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中国后，何偉新作是写他当年学生们的变化故事
1996年，在涪陵支教的何偉
“想想看，四百年前，莎士比亚爱过一个女人，为她写了首诗。今天是1996年，我们在中国，四川，长江边上。莎士比亚从没来过涪陵。你们没人去过英国，没见过他描绘的四百年前的女人。但现在，你们每个人都在想着她。”
伟大文学作品的部分力量，来自于世界性，普世价值：一个四川农民的女儿能读到贝奥武夫，与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一班的中国学生倾听莎士比亚的诗歌，而看到一个无瑕的汉朝美人……
有时候，当他们做作业而我望向乌江时，我会微笑着想，在这里，我们都是难民。他们从建设中g特s社h主y中逃脱出来，而我从解构主义中逃脱。我们都很快乐，在整个涪陵都忙于生意的时候，阅读诗歌。
一大波返乡手记袭来，看何伟写的四川小伙子威廉·杰佛逊·福斯特
后现代特写档案
《纽约客》Letter from Fuling
January 3 & 10, 2022 Issue
成长：生于70年代的改革一代如何嬗变为中产阶级
China’s Reform Generation Adapts to Life in the Middle Class
By Peter Hessler
编译：言久
December 27, 2021
Published in the print edition of the January 3 & 10, 2022, issue, with the headline “Going Up.”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2/01/03/chinas-reform-generation-adapts-to-life-in-the-middle-class
My students from the nineteen-nineties grew up in rural poverty. Now they’re in their forties, and their country is unrecognizable.
我这批20世纪90年代的学生从农村贫困中长大，现在都四十五岁了，而他们的国家已经面目全非了
据我所知，诺斯（North）是我以前的学生中最后一个成为企业家的。2017年，当他终于开始创业时，距离坐在我涪陵师范学院的教室已经二十年了。他的大多数同龄人现在都是教师，他们达到退休年龄只剩下十年了：男人六十岁，女人五十五岁。
除了当老师，我以前的一些学生也成为政府官员。在20世纪90年代，我教英国文学，有时让学生们表演莎士比亚作品的场景。后来我们多年保持联系，莎剧里的某些角色继续上演，就像戏剧并未结束。一个演过Juliet的女孩，穿着红裙子站在木桌上，因为负责独生子女政策，在当地政府部门有着成功的后罗密欧职业生涯。我教过的最好的Hamlet死在了Horatio的怀里，加入了党，搬到了西z，成为宣传部干部。
还有一些成了企业家。他们并不多，大多是在90年代末和2000年初的繁荣时期开始的，当时中国的商业故事弥漫着莎士比亚的戏剧性气质。据报道，一位老师因严厉殴打一名顽皮的中学生而被解雇。他负气不在教育领域找工作，去偏远青海开出租车，接二连三，他最终成了拥有车队的百万富翁，出租车大亨，意气变黄金的英雄。
North的两个大学室友，也是我以前的学生，偶然发现了有利可图的产品或服务。当我们再次相聚，他们回想了当初经商时的兴奋和艰难，也侥幸于很多生意的困惑、无知和傻乎乎的运气。对于一个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来说，成功有时就像一场意外。
然而，如今商业环境竞争更激烈，很少有中年人放弃稳定工作去创业，但诺斯认为年长也有一些好处。毕竟，像他这样的人很多——2019年政府统计，从45到49岁这批人是五组年龄段中人口最多的。伴随着1978年邓改革开放政策的变化，他们成大长人，其中许多人参与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内部迁移，超过1/4的十亿人从农村进入了城市。诺斯觉得他的优势是了解这些城市居民随着年长需要什么，其中之一是电梯。
在我担任教师的头两个学期，North是班长。1996年秋天，和平队派我到西南长江之滨的小城市涪陵支教。作为班长，诺斯收集作业，组织学习，并向同学们传达来自学校领导的信息。他是组织者和联络人，某种程度上，接下来25年他一直担任这个角色。如今，当老同学见面时，他们仍然经常称呼诺斯为班长。如果我想了解某人的最新情况，North通常会提供帮助，尽管他的信息往往以电梯为中心。
