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体育机构和个人，往往是在出了事之后，才意识到律师的重要性。
与多位体育、法律界人士沟通后，懒熊体育得出了这样一种判断。
将2020年当作“中国体育法律元年”或许是一种武断的、甚至滞后的结论，毕竟早在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体育法》”）就赫然问世，也早有法律人士在体育领域有过长期研究和实践。但这些都没有像去年的法律案件一样，在体育圈引起如此大规模的关注。
从孙杨被禁赛八年到获得重审机会，从CBA天价罚单到中国乔丹、红牛案，从英超起诉PP体育再到PP体育反诉，从辽足球员“讨薪难”到中超改名……体育产业不景气的2020，法律纠纷却显得异常扎眼。
▲辽足球员讨薪。
亡羊补牢成了中国体育的必选项。大连人足球俱乐部法务经理闫大勇向懒熊体育介绍，随着足球领域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足球领域的仲裁案件也呈现递增趋势，于是很多中超俱乐部越来越重视这方面的工作，包括加大法务部门的建设力度。
需求之下，越来越多的法律人士开始关注体育产业，也有越来越多的律师对外表态要做专职体育律师，懒熊体育采访了多位体育法律的从业者，希望了解这个小众领域背后的机会和人。
“体育律师”是一个伪命题吗？
不少从业者表示，相对于其他法律领域，体育法律在三四年前还是个非常冷门的话题，不过近年来，确实有越来越多人产生了对体育法律的兴趣。
然而进入实操领域，“体育律师”的工作并不容易。2018年的一桩外教讨薪案足以说明问题。一开始，代理案子的蔡果律师并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多么困难的案子，但操作过程中，体育纠纷的独特性开始显现出来。她发现，FIFA的管辖权、以及其规则在中国法律体系下的适用性，其实涉及到更多复杂的理论问题。
花费大量时间研究之后，申诉却遇到了更现实的困难。由于《体育法》中规定，相关纠纷应由体育仲裁机构审理，法院起初拒绝受理这一案件。但事实上，中国根本没有成立具有法律效力的“体育仲裁机构”。
在好不容易最终立案成功后，接下来就是不断的驳回与上诉。幸运的是，蔡果发现，越高一级法院的法官越重视这一案件，并愿意探讨背后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这个时候你其实是在跟他做交流，而不是他在审理。”
最终，由于案件背后涉及国际法等更重大议题，这桩金额“仅”40万元的欠薪案甚至被报到了最高法院。
这就是体育法律的复杂性，既作为交叉学科，又涉及国际法（尤其是瑞士法系）与中国法律的兼容性、管辖权等问题。中国政法大学体育法专业研究生康欣卓告诉懒熊体育，“之前觉得体育法跨学科性比较强，所以显得缺乏“专业性”，但后来发现它真的非常复杂。”在学习中她渐渐了解到，很多问题现实中还在摸索阶段，许多复杂问题亟待解决。
▲中国足协官网有仲裁入口，但执行依然遇到困难。
前文提到的体育仲裁机构就是其中一大困难。《体育法》曾授权国务院制定仲裁相关规则，但二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出台，到如今授权早已过期。而现阶段各协会的“仲裁委员会”，并不真正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在执行时面临很多障碍。
“欧洲很多国家都有相应的体育仲裁机构，运动员如果对裁决不服还可以去CAS（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整个程序是非常清晰的。”刘佳贺律师曾在欧美学习体育法律，并在国际体育组织从事法律工作，“而我们现在连申诉的流程都还没有顺下来。”
机制的建立是一项庞大工程，而这也只是体育法律诸多议题中的一小部分。毫无疑问，这个领域需要人才，但门槛却不低。相较于法律界，体育人士可能对这个领域有更大的天然兴趣。体育留学机构WEsport向懒熊体育介绍，会有一些体育背景的学生咨询体育法律的留学机会，但这些专业大部分都要求学生的法律背景，所以对体育出身的申请者来说并不容易。
总体而言，虽然近些年体育法律收到了更多关注，但这仍然只是法律行业里的一个小众领域。孙茂成律师告诉懒熊体育，国内目前最顶尖的“体育律师”年收入能达到500万至1000万元，但对更多有兴趣致力于体育事业的律师而言，门槛其实不低，而且真正进入需要很长时间去沉淀。
律师为业务服务，机会的大小取决于产业本身收否发展充分，如此一来，体育法律领域和体育产业一样，都还需要长期发展。而这种发展本身，其实就是解决一个个问题的过程，体育法律依然面临不少“疑难杂症”。
机制监管VS自由化，并不矛盾
制度建立的出发点往往是为了“保护”，但现实中，它也可能“限制”了运动员和体育机构的利益。
体育行业最上位的法律《体育法》成稿于二十多年前，因此与之配套的法规与制度，现阶段已无法完全满足越发市场化、职业化、大众化的体育产业需求，可以说，体育行业最核心的问题可能就是产业和事业的矛盾。高妍律师认为，由于协会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并其管理带有强烈的行政主义色彩，企业在运动员以及赛事的市场化开发方面，往往存在诸多困难。
