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故事 | 这是一条留言引发的故事，背后是一位浙江的翻译大家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宋浩 实习生 李佳莹

2月第一天的深夜，一位南方的媒体前辈发来一条微信：你看看。

他的个人公号推了一篇《博尔赫斯诗选》的文章，结果，收到了两条留言——

“不经意间看到先父王永年翻译的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大作，很是高兴。”

“一直想把先父的翻译手稿捐出去，不知如何办理。”

落款：Peter.W。

这条微信把编辑部的记忆拉回了11年前——

2012年7月，85岁的博尔赫斯权威译者、浙江定海人王永年先生在北京去世，当时钱江晚报的《文脉》专栏刚刚推出，还没来得及采访先生，就错过了。同事写了一个版的悼念文章。

我循迹而去，加上了Peter.W的微信。

“你好，我是王纯，我就在杭州，当年你们的那份报道我一直存着。”

对很多读者来说，特别是年轻读者，《十日谈》《在路上》《博尔赫斯全集》或多或少看过或者听过，但是王永年是谁？他的手稿为什么在杭州？这10年来发生了什么？故事要慢慢讲起。

【1】

王永年，翻译家，1927年生于浙江定海。

朱生豪译莎士比亚、草婴译托尔斯泰、傅雷译罗曼·罗兰和巴尔扎克、许渊冲译唐诗宋词……王永年主要翻译的是欧·亨利和博尔赫斯。

王永年翻译的《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美国作家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警察与赞美诗》《最后的常春藤叶》等作品，被列入中小学语文新课标必读，广泛流传——就是王永年先生翻译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被介绍到入中国，王永年先生是最早的一批译者，也是最经典的译者。

《白菜与皇帝》，欧·亨利的长篇小说，王永年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出版。

王纯收藏的父亲译作中，最早的是1956年出版的《白菜与皇帝》，欧·亨利唯一一部长篇小说，署名用的是笔名“王仲年”。1954年，王永年还有一本《奥·亨利短篇小说集》。

这两部欧·亨利作品，是王永年早期的翻译作品，也是欧·亨利这位世界文学大师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当时王永年30岁不到。

从这开始，王永年大量、系统地翻译欧·亨利的作品。1958年、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王永年翻译的《欧·亨利小说选》（上、下册）。

1962年，欧·亨利诞辰百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一位善于讲故事的作家——纪念欧·亨利诞生一百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隆重推出王永年的《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整个20世纪，对于中国读者，欧·亨利在外国作家中地位很高。三十年代左翼文学风潮下，欧·亨利描绘“贫苦阶级的生活”；五六十年代，欧·亨利“揭穿了资产阶级的腐化堕落”；八十年代，中学《语文》收入了《警察与赞美诗》《最后一片常春藤叶》……

在各个时期，欧·亨利都“左右逢源”、长盛不衰，成为中国人熟悉、喜闻乐见的作家，没有一位外国作家能与之相比。作为欧·亨利的主要译者，王永年是一座桥梁，功不可没。

王永年30岁不到开始翻译欧·亨利作品，一直是“选集”。2005年，78岁的他将欧·亨利全部小说译完，《欧·亨利小说全集》出版，一部长篇小说加上近300篇短篇小说。

《欧·亨利小说全集》，王永年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翻译这部书时，王永年身体已不太好，积年肺病渐渐加重，他规划好每天翻译十页，锲而不舍，完成了一百五十万字。

《欧·亨利小说全集》的责编马爱农，在王永年身上看到了一个真正埋头做事的人，看到了老一辈学人身上的力量。后来她也翻译过一些大部头的作品，“想起王永年先生，就能坐得住了。”

【2】

王永年翻译的又一位重磅作家，是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博尔赫斯以及他所代表的拉美文学进入中国，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事。

“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今天我们都知道博尔赫斯这句名言。但八十年代初，中国几乎没人知道他的大名。中国真正开始翻译博尔赫斯的作品，始于两位翻译家——王央乐和王永年。

1979年，王央乐在《外国文艺》杂志上翻译了《交叉小径的花园》等4篇小说。1981年，王永年在《世界文学》杂志上翻译了“博尔赫斯作品小辑”，包括《玫瑰角的汉字》等3篇短篇小说和《别离》等5首诗。

《小径分岔的花园》，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

林一安当时就是《世界文学》的编辑，在林一安看来，王永年水平更高。王央乐的《交叉小径的花园》，王永年译作《小径分岔的花园》——这本书今天是最畅销的拉美文学作品之一。

