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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霞客地理」

主笔 | 蒲实

人类历史上的一些时期，人们会不约而同地萌生出对远方的兴趣，并通过探险、旅行的方式付诸实践。

好像是受到时代精神里某种兴奋剂的刺激，这些成群出现的旅行者渴望探索未知，将冒险视为英雄主义，不畏艰难险阻地长途跋涉，抵达前人从未到达过的异域。这些旅途所经由的壮美而神秘的大自然奇景，激发出人们对辽阔与崇高的共鸣，故称“壮游”。随着活动半径扩大，人类对空间的想象力也不断突破过去的界线，最初是向大陆和海洋上延展。

从阳朔如意峰俯瞰桂林山水（张雷摄）

我猜想读者中的许多人都曾目睹和亲历过我们这个时代的旅行潮。上世纪90年代，远游是屡在报道中可见的事迹，不断有人加入到这个队伍，扩大和提升它。依稀记得曾风行全国的读物有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和唐师曾的《我钻进了金字塔》。还有很多普通人通过旅行实现了人生的一段不凡历程。

有一位旅友叫邹玉麟，1998年从深圳出发，前往香港、蒙古、韩国、加拿大、美国、法国和俄罗斯，自背行囊，每天行进120公里，用两年时间完成了环球徒步。

有一位探险家叫余纯顺，曾四渡长江，九过黄河，独闯青藏高原无人区，徒步行程4.2万公里，1996年在穿越新疆罗泊时遇难。直到2020年疫情爆发前，这样的事迹依然层出不穷。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张昕宇和梁红这对“侣行”夫妇，用十年时间、耗费不菲资金，动用各种先进昂贵的交通工具，深入战乱国家和极地这些普通人很难抵达的角落，沿途他们所受到的生命威胁也为旅行罩上了一层传奇色彩。

鸡足山（张雷摄）

这些旅行难度大，耗资巨，是需要相当财力支撑的闲暇爱好，且需要投注知识、见识和大量精力。越来越多的人在大地上自由地驰骋，国家之间的边界似乎在消失，世界在逐渐连成一个整体。那是一段每个个体都突然感到自己与他人、与世界、与大自然紧密相联的时期。然后，在某个时刻，由于某种触机，这股浪潮渐渐归于沉寂。

很多现代旅行者都感到自己与晚明旅行家徐霞客之间存在着精神上的联系，引他为自己追随的榜样。从1607年至去世的1641年，他持续旅行三十多年，行迹遍布今天的江苏、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湖北、湖南、广西、贵州、云南等省，考察了地貌类型61种，水体类型24种，动植物170多种，名山1259座，岩洞溶洞540多个，揭示了许多“千百年莫之一睹”的地区的面纱，笔耕不缀地留下大量文字记录。这种一生的持之以恒和为了求新知而甘愿吃苦冒险的精神，在他那个时候还前无古人。

点击查看大图（绘制｜昭君）

徐霞客有一种奇特的天赋，对地理相关的方向与度量有极为精确的感知。他的游记时常以里为单位不断丈量变动着的两地之间的距离，偶尔目测比较两座山峰的海拔高度，反直觉的结论往往与后来地理学家测量所得出入不大。他像行走着的GPS系统导航，事无巨细地标记溪、桥、街道、村落、河流的名称和方向，让人惊叹于他手握何种地图在还没有路标的大地上行走。或许是受到这种地理天赋的感召，他摆脱了晚明时期普遍伦理和价值观的羁绊，义无反顾地投入“天命”之中。

（绘制｜昭君）

中国古代的地理研究是为了读史的需要。正史中多数列有地理志，地理学著作附丽于史部典籍。晚明是“天崩地解”的时代，追求人的正常生活和个性解放成为文人的生活目标。很多文人不再将自己封闭在书斋里，而是走向大自然，走向丰富真实的社会，产生了人数众多的旅行家群体。不少人以自然与社会为主体，记录下自己的观察和感受，形成很多超越前人的精彩游记。徐霞客是其中的出类拔萃者。

徐霞客的形象在从晚明至今的历史中不断被重新发明。诚如历史地理学家唐晓峰所写，明末清初，对霞客及《游记》的称道多在奇人、奇文方面，虽夸赞他穷尽天涯的精神，但不脱古代寰宇观和神秘主义价值观。清代学者注重版本整理，用力于日记的搜索、厘定，奠定了版本的框架。清末后期，对霞客的关注不多，他的文章、知识被束之高阁。乾隆时期，《四库全书》所收的明人文集很少纵情使性之作，且篇幅都不大。包含大量游记的明代文集主要在存目书与禁毁书中，多是一些特立独行的文人所作。

