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A打拐21年：失踪的孩子，扭转的命运

▲ 2021年6月1日，寻亲者在杭州“六一”打拐防拐公益寻亲活动现场留下血样进行DNA鉴定。（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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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团圆”行动找到的失踪被拐儿童中，约50%是基于2021年新采集到的DNA数据比对成功的。
孩子和父母年龄相差过大的、出生时间和登记时间相隔较长的、连续生育两胎女孩的家庭，都是贺峰关注的对象。
杨航在孩子失踪当年就借钱买了辆二手汽车，2008年之前，每年都要沿着成昆线跑至少两次，但衰老侵蚀了寻子的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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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记者李玉楼

南方周末实习生刘岍琳

责任编辑｜吴筱羽

第三次抽血样之前，成都父亲杨航有些犹豫了。

从1998年起，他和妻子三次抽血样，有公安机关找上门来，也有他自己主动要求抽取。

杨航已经60岁，他丢了的孩子25岁。

“跟你差不多大，”他在询问南方周末记者年龄后说道。

2020年底，成都警方通知他需要再抽一次血样——上一次是10年前，他看到湖南第一例DNA盲比成功的报道后，主动找警方再抽一次血。

“我有一种预感，这次很可能会比中，”杨航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种预感令他有些踟蹰，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一个25岁的，可能操着异乡口音的孩子。

杨航的预感，随着2021年“团圆”行动频频见报，找回失踪儿童数字不断刷新，愈发强烈起来。

然而大多数人并不清楚，公安部刑侦局其实有两个“团圆”。

一个是2016年上线的“团圆”系统，另一个是2021年启动的“团圆”行动。

前者通过互联网信息推送，试图在数十个小时内找到新近失踪的孩子；后者则借助于打拐DNA系统等技术手段，致力于破获数十年来的拐卖积案。作为破获积案的重要手段，今年起，“滴血认亲”功能也被加入到“团圆”系统。

“团圆”系统的实时数据显示，上线五年来，该系统共计找回新近失踪儿童4781名，找回率达98%。

而在“团圆”行动方面，截至8月26日，公安机关共找回3480名历年失踪儿童，时间跨度最长的达61年。

相较于数以十万计的DNA采集量，“团圆”行动找回率看似并不高，但与历史战绩相比，“团圆”行动已显示出技术的巨大进步——在2009年建立联网打拐DNA数据库后的十年内，公安机关通过DNA比对仅找回历年失踪儿童6100余名。

过去十多年里，人们时不时地领略这套科技系统带来的奇迹，随着系统迭代，奇迹发生的频率日益增高，演变为概率事件。至于系统的“参与者”们，人生方向多年前被意外改变，未来可能二度改变，这也令他们有些彷徨。

人像与DNA双管齐下

8月26日，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将“团圆”行动找回儿童数量更新为3480名。

上一次是在7月13日通报电影《失孤》原型一案告破的情况发布会上，数字为2609名——短短一个多月，又有八百多名历年失踪儿童被找到。

飞增的数字与公安部组织的一次会战有关。5月11日，来自全国各地的69名刑事技术专家聚集在千佛山下的山东警察学院，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团圆”行动刑事技术比对会战。

6月8日，会战进行到最后阶段，公安部刑侦局刑事技术处处长牛勇欣喜地告诉媒体：“目前会战已经比中确认470名，此外还向各地下发了四百多条待确认的线索，一旦被确认，将又有一批儿童被比中。”

“这些专家不光懂技术，而且会分析研判，在会战交流中总结出了好的技战法，”牛勇介绍，“470人的数字看着不大，但含金量非常高，因为会战攻坚的都是多年来难啃的骨头，某一省份单独工作很难突破。”

此次会战首次将人像比对技术和DNA比对技术融合使用，专门研发了“团圆行动技术比对会战平台”，导入全国性的DNA数据和人像大数据。

譬如一名1996年在广东东莞被拐的湖北黄冈籍5岁儿童。此次会战中，专家们对孩子4岁时的模糊照片进行清晰化处理，在大数据系统里比对出两百多个人像，再经过一系列排查，最终寻找到目标。

事实上，此前也有失踪儿童积案是依靠人像数据破获。2019年，广东揭阳警方曾通过哥哥的相片比对出被拐的弟弟。

办案民警朱国生曾在央视寻人节目《等着我》介绍，在一次走访聊天中，受害人家属称被拐的弟弟与其哥哥长相相似，警方便使用哥哥的近照在智慧新警务系统中进行比对。

比对结果中出现了几个相似度高于90%的目标，其中一个就在揭阳市下辖的渔湖镇，距离被拐儿童家所在的白塔镇仅二十多公里。经过走访调查和DNA检测，结果证实该目标确系被拐二十余年的弟弟——节目现场，主持人也感叹称哥哥与弟弟的确太像了。