20世纪80年代崭露头角的先锋作家，如马原、孙甘露、苏童、格非、莫言、余华、残雪，都受到博尔赫斯的影响。

1984年前后，苏童21岁，在母校北师大的图书馆里看书。那时候图书检索用卡片，苏童浏览着到馆新书的卡片盒，博尔赫斯的小说集就这样撞到他手中。青年苏童“深深陷入博尔赫斯的迷宫和陷阱里，一种特殊的立体几何般的小说思维，一种简单而优雅的叙述语言，一种黑洞式的深邃无际的艺术魅力。”他说，“我无法忘记博尔赫斯对我的冲击。”

《读书》杂志在1998年刊登了余华的《博尔赫斯的现实》一文。

作为先锋小说肇始之人，马原也曾坦陈自己从博尔赫斯那里习得了技法，在《冈底斯的诱惑》等作品中进行了实践。残雪在九十年代写了多篇文章，后来结集出版为《解读博尔赫斯》。余华、孙甘露、莫言等作家也一样。

时间推进到1995年，22岁的路内在老家街上逛书店。“那个书店是我们当地一个诗人开的，我就在那挑昆德拉的书。”正挑着，店主走过来跟路内说：“昆德拉现在没有博尔赫斯火。”

从书架上，路内拿下来一本《巴比伦彩票：博尔赫斯小说诗文选》，王永年翻译的。“我当时不知道博尔赫斯的名字，是一个书店老板推荐给我的。”路内说。

《巴比伦彩票》博尔赫斯著，王永年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

1996年，18岁的中文系大一学生徐则臣，第一次读到博尔赫斯，与路内是同一本。他跟室友一起从图书馆借了书读，徐则臣借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本，室友借了博尔赫斯的《巴比伦彩票》，读完后两人交换。

当时徐则臣没看懂，读得晕晕乎乎，主要冲着博尔赫斯的大名。“那时候我觉得博尔赫斯过于精炼，小说就像故事大纲一样，缺少细节的感染力。后来我读博尔赫斯的文论，我觉得写得特别好，又读了他的诗，很喜欢。回头重新去读小说，有一种感觉，就是觉得越读越厚，他的小说越读越丰富。”

徐则臣曾经一度尝试着写博尔赫斯那样的小说，深受他的影响。后来去了阿根廷，看到阿根廷人、整个拉美世界、西语世界的人如何读博尔赫斯，对博尔赫斯了解更深。多年来，徐则臣一直在读博尔赫斯，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理解。

博尔赫斯。

浙江文艺出版社前副总编曹洁回忆，80年代中后期，喜欢外国文学的圈子里，最风靡的就是英美文学和拉美文学。拉美文学的魔幻现实主义很新潮，加西亚·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是他们最崇拜的作家。

“那个时候我们读《世界文学》杂志，在上面读博尔赫斯等人的作品。相比之下，更早进入中国的普鲁斯特、乔伊斯，《追忆似水年华》《芬尼根的守灵夜》等作品，情节较弱、晦涩，相比之下，故事性很强的拉美文学受到大家喜爱，在中国读者中形成了‘大爆炸’。”

中国当代文学，从余华、残雪等50后60后作家，到徐则臣、路内等70后作家，多多少少都受益于博尔赫斯。这就是由王永年为代表的翻译家，为当代文学、为读者打开的“拉美文学之门”。

【3】

儿玉和王永年，2000年，在北京。王纯供图。

王永年平生不爱拍照。王纯手中有限的照片中，有一张王永年笑得很开心。照片中王永年西装革履，戴金丝眼镜、围丝绸围巾。旁边坐着一位白发女性，她是玛丽亚·儿玉——南美大文豪博尔赫斯的遗孀。

2000年春，她带着博尔赫斯未竟的心愿来到他热爱的中国，登上了北京长城、走访了西安碑林、游览了杭州西湖。在饭桌上，王永年和儿玉挨着坐，碗碟洁白，儿玉看向镜头，王永年似乎被谁喊了一声，看向了镜头左边。23年前，那是一个欢笑和热闹的现场。

2000年，博尔赫斯夫人会见《博尔赫斯全集》部分译者，左起：王永年，张广森（林之木）、博尔赫斯夫人、林一安。林一安供图。

那天的照片，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林一安先生也提供了。照片上四人并排而立，分别是王永年、张广森、儿玉和林一安。三位男士都是《博尔赫斯全集》的译者，那个春天，《博尔赫斯全集》在北京首发。

1999年12月，经过5年时间，《博尔赫斯全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这套书由林一安任主编，王永年是小说部分的主要译者。“在请的众多译者中，我认为属他水平最高。”说起这位老大哥，林一安赞不绝口。

