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比与战略:
爱德华时代视角下的中美竞争
翻译｜述垚、浅筱
来源｜American Affairs
▲ 本文原刊于《美国事务》，作者为美国国防大学教授、退休陆军上校Walter Hudson
讨论对冷战时期进行类比是否恰当，这听起来有些纸上谈兵。然而，历史类比绝不仅仅是个智力游戏，它会导致严重的战略后果。在邝云峰（Yuen Foong Khong）对类比法的详细研究中，他认为，比起官僚操纵、国内政治考虑或意识形态等因素，历史类比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显著性。类比所唤起的意象和吸引力是极其难以撼动的，它们将会深刻影响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所说的“现实评估”，并反过来创造一些强化原来固有信念的基本假设。问题是，恰恰是这些信念需要经过严格检视。
事实上，这种类比不仅在提法上声名狼藉，在后果上一样臭名昭著。理查德·纽斯塔德（Richard Neustadt）和厄内斯特·梅（Ernest May）指出，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曾做了一个非常草率和考虑不周的类比，他将1965年在越南发生的事情（译注：指1965年美国直接参与越南战争）与1954 年法国在奠边府发生的事情进行类比。这存在一个明显的时间错误：如果非要和1965年的美越战争作类比，更恰当的类比对象是1950-51 年法国在中南半岛的行动而非1954年的奠边府战役，那时候法国还没有派出大规模的地面部队，也没有遭受大面积伤亡——这正是美国在1965年这个节点上的处境。
2020年7月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说明了冷战类比的影响力，即使它本意是试图避免这种类比。该专栏的作者认为，当谈到当前的中美竞争时，“如何发动或避免冷战这个自上而下的问题”应该被“自下而上恢复美国竞争力的努力”所取代，“人们需要在具体议题上展开更严肃的辩论，而减少一些对过去冷战的怀旧或神经敏感。” 这说得不错，但是，当作者提出“阻止高科技威.权主义向外传播”的建议时，他们又回到了最冷酷的冷战修辞：他们说，需要一种“类似于遏制”的方法”（containment-like approach，强调为作者所加）来对抗这种威.权主义。因此，恰恰是在竞争中利害关系最显著的地方，作者们往往会用他们试图避免冲突的那种语言来描述它。
有没有更严谨的方法来做历史类比？纽斯塔德（Neustadt）和 梅（May）在合著的《在时间中思考》（Thinking in Time）中提供了一种更谨慎的方法。这本书出版于几十年前，对政策制定者来说仍然相当有用。纽斯塔德（Neustadt）和 梅（May）特别建议，在进行历史类比时，应清楚地识别和阐明“相似性和差异性”。他们把这种方法称为“迷你模型”（mini-model），它允许一定程度上的分析严谨性，于是可以更准确地为政策对策提供信息。
借助这种方法，本文将尝试用另一个历史类比来说明当前中美竞争的情况，这个类比和冷战截然不同。避免冷战的“磁力”，可以对当前中美竞争的某些方面产生新的思考，并制定新的政策解决方案。这个类比就是20世纪早期大不列颠王国（当时的世界最强国）和美国之间的竞争——更准确地说，是从1901年到1910年维多利亚女王之子爱德华七世统治期间的美英竞争，这段时期正是英国权力的顶峰。
1 爱德华时代的美英竞争
在爱德华七世即位时，英国统治着一个占地1270万平方英里的帝国——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帝国。没有竞争对手能与之匹敌，法兰西帝国的规模只有它的三分之一，世界其它大部分地区都在英国潜在的势力影响范围之内。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例如巴西和阿根廷，都是英国投资的主要流入国。大英帝国不仅完全控制了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还设定了全球的经济状况，维持着由金本位构成的资本主义秩序，并在全球化的第一个时代监管着庞大的自由贸易体系。
然而，事情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尽管表面上英国国力强盛，但在19世纪后期，其他强国在工业实力方面赶上了英国。这些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后来者”，往往利用英国所缺乏的国内资源，开始大规模生产关键产品。仅举一个例子，德国多特蒙德（鲁尔河谷的中心）的生铁产量在1851年至1871年间增长了约35倍。
后来者成为工业和经济强国的最典型例子是美国。1890 年，美国人口为 6260 万，英国人为3740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有1.383亿人，英国是4760万人。这种规模差异也体现在工业生产中，1890年，美国钢铁产量为930万吨，英国为800万吨；到1914年，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差距扩大到2880万吨，而英国只有1050万吨。1880年，英国的制造业产出以22.9%的全球份额领先于美国的14.7% (第二名)。 到1913年，美国已经遥遥领先世界，而英国则已跌至德国之后，位列第三。