有一次，我要去拜访学生艾米丽，诺斯说她住在六楼，“大约有五六十个单元，但没有电梯，”诺斯继续描述她居住的小区。还有一次，我提到另一年的学生格兰特，没想到诺斯知道他，反应很快，“他住在大楼的顶层，”诺斯说。“他让我看过，但那儿不行，一楼有一家汽车修理店。你不能在那里放电梯。”
诺斯的推销标准口号是，你应该像看待汽车一样看待电梯。相应的，他将自己的公司命名为楚兴易电梯公司，即Travel Easy Elevator Company。2019年秋天，他第一次带我去一个项目现场，我们参观了涪陵市中心的一栋12层楼高的建筑。自从我去涪陵以来，这座城市的人口增加了两倍，其中一些来自三峡大坝建设期间移民的重新安置。2000年初，三峡大坝淹没了许多低洼定居点。当时，建筑往往很匆忙，质量也很差，一座高层建筑没有电梯也不稀奇。诺斯告诉我，这座十二层楼的建筑可以追溯到那个时代。
“在那些日子里，电梯和汽车基本上是一样的，”他说。“人们都没有。但现在几乎每个人都有一辆车。它是运输的基本工具。电梯应该还是一样的——如果你有车，那么你也应该有电梯。”
这座建筑具有千年中国建筑的特色外观：老化的混凝土、小窗户、狭窄的阳台和生锈的栏杆。但是一面闪闪发光的新玻璃和金属电梯竖井安装在外墙的一侧，就像一个夹板固定在受伤的肢体上。诺斯和我进入一楼竖井，他把一把钥匙插入电梯控制台。天花板上一组扬声器播放Kenny G的“Going Home”。在North的大多数电梯中，“回家”是一种无休止的循环。他曾经告诉我，这首歌让人们对回到自己的公寓感觉很好。
他按下了顶层的按钮。“你需要一把钥匙才能使用电梯，”他说。“就像开车一样。” 他解释说这是必要的，因为每个居民都为建设贡献了不同金额。每层楼的价格都越来越高，所以每把钥匙都被编程为只能乘电梯到住户的楼层。这就像拥有一辆汽车，如果你的车总是去同一个目的地，同时播放肯尼G的同一首歌。
诺斯提到，12楼的一位住户拒绝付款，她不得不艰难爬楼。我问是否有人选择退出，然后偷偷从邻居搞把钥匙。“这并不常见，但我遇到过，”诺斯说。他拿出手机，打开一个应用程序，展示了一个直播视频：从上面看的诺斯和我。我朝身后看去，看到一个监控摄像头。“我可以使用这个应用程序观看任何电梯，”诺斯说。他切换到一部穿过城镇的电梯。屏幕上，门开了，一个女人走进来。她以为自己孤身一人，无人注意，凑近电梯的镜子专心化妆。肯尼的萨克斯在演奏，诺斯和我看着那个女人拾掇脸。“看到了吗？”诺斯说，“如果有人非法使用电梯，很容易查到。视频可以保存7天。”
和我所有的学生一样，诺斯主修英语，当他告诉我他的新业务时，我最初很惊讶。他解释说，合作伙伴处理技术问题，他的角色是与居民协商，确定每个电梯项目的费用结构。他告诉我，这个过程很复杂，与过去不同，大多数建筑物不再属于共产主义单位。许多居民是从农村搬来的，他们对周围的人不熟悉是向城市生活转变的一部分。诺斯说：“通常，他们在开始谈论要坐电梯之前甚至还没有见过邻居。”
***
刚到涪陵时，我只比学生大几岁。我们都二十多岁，这所学院是教育系统大规模扩张的一部分。我的学生们受过教师培训，大部分学费由政f支付，分配毕业生到农村中学工作，通常在四川省和重庆市的学生家乡附近。
与大多数中国人一样，绝大多数涪陵学生都是在农村长大的：1974 年，诺斯和许多同学出生的那一年，中国83%是农村人口。到了90年代中期，这个百分比迅速下降。考进大学，年轻人的户口（hukou）从农村转到城市。从法律上讲，他们变成了城市人。
但在课堂内，显然这个过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大多数学生都很矮小，皮肤晒黑，穿着手洗的廉价衣服。冬天寒冷，他们营养不良，手指和耳朵经常出现冻疮。诺斯在农村长大，后来他告诉我，他父母每个月给他一百元，十二美元多一点，这是大多数学生的生活费。他们通常称自己为“农民”，这个词在马克思主义学院没有任何污名。当他们写关于家人的文章时，他们把自己置身于过去的恐怖，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一切之间：
今天，当我们用自己的眼光去看那些日子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父母的思想和行为有些盲目和狂热。但如果我们客观地考虑那个时代，我认为，我们应该理解并且能够理解它们。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快乐和悲伤。
在中国，农民子弟考上大学并不容易……来涪陵的前一天，父母一再催促。“现在你是大学生了，”我父亲说……“这一代和上一代不一样，大家都浑水摸鱼。我们现在必须靠自己的能力谋生。一个国家的进步取决于科学和技术。”
