周周没有及时回复工作群里的消息，第二天一早便被上司当众讽刺“年纪大、睡眠多”。上司还经常对她说：“你都快30岁了，公司用你冒着很大的风险，你给公司带来了什么价值？”
周周从小是一个优秀、懂事的女孩，名校毕业后进入这家名企工作，一直是父母的骄傲。但长辈们不知道，周周在这种工作环境中已经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她好几次向父母提出辞职的想法，但他们强烈反对。她只能苦苦煎熬，整夜整夜地失眠，靠暴饮暴食解压，半年之内胖了20斤。酷暑天，别人大汗淋漓，她裹着厚厚的衣服还在瑟瑟发抖。后来去医院，医生建议她立刻辞职休养。
6月，周周要回老家了。在送别宴上，我们共同的朋友老秦也宣布他将携家带口离开上海回老家。大家都很诧异，因为老秦已经在上海周边买了房，孩子才刚满一岁，是我们中最有可能成为“新上海人”的一个。
“也谈不上离开，从来就没属于过这里。”老秦自嘲。他说当初为了凑齐房子的首付，父母卖掉了老家的房子在外租房住。即便如此，他也只买得起花桥的房子——花桥位于沪苏交界，隶属江苏，相当于燕郊之于北京。这里的房价比上海内环低了一半，是经济条件一般的“沪漂”们买房的首选地，也是著名的“上海睡城”。
老秦每天去公司单趟路程要花费2个半小时，他干脆睡公司的休息室，只在周末回家。一次，他到家已是深夜，妻子哄孩子睡下了，他摸黑走到客厅想倒杯水喝，没想到桌角的水杯里装的还是他上周离家前喝剩的半杯茶。在漆黑的客厅里，他端着那杯茶，抑制不住地哭了。第二天他就和妻子商量，卖掉这个不足60平方米的房子，回老家买一套市区100平米的房子，再把父母接过来住。
起初妻子不同意，怕回去耽误孩子的教育，不过在老秦的游说下，她也对“车马都慢”的小城生活有了向往。夫妻俩上网看了很多关于小城市生活的视频，那种平凡的浪漫使他们坚定了回老家的决心。因为害怕父母反对，老秦和妻子决定先斩后奏，快速完成这场迁徙。


朋友们走后，我在上海继续漂着，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工作的变动。
2020年公司追着“风口”组建的项目，在2021年8月就迎来了“坠落”的结局。老板决定裁撤项目组，员工可以选择内部转岗或裁员赔偿。领导劝我转岗去另一个项目组，还说那个项目所在的“赛道”是今年最炙手可热的。
在转岗面试的前一天，我一夜未眠。想到居无定所的生活、接连离开的好友、前途未卜的工作，我的内心充满了恐慌、绝望，与什么都无法掌控的无力感。
我快30岁了，在这个节点，总是极力想把什么东西攥到自己的手中。
在上海的这几年，我发现几乎每隔一两个月，就有认识的人离开。虽然都是回老家，但不同的人，“回法”也不同。家在省会或城市中心的，回去就在家附近找一份工作，吃住不愁；家离市区或省会有点距离的，就在市里租个房子，到了周末也能回趟家；而那些家在偏远县城或农村的人，如果没有考入体制内，其实是没有老家可回的。
我想离开上海，但不想回老家，于是就把目标定在上海周边的几座“新二线城市”，准备在这些地方找工作。