虽然英国和美国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式的经济关系与英国1846年废除《谷物法》后建立的无关税自由贸易体制形成了鲜明对比。那种认为美国在历史上一直都是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的观点是不准确的，在关税问题上，美国政界经常存在激烈争议。然而，在美国内战之后，支持关税的共和党人长期执政，在所谓的“镀金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译注：约1870年-1900年间），进口关税成为常态。当时的立法采纳高度的保护主义政策，美国东部制造商的利益通常压倒西部的自由贸易利益，尽管并非总是如此。保护主义立法的理由往往带有政治色彩，它们通常是以提高作为票仓的美国工人的工资为前提的。尽管生活成本存在差异，平均而言，美国工人的收入是英国工人的1.5倍，是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工人的3倍。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保护主义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其交易性（transactional character）。美国征收关税这一观念有时被认为是代表了一套源自于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的根深蒂固的经济原则。实际上，这些原则在政治上引起了激烈争论，并被用来谋取经济利益。关税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治国的手段。例如，《麦金利法案》（McKinley Act）的互惠条款规定，如果某贸易国存在不合理和不公正的做法，允许总统对某些特定商品恢复进口关税，其结果是美国在拉丁美洲谈成了大量有利的贸易协定。还有一部分影响是，保护主义政策有助于改变美国的贸易平衡。1860年，美国人均进口额略高于出口额。到1908年，出口额已大大超过进口额。
在丰富的资源、不断增长的人口以及保护主义立法的加持下，巨大的工业产出帮助美国成长为经济巨头。它不一定体现在军事上。当然，美国的军事力量在增长，但远远不及美国经济和工业能力的增长速度。1880年，美军和海军的总人数为34000人，仅仅是英国军队的十分之一，甚至不到俄罗斯军队的二十分之一。到1914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军人人数已增至16.4万人。但与欧洲列强和日本相比，美国仍然是最后一位。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军事力量的某些方面扩张得更快。1896 年，美国海军有5艘战列舰服役；到 1906 年是 15 艘。但它无法与英国匹敌，英国在 1896 年拥有 45 艘战列舰，到 1906 年拥有 61 艘。当时法国拥有 29 艘、俄罗斯 12 艘、德国 31 艘、意大利 14 艘。美国几乎没有赢得任何海军军备竞赛。虽然美国海军的扩张速度确实比陆军快，但它的增长主要是为了服务于美国不断扩大的经济利益。由于美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之间的巨大差距，用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的话来说，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大国，但不是大国体系的一部分”。
对这种情况，英国人并非一无所知。到了20世纪初，对“衰落”的恐惧开始渗透到英国人的意识中。1905年出版的《大英帝国的衰亡》（The Decline and Fall of British Empire）一书阐述了一个帝国解体的反乌托邦构想，即英格兰的财产被各种敌对势力所控制。英国人当然感受到了美国崛起的冲击，这些冲击就在公认为发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一系列技术突破中——电流、电话、便携式相机、留声机、打字机、电梯、电动街车、电灯、摩天大楼和全球电报的发明。
有感于美国如此巨大的生产力，弗雷德里克·阿瑟·麦肯齐 (Frederick Arthur MacKenzie) 在1905年出版的《美国侵略者：他们的计划、战术和进步》（The American Invaders: Their Plans, Tactics and Progress）一书中感叹：“美国制造商是至高无上的。” 麦肯齐指出了美国人在利用英国制度的缺陷。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的主导地位仅仅是由于产品优势：例如，柯达相机比“笨拙的马木框老式相机”要好。这种产品优势反过来绑架了英国店主——柯达拒绝向他们出售相机，除非他们只卖柯达胶卷。