我妈妈是农民，她关心的不是中国的未来，而是如何养家糊口。她也不懂政治。在她眼里，只要我们都过得更好，她就认为这个国家是对的……但是我在社会上看到很多腐朽现象。我发现现实和理想之间有一段距离，我无法缩短，因为我太小了。也许有一天我会长大。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遇到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之前已经学了七年或更长时间的英语，而且还起了自己的英文名字。其中一些具有字面或象征意义，就像中国诗人的笔名。诺斯之所以选择North，部分原因这是中国传统的权威方向：遥远的北京。他还在一本历史书中读到，曾经有一位名叫诺斯的英国首相。他不知道吉尔福德伯爵弗雷德里克·诺斯的显赫地位主要是在英帝国失去美洲殖民地的时期担任公职。
班长的位置具有政治意义，诺斯最终入了党。但毕业后，他拒绝指定的教学工作。这样做会受到经济处罚，诺斯必须为父母支付一笔相当于一年收入的钱。他告诉我，他无法忍受回到他长大的村庄。
他下定决心要待在涪陵，在他看来，这是一座大城市。按照中国的标准，它很小，有二十多万城镇居民，唯一出名的是榨菜，一种在长江沿岸种植和腌制的当地蔬菜产品。榨菜没有英文单词，官方词典的翻译既有描述性又有神秘性：“热腌芥菜”。榨菜是诺斯城市生活的入口：他被该市最大的国有榨菜公司聘用，起薪为276元。1997年，在他工作的第一年，我拜访他时，“t”从公司入口处的大型英文标牌上掉了下来。我以前的班长在一家名为“涪陵河榨菜”的公司每月能挣33美元，这似乎并不令人乐观。
拒绝政府教学工作的少数学生往往来自班级的两个极端。不多学生有城市背景，这给了他们寻找自己道路所需的联系和冒险意识。另一个极端是真正绝望的人。一个年轻人的村庄可能非常偏远，或者家庭状况非常糟糕，负担不起成为公立学校教师的费用。最常见的选择是出走，通常是到南部或东部的新兴城镇。毕业后，一个男孩写了一封信，描述了他的浙江之旅：
船上有很多四川人要去沿海城市，有的睡在厕所里。在火车站，四川人就像难民或乞丐……我们被迫用40元买快餐，就像涮涮锅一样。两名四川青年因没钱买东西而被打倒在地……
诺斯的一个大学室友，是运动型、方下巴的男孩，他自称安利（Anry）。安利父母从小不识字，但这个男孩热爱诗歌，成了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像90年代很多文学青年一样，他认为诗人应该既愤怒又浪漫。尽管他在英语课上没考“g”，但安利名副其实：他脾气暴躁，还和我们系最漂亮、最聪明的女孩之一约会。
四兄弟中最小，安利被认为是家里最大的希望。三哥高中辍学，挣钱支付安利的学费。大哥为当地政府修路，有机会接触到炸药，偶尔会拿一些到湖里炸鱼。这非法，但在贫困地区并不少见，也很危险。安利大哥脸被炸了，双目失明，不得不截去双手的手腕。
事故发生后不久，安利就毕业了。他完全知道他和其他兄弟要肩负的重担有多大，大哥有一个妻子和十四岁的儿子。毕业后，安利服从分配，到了一所偏远中学，在教师宿舍熬了第一个晚上。泥墙建筑高高耸立在山顶；夜里，安利躺在床上听着风声。这份工作月薪不到三十美元。早上，安利下了山，再也没有回来。
他去了西南偏远的昆明，他大学女朋友在那儿。安利找到了一份工作，牙科手术椅的电话推销员，但他没卖掉过一把椅子。下一份工作为X光机销售胶卷，也没有做得更好。他又试着卖水泵。“我没有经验，”几年后他告诉我，“我不知道如何与人互动，也不知道如何推荐东西。我只是四处走走，试图找到可能需要这些东西的客户。”
安利的钱快花光了，和女友分手了，独自去了东部。他坐火车到上海时只剩不足三美元。晚上，他睡在虹桥车站旁边的广场。他无法相信那里还有很多年轻人，农村的男孩和女孩，来自小城市的民工，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都席地而卧。离开家后，安利经常背诵汪国珍的《热爱生命》，90年代年轻人最喜欢的一首诗：
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
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只顾风雨兼程。
***
我1999年移居北京，成为自由撰稿人。当时手机和电子邮件还罕见，我保留了一百多个学生的家庭住址名单。每六个月，我写一封集体信，手写每个信封的地址。我的中国字写得差，这一过程耗时数小时。回信是用便宜的棕色信封寄来的，邮戳显示我从未听说过的地方：兰江、英野、茶园。