以场馆为例，高妍认为《上海市体育设施管理办法》虽然强调了公共体育设施的服务属性，但对于场馆的出租管理却未出台具体办法。在激发公共体育场馆活力的企业运营发展趋势下，如果能把必须提供的、不得提供的服务加以明确，对于计划接手运营这些体量巨大的公共体育场馆的主体而言，可能更容易放开手脚。“至少接手场馆之前，能有更清晰的预期。不然当面对一个无法判断的东西时，进入市场的人其实是很犹豫的。
不过体育场馆经营者也迎来了利好消息。《民法典》中，自甘风险原则在立法地位上得到了正式确立，体育运动中的伤害责任划分有了更清晰的判别依据，这将有利于相关案件纠纷的解决。
法无禁止即可为，立法者需要结合体育行业实际来明确细则。对一些行业协会而言，一些处罚决定的合理性也有待提高。董双全律师表示，针对一些大额处罚或纠纷，如果能让协会举行相应的听证会，给相关方展示观点和理由的机会，最终的处罚也会更有说服力。
不过相比与场馆、赛事等大型事务，中国大部分体育法律从业者真正在做的事，其实还是合同纠纷。
高妍介绍，随着协会的改革，虽然对于赛事的管理更趋于规范化，也出台来一系列的格式合同，但也因此导致律师在审核这类合同时无法充分拟订个性化的条款。对于正在迈向职业化的中国体育来说，其所隐藏的问题可能就无法通过事前约定予以解决。
而对于习惯了在协会的“羽翼”中成长起来的俱乐部来说，这也未必是件好事。多位从业者都认为，俱乐部、经纪人在运动员合同的处理上是比较粗放的，这也是许多合同纠纷的导火索。尤其是涉及到外援、外教的纠纷，由于对方往往有更专业的经纪、法律团队，双方在谈判过程中的力量并不均等。
早期缺乏对法律的重视，导致了国内俱乐部在纠纷中的被动，在国际仲裁中的失利，更加深了国内俱乐部对国际仲裁的不信任感，长此以往，更造成一个恶性循环。
好在俱乐部的法律意识在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国内足球俱乐部的经济状况，一定程度上正在“倒逼”其提高对法务问题的重视，过去很多俱乐部承担得起这些经济损失，然而在体育资本遇冷的这两年，陷入纠纷会让俱乐部陷入越来越大的困难。这种情况下，早花几万元，比最终赔几千万要合算得多。
经过几年的总结，国内体育法律从业者已经渐渐找到了处理FIFA规则与中国法律适用性问题的共识。
法律人士在努力，但体育法律规范化的发展其实侧面反映了中国体育职业化的水平。简而言之，建立机制与发挥专业人士创造力，缺一不可。
“体育行业如果能有更多商业模式的创新，更多复杂的法律关系也会出现。“高妍说，“相反，如果这个行业不活泼的话，其实我们也很难发挥自己最大的价值。”
“舞台边缘的人”
“体育律师”这个名次第一次被大众认知，其实还是发生在孙杨案。在二审中，中国律师和翻译的表现很难令人满意。
闫大勇律师表示，在国际体育仲裁中，一般会先把仲裁员信息发送给双方，无异议之后才会继续进行。然而不知什么原因，在二审中孙杨方律师并未对仲裁员“种族歧视”问题提出异议。但在向瑞士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过程中，由于新律师团队的出色工作，案件得以发回国际体育仲裁庭，另行更换仲裁员重审。
这个案例充分体现了中西方文化背景、法律理念的一大差异。刘佳贺律师解释，“歧视”在西方是非常重要的一类案件，但中国法律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非常少。
孙杨案的背后是中国体育对国际仲裁“低参与度”的体现，在目前的国际仲裁中，中国律师也只能更多地担当辅助类角色。除了外语水平，从业者也普遍认为，国际仲裁是体育律师最难的“高阶”业务。
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在国际体育组织工作的法律人士，刘佳贺认为，“如果我们真想做好这个领域，应该走出去，到欧洲去FIFA、CAS里历练。只有遇到具体的案例，才能明白那些条文的真正意义。”
而对于刚进入这个行业的律师而言，与知识产权、肖像权等其他法律领域结合较深的业务也许是一个好的入门选项。但由于体育有一定的知识门槛，这个小众领域也需要深耕耘、慢收获。
归根结底，体育产业的核心是比赛和运动员，律师更像是站在“舞台边缘”的人，体育法律领域的进步是体育行业发展的一部分。当然，对个体而言，成为一名优秀的体育律师同样需要机遇。
蔡果律师向懒熊体育讲述了瑞士体育律师贝纳斯科尼的故事，后者如今频繁出现在CAS和FIFA的各种裁决中，是国际体育仲裁领域最知名的大咖之一。二十多年前，贝纳斯科尼只是一名喜欢体育的年轻律师，出于兴趣经常参加体育法律的研讨会。在一次发言后，坐在他隔壁的一名欧足联的年轻职员对他赞赏有加，两人互相欣赏。
而那位欧足联的年轻职员，叫做因凡蒂诺。
（应受访者要求，高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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