麦肯齐将英国企业家精神被削弱归责于英国日益恶化的职业道德、胆怯和过度的政府监管。虽然其中一些听起来像是保守的牢骚，但最近的学术研究表明，麦肯齐的抱怨是有道理的。历史学家已经证明，在这一时期，新兴的和具有潜在创新能力的英国公司经常被过于谨慎、僵化的银行系统所拖累。
但麦肯齐认为，美国带来的大规模冲击几乎不可阻挡。例如，英国公司根本无法生产芝加哥西部电气公司能够生产的电话数量，因此无法赢得英国合同。美国也在“更大的不列颠”（注：Greater Britain, 泛指英殖民帝国地区）和英国开展了竞争活动，尤其是在加拿大，美国公司大量建厂、修运河，并试图将加拿大与英国的特殊关系脱钩。其他优势还包括美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宏伟的技术学校”，这些学校是由联邦政府的土地拨款、惩罚性的关税以及社会上的一种鼓励创业的积极精神所共同创造的结果。虽然麦肯齐已经指出，“未来仍然摆在英国面前，如果英国愿意拥有它的话”，但他对英国经济霸权的前景已经很难保持乐观。
当代研究再一次证实了麦肯齐的基本见解。研究表明，在国内资源丰富度、人口和工业生产方面，规模优势是美国和德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超过英国的关键原因。德国和美国，尤其是美国，其实就是因为国家规模更大，因此拥有比英国更多的土地、资源和人口。这种规模优势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例如，德国和美国更大的领土面积意味着现代铁路网打开了主要的国内市场，从而抵消了英国的航海优势。受益于巨大的国内市场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美国公司的规模变得极其庞大，并生产了大量英国同行无法生产的商品。
接下来的问题是围绕英国自由贸易方式的争议。首相罗伯特·皮尔 (Robert Peel) 因1846年呼吁废除谷物法而被自己所在的保守党排斥。尽管如此，随着大英帝国的势力接近顶峰，用亚伦·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的话来说，自由贸易的优点“即使不是被英国社会的每个阶层普遍接受，也被广泛接受了”。一直到19世纪90年代，没有一位重要的英国政治家敢于挑战它。
但在爱德华时代，反对声音开始增多。在亚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 1902-1905年）担任首相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问题：英国对自由贸易的坚持实际上损害了大英帝国的利益。英国在19世纪初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先发优势正在迅速消失。与此同时，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正在用关税损害英国的出口。尽管英国以前会与其他保护主义国家达成交易（例如1860年与法国签订的柯布登条约），但在爱德华统治时期，英国自由贸易的绝对主义（free trade absolutism）似乎让它在面对保护主义国家时无计可施。
坚定支持自由贸易的人与希望采取更加强硬的保护主义政策的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贝尔福则试图在他认为的合理妥协立场上进行折中。对贝尔福来说，资本与其说是“流动性”的，不如说是有“粘性”的。例如，他认为，作为资本的主要来源的劳动力并不是完全流动的。因此，严格地说，“自由贸易”是一种幻觉，因为交易成本和国家利益不断地干扰着它。贝尔福认为，国家之所以存在，首先是因为人们不愿意以一种不附带任何条件的方式进出他们的实际领土，这一点是亚当·斯密很难否认的。因此，完全可以理解，美国或德国等倾向于各种保护主义的国家为何“不希望放松其保护主义制度”。
虽然英国并不完全依赖外来者，但它肯定不能自给自足。与竞争对手相比，它没有明显的优势。它缺乏人口、面积和自然资源。虽然灾难还没有发生(例如，许多国家仍然欠英国大量资金，通过进口来进行偿还)，但时间已经不多了。英国必须维持一种经济体制，既要允许经济增长，又要防止被大陆强国和美国超越。
贝尔福认为，“自由贸易需要在某些地方的开放市场。”他的解决办法是，以引诱他国的形式，在交易中进行贸易。如果一定要举个例子的话，贝尔福的制度类似于19世纪在欧洲大陆实行的最惠国贸易制度，关税和贸易成为互惠谈判过程的一部分。这一体系几乎没有抑制贸易：欧洲大陆的贸易条约体系使国际贸易大致赶上了英国自由贸易体系的增长速度。事实上，贝尔福观点的提出比凯恩斯早了30 年，凯恩斯认为英国在必要时应该采取更多的临时贸易方式。然而，贝尔福的方法并没有令人信服：他的想法没有被采纳，他在1905年时下台了。