我在一个小村庄工作。你知道，我在中国当教师赚不了多少钱。但是我非常高兴。这里的学生都很尊重我，也很喜欢我。也许明年我会有个女朋友。她不是很漂亮，但是她对我很好。
我现在知道我曾经是井底之蛙。浙江和四川之间的距离非常远。这里是富人的香格里拉。而四川正是穷人的地狱。（我的女朋友）和我之间有很长的距离。我知道如果我一辈子都是穷人，我们就永远不会在一起。在这里我必须努力，努力，努力。
通常，打工和教书的学生描述的似乎是不同的国家。但这种联系比表面上看起来更紧密：在不起眼的四川城镇，老师们指导学生，他们中学毕业后，带着足够的基本技能前往海边，成为装配线工人。该系统旨在实现最高效率，这就是为什么涪陵师专和这儿其他教师培训机构一样，被列为专科学校。潜在教师用三年而不是四年完成学位，能够迅速进入不断扩大的学校体系。
在一些最贫穷的地方，急于培养教师成了一种分流。我最好的学生之一琳达，初中时与一个思维敏捷的男孩同桌，他的成绩比她高，很快被送到一家专门为欠发达地区的小学培养教师的三年制职高。琳达读了高中，之后被选入涪陵学院。
当时没人谈论算法，但显然存在着某种大规模计算：通过识别农村聪明的孩子，并将他们从正常的教育轨道中拉出来，政府培养18岁就能上岗的小学教师。当然，他们中一些人足够聪明，意识到他们本质上是为了更大的系统而牺牲的。
琳达的成绩比同桌低，反而得到了更多的教育和更好的工作。1999年5月，她给我写了一封长信，说当年的同桌回来了：
“现在有一个男孩在找我。他叫黄东。他是我的中学同学。他只在小学教书半年。之后他做了各种各样的工作，歌手，推销员，在成都一家投资公司当副经理。他善良、勇敢、好斗。最重要的是，他很负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值得信赖的。最重要的是，他和他的家人非常爱我。也许，他将来会成为我的丈夫。”
在我在北京的第一年里，学生们的来信经常提到恋爱和婚姻。和大多数农村人一样，这些学生通常结婚早，可能被认为是残酷的现实主义者：
去年冬天，我和一位医生结婚了。他不是很帅，但对我很好。明年春天我们将有一个孩子。
让我高兴的是，我娶了一个从涪陵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的丑女人。
现在我终于找到了女朋友，2000年后她将成为我的妻子。她不漂亮，脸上有很多黑点，但我爱她，因为她比我有钱，也许我更爱她的钱。我有很多话要说，但我写不出来。这封信是从我女朋友的电脑里打出来的。
他们中很少有人有约会经验。在大学期间，官方严格禁止任何形式的浪漫，特别是诺斯这样有政治地位的学生。安利告诉我，他没兴趣入D，蔑视反约会政策之类的干涉规定。一个叫扬西的学生习惯打破规则。从技术上讲，扬西没和安利和诺斯共用宿舍，但他在那里呆了太久，被当成了室友。这三个男孩在校园里形影不离。
在我的班上，扬西是个平庸的学生，但他非常英俊。蓝黑色头发，大大的圆眼睛，高鹰钩鼻。在汉族人居住的地区，扬西看起来像少数民族。他和中文系的一个女孩约会，给她写古典诗。他给自己取名Youngsea（杨西），他笔名的直译。
扬西是第二个从四川东北部偏远村庄考进大学的。毕业后，他在分配的中学每月挣30多美元。为了补贴收入，扬西买了两个便宜键盘，开设了私人打字课程。当时人们刚刚开始听说计算机的重要性，数十位家长为孩子报名。他以流水线的方式教学：在每台电脑前，20名学生排队，每两分钟有一个孩子轮流操作键盘。每堂课学费大约25美分。扬西很快就挣到了更多的钱。
一年后，他转到涪陵一所培训机构，跟一个美女约会，她在这个小城显得格格不入。多年后，扬西回忆道：“无论她走到哪里，男人都会对她指手画脚，骚扰她。”她在一家商店工作，老板的弟弟对她很迷恋，让她感到不安全。每天下午，扬西都安排武术系两名学生护送她回家。“我知道要留住她，唯一的办法就是成为一个大老板，”他说。“如果我是老板，她可以和我一起工作，男人就会离她远点。”
一位60多岁的退休教师曾在扬西的学校任教，他的精力和干劲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当他告诉她关于他的女朋友和他成为老板的梦想时，她借给他一千多美元。那是2000年，成功人士开始使用手机，扬西在涪陵市中心开了一家手机店。女朋友帮他管理，生意兴隆起来。不到四个月，扬西还清贷款，再也没有回去教书。
杨西的店里还卖其他电子产品，当对讲机从货架上飞快卖掉时，他花了一段时间才明白发生了什么。建筑公司用这些设备在工地上通信，每当项目扩大，雇佣更多工人，就需要更多的对讲机。他们回到同一家经销商，购买相同频率的设备。在2000年初，似乎每个建筑公司都在爆炸式增长，尤其是在三峡大坝的移民安置区。对讲机比手机更赚钱，大多数经销商迟迟没有意识到。扬西很快在涪陵开了第二家店。
