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在网络上看到有人抱怨，如今的时代是如何世风日下，8、90年代的人又是如何的淳朴，现在的产品都是假冒伪劣，8、90年代的工业品可以传家。每次看到这些言论，我都为建国前40年，受无秩序之害而死亡的同胞感到痛心。
周末没什么好新闻，我就简单讲讲河南血灾这些事吧，那段荒谬的历史，要一直铭记在心。
2004年各省HIV感染者人数，河南是三大重灾区之一
（关于艾滋病，我已经写过几篇科普，大家在首页菜单可以看到，我坚持认为，目前对于艾滋病的文宣存在极大的问题，应及早恢复当年图文并茂带有恐吓性的风格）
PART I 血浆经济的狂欢
上世纪80年代，艾滋病逐渐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1983年，我国一名血友病患者注射美国的血液制品"凝血八因子"，感染了HIV病毒，他也是可考证的我国第一位艾滋病感染者。
1985年，我国禁止除人血蛋白以外所有血液制品进口，导致国内用血不足，推高血浆制品价格，部分制药公司开始施失有偿采血，基层政府也提出了"救死扶伤，献血光荣"、"想奔小康，赶紧卖血浆"的口号，在多方面因素作用下，催生了狂热的"血浆经济"。
当时的河南地区经济比较落后，偏远的农村地区，还在为温饱挣扎，不少农民为了50元的献血费，开始卖血，河南农村逐渐成为了廉价血浆采集地，当地政府也以此作为扶贫新道路，积极开办血站，部分政府官员还会血站剪彩。
"1992年6月2日，河南省卫生厅召开会议，主题是：迅速行动，加快卫生改革步伐，为促进我省经济越上新台阶做出积极贡献，进一步扩大开放，积极引进国外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鼓励外资和港澳台资在我省兴办独资或合资医疗机构，努力扩大医务劳务输出，兴办外向型企业，如中成药、血液及及其制品等，把产品打到国外去；
1992年9月8日，省卫生厅和省红十字血液中心举行了首次承包经营合同签字仪式，省卫生厅副厅长徐某和血液中心负责人张某签字，这为开发我省血液制品，使红十字血液中心的技术、设备优势和潜能尽快转化为商品优势。在承包期内（1年），省血液中心将完成生产白蛋白1000公斤，球蛋白250公斤，产值2000万元，这将超过历年来最高水平的两倍多，会上，省卫生厅长刘全喜（记住这个名字）做了重要讲话；
省红十字会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会议强调着重办好几件好事……办好两个实体，即河南省红十字血液疗法专科医院和郑州亨利工贸公司；
开封医科所，在改革大潮中集科、工、贸于一体，勇敢地走向市场，年创产值从1986年的不足1万元增加到今年的1000万元，居全省医学科研机构之首……，经过六年尤其是近3年的努力，他们已先后建立起了'血液回输站'，'生物制品经销部'，'康达科技公司'等六个经济实体；
周口卫生防疫站自1990年以来，坚持以科技兴'防'，以副补主，3年创办了3个实体，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991年12月办起了中心血站，1992年12月与省生物制品所联合创办了'白蛋白生产线'，积累资金达70万元"......