另一个解决方案是建立一个在商业上更加统一的帝国。这是由爱德华时代初期负责殖民地事务的国务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勋爵（Lord Joseph Chamberlain）提出的。张伯伦认为，帝国需要加强内部联系，成为一个坚不可摧的“自给自足的商业有机体”，就像美国一样，拥有更大的内部领土和人口。由英国本土边界之外大片殖民地和附属国构成的“更大的不列颠“（Greater Britain）将是一条经济出路，它提供了一个由市场、资源和消费者组成的封闭的、自给自足的体系。
但帝国本身也带来了问题。它需要一支庞大而广泛的军事力量来维持它，有人抱怨说，大英帝国的外围国家从海军保护中受益，而英国自己却付出了过高的代价。帝国的存在也加速了对武器和殖民地的争夺，以对抗其他大陆强国。英国正在进行一场海军军备竞赛，对手不是一个，甚至不是两个，而是三个欧洲大陆的对手：法国、德国和俄罗斯都在疯狂地发展海军以争夺海洋。帝国是榨取式的。帝国的殖民地为英国提供了越来越高的生活水平，而这些殖民地对母国的负债却越来越多。这样一个“自给自足”的系统如何维持自身？当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和附属国想要按照自己的条件独立时，会发生什么？
最终，不管是贝尔福的交易贸易方法，还是张伯伦的帝国体系方案，都没有被采用。从军事和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1905年日俄战争的结果（为英国）提供了暂时的喘息机会。俄罗斯舰队被摧毁，俄罗斯的扩张主义受到遏制。俄罗斯通过阿富汗入侵印度的“大博弈”也进入了休止期。
但是，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战争的力量如滚滚车轮，势不可挡。英国1915年开始征收麦肯纳进口关税，放弃了自由贸易，这不是一个全能帝国的选择，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帝国在其他方面也要为此买单：所谓的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战后获得了（实质上）完全的独立。第一次世界大战巩固了他们各自独立的民族身份和自力更生的意识。自治领内的许多人越来越怀疑，让一个送他们同胞到杀戮战场上的帝国来制定他们的政策是否明智。
2 英美竞争与中美竞争有何异同？
在简要回顾了爱德华七世时期的英国及其与崛起的美国竞争的历史情况之后，我们得以将之与今天的中美竞争进行类比。正如纽斯塔德和梅所建议的，我们应该探索这一类比的特定相似性和差异性。
1、中美竞争与英美竞争的相似之处：
（1）当前崛起大国和衰落大国（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根本竞争是经济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
首先，有一个可类比的“相似之处”，尽管两国在贸易立场上有所不同，但它们在根本上都是市场经济的（Capitalist）。此外，另一个相似点是，中美在军事上的竞争是次要的。至少在目前看来，中国并没有与美国进行主要的军事竞争。中国绝对不是在忽视自己的军事力量，但这种竞争必须结合实际情况。正如艾尔莎·卡尼亚（Elsa Kania）所说，中国领导人仍然认为，经济发展是中国发展最重要的任务。军民融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军事研发来推动民用技术的突破。中国的高科技公司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是为了支持军事突破，在一个激烈竞争的体系中，利润的驱动要强烈得多。
（2）位于顶尖的超级大国和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都处于一场以科技为主导的竞赛中，尽管他们主要关注的不是军事装备。不同之处：位于顶尖的超级大国仍然拥有技术优势，尽管这种优势似乎正在减弱。直到最近，在研发和技术突破方面，中国还被认为远远落后于美国。中国被贴上了“科技巨龙”的标签，投入了大量的研发资金，但大量产出却乏善可陈。中国被认为是一个擅长制造仿冒品但并不特别擅长尖端科学和创新的国家。据说，即使中国的专利数量仅次于美国，但这些专利的质量相对较低。
但事情正在发生迅速变化。虽然仅靠研发支出可能不足以赢得技术竞赛，但参与其中肯定是必要的。在这一点上，中国和美国在这方面的支出在GDP占比基本相同，各占GDP总量的2%到3%。但这并不能说明全部情况：中美研发支出比率现在大致相当的原因是，中国的研发支出增长速度远远快于美国。在21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的研发支出以每年17%的速度持续增长，而美国的研发支出仅以每年约4%的速度增长。总体而言，中国的创新产出似乎也在改善。例如，在2018年的全球创新指数（GII）中，中国的创新产出分数实际上超过了技术创新大国——韩国，成为东亚地区GII得分最高的国家。
