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的标准体系，让考生不得不在培训机构的指导下，定向为不同美院的校考或不同省份的联考做准备。一位美术生告诉我，各大美院和各省联考的应试标准千差万别，学生很难自行准备，因此当下已经很难找到不通过画室培训，直接参加考试的美术生了，“如果自己的画的话，很可能就偏离了考试的方向。”
罗涛滔当时正在练素描，几个老师过来通知，画室里所有学生都将被安排到当地的酒店隔离，这也意味着，眼下所有的日常训练都将暂停。几乎是出于一种下意识的反应，罗涛滔把几个路过画室的同学拦了下来，“拍几张肖像带到酒店里画吧”，他想着，接下来就没有现成的模特可以画了，这些照片可以带到酒店当作练习的人像素材。
于是道别的那天下午，在画室的模特台上，一个又一个同学端坐在上面，在罗涛滔的手机里留下了一些正襟危坐的人像照。后来他们各自带着画具和行李，分别住进了当地酒店一千多个房间里。
罗涛滔的同学为他充当临时模特 ©罗涛滔
这是2021年12月底的北京宋庄。一家一千多人规模的大型画室里，一名学生确诊新冠肺炎。紧接着，罗涛滔和画室的所有同学离开画室，开始隔离生活。
每年这个时候，原本是美术考生们集训冲刺最为紧张的阶段。大部分省份的美术联考正在进行，转眼2、3月份马上也要迎来各大美院举行的校考，按以往的习惯，考生们基本都是埋头在画室里集训——他们需要尽可能多地进行训练，能多画一张是一张。
对于复读第三年的罗涛滔来说，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应对疫情带来的突发状况。2020年初，他第一次备考时，疫情爆发了，在距离校考还剩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他被迫从画室返家；第二年又遇疫情，画室走了许多流程，让学生留了下来。为了避免接触，上课地点改成了大仓库，罗涛滔和同学们在一个个木柜隔开的格子间画画，还有一部分同学被安排在食堂里画画。过去画室会找模特给学生们写生，常常是一些老太太，后来担心交叉感染，模特也不能进画室里。罗涛滔和同学们就轮流坐上模特台，互相画对方。
至于这一次，住进酒店后，他发现在房间里无法进行色彩训练——无法推拉的窗户上，贴了一层薄薄的绿膜，阳光打进来夹杂着绿色。再打开房间里所有的灯，他发现灯光也是昏暗的。同住在酒店里的同学们也在微信上说起了各自的困难：一位同学没带画架，勉强还能把画板搁在椅子上；另一位忘了带画具的同学就比较不幸了，画具托罗涛滔带来酒店后却一直没法送到自己房间里——服务员拒绝了这个要求，并告诉他们，“绝对不行。”未来还有很多不可控的东西，罗涛滔最焦虑的是，什么时候能回到画室继续画画。
这是许多人不曾熟悉的一个世界。虽然名为“画室”，但它们实际上就像美术考生的高中，在高考前，美术考生往往会在画室训练半年以上，以应对文化课高考前的一系列美术考试。画室规模不一，几百人乃至几千人的中大型画室不仅教学、吃住一应俱全，还效仿了一些超级中学的管理制度，设有上课打卡、查收手机等制度，一部分尖子生也会被分到“战神班”等不同等级的班级，定向冲刺清华美院和中央美院。
因为不同美院之间的考试方向有所不同，画室里来自各大美院的老师或学生会定向指导考生各种绘画基础和应试技巧。复读的这几年，罗涛滔每天早上8点到画室后，跟着老师写生，画模特，除了午饭和休息，会一直在画室待到晚上12点多。他说应届生的生活更加辛苦，因为正在打基础，他们往往会画到后半夜。这或许是画室与普通高中明显的差异之一——美术生面临着高强度的备考生活。