海投简历后，我很快收到了一个面试通知。这家公司是某地一家服装龙头企业，有自己的加工厂，这两年因为实体生意不好做，开始转型做线上销售。由于本地懂线上营销的人不多，这家公司推出了一个名叫“百凤回巢”的专项人才培养计划，希望能招揽一些在北上广有此类工作经验的人。
我第一次踏足这个陌生的城市，是为了参加现场面试。和上海满目的高楼大厦不同，这座城市有干净、宽敞的道路，不需仰头，蓝天也能一览无余。
面试进行得很顺利，一位看起来不到40岁的面试官，握住我的手，笑得一脸真诚，几乎当场表明了录用意向：“我们特别需要你们这些从北上广回来的年轻人，希望你们给企业注入不一样的血液。”
之后是谈薪环节，虽然我已做好了降薪的心理准备，但听到对方报出的数字时，还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比我当前的薪资少了一大半。
“您要知道，二线城市的薪资是没办法和上海比的，目前给您的薪资已经是破格申请了。”面试官极力解释。
我叹了口气，刚想勉强接受，哪知他又支支吾吾地补充：“还有一件事，不知道您了不了解？我们本地的公司试用期是不交五险一金的，转正后会按照最低基本工资进行缴纳。”
这条款违反了劳动法，也许是我逃离上海的心情太过急切，又或许是对新城市的宽容，我最终还是接受了。


这个公司在本市最大的工业园区里，大批年轻人在此聚集，直接拉动了园区内的房价，连房租都翻了一番。带我看房的中介说：“这么偏僻的地方，要不是你们这些外地人，几百块钱一个月都没人租。”
中介告诉我，近几年来，每逢年底，从大城市过来找工作的年轻人特别多。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他还给我看了几个预约看房的订单——都是从上海来的客户。
入职第一天，几个同事问我来这里是不是为了男朋友？我矢口否认，说只是想换个生活环境，他们一脸了然：“大城市压力大，这里要轻松不少。”
看着他们意味深长的表情，我莫名有点心虚，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来“躺平”混日子的，我主动揽下了市场策划部大部分的活儿，还按照以前的工作习惯，主动寻求各部门的配合。
然而，我很快发现自己错了——其他同事根本不理会我的方案，被问烦了，就丢过来一句“你顺手做一下呗”；更糟糕的是，市场经理在部门会议上几次提到我，说我是公司用高薪从上海挖过来的人才，“你们要好好向她学习”。
会议结束，几个同事热络地拉我去休息区，要请我喝饮料，一个劲地打听我的“高薪”到底有多高。自从来到这家公司，我已经不止一次被人这么打探隐私了，比如在吃饭时，一群人可以围着我追问：“为什么你都30岁了，还是单身？”这在上海很常见的情形，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她们便七嘴八舌地劝：“女人不能光顾着工作，找个好男人最重要。”
不同于个人情感生活，薪资这种话题更敏感，很多公司禁止员工私下讨论薪酬，严重的甚至一旦发现就会开除。但新公司的同事们显然不吃这一套，说那是大城市的规矩，“这里没什么不能说的，大家都处得跟姐妹一样”。
我架不住软磨硬泡，老实说了，没想到跟我同岗位的佳倩当场就炸了，说我的工资居然比她高了整整4千——她是老员工，已经在这家公司干了6年。另一个同事酸溜溜地安慰她，说我是公司从上海挖过来的，工资高点也正常。我在一旁听着，讪讪地不敢搭话。
下午，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同事大杨——大杨之前在北京做服装设计师，为了和本地女友结婚，半年前通过“百凤回巢”计划来到这里——他责怪我不该说实话：“公司这帮老员工，心思根本就不在工作上，最喜欢八卦别人，但凡打听到点事，就能给你添油加醋地传播出去。”
果然，第二天就有几个其他部门的同事旁敲侧击地打听我在上海的经历，他们调侃：“从上海的大公司跳槽到我们这里，是有点屈才了。”
自从知道我的薪资后，佳倩变得愤愤不平，她把手中本就不多的工作全部推给我，还在工作日报中洋洋洒洒地写满了成果。我忍不住和大杨吐槽：“公司天天喊着‘拥抱互联网’，结果拥抱了半天，敢情就是写日报、定绩效和延迟下班。”
大杨发来一个滑稽的表情包，说当初面试官跟他说这里“不加班，没有996，不内卷，既有诗又有远方”。
我被逗乐了，转而关心起大杨的婚事。可他说进展并不顺利：“这里房价虽然没有北京那么高，但这几年涨得太厉害，我看了一圈就没有低于3万的，稍微好点的学区房都到6万了……”
我能体会大杨的无奈。年初，爸妈第一次去上海看我，因为我租的房子连打地铺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将他们安置在旅馆里。爸妈心疼我，也心疼钱，只住了一晚就匆匆回家。自此后，爸爸总觉得我在外面居无定所，生活很没有质量，最近不停地催促我买房。他说我工作不稳定，对象没着落，起码得有套像样的房子在手里。
我劝大杨可以先和女友结婚，说不准过段时间房价就降了。可大杨说不行，女友的爸妈一直想让女儿找个本地人：“他们本来就不看好我，要是再不把房本拿到手，这婚还不知道能不能结成。”
没等我回复，大杨又说：“我有点后悔来这里了。我应该直接从北京回老家，只有在那里，我才不是个外地人。”