与此同时，美国的技术进步，特别是在所谓的共性技术（generic technologies, 指应用广泛、但在盈利之前需要大量前期资金投入的技术）方面的技术进步已经下降。在冷战期间，国防技术的投入产生了副产品和溢出效应，推动美国经济登顶。例如，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等政府机构为IT革命的技术突破提供了大量资金。然而，在21世纪，联邦基础研发资金占GDP的比例有所下降。例如，国土安全部门和情报部门在建立新的政府研发计划时（分别指国土安全高级研究计划局HSARPA和情报高级研究项目活动IARPA），往往为了更直接的短期目标而牺牲长期战略研发目标。在私营部门，过高的门槛阻碍了风险投资公司对共性技术进行足够的投资。虽然与公共研发相比，私营部门的研发总体上有所上升，但自冷战以来，随着美国公司越来越多地将技术转移到海外，研发“强度”——研发占GDP的比例——已经稳步下降。
2、中美竞争与英美竞争的差异之处
在爱德华时代，崛起大国（美国）相比衰落大国（英国）具有内部规模优势；但今天，中美这两个竞争中的大国都具备规模优势。
在爱德华时代的两大强国中，只有美国拥有丰富并不断扩大的内部规模优势。美国的人口呈指数级增长，它的自然资源空前丰富，而且它的国土面积还在不断扩大，而英国缺乏这一内部规模优势。据张伯伦，大英帝国不得不依靠扩张，尤其是印度和英联邦自治领，实现规模化，但这最终不可持续。
目前，中国和美国都可以（或说有能力）实现规模优势。例如，在研发投资方面，中国和美国都有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庞大项目。2017年，中国和美国在研发上的支出分别为4440亿美元和4830亿美元。相比之下，整个欧盟的研发支出只有3660亿美元。美国仍然拥有巨大的内部规模优势，包括全球最好的农业和水路网络。它是原油和石油产品的主要生产国，其最大的市场仍然绝大多数在境内。同样，中国拥有庞大的、有待开发的国内市场，拥有13亿潜在客户，这对希望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有强大的吸引力。
事实上，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已经扩大规模并迅速超越了其最接近的“大型新兴市场”，如巴西和印度。印度的许可政策严重限制了印度企业规模化的能力，这使得从鞋类到玩具的大片制造业领域被让给了快速增长的中国公司。2000年后的十年间，中国最大国有企业的资产增加了八倍——从3600亿美元增加到2.9万亿美元。这样的规模助长了巨大的野心。正如托马斯·奥尔利克（Thomas Orlik）所指出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不仅仅针对关键工业领域的创新；它旨在利用这一创新来改革整个制造业体系。中国的目标是实现更大的制造业主导地位，到2025年，各行业关键零部件的自给率不低于70%，这只有通过规模才能实现。
虽然中美两国都拥有庞大的内部规模，但今天两国都面临着重大挑战。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加剧了人口问题，这是否可以克服还有待观察。彼得·泽伊汉（Peter Zeihan）指出，到2030年，人口老龄化将导致每两个纳税人要抚养一个孩子和四个退休老人。另一方面，美国的规模问题似乎与人口统计（尽管美国出生率也大幅下降）和物理限制关系不大，而更多地与谨慎的政策选择有关。关于“保护主义”或“产业政策”、风险规避回报率和股东至上商业模式的争论更多是关于政策选择的争论，而不是关于缺乏资源或能力的争论。1970年代开始的美国经济金融化，是一系列政策选择的结果，比如股票交易佣金的变化，资本利得税率的降低，允许养老基金投资于投机性替代资产，以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所采用的“允许公司进行股票回购”的规则（10b-18）。这些都是政治决定和政策选择。
3 历史类比与战略
没有一个类比是完美的。但是，通过遵循纽斯塔德（Neustadt）和梅（May）对类比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进行仔细分类的方法，可以避免可能导致错误政策选择的误导性类比。通过列举相似性和差异性，我们可以检查历史证据并判断类比具体适用于何处。
今天的世界和爱德华时代一样，是资本和贸易导向的。就像20世纪初一样，在这个以资本为导向的时代，新兴大国的主要焦点是经济而非军事，尤其是技术竞争。鉴于爱德华时代竞争的结果是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美国应当首先关注中美的经济和技术竞争。
地理和人口可能是注定的，但政策和战略是可变的。美国一系列有意识的政策选择造成了如今的金融化和经济停滞。这种经济导致股东利润最大化现象和离岸外包业务，并使私人研发的重点短期化，而公共部门的研发似乎已经失去了以前的方向。
通过将爱德华七世时期的美英竞争与当前的中美竞争作类比，可以使我们对目前形势的关注重点更清晰，也有助于阐明战略上应随之作何恰当调整。这样的类比既告诉我们为何历史可能重复，也帮助我们避免重蹈覆辙。
*本文原刊于American Affairs Volume V, Number 3 (Fall 2021): 116–32. 限于篇幅，有所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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