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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记者长井健司被射杀的时候，西班牙的记者大卫·杰梅内希离他只有十米远。惊骇的人群四散奔跑，仓惶逃命。长井健司被裹在混乱的人潮里，也试图逃离。
枪声响起之前，缅甸军政府士兵已经包围了仰光的一个寺庙。几个愤怒的民众质问士兵：”为什么向我们的僧侣开枪? ”几个人很快就变成了数百人，然后，成千上万的人。僧侣走来，穿过人群，引领众人坐下祈祷。
不远处，更多的士兵正乘坐大卡车驶来。枪声响起，大卫以为那只是警告，直到他看到胸口沾满鲜血的示威者倒下，才开始奔跑。长井健司没能跑掉，与士兵们对峙。士兵用枪指着他的胸部，永井健二张开双臂，展示他的相机，仿佛在说 “我没有武器，看到了吗？” 可是，他倒在了血泊里。
作为现场见证者，大卫报道了2007年缅甸番红花革命中的那场屠杀。后来，缅甸军政府驱赶了所有的外国记者。世界的目光难以再关注缅甸。
大卫在报道中写着：“整整一代人的未来将在没有证人的情况下被丢弃。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被摧毁。”他想为所有被困在黑暗里的人发声，庆幸自己是国际记者，跨越国界，寻找光线难以触及的故事。
大卫·杰梅内希从新闻学院毕业后，在西班牙第二大报纸《世界报》做国内新闻的记者。那时的西班牙新闻界正处在九十年代的繁荣期，《世界报》发行量每天是33万份，报社有充裕的资金雇佣记者。内部竞争激烈，论资排辈，大卫难以得到好的选题。编辑部的同事鼓励他，“大卫，你不值得耗在编辑部里，尽你所能去远方吧！”
他选择了远东，向总编主动请缨，去中国香港设立亚洲分社。
1998年10月1日，大卫到达香港。那一天，成千上万的人在庆祝香港主权回归后的第二个国庆节。他的第一个公寓位于中环的奥卑利街，香港俗称长命斜，尽头连着一所监狱。一个35平方米的顶层公寓，夜里常有老鼠，清晨醒来，能看到香港的天际线。陌生的东方和让人好奇的未来，激起了年轻记者探险的热情。那些年，大卫觉得自己和香港一样，充满了生命的能量。接下来的六年，他以香港为驻地，常常去大陆采访。从1998到2004年，大卫的采访遍布中国几乎所有的省份，从城市到村庄，报道了临汾的空气污染，全国性的儿童拐卖现象，四川地震，北京奥运会，农民工困境等话题。他和未婚妻卡门在香港组建了家庭，2003年和2004年，两个儿子先后诞生。
2004年，他们一家搬到泰国。大卫从30多个国家报道了冲突，战争，起义和自然灾害，包括朝鲜，福岛核灾, 印度洋海啸，阿富汗，克什米尔和东帝汶, 印度尼西亚和尼泊尔的战争和冲突，泰国的示威和缅甸的革命，日本海啸和核危机等。
2007年，他和卡门的第三个儿子出生了。大卫对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越来越感到恐惧。六年前，他差一点死在阿富汗，那时他也负责报道战争。有一次他刚好休假，《世界报》的同事胡利奥·富恩特斯前去阿富汗代替他做报道，随后在高速公路上遭到伏击而死亡。死亡的消息传出来，有人打电话到大卫家吊唁，以为死的是他。大卫也曾想过，如果不是富恩特斯替他执行任务，死的人会不会就是他自己？
他很了解战地记者的风险。报道者不再被视为中立的见证人，像在叙利亚等地，他们会被绑架、被斩首，并成为线上传播视频的工具。他说，不怕死亡，而是怕留下妻子卡门一个人和儿子们没有了爸爸。但是，他仍然冒险去那些地方，少了很多激情，更多的是出于职责。
2013年，他出版了第一本书《雨季的孩子》（《Children of the monsoon》) ， 写了在亚洲采访途中让他无法释怀的儿童们，通过他们的故事讲述了亚洲的变化，其中一章关于香港。他称香港是东方的纽约市，是充满梦想和金钱的城市，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可能让人醒来时身无分文，入睡时成为百万富翁的地方之一，反之亦然。