因为和佳倩赌气，我每天不得不加班加点地工作。半个月后，我终于忍不住爆发，当着市场经理的面，指责她不该把自己的工作推给我。佳倩不可置信地看了我一眼，几秒钟后，居然趴在桌子上哭了。
市场经理厉声喊我进会议室，我极力解释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他却压根听不进去，只是训斥：“你虽然是公司的高级人才，但是也得知道尊重老员工。佳倩能力不如你，但她在公司多年，对公司上上下下非常熟悉，你要好好和她配合，不然很难在公司长期发展……”临了，他又意味深长地说：“有能力的人带点傲气没关系，但也要知晓人际关系的厉害。”
我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工位，一旁的同事楚楚敲了敲桌子，用眼神示意我出去说话。我跟随她来到天台，落日的余晖正笼罩着整座城市。
楚楚说，她经常和其他女同事结伴来这里偷闲，有时一待就是大半天。
我吃惊地问：“你们长时间不在办公室，不怕被发现吗？”
“你没发现经理也经常不在吗？他就窝在楼下的那间茶室，手痒了还会去搓两把麻将。”楚楚指着楼下不远处一排商铺说。
我沉默不语，想到这段时间自己埋头苦干却不被认可，一丝惆怅涌上心头。
楚楚叹了口气，说：“在我们这种公司，能力不是最重要的，你得会做人，最忌讳的就是得罪人——你知道佳倩是什么人吗？”
我这才知道，不止佳倩，公司一大半的部门领导都和董事长沾亲带故。楚楚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我：“你真以为领导看不出来佳倩没能力吗？她一个中专毕业生，连个广告语都写不好，却在公司干了这么多年的市场策划。明眼人都知道有后台，就你傻乎乎地硬顶。”
我害怕会被报复，楚楚“扑哧”笑了，说不至于，佳倩就是董事长的一个远房侄女，没那么大的本事：“你以后还是不要太出头，这种家族企业里‘皇亲国戚’太多，保不齐就得罪了哪尊大佛。你这个岗位的前同事就是得罪了董事长夫人的外甥女才离职的——对了，她好像还是985大学的研究生。”
我听从楚楚的建议，请佳倩吃了一顿日料。我小心翼翼地笑脸相陪，楚楚在一旁说情，终于哄得佳倩开口，说不计前嫌，以后还在一块玩。听着这番小学生式的发言，我摸摸自己僵掉的下巴，突然觉得有点可笑。
因为这件事，我突然对工作泄了气，刚来时的那点激情也被消磨殆尽了。每天上班，随便写几行方案，没事就跟着佳倩一伙人在园区里四处溜达。佳倩似乎对我的改变很满意，不久就把我拉进她们的内部小群，里面除了聊吃喝，就是说公司内部的各种小道消息。
一次，我兴致勃勃地跟大杨转述刚听来的八卦，他却毫无反应，低头盯着手机。我扫兴地收住话头，没想到他突然抬头盯着我，一字一句地说：“你不觉得你变得越来越像佳倩她们了吗？”
我心下一惊，硬着头皮反驳：“像她们有什么不好？我离开上海来这里，就是要‘躺平’的。难不成你还指望在这里做出什么成就？”
大杨愣了一下，随即低落地自嘲：“是啊，在北京那么多年都混不出成绩，来这里还妄想什么？”