福建省一位刑侦技术专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广东省这一案例曾在打拐系统内通报学习过，其特点在于使用哥哥现在的照片去匹配现在的弟弟，相当于用成人找成人，这种方法比较适合公安智慧新警务系统的数据特点。

智慧新警务系统是公安部门近年来建立的警务大数据系统，涵盖大量图像和视频数据，但由于采集时间较近，很难对十几年前的老照片进行比对。

但并非所有被拐儿童都有同胞兄弟，打拐民警更常面临的局面是——用一张襁褓中的照片去找长大后的孩子，需要“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

2021年7月，寻子24年后，郭刚堂终于找回了儿子郭振。图为2010年6月5日，寻子13年的郭刚堂到了贵阳。（视觉中国/图）

跨年龄人脸识别

这项由科技企业开发的技术，最初用于打拐是在2018年，四川省最大的一起儿童拐卖案。

2014年4月至6月，四川发生了三起儿童失踪被拐案，被拐的都是三岁左右的男孩。

警方借助监控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王某文，据其交代，被拐儿童均被卖往广东汕头，此外他还在2008年至2010年间拐卖了另外10名儿童。与日后广受关注的申军良寻子案类似，该案负责寻找买家的女性中间人成谜，致使积案难破。

而2014年9月，办案民警在广东找到前述3名被拐儿童时，这些被拐仅几个月的孩子都说着流利的潮汕话，对亲生父母也印象模糊，令负责此案的四川省公安厅刑侦局打拐处处长蒋晓玲大为震惊。

为了找到另外10名被拐儿童，刑警学院的专家根据被拐孩子三四岁时的照片，画出孩子七八岁的样子，蒋晓玲和民警带着这些画像去广东，用肉眼比对十几万张当地孩子的照片，筛选出三百多名疑似被拐儿童，用办案民警的话说，“眼睛都快看瞎了”。

警方组织被拐儿童家长辨认这些疑似照片，“时间跨度这么长，很多父母都认不出自己的孩子了”。蒋晓玲后来回忆，当时她心中便做了最坏的打算——最终的DNA比对结果显示，一例都没有成功。

直至2017年底，时任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陈士渠在一家科技公司调研时得知，对方在开发跨年龄人像识别技术，便将技术团队转介给了四川打拐处。

2018年春节期间，该技术团队给每个被拐儿童找出了50名相似的人，办案民警根据这些线索进一步走访研判，第一批找到了4名被拐儿童，其中3个都是比对结果相似度最高的目标。

“真的，这个技术是非常的强大。”蒋晓玲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效果超出了民警和技术团队的预期。目前，该案中10名被拐儿童，四川警方已找回7名。

前述福建省刑侦技术专家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四川这起案件找到的都是丢失十年以内的孩子，对这项技术来说，孩子丢失年龄越小，丢失时间越长，找寻难度越大，但近年也逐渐出现丢失时间更长的案例。

前述《失孤》原型郭刚堂案中，郭振丢失时仅2岁5个月，时隔24年后，专家正是在2021年5月的济南会战期间，通过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发现了线索。

“跨年龄人像比对是最近才探索出来的技术，尽管不完全成熟，但辅以其他技术手段，还是有希望找到孩子。”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童碧山在介绍郭刚堂案案情时表示，该案是从照片入手，缩小侦查范围，划定侦查方向，经过DNA比对，确认找到了郭振。

把以前丢的孩子找回来

“历史的东西摆在那儿，你不能视而不见，不能回避，到什么时候刑侦干警都不会放弃。”2021年1月，公安部启动“团圆”行动时，公安部刑侦局局长刘忠义这样说。

事实上，2019年四川警方依靠新技术突破前述积案后，时任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陈士渠就首次公开表态称，“下一步我们要力争把以前丢的孩子都找回来。”

除了技术日趋成熟的因素之外，公安部的底气来自日益趋零的新发案数。2019年，全国新发盗抢儿童案已低于20起，且基本实现快侦快破，日益完备的打拐DNA数据库，只能在积案中觅得用武之地。

这是一个已经经历二十余年建设的数据库。

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信息化处处长刘冰参与了前述济南会战，他在6月8日举行的认亲仪式山东主会场上介绍，公安部从2000年就开始将DNA技术和数据库技术结合运用于打拐，当时数据无法联网，且检测的DNA位点只有9个。