也因为如此，隔离中的罗涛滔最担心的也正是从这种高度紧张的备考日常中懈怠下来。他发现酒店那扇贴了绿膜的窗户还能稍微推开一点缝隙，只能是这样了，他把画板搬到了窗边，借着那一点阳光画画。他还和同学们拉了个微信群，名叫“内卷小组”，一边开视频，一边画画，以复制画室里集训时的氛围。当听见视频那头发出声音——“我画到手了”，他们就知道了彼此的进度，接着一起继续画下去。
在罗涛滔所在的宋庄，一个位于通州北部的小镇，聚集了北京乃至全国的艺术家，是国内当代艺术的标志性的地点。而宋庄里的艺术培训机构一共有55家，培训人数将近2万人。
在美术考试领域，画室的历史由来已久。在最早还被称为“考前班”的时期，北京的画室不多，往往在中央美院、清华美院等院校附近开办。青年画家马萧硕士和博士都毕业于清华美院的绘画系，曾是陈丹青的学生，2005年时也曾在同学开办的考前班里兼职当老师。后来他在一篇论文中描述过考前班的早期生态。当时在那个清华东门外两百多米的小区，同类型的画室已经出现了5家，每间面积只有10来平方米，但已经初具规模。开班的往往是美院的毕业生，熟悉美院绘画风格，同时通过开班“以画养画”，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马萧当时观察，他们有的在开班之余，坚持艺术创作，有的则直接变成职业的培训老师了。
后来，随着中央美院校址一步步从东城区的校尉胡同迁移到北四环之外的花家地，当时一大片尚未开发、租金低廉的城乡结合部为美术培训提供了土壤。一部分考前班逐渐公司化，直至今日，已经成为了美术生考试圈中一种特殊而稳定存在的生态。
来自全国各地的考生在画室里备战艺考 ©视觉中国
毕业于天津美院的摄影师尹夕远记得他当时在北京考场的经历。他从小学画画，获得过多次市级绘画奖项，在高三这一年决定走美术高考的道路之后，他在天津美院附近的画室培训了两个月，随后参加了天津、北京两地十几所学校的美术校考。他至今还记得当时站在北京的考场里，发现自己的画与周围格格不入的时刻，“我的苹果画得红红黄黄那种明快的颜色，但人家画出来的就是土豆的颜色。”
他后来才意识到，整体北京的绘画风格都是偏央美系的，“央美的风格就是要玩‘高级灰’。在那些看上去灰不拉叽的、普通人看起来像土豆的颜色里，专业人士能看出你对颜色的概念、你调色的技巧有多强。”在画室里，这是训练的技法之一。但这种差异也是他当时高考完之后才明白的，一部分学校展示了那一年色彩前几名考生的画作，“一看这样的画能拿第一名就知道了，不只是因为画得好，也是因为这个风格是他们要的风格。”
张安鹏认为，不管先天对美术有没有兴趣，有没有基础，“用不了几天，这些基础就会被覆盖掉了。”无论喜欢与否，他认为画室的考生们最后都会进入一种“机械状态”——他对这个用词非常坦然，“艺考它都是一种服从和执行。”
他自己或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上高三以前，他原本是一个体育生，因为脚踝受伤，他在高二那年转学美术，他形容自己无知者无畏，“成宿成宿地画画”，第一次高考就上了一所一本美院。他从大学期间开始在美院附近的画室带班上课，后来回山东创业，如今他的画室已经遍布济南、烟台、威海、东营各地。
每年，各家画室都会通过各种宣传方式从中学里争抢生源，从高一高二，甚至从中考就开始发动家长们让孩子改走美术道路——画室需要好生源，学校需要升学率，家长希望孩子上大学，一拍即合。为了打消家长和学生对改走美术道路的疑虑，有些画室会让他们免费来上7天课，画上几张速写和素描，看看自己能不能画。在张安鹏的观察里，一般有半数的学生最后会留下来。他说画室也会通过这个方式观察学生是不是可塑之才，文化成绩之外，画画的能力并不是重要因素，“主要是看他能不能坐得住。”