以上这几条是《河南卫生报》1991年-1993年文章的摘抄，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血浆经济"在河南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后来的艾滋病重灾区河南新蔡县，当时提出一个发展思路，"内靠公章，外靠血浆"，内靠公章就是大肆贩卖采血资格证件，外靠血浆就不用说了。
1992年，河南省卫生厅和河南红会血液中心达成协议，将血液计划指标一次性拔高到原来的两倍，就这样，在政商倡导下，河南部分农民走向了"卖血致富"的发家道路，当时河南民间流行一个口号，"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足见民间对卖血的热情（这样的疯狂景象不止发生在河南，当时广东的"血奴黑市"大家也可以自行了解一下）。
排队卖血的河南农民
一名多次卖血的河南农妇
PART II 单采血浆术、血站与献血员
1963年，时任卫生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血液制剂室主任刘隽湘发现，对烧伤症患者输血浆急救比输血更好，因为省掉了配型这一步。1978年，他开始大力引进并推广国外的单采血浆术。
单采血浆术，就是将血液抽出后，分离成血浆与血球两部分，红血球回输到献血人体内，血浆用于制作生物制品。
其中，"红血球回输"这一步是导致河南血站艾滋病传播的重要原因。
上面讲过，血浆比纯血好用，所以血站只要血浆，不要血球，所以会用离心机将血浆血球分离，再把同血型的血球清洗回输献血人，这一步骤还要收5块钱，也就是说，献一次血实得45元。
这一步里违反规范的地方太多了，首先是同一批次里，只要有一个人感染HIV，回输以后，所有人都会感染HIV，其次，在当时没有什么秩序的情况下，很多采血员并没有相关资质，或者经过专业培训，采血站也比较简陋，存在针头重复使用、器械、离心机不消毒的问题，还有些采血员，极不负责任，直接给当前献血人回输上一批次献血人的红血球......其实输不输，真的无所谓，它们就图那5块钱。
除此以外，献血人为了多献血，日常在多个献血站之间频繁流动，也是传播HIV的重要原因。
就这样，HIV病毒在中原大地上"茁壮成长"。
（在发稿前，又查到一个数据，2004年，河南惠水血浆站员工，每月仅奖金就1000元......而那年全国农民人均年收入才2936元......）
PART III 一些人与另一些人
"血浆经济"造成的混乱，一开始并不是体现在HIV感染上，而是其它血疫。1993年8月6日《河南卫生报》披露："省防疫站近期召集175个市、地疟疾防治专业技术人员，共同分析全省疫情。疫情报告，今年上半年全省报告疟疾301例，是去年同期69例的4.36倍，病例主要集中于焦作、新乡、安阳、开封、平顶山、漯河等近年来发病比较少的中北部地区，今年来发病比较多的信阳、周口、驻马店地区仍处于稳定和下降趋势（然而，这是撒谎，后面两年感染达到高峰）"
20天后河南省卫生厅发布《关于加强血站、单菜浆站传染病预防工作的通知》，但他们还不知道，1年以后，真正的灾难即将降临。
1994年9月，上海莱氏生物反馈安徽省阜阳地区一份血浆为"HIV+"，但当地血站工作人员没文化，也没有责任心，不知道什么是HIV，也不去管，11月，同一个人的血浆的报告又出现"HIV+"，随后卫生部才开始重视，到安徽省阜阳调查，并朔源到当地一个血站。
1994年，周口防疫站工作人员王女士首次发现献血人感染HIV，并立刻报告河南省政府，但河南省政府不予承认，后来王女士被调离岗位。但王淑平深感自己发现的问题之严重，自费成立了一个检测中心，对血样进行HIV检测，最终收集的400份血浆里，阳性率13%。1995年王淑平赴北京将疫情报告直接递交给卫生部，中央震惊。
1996年王女士被开除，丈夫工作受到干扰，夫妻被迫离婚。2001年王女士来到美国重组家庭，并在犹他州大学担任研究员，去年9月21日，登山途中猝死，殁年59岁。
1996年4月7日下午，河南省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退休产科医生高女士在会诊中，发现一名曾接受医院输血的女士出现疑似艾滋病病症，从此她开始自费到河南进行调查。高女士本身家庭富有，自己也是名医，在社会上很有影响，与当时河南主政的李先生和卫生部长吴女士也有接触，所以她对河南防治艾滋病工作的推动效应非常大，但与王女士一样，她也遇到当地政府打压，后来到了美国，开始fǎn gòng，但我们不能忘记她的功绩。不过，在当时那个基层混乱的年代，chóu hèn zhèng fǔ无可厚非，人的思想受经历影响，高女士出国后，中国在她的印象里就永远停在了腐败、混乱、贫穷这一页，大家对她后来的举动不必过于苛责。
另外还有桂希恩教授，他是发现河南艾滋村第一人，他在调查过程中也遭到当地政府排斥，不过因为他的权威背景，得到了副总理的支持，不必像以上两位一样流亡海外。2004年2月28日，因其在艾滋病教育、预防、关怀等方面的卓越成就，获得贝利马丁基金会年度奖项，6月11日，温先生登门看望。今年桂希恩已经83岁高龄，还投入新冠防疫工作，是一位非常值得敬佩的老人。