在中国
在中国
在阿富汗
在日本福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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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21日，我在哈佛大学遇见了大卫。那天是2015级尼曼学员迎新典礼。花园里是盛夏的枝盛叶茂，草坪碧绿，蓝色的天，飞翔的鸟，空气里弥漫着新鲜和兴奋。大家正装出席，胸前统一别着一朵鲜花，有自己的名字的精致卡片，每个脸庞都洋溢着被选中的喜悦。
尼曼基金会坐落在一栋白色的双层小洋楼里，一条红砖砌成的石阶小径通向正门。门口挂着一个黑色小牌子，用古铜色的字写着“Nieman Foundation for Journalism”——为新闻而设的尼曼基金会。尼曼项目是哈佛大学为优秀在职新闻人提供深造的为期一学年的奖学金项目。每年有12名美国学员，12名国际学员，一个国家遴选一个。
1936年2月，哈佛大学时任校长James Bryant Conant 收到了一封律师的来信。信中称，报人遗孀尼曼夫人艾格尼丝.瓦希.尼曼（Agnes Wahl Nieman）要捐赠价值逾100万美金的遗产给哈佛大学，财产的使用要遵从明确的遗愿，就是“促进和提高新闻业的水准”和“教育特别适合做新闻的人”，以此纪念她的丈夫，终身热爱新闻业的尼曼先生（Agnes Wahl Nieman）。
可是，哈佛大学并不是很欢迎那笔捐款。在学者眼里，新闻从业者是没有教养的商人。但当时美国正陷于经济大萧条，哈佛大学需要更多的捐款。1938年，校长公布哈佛校门为尼曼学员打开。最初，很多教授都不乐意让“久经沙场，看上去厌世”的记者和编辑进入课堂。
那是狭隘的偏见。至少大卫虽然久经沙场，但是，看上去一点都不厌世。宴会上，他朝我走来，白衬衫配着黑西裤，右手插在裤袋里，是花花公子的潇洒模样。他停下来，注视着我，眉毛浓密，眼睛迷离深邃。他说他在亚洲做国际记者，去过中国很多地方采访。
初次见面的那一句话让我感觉到彼此存在深层次交流的可能性。根据个人的经验，只有在中国生活过的外国人才能用更开放的心态去讨论中国。可是，那一年我们都很忙，错过了深入交流的机会。哈佛提供了让人目不暇接的资源，贵族式的精英教育，5000多门课程，各个领域的顶尖学者，来自不同国家的精英学生。就像奔跑到浩瀚无垠的闪烁着蓝光的温暖海洋，我们纵身跃进，贪婪地体验和汲取，害怕一年的时间太短。
每个尼曼学员都有一个研究计划，大卫是学习国际记者在电子媒体时代的角色，以及如何利用新媒体平台发展自由撰稿人工作，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尼曼学员可以在波士顿任何一个大学旁听课程。第二个学期，我和大卫还有其他几位同学一起去麻省理工大学的新媒体实验室上课。班上一半是尼曼新闻人，一半是麻省理工大学的科学研究人员，课堂作业就是为新闻业的困境或者未来变革进行创新设计。
在大卫的记忆里，尼曼的那一年非常重要，而且充满浪漫和理想主义的色彩。这不仅仅是在职业的意义上，从家庭生活的角度来看，也是令人怀念的独特经历。总是孤身一人在陌生的国家采访，经历过生死的边缘。那一年，和家人放松地在一起，反省和思考，决定人生的下一步，他觉得很珍贵。另外，班上有来自美国，伊朗，塞尔维亚，韩国等多个国家的优秀新闻人，美国的乐观精神，朋友们带来的新视野和阅历，让大卫对新闻的原则变得更加浪漫和理想主义。他将此描述为，“精神像一个无畏的孩子，相信自己有能力为世界带来改变”。