徐弘祖，号霞客（视觉中国供图）

地理学家周振鹤评，“《四库全书》的编辑倾向后退到将旅游视为非正经事，其后果是，地理学变成单纯的经院文献考证，徐霞客所开创的以观察描写为主的地理学萎缩了”。虽总体趋势如此，《四库全书》的编撰者仍肯定徐霞客占据一定的位置，虽然这个位置是补充性质的，不出别册和外编的参考价值。

清代学者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写道：霞客“刻意远游，既锐于搜寻，尤工于摹写……未尝有刻意于为文，然及耳目所亲，见识较确，且黔滇荒远，舆志多疏，此书于山川脉络，剖析详明，犹足资考证。是亦山经之别乘，舆记之外编矣”。

徐弘祖手迹（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印本《徐霞客游记》）

对徐霞客的再发现是在20世纪20年代。最先重新评价徐霞客事业的是地理学家丁文江。丁文江16岁赴日学习，后辗转欧洲，26岁从欧洲回国，由越南入滇，由滇入黔，开始读《徐霞客游记》。

1914年云南考察时，他在元谋谷地的红色砂岩中看到一种典型云母片，以为这是他的一个新发现。随后他读到，徐霞客早在1639年（崇祯十一年）就已对它作了记载，看到同一个地点“其坡突石皆金沙烨烨，如云母堆叠，而黄映有光”。

元谋班果土林还保持着原始的风貌（张雷摄）

这一次神交，使丁文江被徐霞客的准确记录所打动，“证以所见闻，始惊叹先生精力之富、观察之精、纪载之详且实”。他不满足于明末钱谦益对徐霞客“奇人”、“奇文”的评价，也不认为徐霞客的真精神在于文章和脚力。他认为徐霞客的精神在于“欲穷江河之渊源，山脉之经络”。

丁文江宣扬徐霞客精神，也是想在那个内忧外患、民族存亡危机的时期为中国人找到一些自信的来源。中国近代在科学上全面落后，饱受被侵略的屈辱，丁文江希望赋予徐霞客的求知精神能鼓舞青年的志气。他将这种“求知”视为“乃近代百年来欧洲人之特色”，可见不脱以当时更先进强大的欧洲文明为参照标准。

为此，他在时间上强调霞客“已得之于二百八十年前”，比欧洲人要早，不致自我否定。于动荡乱局中，丁文江说：“今天下之乱，不及明季，学术之衰，乃复过之。而青年之士，不知自奋，徒藉口乱世，甘自暴弃；观先生之风，其亦可以自愧也乎。”这一霞客形象的重新创造对于当时的中国科学界是莫大的动力。

《徐霞客游记》，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视觉中国供图）

徐霞客也引起了当时来中国考察的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的注意。李约瑟的评价今天印在霞客故居陈列厅的海报上：“他最伟大的发现有二，一是发现西江和长江的真正发源地，指出金沙江只不过是长江的上游；二是发现澜沧江和怒江是两条完全独立的河流”；“他的游记读来并不像17世纪学者所写，倒像一位20世纪野外勘测家所写的考察记录”。

在一位英国科学史学家眼里，徐霞客不仅能分析各种地貌，如喀斯特地貌、火山地貌、洞穴地貌、水系地貌，而且很有系统地使用了许多专门词汇，如梯、坪、石齿、峰林等，这些术语扩大了普通词汇的含义。然而，在谭其骧这样的中国地理学家看来，广为流传的徐霞客修正《尚书﹒禹贡》之“岷山导江说”，实际并不确切，早在汉朝就已有人知道岷山并非长江源头，且有过纪录。

新中国成立后，地理学家侯仁之重视徐霞客对西南地区喀斯特地貌的观察和描述，认为他“不仅忠实地描述自然，而且已在向规律性探讨的方向前进”。在现代地理学家笔下，徐霞客的成就重新被现代地理术语阐释，有时难免附会和拔高。

沿着螳螂川考察的过程中，徐霞客在昆明西山区郊外的石城考察了当地的喀斯特地貌（张雷摄）

随着对西方科学思维方式理解得更深广，人们逐渐认识到，霞客游记与现代科学实则有许多相异之处。在徐霞客所处的时代，中国的科学总体发展水平还很有限。他缺少成熟的现代生物学、气象学和地质学等学科体系作支持，也未接触过采集野外资料进行分类研究的实验方法，更多还是在现象观察和经验认知层面，还不可能有知识能力进一步作出系统、科学的理论总结。