零基础的考生进入画室之后，就像进入了画画的速成加工厂。在大部分美术考试中，素描、速写和色彩是三种的考试类型，学生们会在老师的指导下，对着物体从起形、定结构、画黑白阴影等步骤一点点学起。一家画室就在自己的教学要求中提到，“在前期的一到两个月时间要求学生三科能把他们的临摹范本临摹个80%。”一位考生形容自己当时的学习过程：一个苹果，第一天画不圆，第二天画圆了，第三天你不但能画圆，颜色也画准了，第四天就得在苹果下面摆一块布，俗称把物体融入到环境中去。
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张曙光在论文《美术考前班现象研究》曾描述过当下美术考前培训的现状，他发现一些画室老师会传授一些“真经”和“秘诀”，以迅速提高学生的画画能力。比如在一家画室的《素描头像秘诀》里，学生每一分钟的操作步骤都在口诀里标注好了，“十分钟安排构图，三十分钟找结构……卡准骨点和转折，卡位犹如点穴术，六条经络穿脸中……”
当然，在如今一些一线城市的大画室里，也不乏有在应试机制下运用多元灵活的方式教学的老师。比如已经考上中央美院的学生张然就认为，自己当初遇到的老师原本就是资深的画家，因此对绘画的基本功的理解也更为透彻——他们会先带领学生认识人体构成，接着才是画画。但这样的老师也只是少数。为了准备老家的联考，张然曾在老家的画室训练过两星期，她明显感受到一种落差，“他们不按人体的规律，而是让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背一些套路，画一些很没有意义的装饰性的线条，比如衣服的褶子就一定是画在胳肢窝、膝盖等地方上。”
“美术教学所应培养的学生的感受、观察、分析和表现的综合认知能力在这里完全被以应试为目的的技术量化所消解，艺术的教学演化成一种工匠式的教学。”张曙光写道。
许多考生都知道这套系统里僵化与机械之处，但考题的复杂与变量又让他们只能去适应这套规则。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素描这一项之下的人像素描，一位学生就提到自己更擅长画老人，“能描绘细的皱纹、沟壑，老人的每个皱纹都有明暗关系”，但画年轻女性是短板，“皮肤光滑，线条柔和，容易画得特别平，像一片纸”。这意味着，每一项门类之下的每一种人或物的考题，他们都要花上许多时间训练——而这要在一两年的备考期速成，是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
有时候考试中一点点的变量都可能改写他们的前程。
画室练习的考生 ©视觉中国
青岛女孩刘畅参加一所美院的校考时，就因为考题的变化而措手不及，尽管在外人看来那只是一个微小的变动——素描从过去常考的半身像变成了全身像。她记得当时坐在考场里就“懵了”，面对前方那个坐在椅子上的模特，她从第一笔定结构开始就不知道从何入手。
电话那头她认真地复述起了类似于上述秘诀的绘画步骤：“画半身像时，一张纸上这个人从头顶到手底大概是几个头的高度，我们之前是定好的，全身像时我完全不知道这些比例，然后全身像里还有脚，手和脚的主次关系我也分不清……”
类似的状况还有许多。她说如果让平时一直专攻画静物的考生突然画人像，大部分考生都会措手不及，“头像它首先那种肉的感觉就很难表达。”反之亦然，人像有许多难点，但考试范围大致也就分为青年、中年和老年人，男人和女人。静物考试的范围就大多了。比如去年12月山东美术联考素描考试的实物素材有夹有解剖图的画板、显微镜、石膏体(正方体)、苹果、口罩，考生需要在考试中将这几样物品组合在一个场景画中。“谁会想到考一个显微镜？这个东西我们很少会练到。”尽管不是今年参加考试，但刘畅也能体会在场考生的难度，“它（显微镜）有很多不同的部件，上面和下面，黑圈和白圈，高和宽是几比几的关系，比例很严谨，很难把它画得准确……”