林一安很早就知道了王永年的大名，他读过欧·亨利的小说，知道王永年英语水平高超。真正让两个人成为好友，还是因为拉美文学的翻译。

六十年代，林一安在北京外国语学校任教，就多次拿着西班牙语原文对照王永年的译作，“十分佩服！并每每用来作为教材，受益匪浅。” 七十年代末，林一安到《世界文学》杂志工作，就开始频频向王永年约稿，不久就有了王永年在杂志上翻译博尔赫斯。

林一安不轻易赞许人，他直言王永年的西班牙语口语不算太好，但是论翻译，“虽然他是自学的，我认为我们这些科班出身的人都搞不过他。”

最让林一安佩服的，不是王永年外语的高明，而是他汉语功底很好；而且了解各国文化，是博尔赫斯一样百科式的人。比如他的文言文功底——

博尔赫斯的小说《女海盗金寡妇》，其中有一段嘉庆皇帝的圣旨，应是博尔赫斯杜撰，王永年用文言文翻译，让林一安自愧不如：

“……身为炎黄子孙，不读圣贤之书，挥泪北望，有负江川大海之厚德。寄身破船弱舟，夙夜面临风暴，用心叵测，绝非海上行旅之良友。无扶危济困之意，有攻人不备之心，掳掠残杀，荼毒生灵，天怒人怨，江海泛滥……”

这样的翻译，“译者为原作者加分，此佳例也。”林一安说，“先生的译事已臻炉火纯青的境界，称之为正确、精确、明确。”

博尔赫斯被称为“图书馆式”的作家，王永年也是“图书馆式”的译者。再如《恶棍列传》，博尔赫斯写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郊区的人物，有很多的黑话、切口。王永年了解了郊区底层人的语言、小酒馆里的对话，最后传神地翻译。

《博尔赫斯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正因此，王永年才注定了是博尔赫斯最佳的译者。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林一安与儿玉接洽《博尔赫斯全集》的翻译事项，提前组织翻译团队，他首先就想到王永年。

浙江文艺出版社总编辑王晓乐回忆，王老师对翻译极其认真,追求尽知尽善尽美。他在翻译《博尔赫斯全集》前，先翻译了美国作家詹姆斯·伍德尔关于博尔赫斯的传记《书镜中人》，他要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博尔赫斯其人其作，因此，他的翻译总是那么精确、地道。通过被翻译者，王永年先生给自己建设了一座座小型的图书馆。

北京大学西葡语系教授赵德明给学生上课，也把王永年的译文拿来与博尔赫斯的原文对照，发现特别忠实，同时语言很自然，火候很到位。“翻译忌讳‘过’或‘不及’，但他翻译得恰到好处，能把博尔赫斯文字背后的深意表现出来。他翻译形成的风格和博尔赫斯作品的风格也非常接近，看他的作品是一种享受。”

【4】

1999年《博尔赫斯全集》出版时，王晓乐是两位责编之一，她与王永年先生的友谊从此开始，直到老先生去世。王晓乐说，她也不知道王永年到底会多少种语言。

“我所知道的是欧洲的语言他基本上都是通的，包括希腊语、拉丁语等，有些属于精通。在编辑过程中，遇到语言问题，总是可以从他这里得到答案。”王晓乐说，“王先生在语言上是特别有天赋的。”

1942年，王永年16岁，同时考上了同济医学院和上海圣约翰大学。中学时，王永年想学医，目标是同济医学院。同济医学院前身是德文医学院，为了学医，王永年学习了德语。

同时被两个学习录取，王永年改了志愿，选择了上海圣约翰大学。这是名校，顾维钧、周有光、贝聿铭、林语堂、吴宓等都从本校毕业。同班有个女孩，头发留很长，长相清秀，喜欢穿一双虎头鞋，两只虎耳朵翘着。这是20岁出头的张爱玲。

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建筑，圣约翰大学的前身。视觉中国供图。

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全英语授课，英语教材就直接用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这样的名著。王永年的英语扎实，与学校分不开。当然，王永年的父亲英语也很好，毕业于南洋工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小时候家里藏书很多。父亲的教育方式是让他自食其力。读书期间，王永年不向家里要钱，靠做家教交学费，中学、小学、外语都能教。

除了德语和英语，抗战时期，日语也不得不学。当时，大家普遍对战争前途没希望，把苏联看作革命的启明星，于是业余时间王永年又学了俄语。解放后不久就是抗美援朝，英语不吃香了，反而是一种负担。日本投降了，日语也用不到了。毕业后的王永年，就靠着俄语找到了工作，到了云南一个学校里教俄语。