之后，我没和大杨联系了。一个月后，佳倩在小群里说大杨要离职了：“好像是他和女朋友的婚事吹了，所以就不打算留这里了。”
离职的前一天，大杨请“百凤回巢”所有的成员一起聚餐。一个男同事唏嘘不已：“大杨，你还记不记得刚进公司的时候老胡也组织聚过一次餐？那时候还有50多个人，不到1年，就剩我们几个了。”
我来公司比他们晚，于是好奇地问老胡是谁？男同事说，老胡是“百凤回巢”计划的发起者，1年前公司花重金把他从上海挖来，但他在2个月前离职了，“你应该是他招进来的最后一个人”。
我突然想起那个握着我的手、笑得一脸真诚的面试官。据说他是被人挤走的，“强龙压不住地头蛇，越有能力越遭排挤”。
大杨见气氛有点伤感，便努力招呼大家吃菜喝酒，期间又讲了几个蹩脚的笑话，终于让气氛重新活跃起来。有人问大杨，辞职之后有什么打算。大杨平静地回答：“我准备回老家先找个工作，再在县城买个房子，之后应该会很快结婚生子，毕竟我都32了。”
一个熟悉内情的人劝道：“不再努力争取一下？说不定过段时间，你女友家就改变主意了。”
大杨摇摇头：“人迟早要认清现实，不是所有从一线城市撤退的人都能在二三线城市找到归宿。像我这种从七八线小城走出来的，大概也只能回到七八线小城吧。”




自从公司提出“拥抱互联网”的口号，夜晚加班就成了日常。11月2日是我30岁的生日，下午6点，我第一个离开了办公室，假装没看到领导异样的眼光。
以前一想到30岁就感觉恐慌，可真到了这一天，悬着的心反而落下了，日子好像也与往常没什么不同。园区附近的商场不管是购物还是吃饭，价格比起上海毫不逊色，只有园区门口的路边摊价格低廉。傍晚，摊主们早已摆开阵仗，炒饭8元一份，卷饼5元一个，馄饨6元一碗。我买了一份关东煮，边吃边往回走，把身后的喧闹声越甩越远。
小城的郊外有种特别的宁静。我租住的房子在园区附近，可以走路上下班。我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慢悠悠地散步，想起之前在上海挤地铁，被密密麻麻的人群包围，憋得头晕目眩，突然就觉得身心舒畅。
刚进小区，突然有烟花绽放，那些炫目的色彩瞬间将天空点亮。原来是小区居民在家办喜事，我恰好经过，还被塞了一大把喜糖。


也就是在这一天，我接到了周周的视频邀请。
周周回老家休养了半年，刚开始病情似乎有好转，还会偶尔在朋友圈里晒晒美食、美景和自拍。但最近两个月，她在家备考公务员，我们的联系就少了。
视频那边，周周有气无力地说自己不想待在家里了。我感觉她的状态不对，就问她是不是和父母吵了架。周周叹了口气，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我不敢追问，只能静静地等，她突然问：“我能去你那里住几天吗？”
周周来得太突然了，当天夜里11点，我强压住困意去车站接她。路上，我接到周周母亲打来的电话，十分焦急地向我打听女儿的下落。她说，他们起初并不知晓周周患上了抑郁症，还以为她是吃不了外面的苦才跑回家。他们由着她休息了两个月，便催她赶紧回上海上班，谁知周周提出要在家里考公。
说起这事，周周的母亲的哭腔中带着愤怒：“什么抑郁症？我看就是她给自己不思进取找的借口。好好的工作说辞就辞，信誓旦旦地说要考公，结果快要考试了，又说压力大不考了。一个30岁的大姑娘，整天在家无所事事，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背后说闲话……”
我试图让她意识到抑郁症的严重性，但她完全听不进去，只是没完没了地数落周周，说她辜负了自己的付出，令人失望。
在车站等人的时候，广场上传来零点的钟声，好像是在提醒我，从此以后我就正式步入30岁了。
没多久，周周出站了，她一身黑衣黑裤，背着黑包，手里拎着的小蛋糕是唯一的彩色。她是个细腻又体贴的女孩，记得每个家人和朋友的生日，哪怕心里再难受，也是笑着对我说：“生日快乐呀！”
我们回到住处，都太累了，我睡得特别沉。早上8点我刚一睁眼，就被坐在窗边的周周吓了一跳。再看身侧一丝不乱的床铺，便知道她坐了一整夜。
周周转过头，眼里布满了红血丝，问我：“你说，我是不是不该回家？”