2015年夏天，我们即将毕业。未来的幕布徐徐拉开，舞台上的主角们兴奋又紧张，那是人生下半场的即兴演出，尽管命运早已为每个人写下了独一无二的剧本。对大卫来说，他人生下半场的序幕，比其他人都来得更早。就在这年四月，一个电话改变了他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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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来自马德里的《世界报》的总经理，实际控制人，外号“红衣主教”，他邀请大卫回去当报社的总编。大卫是那个报社的老员工，却是事实上的局外者，因为十八年都在国外当记者。那个电话让他非常意外。
他对那份报纸是非常有感情的。从新闻学院毕业，大卫就成为《世界报》国内新闻的记者。他说，无法想象还有比那里更好的开启职业生涯的地方。当时，那是一份充满反叛精神的报纸，在调查和揭发滥用职权方面取得了成就，经常报道别人不想报道或不敢报道的东西。左派和右派的专栏作家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报纸不为任何政党辩护，试图站在中间位置捍卫独立性。
“红衣主教”飞到纽约，在万豪酒店和大卫会面。他告诉大卫，报社面临严重困难，必须进行彻底改革。在那个关键时刻，他需要大卫——一个以新闻报道赢得编辑部尊敬，懂得新闻国际化和数据化，但是又处于内部权力斗争边缘的人。双方达成协议，进行一场至少耗时三年的转型。这意味着要将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的模式推倒重来。大卫相信自己可以掌控，尼曼的经历给了他乐观的精神。他想用在尼曼所学的一切去为那份报纸带来改变。
大卫离开哈佛前，尼曼基金会为他开了香槟，我们在花园里祝福了他。大卫认为，得到总编这个职位并没有欠任何人的人情，也没有任何人欠他的。回到马德里以后，他才发现局面是超乎想象的黑暗和让人压抑。西班牙政治已经成功驯服了马德里四大报纸中的三家，剩下《世界报》。政府即将完成对马德里新闻界的全面控制，一位既没有背景，也没有经验的新总编的到来，被视作完成这个任务的绝佳机会。一直以来，《世界报》的总编办公室都是西班牙最有影响力的中心，受到过国王、法官、部长、名人、作家、歌手、权贵和采购商的巴结。大卫的到来恰逢《世界报》最糟糕的时刻。在2015年以前的七年中，报纸发行量下降了60%多，一半的版面都留给了广告。经济状况像在战争时期，为了不支付记者的打车费甚至可以不报道新闻。
在严重财务危机中，对一家传统的报社进行改革，将会触动很多人的利益根基。大卫对“红衣主教”说：“你聘请我，在一家传统的报社进行改革，在这个国家没人敢做这样的事。”当时，“红衣主教”笑着回应他：“这是因为你还不了解我。别忘了我们在一条船上。如果你仔细考虑一下的话，比起我能为你做的，你可以为我做更多。你是我的最后一颗子弹。”
子弹很快就被飞起来了。在一场“红衣主教”安排的典礼上，大卫被要求和政府官员见面表示友好，首相，副首相及七个部长都要来。当时，大卫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个所谓的独立媒体要以这样的方式去款待政府，而这个政府正在竭尽所能破坏新闻自由。一大早，一个调查记者在报社等待大卫。他确认了首相拉霍伊知道党内小金库的存在，钱来自企业的贿赂。本来，大卫想忍到次日再发表，可是调查记者说，那样会被别的报纸抢了先机。大卫在赴会前决定，在报社的网站上“全文刊登”。
在他去典礼的路上时，“红衣主教”打他的手机，试图阻止发表那则新闻。权贵们在新闻业的共谋是报社的实际控制人——“红衣主教”，那个亲自去美国请大卫回来的人。他代表股东，运营报社。大卫没接电话。见面后，“红衣主教”警告他，“一份报纸活下来才有能力讲述真相”，“世界上所有的总编都理解这一点”。在当天的会议上，要决定纸质报纸的头条，大卫承受了极大的压力，沉默了几秒钟。最终决定，不出卖报纸的独立性，要给“红衣主教”明确信号——“永远不会退让给他哪怕一毫米的编辑控制权”。
除了权贵，西班牙新闻业和商界巨头长期存在有形和无形的“协议”，也是大卫难以避开的地雷。在大萧条时期，报社与大型公司签订的长期广告协议曾挽救了新闻业。为了报答这种恩惠，报社提供友好的报道，树立公司总裁的形象，并对负面新闻进行选择性遗忘。多年来，“协议”预防了各个报纸会对其造成的麻烦。媒体广告部门甚至篡夺新闻编辑部的功能，越来越多地在新闻内容中加上广告或是直接撰写新闻。