在文化节目《局部》里，陈丹青曾谈到一张过去30年里他最喜欢的画作之一——梵高早期微不足道的一张作品《海边的渔夫》，“我的墙上换了不少画，就这幅一直挂着。”他说惭愧的是他一直说不出喜欢的理由，“毫无意思的画，就是一个小混蛋站在海边，五官被随意涂抹，大概是画画的人觉得画砸了，一笔就抹掉了，身体、裤腿、鞋都是歪歪扭扭的。”然而，“他的憨是多么动人。“
接着他提到了中国美术考试中学生们的考卷。他说梵高要是拿着1881年到1883年初期的这些画排到中国排队考，他估计准考证都拿不到。“可是我每次看到咱们考前班的这些画，看到考场的这些素描，我就想死，我宁可一辈子不会画画……为什么梵高是伟大的艺术品，永恒的艺术品，为什么咱们美术学院的素描死路一条，是一场灾难，是反艺术的，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希望观众也许可以帮我回答。”陈丹青的讲话戛然而止。
但事实是，这种现状已经存在多年，在美术考试历史中留下了根深蒂固的烙印。1999年，高等院校扩招，美术专业也是其中扩招规模最大的专业之一。中央美院等老牌美院的招生人数从原来的二三百人发展到几千人，其他原本没有开设美术专业的综合类高校也借此势头纷纷设置了各自的美术专业，其中不乏农业、林业、医科等看似与艺术毫不相关的院校。
那几年的报纸记载了许多美术专业扩招浪潮之下的荒诞故事。比如有一年，一所科技大学原本打算在某省招收25名美术专业学生，最后的录取总人数是500名，结果已经开学了，学校还在如火如荼招聘老师，当时的媒体这样记载，“学校违规扩招400学生成‘编外生’”。
为了应对大规模的报考人数，各个省份和美院必须通过固定的筛选机制来筛选考生，并通过稳定的考题来节约考试成本。比如为了节省每年作为试题的石膏雕像的准备成本，许多省份和高校就常常采用同一位名人——伏尔泰的同一造型的雕像作为考题。
考题的稳定，考生的增多，又必然带来了在同一绘画操作中对技术要求的提高，如一位美院学者所言，“也就是说面对每年相同的一个石膏像，考生如果要出人头地取得好成绩，只能更加强化技术训练，提高表现技巧。”论文《普通高考美术专业统考评价体系研究》曾总结过山东2019年美术联考的阅卷过程，7位老师要在12天批阅完全省59655名考生的试卷，这些试卷会平铺在一片空旷的地面上，“用‘走马观花’来形容毫不夸张”。为了让自己的考卷脱颖而出，有的考生会把卷面“画得黑乎乎的”，以展现一种强烈的黑白对比风格；还有人为了尽可能地施展自己的绘画水准，会在年轻姑娘的脸蛋上画上扎实突出的肌肉线条，以便向老师证明自己的肌肉结构知识。“至于美不美，或者对人物的感受和理解却是其次的了。”
评卷老师浏览“画海”为美术考卷打分 ©视觉中国
余萱举例了考“背影”一题，你会发现许多考生都在画疫情期间同一类的新闻图片，比如快递小哥或者抗疫医生，“他们画的感觉连构图都挺像。”余萱说，事实上教师阅卷时更注重的是看学生个人思考，或者是独创的题材或表现手法，对于应试的东西是比较反感的。
在罗涛滔隔离期间，我们通的几次电话里，电话那头还常常出现他在纸面练素描时发出的“唰唰”声。他在微信上发来第一年高考时，参加中国美院校考的成绩单，当时他已经通过了校考，但因为文化分数不够，最后的选择只能去一所综合类的一本高校。他不太甘心，想着毕竟是自己第一年开始训练画画，或许再考一次就能上更好的美院了，于是决定复读。现在，两年过去了，他遇到了许多意外与挫折，但他也对自己的技术判断更加清晰，他说基本上国美不成问题，如果文化分达标的话，央美、清华也有很大的胜算。
聊到这三年的集训，罗涛滔和大部分考生一样，对其中的应试训练坦然接受，他说，“我们所有的考试都是选拔人才的过程，你不能只是追求艺术，你必须有一个方向，有一个考试的标准。”他说自己喜欢画画，但不确定未来是否一定会成为一名艺术家，但他清楚，目前这种应试方式至少能让他上美院，或者不错的一本学校。这是他第三年高考了，他说无论如何他都会接受最后的结果。