没多久，中苏关系恶化，“俄文也不灵了”。五十年代古巴革命爆发，王永年觉得，拉丁美洲有了社会主义国家，西班牙语（拉丁美洲主要语言）一定能派上用场，于是又自学了西班牙语。这时候全国懂西班牙语的都不多。

50年代中期，王永年从云南回到了上海，与祖母、父母团聚。要重新找工作，当时新文艺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前身）招外文编辑，400人报名，初选后还剩40人，最后录取一人，就是王永年：“当时不觉得有竞争，我是圣约翰出来的人，考外文不在话下。”

1959年，新华社要面向亚非拉国家、成立西班牙语对外报道组，从全国找西班牙语人才。到上海来要人，直奔上海译文出版社，听说有个王永年懂西班牙语，人还没见着，王永年的关系档案就转到北京新华社了。

30多年里，王永年工作之余，一直在从事文学翻译。

王晓乐说，很多翻译家有自己标志性的翻译领域。说起王永年先生，很多人会想到欧·亨利和博尔赫斯，其实王永年在翻译领域走得非常宽广。

除了欧·亨利（英语）和博尔赫斯（西班牙语），王永年还翻译了意大利语的《十日谈》、《耶路撒冷的解放》和《约婚夫妇》——他是中国从意大利语原文翻译《十日谈》的第一人；翻译了聂鲁达的诗和散文，库切的《彼得堡的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迷宫中的将军》以及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等等。

语种跨度广，作家时间跨度大。从十二世纪的《十日谈》到二十世纪的《在路上》，他的翻译风格总是能回到作品诞生的那个时代。王晓乐说：“翻译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较量，不能过，也不能欠，好的翻译总是刚刚好的。你读一下王老师翻译的《十日谈》就知道了，特别地道。”

【5】

2003年，南非作家库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浙江文艺出版社准备推出库切的作品《彼得堡的大师》。找谁翻译呢？王晓乐又请了王永年先生。

《彼得堡的大师》新版。

库切的作品每一本都不好翻译，这本《彼得堡的大师》尤其难。这是一本英语作品，但写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父与子”的思考，其中有大量哲学命题，原著涉及俄语、法语、拉丁语等，王永年先生各方面造诣都很深，知识渊博，是最佳人选。

“这本书也只好我来译。”王永年也是当仁不让，欣然应允。

王永年的博学，是老派学者式的，那就是东西都记在脑子里。王纯最佩服父亲的记忆力，他书房里藏书不多，就几部大词典。但是王纯跟他谈话，从希腊神话、古罗马神话到《圣经》里的典故，王永年都娓娓道来。

“翻译是个杂家，什么都要懂，很多地方的出处他都知道。他在翻译作品的时候，旁边总是写很多脚注。”王纯说。

新华社老同事也说：“他身上体现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风范，敬业、勤奋，对人非常热情。他学识渊博，学贯中西，通古博今，无论我们在工作中遇到什么疑难问题问他，他都能回答，几乎问不倒。”

有人问过王永年，翻译的标准是什么？王永年说了两个。一是通顺，译文读起来不要疙疙瘩瘩；一个是忠实于原文。最基本的标准，其实也是最难的。

什么是通顺？“翻译就像是拉家常，一手拉着作者，一手拉着读者，帮助双方进行交流。”“翻译文学作品一定不能绕来绕去，要多为读者考虑。”这是他曾对王纯、对翻译界的后辈说的。

什么是忠实？曾有一本翻译学的杂志，评论王永年，举了一个例子。原文一共有多少句，译文也多少句；每个段落的句子数量也一致，不多不少。《欧·亨利小说全集》的责编马爱农说，欧·亨利笔下的夸张、嘲讽、诙谐、机智的幽默等情绪，王永年都用中文传达了出来。

通顺和忠实，简单的标准，其实对译者的汉语功底、知识面的宽度，有很高的要求。

在王晓乐看来，王永年先生对翻译是郑重其事的，他总是认认真真对待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很克制，他让译者的风格隐于原著之后，凸显的是原著的精气神，这也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更多地交流，不仅是政治、经济上，还有文学、文明的交流，这可能是他的愿望和追求。”也许，在王永年眼里，可能翻译工作和他在新华社的日常工作，本质上是一样的。

王晓乐说，王永年先生期待的是搭起不同文明之间、不同文化之间、不同时空之间更宽广的交流的桥梁，“推动文学的交流只是他‘交流’的一面。”