这样，徐霞客的形象逐渐回归到一位晚明知识分子的古人形象，以区别于真正的欧洲式现代地理学家。回到明末时空现场，理解徐霞客的古代维度凸显出来，他也不再是一个“独行侠”。正如周振鹤所言，明末士大夫阶层中的一些人从空谈性理转入经世务实，形成崇尚实学的思潮，他们开始以现实主义精神走入地理世界。以这个群体为背景，徐霞客的意义放回到古代史中得以重新发现。对于每一件事物，徐霞客都能用“步”或“里”清晰精确地丈量和标记其大小尺寸，但他脑海中的大地仍是一个与“天圆”对应的“地方”，不脱离平面。西方传教士已带着他们的现代科学知识来到沿海城市，但“计里画方”仍是主流的地图绘制方法。

徐霞客故居仰圣园（张雷摄）

周振鹤告诉我，尽管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距江阴不远的上海，与徐霞客几乎是同代人的徐光启早在1600年就通过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理解到地球是圆的，并撰《题万国二圜图序》为其作诠释，但还没有证据表明，徐霞客能够受到这些最前沿思想的影响。但徐霞客根据自己的实地考察和体验对山川风物所作的详细描述，已区别于地方志、地方手册和行政地理；这是非凡的一步。较之于在科学发现上强调徐霞客，让地理描述从方志和行政地理中独立出来的突破或许更符合中国古代史的叙述脉络。

除了徐霞客的《游记》，与他几乎同时代的旅行家王士性的《广志绎》也值得一提。它们都突破了地方志式的写作方式，即“对各地位置、幅员、山川、人口、风俗等内容做分条目式的纪载”，而是描写作者对自然界和社会文化的观察，试图从中得出一般性的归纳。

时势总是塑造和利用形象，形象也映照时势，两者互为镜像。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旅游业兴起，在大众心目中，“徐霞客”不仅是知识分子的，而且象征着游山玩水的趣味和有追求的生活方式。

徐霞客故居（张雷摄）

天启三年（1623年），三十八岁的徐霞客游览了嵩山、太华和太和山。也是在这一年，生命垂危的英格兰神学家和诗人约翰﹒邓恩写下了“人非孤岛，无人可以自全”的诗句。

17世纪，地理大发现的成果将欧洲人关于海洋、大陆的地理知识汇集为知识体系，编出越来越完整的全球地图。越来越多欧洲人流动于世界各地，把新知带回欧洲或传播到亚洲，中国、日本的地图绘制者也开始绘制新的世界地图，虽然传播范围还很有限。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邓恩开始思索因联结而渐成的网络，一个崭新的世界正慢慢浮现。

徐霞客去世一个多世纪后的十八世纪，亚历山大·冯·洪堡在普鲁士出生。经过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洗礼，数学、客观测量、对照实验等科学方法在欧洲已备受推崇，世界地图中的空白区域逐渐被填满。哲学家康德在柯尼斯堡大学讲授自然地理学，提出“知识具有系统性的结构，单独的知识都应该在更大框架下理解”。

1791年，深信这种知识联系性与系统性的洪堡带上最先进的各种测量仪器，登上了前往南美洲的“皮萨罗”号，开始远行。之后五年时间，他深入欧洲人还少有涉足的偏远地区，穿越亚诺斯平原和安第斯山脉，登上厄瓜多尔的死火山钦博拉索山顶。他想通过收集动物、植物、种子、岩石等标本，以及系统测量山峰高度、确定经纬度坐标、测量大气和水体温度、空气成分，将事物联系起来，发现“大自然之间交互作用隐秘的链条”。

亚历山大·冯·洪堡绘制的钦博拉索火山剖面图

他绘制了一张描绘钦博拉索山脉纵剖面的自然地理图，标示出不同海拔高度的植物群落分布：山谷里的热带棕榈到潮湿竹林，往上走的针叶林、橡树、赤杨与小檗灌木，再往上走的高山植物与高寒地衣。这张图也标识了植被带、温度、气压、湿度随海拔高度变化的信息，以及世界其他主要山脉的高度，揭示了全球不同大陆间相互对应的气候带分布。

他开始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理解自然：在钦博拉索山山巅，他以地形学的全新眼光看见植被分布带随区域和气候带依次层叠，大自然是一种覆盖全球的整体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