2007年，打拐办成立。在此之前，全国曾组织过四次打拐专项行动，但一直没有固定的部门和机制，每年新发案数较1990年代有所下降，但仍高达近千起。公安机关只能通过打击拐卖团伙，找回失踪被拐儿童。

两年后，联网的打拐DNA数据库建立了。建立之初，DNA检测可以检测到18个位点以上，随着仪器和检测试剂进步，如今的要求达到29个位点以上。

早年采血获得的DNA位点较少，比对结果会过于宽泛——一份样本可能会比对出成百上千条结果。随着位点增多，识别的准确率也更高。

在“团圆”行动的前三个月里，公安机关清理了现有数据库，重新采集、扩充血样数量。数据显示，“团圆”行动找到的失踪被拐儿童中，约50%是基于2021年新采集到的DNA数据比对成功的。

DNA提取技术的进步也为侦查提供了新思路。

多年来，由于被拐儿童的DNA难以获取，打拐民警都是采用父母双方的DNA去比对孩子的DNA。会战专家组成员刘峰在《等着我》节目上介绍，现在可以通过人体组织、毛发等微量物品提取DNA，如果家长能提供孩子用过的衣服、牙刷等物品，就有可能提取到孩子自身的DNA，这样可以更精确、更快速地实现“一对一”比对。

此外，微量提取技术还被用于失踪儿童父母去世的情况。2021年3月，新疆警方就在一块手表上提取到了DNA信息，并成功找到了丢失44年的孩子。手表的主人是一位母亲，17年前已去世。

“目前，我国的DNA检测技术和数据库建设处于世界一流，检验的方法稳定可靠，检验结果精准高效，”童碧山在焦点访谈节目上表示，“下一步将部署全国各地的刑事技术部门，尽最大的可能去采集、检验失踪被拐儿童及父母的血样。”

被迫离乡的打拐员

任何先进侦查技术都需要以丰富的一手资料为基础，如果一方的血样无法入库，再强大的DNA数据库也难以发挥作用。

千佛山下的专家比对会战室外，上万名基层民警需要广泛宣传“滴血认亲”活动，摸查可能的失踪被拐儿童，福建三明民警贺峰（化名）就是其中一员。

“这些年明显感觉入户摸查更困难了。”贺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早年被收养的孩子大多已离开家乡，乡亲大多不愿再提供收养家庭线索，基层曾经依靠的计生打拐信息员也逐渐凋零。

作为拐卖高发省份之一，福建省在2013年建立计生打拐信息员机制，每村设立一名信息员，每乡设立一名联络员，由人口计生部门管理员担任，配合公安部门搜集涉拐线索。

贺峰回忆，当时计生队伍还非常强大，警方在打拐员的协助下，清理出一大批来历不明儿童，一批收养家庭为了给孩子办理户口，也配合采集了血样。

福建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在2013年披露的数据为：“近年来，福建在全国打拐DNA数据库录入来历不明和疑似被拐儿童信息12万条，采集血样11.9万份，检验入库DNA信息8.12万份，从中直接发现确认被拐儿童超过400人，位居全国第一。”

让计生员兼任打拐员，源于福建省建立的反拐联席机制，将计生人员作为打拐民警延伸的侦查触角。

成为打拐员之前，敏姐（化名）从2004年起从事计生工作，协助计生部门摸查村里的信息，2015年随子女进城后卸任。时隔多年，敏姐对南方周末记者承认：“当时进城也是托词，这份工作在我们乡下太得罪人了。”

刚工作时，计生工作相对宽松，敏姐的任务主要是宣传政策和催缴社会抚养费，难度并不大。直至2013年夏天，上级要求计生员们协助搜集涉拐线索。

敏姐所在的村庄有五百多户人家，她出生于1960年代，完整地经历过“收养”高潮——大约是1990年至2005年间，几乎每年都会有人家突然多个孩子。

在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闽西农村，乡亲们对此司空见惯，敏姐家隔壁就住着一个乐于转介收养孩子的妇女。在敏姐上报第一批收养家庭后，这名妇女便逃到村外住了好几个月——当年福建多地严打拐卖转介网络，使得各类拐卖利益链上的各方颇为恐惧。

“起初，我会找一些快上学的儿童家庭，他们的父母急于落户上学，有的并不抗拒上报。”上报后，这些孩子可以非亲属关系落户并入学。

孩子的血样会被录入全国打拐DNA数据库，与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进行比对。当时，敏姐所在村的大部分村民对此还没什么概念，他们大多相信，自己收养的孩子是被亲生父母遗弃或出卖，不用担心比对。