终于挨到周六，我拉着周周去上海某医院复诊，在主治医生的询问下，我了解了更多的信息。
周周说，直到半年前医生让她辞职休养，她才觉得自己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回家了。为了不让父母担心，她隐瞒了病情，还努力想要融入家庭生活。她和母亲一起买菜、做饭；和父亲出门遛弯；还逗弄襁褓中的小侄儿。
可很快，周周便发觉自己成了家里最多余的一个人——因为长期不在一起生活，她和父母能聊的话题只有几个。哥哥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无暇顾及她的情绪。日子久了，父母开始嫌她是个不工作的“剩女”，觉得在外人跟前丢了面子，对她自然没有了好脸色。
“你能体会那种感觉吗？明明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坐在一起，自己却孤独得像一个人。”
周周告诉医生，为了能继续留在家里不去上海工作，她才对父母说自己要考公务员。但抗抑郁的药物让她整日昏昏沉沉的，她只能假装看书，其实一整天都对着窗外的天空发呆。
父母发现周周不够努力，不停地唠叨，终于让她彻底地爆发了。那天，她冲进房间拿出一盒药扔在他们面前，吼道：“我有抑郁症，我上不了班，也考不了试。凭什么我一定要比别人努力，要比别人优秀，我就想当个不思进取的废物不行吗？”
之后的几天，周周和家人的关系降到了冰点。隔着房门，父母不住地叹息，哥哥也斥责她30岁了还没有定性，“别的女孩这个年纪早就家庭安稳、孝顺父母了”。
周周说，她当时缩坐在门后，感觉整个房间在眼前不停地摇晃，转而变成一个巨大黑洞，一下把她吸了进去。
离开医院，我们去了以前常去的餐厅吃饭，又逛了逛熟悉的公园。踏着厚厚的落叶，周周突然跟我说，她想去云南。2年前，她的一个朋友离开上海去云南开了间民宿，最近，朋友邀请她过去帮忙打理，说只要她打扫卫生，其他时间可以自由支配。
“民宿不远处就是洱海，我可以坐在岩石上看鸟……”几天以来，周周的眼睛里第一次有了亮色。
我知道，她主意已定。