在《世界报》编辑部中，人们已经形成了内部共识，诸如西班牙电信公司、桑坦德银行以及英格列斯百货公司等之类的大公司是触碰不得的。报纸对“协议”的恭顺程度取决于各个公司的好战程度，以及时任总编的抵抗能力。大卫多次自问，他的抵抗能力有多大，是否还会像当初那个不用对报纸的运营负责的记者那样，用同样的决心维持报纸的尊严？于是，他在刀尖上跳舞，没和那些大富商决裂，但是保持距离，避免关系变得更为亲密。在进退维艰的时刻，大卫怀念纯粹做记者的生涯，想过让某个驻外记者接替他当总编，这样他就可以前往那些最混蛋的战场了，比在办公室更清楚子弹是从哪个方向打来的。
西班牙商业精英们给主编办公室打电话，干涉与公司或者他们个人相关的报道。在西班牙前副首相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拉托和极有影响力的西班牙电信公司总裁塞萨尔.阿里尔塔涉嫌共同腐败的丑闻发生后，大卫决定刊登报道。但是，“红衣主教”极力阻拦。大卫陷入了艰难的困境：在报社陷于巨大财政危机时，得罪了广告主，就意味着很多同事会失业，甚至威胁到报社的生存；如果不刊登，也意味着一个总编未能捍卫报纸的公正，背叛了记者们。大卫努力地让自己成为权力和权力撰写者之间的一堵墙。如果墙体出现了裂痕，他的重担就将转移到编辑部的同事身上，并向记者们传递一种信号，即批判性报道会制造麻烦。
那堵墙屡次被撞击得摇摇欲坠。为了维持同盟者的利益，“红衣主教”打电话喊停了印刷机，但是，大卫坚持。当报纸被印刷出来那一刻，大卫成为了西班牙经济、政治和媒体利益链的破坏者——一个不听话的主编。这也意味着，他被清算出局的日子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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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上面的故事被写成一本书，并先后在西班牙和中国出版了，书名叫《总编先生》，作者就是大卫·杰梅内希本人。
这本书得以出版，是大卫捍卫言论自由的结果。为了悄无声息地把大卫踢出去，报社愿意支付合同中写的全部赔偿金，另外，允许他在全世界挑选任何一个城市继续担任驻外记者，“可以享有你在亚洲时的所有便利条件。你只需要选择地点就可以了。”可是， 大卫无法签下自己的名字——他认为，为捍卫报纸的独立性、反对大规模裁员以及促进公司改革而被解雇，这是违法解雇。于是，他对报社提出了诉讼。
诉讼激起了“红衣主教”为代表的利益共同体的激烈围剿。和大卫有合作的电视台和电台都解除了合同。“红衣主教”还四处活动，抵制大卫在论坛和大学中公开露面。随后，公司派了一名特使来，声称可以提高辞退的条件，增加财务方面的待遇，但是威胁称，如果大卫不签协议，将会永远失去在西班牙新闻业的机会。这些条件附加着一条保密条款：“不能做出任何可能影响公司声誉的事情”。这意味和大卫不能发表文字将《世界报》的丑闻公之于众。
这样的威胁反而激发了大卫的斗志，来进行他觉得是公正且必要的诉讼。在律师的帮助下，大卫成为第一个利用西班牙《宪法》的“良心条款”来捍卫自己权利的大型报纸的总编：该条款可以保护新闻工作者免受被迫改变道义原则。最后，双方达成和解，保密协议中加入一句话，保证大卫“宪法上承认的言论自由”。
当大卫最后一次浏览协议，将视线停在了让这一切变得可能的那10个字的每一个字上（“宪法上承认的言论自由”）。他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10个字是他作为总编下令发布的最后10个字。他无法想象还有比这更好的对他的报纸说再见的方式了。
佩德罗·库尔坦戈是总编辑位置的接替者。在被任命后的第一周，他就主动提出了请辞，因为他也证实了“红衣主教”有意让报社为他的私人利益服务。后来，佩德罗勉强工作了一年多。一切又重复了一遍。报社重回原来的路线。