后来，扬西用近乎寓言的语言描述这一时期。起初，他的动机是想保护女朋友，但是，当他变得富有，超出最疯狂的梦想之后，钱似乎令人麻木了。“我们拥有的是真爱，”几年后他说，“但她对钱的欲望比任何东西都强烈，从家到商店来回奔波，不停工作。我们买了一套公寓和一辆汽车，太忙了；我一直在做生意。”
扬西的女朋友想要孩子，他拒绝了。“我想现在不是时候。”新机会不断出现，现在组建家庭没有意义。他将业务扩展到重庆，销售新城市建设中需要的产品：报警系统、视频对讲机、停车场管理系统。女朋友时不时地谈论婚姻和孩子的事，但扬西总是拖延。当他们认识五年后，他终于做好准备，一个外地的商人开始追求扬西的女朋友。在他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之前，她离开了他。
***
随着时间流逝，寄到北京的棕色信封多了我学生的学生的来信。从2000年到2010年，平均每天63所小学被关闭，规模难以想象。大多数农村孩子离开家乡，到我的学生们任教的小城镇接受中等教育。通常，孩子们住在宿舍里，信中提到在外的父母：
家很穷，我很小妈妈就发疯了，我爸爸去云南打工……我非常爱我的父亲，春节期间我父亲没有回家过节，因为他想给我寄更多的钱。
我的英文名字叫亨特，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打我记事起，我的父母很虚弱，经常生病。但是我想学习，就像沙漠里的人想喝水一样。
我是一个女孩。我十六岁了。除了汉语和英语，我还打算学好五种语言，俄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我不怕风吹雨打，我会去面，和它们战斗，再次变得野蛮。像狼饥，像鹤跋涉。如果我努力学习，一直坚持，我一定会成功。我不怕明天，因为我看到了昨天，我爱今天。这就是我。
他们的英语学习材料包含了大量鼓舞人心的金句。在信中，孩子们经常混合和匹配引用，喜欢繁荣时期的美国作家，他们的主题很久以前就是另一个国家的内陆。这位16岁的女孩从威廉·艾伦·怀特学到了一些话，他是堪萨斯州人，在20世纪初成为进步运动的领袖。其他关于风力和雨水的描述来自哈姆林·加兰，怀特的同代人，写辛勤工作的中西部农民。
我很少听到外出闯荡学生的声音。多年来，我与安利没有直接联系，尽管偶尔我会收到他前女友的来信：
前几天我打电话给安利。我发现我很高兴知道他做得很好，在一家大工厂塑料部门当负责人。
到了上海，在车站睡了一觉，安利步行六英里，穿过城市，约到一个老乡，走窜工厂大门询问工作机会。一家台湾电脑机箱制造商雇用了他，做市场营销，他有英语学位。在这家台湾工厂，安利遵循了当时许多有抱负的年轻人的惯例：白天工作，晚上寻找更好的工作。不久，他在一家生产无绳电话的公司找到了一个薪水更高的职位。每年，他都会把工资的十分之一寄给他残疾兄弟的家人。
安利后来告诉我，这段时期他真正受了教育。在涪陵，他从来都不是一个积极的学生，但在上海，他开始上夜校，包括一门叫六西格玛的课程。1986年，摩托罗拉的一名美国工程师开发了一套控制质量的管理系统：根据该理论，一个正确遵循严格的六西格玛过程的人应该能够制造出统计上缺陷概率极小的产品。摩托罗拉成功了，20世纪90年代，六西格玛被GM、霍尼韦尔等大型美国公司所采纳。
对安利来说，六西格玛具有宗教觉醒的力量。之前，生活似乎是偶然发生的：他因为哥哥的悲惨事故而外出；去了碰巧认识人的地方；接受了能找到的任何工作。但现在他开始意识到制度和流程的重要性。他将六西格玛应用于制造业工作，辞职成为六西格玛的传道者，2001年走遍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等东部工厂，宣扬管理系统。那些数制造商缺乏基本的管理。“他们没有任何明确的工作指示，没有正式文件。工人们只是依靠经验，口耳相传，直接从别人那里学东西。我告诉他们，你必须定义参数，记录操作。你需要工作说明。你需要标准。你需要基本的过程控制。”
安利将他的咨询公司扩大到六名员工，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出差。钱很好赚，但他喜欢看到自己工作的影响。他经常去同一家工厂参观几次，跟踪变化。21世纪初中国制造业的质量迅速提高，但安利比任何人都清楚，仍然不够好。
2003年，他的三哥，为了支持安利的学业而辍学的，在上海一家生产电脑机箱和电缆的工厂工作。一天，他正在修理一台注塑机，突然发生高压故障。触电身亡。
在这场悲剧之后，安利再次被迫搬家。他关闭了公司，回到重庆，与需要帮助的亲戚们更亲近。但现在他有了特长，在一家国际汽车零部件公司担任质量控制审计员，待遇优厚。他放弃了诗意的愤怒，把英文名字改为艾伦。像他那代许多篮球迷，他钦佩艾伦·艾弗森，虽然身材矮小，但勇于拼搏，克服逆境。