直到2014年底，一队民警来到了村里，该村一名14岁的男孩血样与西部某省的父母比对成功，孩子被警方接走与亲生父母相认。

至此，敏姐与乡亲的关系微妙起来，“也没有人来打我，但感觉全村都在议论我，也有收养家庭找上门来，有的求我不要再上报，有的也说几句威胁的话。”

2015年春节过后，敏姐便随子女前往厦门打工，此后便鲜少回村。

这样的故事对贺峰而言并不陌生，直到如今，他的电话几乎被所有曾经的计生打拐信息员拉黑了。

如今，贺峰的线索主要来自对户籍数据的分析——孩子和父母年龄相差过大的、出生时间和登记时间相隔较长的、连续生育两胎女孩的家庭都是他关注的对象。

“团圆”行动以来，他靠这套方法找到了六个来历不明的孩子，几乎每月找一个，但这些孩子的血样，目前还没能比对出父母。

孩子的犹疑伦理的困境

在大多数认亲现场，人们看到的是犹疑的孩子和哭得歇斯底里的父母，这样的场面过后，曾经的一家人每每陷入伦理困境当中。

2010年，湖南省首次通过DNA盲比寻找到14年前被拐走的长沙男孩刘洋，该案曾被媒体广泛报道，公众也由此一睹打拐DNA的神力。

刘洋是在1997年1月，从中南工业大学（现中南大学）的校园内被拐往河北的一个村庄，他的奶奶是这所大学的退休教授，家人们给他取这个名字，则是希望他长大后留洋读书。

2010年底与亲生父母相认，彼时年仅17岁的刘洋已辍学多年，在一家餐馆打工。《潇湘晨报》的记者全程记录下刘洋随养母前往长沙认亲的经过，在长沙的四天时间里，亲家与养家的情感撕扯令这个17岁少年情绪崩溃，也将拐卖儿童找回后的遗留问题呈现在公众视野。

在当年报道的结尾，养母独自踏上返程列车，刘洋打算在长沙生活一段时间。“刘洋后来有继续读书，如今回到养家所在的县城从事一份体制内工作。”2021年8月23日，一名知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10年时，打拐DNA数据库刚建立不久，当年入库的儿童血样八万多例，但父母血样仅一万余例，很多父母还不知道基因库的存在。到了本轮“团圆”行动，父母采血数已多于被拐儿童采血数，因而公安民警会在各种场合劝说犹豫的孩子主动前去验血，让亲生父母放心，也找到自己的来处——更重要的是深挖当年的案情。

“一旦见到孩子，我肯定也会哭成那样。”杨航的妻子说，但她还没做好面对这一切的准备，一个月前，她梦见儿子关在监狱里，她要走进铁门去认亲。

这个梦来自于她看到的一则新闻。自2019年起，公安机关将打拐DNA数据库与日常检案的DNA进行了对接，日常检案库中主要包括前科人员或服刑人员——在杨航妻子看到的新闻中，一对父母在监狱里见到了被拐多年的孩子。

23年前，杨航的孩子在成昆线的列车里失踪，当天夜里，火车行经攀枝花和凉山州多个车站。夫妻二人有明显的创伤后应激反应，无法平静地回忆失子和寻子的细节。

孩子被拐后，他们甚至迅速搬离了位于城北的家——因为距离成都火车站太近，“我看不得轨道，一看到就感到悲伤”。

杨航至今不乘坐火车，地铁都不坐，他在孩子失踪当年就借钱买了辆二手汽车，2008年之前，每年都要沿着成昆线跑至少两次。

衰老侵蚀了寻子的雄心，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不再重复这项保留行动，转而寄希望于日益发达的侦查技术。但当科技真的来临时，他又不免对可能从天而降的结局感到惶恐。

2021年春天，一位年轻的民警再次打电话给杨航，催促他和妻子再取一次血样。

“那个警察也是25岁，属猪。”杨航习惯询问年轻人的年龄，并对1995年生的年轻人抱有好感。

警察对杨航的犹豫有些诧异，他说，“如果能比中，说明你儿子也主动采血了，主动在找你们。”这句话触动了杨航，挂下电话就去采血。

23年后，杨航把这项比对当成一次天意，并希望减少人为的干扰，但却一直没换过手机号码。

“你是在哪儿找到我的电话的？”采访结束前，他问。

“寻亲的贴吧，一条2007年的帖子。”

“哦，我这就去联系管理员把帖子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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