2023年1月，我打电话问大卫，书的扉页写着“献给未来的新闻人”， 既然西班牙的新闻业的潜规则是他都无法打破的壁垒，那么未来新闻人的希望在哪里？
大卫说，在西班牙，他这一代的新闻人做得不够好, 希望下一代会比他们更好地捍卫新闻业。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有意地把它写成一本指南，希望给未来的新闻人提供有用的参考。他希望写出自己经历的真实故事，帮助未来的新闻人得到启发。他认为，不仅仅是为自己而战斗，而是为了所有的新闻人，“我们有权利讲述所有的真相，不仅仅包括政治的，商业的，包括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们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这本书首次揭露了西班牙新闻业的真相，是一本关于我们新闻人的故事”。
大卫被辞退后，曾对“红衣主教”感到非常愤恨，也对某些自甘堕落的西班牙新闻业同行感到痛心。作为驻外记者的十八年，他竭尽全力地阻止犬儒主义的恶魔吞噬他的理想主义，做总编时也一直孤独地捍卫它，直到最后一刻。《世界报》给予了他二十年迷人的、充满了冒险的生活，让他得以为梦想中的新闻业而努力和战斗。成为被辞退的总编后，第一次踏入《世界报》编辑部时所怀揣的新闻理想似乎已经被偷走了。
大卫在提起诉讼后，曾徒劳地等待着同事或新闻界的支持。除了几个朋友外，他只收到了批评。《世界报》的同事们，甚至是那些无法忍受把报纸交到“红衣主教”手上的人，都要求他撤回诉讼，以免损害报纸的形象。在他经历孤独和背叛，渴望忠诚朋友的时候，在中国的我对地球另一端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更别说安慰。
2018年秋天，尼曼基金会举办80周年纪念活动，我和大卫以及其他同学都回去了。仍然是在那个白色的花园，几个老朋友站在一起，大卫用幽默的语气讲述了他当总编的故事，和我们一起哈哈大笑。可是他曾经历过的各种艰辛，是我们看不到的残酷真实。当时，他还谈起作为父亲的焦虑——三个儿子步入青春期了，可是相信小伙伴们说的“初夜不会让女生怀孕”。大卫说，这个说法让他几乎打了个冷颤。于是，立刻去买了一盒安全套，拿起一根香蕉，给家里那群男孩上了一节课。我想象不出来那三个金发的西班牙男孩变成什么样子了，只是记得2015年我们从尼曼毕业时，一群孩子在花园拍合照，穿着“Nieman kid”的T恤，各种神情在镜头前定格。
大卫一直希望做一个让三个儿子骄傲的父亲。他说，这种想法给了他做正确决定的勇气。当“红衣主教”喊停印刷机的时候，他需要很多的勇气和决心来抗衡那个命令，坚持报道西班牙前副首相拉托和西班牙电信公司总裁塞萨尔·阿里尔塔涉嫌共同腐败的丑闻。他很明白，保住报纸的广告，可以让更多记者编辑保住饭碗。可是，理想主义让他坚信，新闻人不能像僵尸，虽然还没死，可是既不自知，也不清醒。在纽约的万豪酒店和“红衣主教”商谈改革时，大卫的计划是重获信任，让读者愿意为新闻付费，始终保持新闻的独立性和讲述完整的真相。可是，以“红衣主教”为代表的报社股东要去谄媚权贵，让他们输送利益，让报社活下来。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办报理念。
“西班牙的新闻人有道德义务来讲述真相”，大卫说，这是他对自己的要求和对其他同行的期望。他认为，坚持新闻理想，是一个很私人的选择。不是所有人都能长期从事高强度的、压力很大的新闻业。有了家庭后，需要付房子的按揭，承担孩子的教育开销，很多西班牙同行就会离开新闻，去做公关和传播，有更容易的生活。在新闻业不景气的时候，很多人就会突然被解雇，被迫离开。通常是具有理想情怀的人才终生留在新闻业。在西班牙作一个勇敢的新闻人，意味着被辞退，不能升职，失去工作。在某些国家，讲述真相意味着坐牢甚至失去生命。大卫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需要考虑，他不会要求别人去冒险，坚持原则。勇敢是个人的选择。