***
2011年，城市人口正式成为中国人口的主体。那时，我意识到即使是以前在小城市教书的学生也富起来了。2014年，我给我教过的大约80人发送了一份长问卷。30人回答，其中28人拥有一套公寓和一辆汽车，家庭收入中位数接近18000美元。今年，我再次问这个问题，中位收入超过了35000美元。而在20世纪90年代末，他们一开始年薪通常只有500美元。
大多数学生在农村长大，是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最大的一代人，该政策限制几乎所有城市家庭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到2015年政策最终松动时，我的学生已经40多岁了，过了生育年龄。在调查问卷中，他们描述了自己与父母在养育子女方面的巨大差异：
他们养我们就像养猪或鸡一样。我们从他们那里并没有得到多少爱。但现在孩子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我给[我的儿子]我所有的爱和关心。回想起我的学生时代时，我很难过，因为我们的父母什么都没给我们。中国农民根本不知道如何照顾孩子。我经常生病，感觉很冷，但我的父母根本不在乎。
2014年以后，我定期发调查问卷，涉及不同的话题。当然存在一些选择偏差，生活稳定的学生更容易回应。但也有一些人作为连接者，比如North，我可以和他们谈论我注意到的趋势。尽管我的学生们过上了城市中产生活，但他们的思维和价值观仍然处于农村模式。2014年，我请他们定义社会阶层，30人中只有8人选了中产阶级或更高阶层。22人用“无产阶级”、“低层”、“下层”、“贫困阶级”、“穷人”和“我们一无是处”等词语。
根据世行的数据，超过八亿人已经摆脱了贫困，但中产阶级的概念仍然很新。而且，对我的许多学生来说，贫穷创伤似乎难以摆脱。给我写信的那个男孩讲述了他去浙江的艰难航程，四川移民睡在厕所里，他最终学会了流利的英语，成为私立学校的教师，年薪约8万美元，拥有三套公寓和一辆汽车，没有任何债务。但在问卷中，他回答说：“我们属于下层阶级。”
在涪陵，琳达写道：“我认为，如果你是中产阶级，你至少应该有一套公寓和一辆没有贷款的汽车。”她定义自己是中等偏下，因为她和黄东借钱买的房。以前的中学同桌仍然在一起：他经营一家卖建筑材料的小企业，琳达在涪陵最好的高中教书。
在我以前的学生中，离婚率低得惊人。2016年，33名受访者中只有一人离婚，今年的数字是32人中有一人。诺斯和其他人证实，同学们几乎都和原配在一起。在全国范围，离婚率自2000年以来增加了两倍多，现在比美国还高。但这些社会变化似乎并没有影响到我的学生。“我们是非常传统的中国人，”一位女士说，“我们认为离婚不是好事。”
其他传统观念也让我惊讶。学校向学生宣讲了马克思主义，在课堂上他们对宗教极度蔑视。但其中一些意识形态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2016年，33名受访者中有27人说相信上帝，28人相信佛教的因果报应。过去一年，有23人去过宗教场所，占明显多数。一位女D员说，“我喜欢去寺庙。”与一神论不同，中国的信仰并不强调排他性，我的学生们体现了这种品质。有时他们四处逛，有一位参观了寺庙和教堂，“我认为中国的神比耶稣做得更好”。他们在信仰上灵活。“我想拜耶稣，但这里没有教堂，”一位女士写道，“所以我必须相信中国的上帝。”
甚至当他们参加城市活动时，农村根源也显而易见。2021年6月，琳达和黄东的儿子参加高考，我在涪陵考点门口见到他们一家。在中国的城市，高考时妈妈们穿上漂亮旗袍成为一种传统，琳达尽职穿了红色丝绸，长发整齐地编成辫子。当我称赞她时，她自豪地说她和大学时一样重。
多年来，高考压力越来越大，但琳达家没人明显紧张。“要有信心，”琳达在儿子走进大门之前说。男孩一离开视线，父母就对他的机会不屑一顾。
琳达说，“他准备得不太好。”我问她儿子将来希望做什么，她摇头：“他没有任何目标。”
“他只需要找一份稳定的工作，”黄东说。“他的头脑不够灵活，不适合做生意。这年头，如果不能专注于每件事，你就会赔钱。他也不应该当老师，要求太高了。”
前一年，我陪诺斯送他儿子去参加考试，诺斯的话也很相似。中国农村的人有时试图通过消极情绪来避免厄运。我想起20年前我收到的信，他俩正准备结婚，他不是很帅，她脸上有黑点。高考后一个月，琳达写道，她的儿子考上了一所好大学。一年前，诺斯的儿子也是这样。
有时，诺斯后悔离开榨菜公司的决定。1997年，他第一份工作时我看他，对他前景表示怀疑，但他的产品销售很快提升。最终，他被任命为贵州一家子公司的董事长，去马来西亚出差。他买了五套公寓，其中一套是涪陵最豪华的新楼盘。我感觉到他离开这份棘手工作的一个原因，是他钦佩以前室友安利和杨西的独立性。