1995年河南紧急关停所有单采血浆站，但很多采血站为了回收成本，根本不理会，继续进行采血工作，一直到1996年河南才真正取缔有偿献血。
1996年，河南省卫生厅和gōng ān厅对血头、血霸进行严厉打击，1997年基本肃清地下血站。
zhōng yāng层面也开始重视河南艾滋病问题，1997年开始推行机器采集，终结人工采集暴利时代，1999年要求采血站从县医院独立，变更为卫生部门下属单位，2000年规定卫生部门规定生物制品公司只能从对口的血浆站调浆，2006你那，终于下定决心，出台《关于单采血浆站转制的工作方案》，将血浆站与政府脱钩，转到血液制品企业门下，切断基层政府与血浆利益相关。
1998年，时任河南shěng wěi shū jì lǐ zhǎng chūn被调离（后来未被问责，还进入了zhōng yāng zhèng zhì jú担任cháng wěi），李先生临危受命，开始对河南全省进行艾滋病普查（最终调查结果是2.5万人感染，我个人持保留态度），最终缓解了疫情。
但根据我查到的资料，李先生在上任之初，在基层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基层一直拒绝提交报告，并干扰上面调查，2003年卫生部下拨的5000份药物居然发不完。
2003年12月，时任卫生部长、fù zǒng lǐ吴女士忍无可忍，亲自到河南调查，接见了大量基层医生、艾滋病人了解情况。在最后一次总结会议上，吴女士警告河南官员，再不抓紧防治，就要"组织上处理"，从此刻，河南的父母官们才肯开始扭扭捏捏为人民办点事。
吴女士握着艾滋病人的手
吴女士走后，河南立即抛出38个所谓艾滋病重点村，但也仅限于此，对于其他重灾区继续敷衍，还误导了zhōng yāng和全国，以为河南就38个村感染艾滋。
关于河南省政府的槽点太多了，哪怕很多资料已经删除，也能从百度上找到大量河南省政府的黑历史，我这个号还想要，所以就说这么多。
最后提一下葛兰素史克。当时葛兰素史克的拉米夫定是主要抗艾药物，效果好，副作用小，很受我国患者欢迎，但是因为专利问题，葛兰素史克一直不允许国内仿制，国内生产的拉米夫定也不允许在国内售卖，反而可以卖到印度、泰国。经过5年的艰苦谈判，葛兰素史克才像打发叫花子一样，勉强答应赠送一年用量的拉米夫定。
但这能怪谁？只能怪自己弱，怪自己乱。
PART IV 有多少人感染？
根据河南省政府的数据，感染率万分之三，一共2.5万人感染，但这个数据，国内各界普遍不认可，根据多个来自实地的调查数据，实际感染人数在50万-100万之间。
1999年卫生部艾滋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颜江瑛、郑锡文发布某村调查结果：单献血人员感染率为9.1%，单采浆为25.9%，如果其他地区也是这个感染率......
这些患者为河南造成的财政损失也无可估量（也没得估量，因为什么数据都没有，河南财政数据只能查到2015年，而统计局关于河南财政的数据也很宽泛），所以河南地区后来广泛推广中医抗艾，因本人立场原因，就不对此评论了。
PART V 如何看待这场"国家灾难"
现任并没有回避这场灾难，2015年9月，她在联合国演讲，提到她2006年担任中国艾滋病义务宣传员后接触的第一位艾滋孤儿，高俊，现在他已经19岁了，这样的表态值得鼓励。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首先，我们应该问一个问题，是艾滋病导致了社会问题，还是社会问题导致了艾滋病危害？思考这个问题有助于抓住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
如果在1994年，王淑平chuī shào时，当地政府就予以重视，事态远远不会发展成后来那样，但事实上，经过多轮chuī shào，当地政府还是瞒上欺下、打压chuī shào rén、干扰卫生人员工作，直到事关自己的乌纱帽，才予以重视。
这次新冠疫情中出现的一些闹剧，也警醒我们，基层政府责任之重大，没有务实的治理态度、科学的治理方法，人民深受其害。不过值得庆幸的是，网络的发展，让基层治理不规范之处得以暴露在阳光之下，至少现在的我们，真正可以行使监督的权力。
我国卫生制度经历艾滋、SARS和这次新冠几轮挑战，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当年的教训都有落实，如果能提高卫生官员和卫生技术人员的地位，那就再好不过了。
最后，大家别忘了，在每次公共事件背后，那些点燃自己、照亮黑暗的"柴薪"，但也别每次都来这一套剧本，靠感动、少数人的牺牲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资料来源：
李可《河南艾滋病5年调查报告》、《农村艾滋病高发地区社会疾病经济负担分析》、《中国艾滋病问题解析》、《中国艾滋病防治的政策分析》、《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2004》、统计局报告、还有《中华流行病学》等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