【6】

王纯收藏的王永年的笔记，工工整整、清清爽爽。一首《沁园春·雪》，左边是汉语，右边是西班牙语，行与行对齐。在笔记本页脚处，他还手写了页码：-42-、-43-，旁边两条横杠。

王永年的笔记。

他的编辑们，印象很深的也是他的手稿。林一安说，自己大半生从事编辑工作，审稿无数，但王永年这样的原稿极其罕见：“译作无论长短，先生呈交的，均为字迹漂亮、工整的原稿，译者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力透纸背。审读之际，不得不为先生感动折服。”今天，电脑替代了纸笔，但书写透露着前辈译家的敬业精神，值得后人学习。

王晓乐回忆说，王永年先生的文稿就像印刷体一样干净工整，比印刷体还多了手写的精气神：“那真的叫美轮美奂。”无论是原稿，还是二次改动的校样稿，读起来都是一种美的体验。

字如其人，王永年的字是这样，他的翻译也如此，做人也如此。他给人一种克制的姿态。

在翻译中，他也总是站在作品和作家的后面，不加入个人的风格和情感，不露痕迹地表述。作家和作品本来怎么样，他就翻译成什么样，呈现的是作家本人的风格。

王永年题赠友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何吉贤。（当时何吉贤在中央编译局工作，与王永年在翻译方面交往较多。）

在为人上，他谦逊、大度、宽厚，身上也有一种超脱感。林一安编辑王永年的译文，要进行改动，王永年总是淡淡一笑：“你尽管改。”鼓励后辈，是为人和气的大哥。王晓乐说，“那是一种阅尽千帆的淡定和从容。”

王永年比林一安大9岁，都是从上海到北京的，口味偏南方。王永年有时候请林一安到家里吃饭，亲自下厨。“他生活很有趣、有情调的，平时自己会做菜，味道还不错。”

王晓乐每次到北京，都会去看望王永年。“晓乐你来啦！”每次见王永年，他总是微微笑着，站在那儿等。

高高大大的老先生，总是走到宣武门西大街上新华社大门外等王晓乐。后来身体差了，就走到楼下单元门等。再后就在家门口。王永年先生总是打开家门，等着。

“从来没让我在门口敲门等待过。”进门坐下，各种花样的饮料、小点心早就摆好。每年夏天去，王永年都请她吃桃子，久保桃，个头很大。王永年会津津有味地讲这个桃子怎么好，应该怎么吃。

王永年请她下馆子吃饭，端上来一盘龙井虾仁，他会介绍这道菜的讲究：虾怎么选、怎么用，油温多少下锅，全部能讲一遍。菜端上来，王永年拿出打包盒，每样菜先夹出一点：“不好意思，我要给夫人带点回去。”王晓乐说，师母生病在家，王永年出来吃饭，总是要带她喜欢吃的回去。

王晓乐离开北京回杭州，王永年要给她装上几个桃子，还要请她带东西回杭州给小孙子。“包得整整齐齐，就像他的笔迹一样。那种记挂是平淡、渗入生活的关心。”

王永年。图源：《南方人物周刊》专访

王永年流传很广的一张照片，是《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他时为他拍的，那年他80岁。王晓乐每次看到这张照片，都有些伤感：“我感觉也许他有一点寂寞。他是我敬仰的人。”

王永年像个隐士，游走在新闻工作和翻译之间，坦荡、从容，总是谦和儒雅。他说话的语气平缓、生动、细致，正如他的翻译，不激昂、平稳。

“他是静水深流。”王晓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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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手稿笔记，王纯收藏了父亲的毕生翻译的每一本书。纸比人的寿命长，王纯希望能找一个场所存放这些故纸，不要在自己身后散佚掉。父亲去世十年，这算是一个“迟到的纪念”。

于是，我们联系了正在筹备中的浙江文学馆。浙江文学馆有相当大空间将作为展陈和收藏空间，展示浙江从古代到现当代的文学展陈，馆长程士庆表示，王永年先生是翻译界的一代大家，影响了无数读者，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先锋文学创作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是浙江人的骄傲，浙江文学馆十分乐意接受这批文献。

王永年先生的这批手稿，将如何“入住”浙江文学馆，我们会持续关注。

参考文献：

[1].赵振江,滕威著.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西班牙语国家卷）[M].2015

[2].潘幸龙著.新视角下的欧·亨利及其作品[M].2011

[3].南方人物周刊专访《王永年 我不喜欢“垮掉的一代”》，2007年11月02日

[4].新京报刊载林一安纪念文章《王永年：一位无可替代的翻译家》，2012年7月25日

（特别感谢王晓乐、林一安、马爱农、何吉贤、曹洁等专家对本文采访过程中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