但诺斯担心他起步太晚了。如今，中国人经常提到“内卷”：一种自我消耗的竞争。诺斯开始经营电梯业务时，竞争对手没几个，到2020年超过12家。利润率迅速下降。每次我去找诺斯，他手机上的监控画面都会呈现内卷特质：所有这些小盒子，遍布全城，都是潜在的冲突和谈判场所。
诺斯说，最困难之处是与住在较低楼层的人打交道。他们不为新电梯支付任何费用，但即使同意了一个项目，随着施工进行，他们经常改变主意，无法忍受楼上邻居得到好处的想法：安装电梯后，高楼的房产价值急剧增加，而下层楼的变化相对较小。
2020年7月一个下午，我跟诺斯去一个基本完工的小区。一些低层居民破坏了供电，拖延进度，并与楼上邻居发生了冲突。我们到达时，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拿出卷尺，抱怨电梯入口的大小。他声称，电梯运行后，每个人都会被高额电费困住。“还有维修费呢？”
“两者都与你无关，”诺斯说，“如果你使用电梯，你就付钱。如果你不使用电梯，你不付任何费用。”
那人用方言说：“见你舅舅的鬼！我们在说楼上的那些人，如果他们卖掉公寓，或者电梯要修，咋个办？”
诺斯说：“既然你不使用电梯，这些事情都与你无关。”他平静拿出一份盖有政府印章的文件：“建筑工程许可证”。但一位三十多岁、身穿粉红色T恤的女士大叫，“你犯了错误！宰相肚里能撑船！”这话的意思是要宽宏大量。诺斯轻声说，指着许可证；过了一会儿，那人又拿出卷尺。争论持续一个多小时，双方都拿出了道具：许可证和卷尺。
后来，诺斯告诉我，这都是为进一步谈判做表演。他必须挨家挨户到楼上，确认大家愿意支付多少钱给楼下的邻居，以换取项目继续进行。“但他们不会太过分，”他说。“那个女人是政府官员。”
她没有提身份，但诺斯早就发现她在当地政府一个局工作。这种地位使她很霸道，但也降低了她对严重冲突的兴趣。自2012年一系列严厉的反fu运动以来，地方官员在与平民的交往中变得更加谨慎。我与一些当过官员的学生保持着联系，但他们从不多讲自己的工作，也没回答我的问卷。有个学生告诉我，D已经指示官员不要参加同学会，这可能给老同学行h的机会。
官员越来越成为一个阶层。2017年，我在一项调查中问及是否经常与官员接触，30人中有26人说没有。但对于下一个问题，你是否希望孩子成为官员，21人回答是。一位男士说：“我不喜欢他们，但我喜欢这份工作。”“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当公务员。这份工作不难，待遇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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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还问他们是否认为应该多D制，只有大约四分之一同意。有人说，中国的制度是成功的。但有些人愤世嫉俗……“美国多D制，但你们选出了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我问他们预计未来十年政治制度是否将发生重大变化，超过90%表示不会。
我以前的学生经常批评他们教的国家规定的材料。2016年，一位女士说：“中国的j育就像垃圾食品。”另一位写道：“我认为中国的教y是垃圾。没有创造力，课业太多，压力太大，学生在学校学到的大部分东西在未来没有用。”问题的一部分是，教科书反映了一种强势要求，更愿意他们成为流水线工人，而不是创造性的、独立思考者。2017年，我让学生们指出过去十年中国最大的成功，没人提到教育。最常见的答案都与发展有关：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化。
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有很多人仍在教育领域。根据我的调研以及与诺斯和其他人的交谈，我以前的学生有90%以上都在当教师。今年，我问他们毕业后做过多少份工作，教师的平均数是2.1。超过四分之一的人近25年做同一岗位。这种稳定性有助于使原本无情竞争和限制性的教育变得人性化。在中国，尊师重教是悠久文化传统，国家也适当提高了工资。尽管教师们对教材有抱怨，但当我让他们用1到10分对工作满意度评分时，平均答案是7.9分。
在中国，并不以世代命名。没有西方的婴儿潮、X一代或千禧一代的说法，中国媒体倾向于用十年来划分群体。但我认为我的涪陵学生是属于改革一代群体的一部分，他们的生活与邓发起的变革同步。离开农村、只生一个、进入商潮，这些短暂经历与时俱进，现在历史性的窗口已经关闭。