在当国际记者的路上，他遇见过很多其他国家的勇敢同行，看到了他们为了说出真相付出高昂代价，例如日本记者长井健司。那些勇敢的同行，永远烙在他的记忆里，以至于他不能容忍自己变得懦弱。他认为，新闻业需要同行之间的联盟和一代又一代的努力。对于他来说，不做新闻是很困难的，自己有说出真相的使命。如果他离开新闻业，就会让位给其他只会做政治宣传的人，人们就得不到应有的真相。
西班牙新闻界过着双重生活：一方面宣传报纸的监督角色，谴责政客的特权和腐败，因新闻工作而不断获奖；另一方面，新闻人和权贵合作，忽略道义法则，舒适地融入那个本应该被监督的系统。新闻界固守着各自的意识形态，并忠实于符合他们意识形态的真相，对自己的耻辱却保持沉默。大卫认为，“真相，也包括新闻业的潜规则。”
《总编先生》一书出版后，一个很著名的西班牙新闻人给他发短信说，“我读了你的书。从事新闻30多年，我所见的和你所写的是一致的。惭愧的是，我没勇气说出来。”大卫回复他，“永远不会太迟。现在仍然可以做。”但是，那个人不再回复，也没公开发表任何行业黑幕。在大卫的看来，在西班牙很多新闻人有高职位，不存在生存的危机，赚很多钱，掌握话语权，但是，仍然不去讲述真相。这个事情本身，也应该成为新闻报道的对象。
“红衣主教”曾联合西班牙的权贵围剿，试图阻止大卫在西班牙的新闻业生涯。有两年的时间，大卫没办法在西班牙找到新闻工作。书稿最初也被出版社拒绝，担心被起诉报复。2019年，《总编先生》一书终于面世，在西班牙掀起关于新闻业的潜规则的公开讨论，成为西班牙最畅销的图书，而且正被拍电影。但是，却没有报纸杂志敢发表书评。大卫被封杀，名字列在新闻业对象的黑名单上。
幸赖国际记者的经历，大卫可以在西班牙之外谋生计，给德国的报纸写稿，给《纽约时报》当专栏作家。后来，西班牙的公立电视台和电台陆续和大卫签订工作合同，做访谈节目。他很明白，不是所有西班牙同行在被辞退后都有这样幸运的机会。所以，他并不要求其他人做出同样的选择。但是，他看到新媒体的发展带来的新契机，即让更多新闻人逃脱对潜规则的依赖，凭高质量的内容赢得使用者的信任和付费。
曾经有朋友提醒他：“你不要这么理想主义，想一想，谁能从这样的游戏里幸存下来？你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同时得罪太多人，树敌太多。你应该时不时地隐藏一些真相，和部分权贵联盟，争取支持。所以，要现实一点。”
大卫很清楚如何当一个游刃有余的总编。可以把子弹藏起来，不要一下子打完，这意味着隐瞒部分真相。但是，他担心一旦开始出卖原则，渐渐地就会不自觉地妥协，降低底线。不过，他也承认任期内曾经犯过错误。“每当你接触到新事物，这意味着你对此一无所知。我们渴望在初恋之前就习得爱的经验，我也希望在担任总编之前就有总编的经验。但是，生活不是这样的。在人生的某些时刻，不得不抱憾退场。”
被解雇后，他选择讲述全部的真相。他说，“毕竟，在西班牙这个国家，不会被“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监狱，也不会被谋杀，大不了让某些人生气，然后失业。仅此而已。”内心产生的挫败感随着时间的流逝也转变成了胜利的感觉。他一直抵抗到了最后一天，捍卫了报纸的独立性和编辑控制权。没有因为想要保留自己微不足道的权力而出卖新闻的原则。他说，“当我看着镜子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仍然是新闻人。虽然不像以前那样的理想主义，但是仍然有力量去为这个世界带来改变。”
“我也没有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是西班牙历史上任期最短的大报社总编。”他为此感到很骄傲，并且决定让未来的新闻人看到这场战斗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