两天后，周周坐上了前往云南的飞机。我回到了那个二线城市，继续被工作、生活打磨。
公司的电商项目进展不顺利，持续几个月亏损，项目总监把火发到了“百凤回巢”的成员身上。他将我们召集进会议室，毫不留情地斥责：“公司用了几倍的价格将你们招过来，你们就做出这样的成绩？我还以为大城市的员工有多大的本事，不过也就这样！”
大杨曾经告诉过我，这个项目总监和老胡是死对头。如今老胡已走，他自然看不惯我们这些人。我隐忍着不吭声，旁边的男同事却不干了，他反呛道：“项目不行不是我们的问题，公司定位不准，光想着照抄别人，抄了半天都忘了自己是谁。”
一针见血的发言彻底点燃了项目总监的怒火，他大力推开会议室的门，厉声让这名男同事滚去人事部办离职手续。男同事不屑地看了他一眼，昂首离开，最后还不忘踹门板一脚。
项目总监的杀鸡儆猴非但没有拯救直线下滑的业绩，反而直接促成了几位“百凤回巢”成员的出走。到了11月底，老胡招来的员工只剩我和一个本地人。那些离职的“凤”，大多去了上海，有些本地的甚至选择每天早晚挤高铁，跨城上班。
我也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是在二线城市定居，还是重返上海打拼？
我喜欢这个二线城市不紧不慢的生活节奏，一想到上海的拥挤和嘈杂，会全身紧绷。可一旦决定定居，肯定避不开买房，参照目前本地的房价，我只买得起很偏远的房子，上班生活都不方便。
已经回到老家的老秦也劝我谨慎，还现身说法，说自己购买的老家市区的房子，房价在2个月之内跌了2千，“算下来一下子亏掉了近20万”。父母和妻子都埋怨他轻率地卖了花桥的房子，他自己也十分懊恼，“宁买大城市的小破房，不买小城市的大瓦房”。
老秦回老家后，日子过得并不如意。起初他想进国企，一路过关斩将，最后却因年龄大被淘汰。虽然招聘公告上写着“35岁以下”，但实际情况是，超过了32岁就基本失去了面试资格。
上海回不去，老家留不下，老秦没想好下一步该怎么办。他说实在不行，自己只能去家里的包子铺帮忙。他自己倒没什么，就是怕爸妈接受不了考出去的儿子又回头走他们的老路。
聊到最后，老秦发了一串感叹号，像是在感叹自己无力的人生。相比之下，周周反倒变积极了，她建议我回上海再折腾5年，等35岁以后再去二线城市待着。
周周在云南待了1个月，发现民宿生意并不好做。因为疫情的影响，客源稀少，她的朋友经常入不敷出，除了唉声叹气，晚上还会焦虑到失眠：“以前看我这朋友发的动态，不是夜游古城，就是品茶观海，一副不被世俗打扰的模样。我去了才发现，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不想承认罢了。”
一次，民宿接连两天没有接到订单，朋友干脆关门，带着周周绕洱海骑行——这是周周来云南后第一次外出游玩。两人在洱海边的岩石上坐了一下午，夕阳落到海面的时候，朋友艰难地提出了借钱的请求：“你可以当成入伙，我们共同经营民宿。你想在这边定居，除了开客栈、做手工，找不到其他工作——你总不能一辈子不工作吧？”
周周的心一下子就沉了，她只答应借5万，可朋友不满意，两人的关系日渐紧张。后来，依然受抑郁症困扰的周周选择离开云南，返回上海工作。她放弃了光鲜亮丽的老本行，投身一家半公益的企业。虽然工资不多，但同事之间气氛融洽，她也跟着开朗了不少。




在这个二线城市，我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公司为了营造“全员冲刺”的状态，业务总监要求所有人在晚上8点后下班。我整天待在办公室里，找不出什么活儿干，只能玩游戏打发时间。佳倩她们这些老员工自有一套对付的方法——下午4点半，她们溜出去接孩子，再回家吃完晚饭，7点回公司加班。
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于是通过招聘网站向本地的几家公司投递了简历，无一例外被要求降薪，五险一金也没有。楚楚劝我别瞎折腾，说我们公司的待遇在本地已经算高的了，其他公司其实就是几个人凑成的小作坊，每月能按时发工资就不错了。
我想回上海也不容易。上海很多公司在年底裁员，失业者纷纷涌入求职市场，竞争异常激烈。我曾接到两个公司的面试电话，一听到我是跨城市跳槽，而且是从上海出走又想回去，便没了下文。
就在我考虑要不要裸辞回上海时，好久不联系的大杨突然发来消息。他说自己回了老家县城，日子过得还不错，开了一家童装店，不仅卖衣服，还兼做儿童摄影。靠着专业出身和独特的时尚品味，他的店在短短1个月之内就打响了名号。
他感慨：“我本来想随便找个工作混着，结果县城根本没啥像样的工作，我只能拿着买房的首付款开店。没想到生意居然还不错，收入比在北京时还高，也不知道，这算不算造化弄人。”


直到晚上下班，我依旧没想好，是要留在这座二线城市，还是回上海，抑或是像大杨那样回老家创业。
走在路上，我路过一盏又一盏橘黄色的路灯，过去几个月的人和事不断在我的脑海中回放。我突然觉得人生这条路也一样，岔路口那么多，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根本找不到什么标准答案，能保证永不出错。
一瞬间，我不纠结了。明天的路该怎么走，也许得等到明天的太阳升起才会清晰，而我自然有属于自己的答案。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编辑 | 罗诗如    运营 | 梨梨    实习 | 雅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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