人口老龄化加剧，中小学教育系统的快速扩张也停滞了。今年7月，我去看在巫山市一所中学任教的前学生，他说最近有90名求职者申请一个岗位空缺。其他教师说他们学校也是这种情况。在涪陵师范学院，一位院长告诉我，只有大约15%的毕业生从事教育，就业机会太少。
在农村，还存在的学校和村庄感觉正在消亡。7月，我陪以前的学生格兰特回涪陵西边的老家。当地种玉米、大豆和蔬菜，但现在大部分农田都休耕了。格兰特家有三层楼，和附近许多房子一样，都是空的。他的家人在2000年建了这座小楼，以为三个孩子至少有一个会继续住在那里。格兰特和兄妹每年只回来一次过春节。我们穿过寂静的房子，桌子上的热水瓶，床上的裤子，似乎村民们昨天刚离开。
外面有一棵很大的白色无花果树，那是格兰特1991年十几岁时种的。十年前，一个开发商出价一百多美元买这棵树，准备挪到涪陵一个新郊区，但对树有感情，格兰特拒绝了。他说，地产商经常在这些地区寻找健康的树木来移除。在中国，迁徙的过程就像圣经故事，也许这是出埃及记的最后阶段：人们搬到城市，然后树木随之而来。
我们参观了格兰特的小学，那里学生人数大约是他小时候的三分之一。我们开车回涪陵，他讲了一个前同学的故事。这个男孩来自村子里最穷的家庭，穿着破衣服去上课。他初中辍学，去了山西，在采石场打工。最后，他开了自己的矿井。那时有很多非法采矿。他发达了，回来办了一家建筑公司。
他的公司正在做一个价值超过1500万美元的道路项目，格兰特参与了投资。他每个月都收到可观的红利。“我们仍然是好朋友，有时我们聚在一起打麻将。”他同学的两个孩子都考上了名列前茅的大学。
格兰特沉默了，我以为故事讲完了。他又开口了。“他弟弟死在一个矿井里，那是早期，在他成为老板之前。发生了一起事故。”
对于改革一代来说，即使是最辉煌的成功故事也伴随着悲伤或失落。但这些经历通常忌讳。安利告诉我，他大哥在炸药事故后不能工作了。妻子与他离婚，他住在重庆的一家全职护理机构。二哥2008年突然病逝。四兄弟中，安利是既活着又健康的人。他已婚，有两个孩子。作为一名迁徙者，他比大多数同学都晚婚，这意味着在计划生育政策改变后，他的妻子还很年轻，可以生二胎。
杨西的初恋在分手后再也没回来。她嫁给另一个商人，有两个孩子，尽管最终离婚了。扬西幸福地娶了一位中学教师。和安利一样，扬西晚婚，可以生二胎。他从未试图联系过前女友。“那样更好，”他说。
另一个学生与我通信，谈到她所在城市多年来发生的一些年轻人自杀事件，她认为部分原因是时代压力。有一次，在一封电邮中，她评价回避谈论这些死亡的倾向，“当每个人都忙着追赶快车时，没人有时间关心下了车的人。”
2021年5月，安利和杨西从重庆开车到涪陵，与诺斯和我共进午餐。我们聚集在一家火锅店，汤气沸腾，前室友们谈论着过去。
安利说：“我们这些在农村长大的没有关系。城里没人帮助我们，一切都靠我们自己。”
男人们用筷子从锅里捞出美味的金针菇、薄牛肉片，话题转到了食物。
“我五、六岁的时候，我们家最穷，”诺斯说，“一直吃不饱。”
“我记得人们吃树叶，”安利说，“把树叶放在汤里煮。我家人没这样做，但邻居这样做了。他们吃的是五叶女贞树。”
“我们每半个月吃一次肉，”诺斯说，“在春节。”
饭后，他们想去看学校旧址，我们爬上了杨西的黑色奔驰S-350。一年前，他花十五万美元买了这辆德国牌汽车。路上，他指出他原来的手机店所在地。这家公司还是他的，但很久以前他把管理权交给了弟弟。杨西的公司已经扩展到制造业、广告业、桥梁和道路建设。他在重庆市中心有20多个大型广告牌，其中约一半是数字广告。
奔驰车向东行驶，穿过乌江上的一座新桥，杨西停到老校区。2005年，学院搬到十英里外的新地点，已升级为四年制，招生人数增加了十倍。老校区的部分地段被卖给了地产商，建了多座高层公寓，卖给中产阶级买家。
学校花园里杂草丛生，旧图书馆的门用铁链锁上了。我们走过一些待拆除的建筑。它们仍然保留上个时代的宣传口号，当时主题是城市化：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区
我知道，我参与，我支持，我满意
我们来到我曾经住过的六层楼。它曾经是校园里最好的，我之所以被安置在那里，我是该市首批美国教师之一。现在，水泥墙摇摇欲坠，一些窗户也被打破了。
“很难相信这是最高官员居住的地方，”安利说，“那段时光对我们挺好的。”
在返回奔驰车之前，诺斯指着楼梯间的外墙，“那里可以装一部电梯。”♦
Published in the print edition of the January 3 & 10, 2022, issue, with the headline “Going 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