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考生们很难意识到自己被改变了什么。一位正在重庆冲刺四川美院的考生告诉我，她倒是非常享受画室里集体画画的氛围，听见大家都在画画的笔触声能让她更加沉浸和安心，相反如果被闲置在家，她反而不知道如何度过备考的一天又一天——自由有时候是一种难以承受的东西。罗涛滔说，前年因为疫情停课，失去机械重复的集训管理之后，他们的生活突然垮了下来，“我们寝室还有一个同学，考完联考回来，在床上躺了三个月。”
但他们都明白，在那种重复单调的训练中，很难感受到画画真正的乐趣。上述那位“画苹果”的考生如此形容已经掌握画苹果之后的枯燥日子：学会了画苹果，也懂得把苹果融入到环境中之后呢？第五天和之后的时间，就是“把苹果下面的白布换成黑布，把黑布换成红布，把冷色调换成暖色调，再把苹果换成香蕉……”
“但苹果终究是苹果，你生活当中不会想把它放到什么不同环境里去。”
当然也不乏对艺术怀有真正向往的学生。一位考生说她之所以想学美术，最初是喜欢国漫，希望以后能从事相关的动画设计行业。一位来自的甘肃的学生告诉我，她的理想是像印度裔英国艺术家安尼施·卡普尔那样，创造出“具有观念上突破的”作品。但她现在也意识到在经过高考前长久的机械训练之后，自己的绘画方式已经有了某种抹除不去的程式——有一回她和一位在国外学习生物学的同学交流，就发现他平时出于爱好画的画里边，有许多天然而动人的细节，她备受打动。她知道那是她无法找回的东西，“那就像小孩画的画。”
尽管如今已经不再从事美术行业，也多年没有再碰过画笔，但谈到画画创作的乐趣时，尹夕远还是能回忆起最早在少年宫学国画时的自由。上课了，老师让他们画一块山石，上面有兰草和竹林，最后要添上一点青苔作为点睛之笔。青苔原本应该用石绿，但尹夕远总会天马行空地想象，我能不能用蓝色来点缀呢？大家的荷叶都是淡墨，我能不能用重墨呢？他的思绪也随之在这片山水间畅游。后来上了初中、高中，画画也在繁重的课业生活中陪伴他，朋友过生日了，他会送上一幅自己画的一人高的樱木花道，礼物带到班里，同学们都觉得非常震撼。同学们知道他会画画，也会把新校服交给他，让他帮忙在衣领下面画图腾和艺术字体。总之，美与艺术原本就可以是一件自由而快乐的事。
儿时在家中画画的尹夕远 ©尹夕远
这两年，疫情让美术生的考学之路更为艰难与残酷。
为了控制现场考生的人数，许多美院加设了线上初试筛选考生。疫情第一年，罗涛滔的一部分考试就被改在了线上进行。他记得第一次参加线上考试时，因为考试要求用两台手机录像，整个人出镜，不能有遮挡，他借了奶奶的一台智能机，还搬到了家里还没装修好的毛坯房里考试。那次考试中，他状况百出，先是不知情的奶奶突然出现在了房间门口，他不得不疯狂对她使眼色，请她不要出现在镜头里。后来准备封装试卷时，他又不小心打翻了颜料桶，把准考证泡湿了。他的手机也出现了问题，没法收音，他只能用粗笔在大画纸上写求助信息，“老师，我的准考证泡湿了，我的声音没法发出来。”后来监考老师得知情况后上报，他才顺利完成了考试。
他的一些同学们则没有那么幸运了。比如在去年年底的那波疫情中，有同学因为黑龙江的美术联考提前回了老家，因为画室这边又出了疫情，他们没法回来集训了；疫情发生的那天他的山东同学们刚好在山东参加联考，也回不来了。
一月中旬，在隔离完21天之后，罗涛滔终于走出了酒店，继续回到画室画画。即将来临的春节，他毫无疑问要继续待在画室里集训，这将是他在画室度过的第三个春节了。但好在，最近联考成绩出来了，他不愿透露具体分数，但说自己还挺满意的。他说无论如何，这应该是他最后一个在集训中度过的春节。 （来源：腾讯新闻）
◦ 文中张安鹏、罗涛滔、余萱、张然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