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命运投掷包袱_新闻频道_中国青年网

2022-09-14 星期三

  黑灯在个人专场演出中。 实习生 王子伊/摄

  脱口秀艺人黑灯 受访者供图

  命运不打算给黑灯一个痛快。它早早预告了一个坏结果,然后让痛苦缓缓到来。

  12岁,黑灯的眼睛确诊青少年黄斑变性。这是一种罕见的遗传病,随着时间推移,患者的视力会逐渐变差,运气不好可能变成全盲,人类医学拿它还没办法。

  但黑灯想活痛快点。他开发过App,在工厂当过监工,搞过游戏运营、品牌策划,还跟朋友开过店,做过公益,最新的身份是脱口秀艺人。

  在舞台上,他把眼睛的缺陷塞进“包袱”,比如“人盲目了就会特别自信”,比如“演出后拉个群发水滴筹链接”。要是“包袱”没响,那么“不知道是今天观众没来,还是聋人来团建了”。

  黑灯演一场脱口秀就记一笔,入行两年,他演过1200多场,在行业里勤奋指数很靠前。和他同演开放麦的马军说,目前为止,上海和杭州的“赶场”记录,都是黑灯保持的。在上海,黑灯一天最多赶过12场,杭州是一天7场。马军觉得“很神奇”:“我们这帮人都看得见,居然赶不过个盲人。”

  如果黑灯不提,旁人很难把他跟“盲人”联系到一起。同行知道他的眼睛情况,有时恶作剧,在他必经的路上放个包,或者使个绊子,都能被他精准地跳过去。同行乱侃的微信群,有人曾发两三百字的“小作文”,黑灯瞧见了,指出“第二行第三个字是个错别字”。

  不久前,他在综艺节目“脱口秀大会”第五季登台,收获了全部4位嘉宾的“爆灯”,晋级下一阶段的比赛。网友评价他的表达,“有梗有料,也能引人深思”。也有人反思:如何让无障碍设施更加无障碍,减少文明盲区。

  在脱口秀圈子里,黑灯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他想做的,比“抖包袱”更多。

  今年34岁的黑灯是江苏无锡宜兴人,本名高翔,行走江湖惯用艺名。

  原本他艺名叫阿丁,为了排在无锡籍盲人二胡演奏家阿炳之后,后来改成了“黑灯”——因为眼病是“慢慢熄灭的过程”。

  他回忆,上5年级时,写作业趴得太低,阿姨带表妹去配眼镜,顺便带他去了。到了医院,他惊动了所有眼科大夫。阿姨站在旁边,吓得不敢出声。他当时12岁,只觉得,“我太牛了”,一个人把整个眼科“干翻了”。

  七八个大夫看完黑灯的眼睛,都说得去上海找专家。回家路上,阿姨给表妹买了根老冰棍,给黑灯买了价格昂贵的梦龙雪糕,他心里才敲响警钟:坏事了。

  到了上海,医院出具的报告显示,他有“青少年黄斑变性”,1.2万人里,只有一个人得。患病的人,眼球黄斑区会出现退行性的病变,色素紊乱,中心视力急剧下降,进而造成不同程度的视功能损害,甚至失明。

  这个病治不好,黑灯只能等它坏。每天坏一点点,他分不清今天和昨天视力的区别,但生活中到处都是“视力表”。

  比如他出差乘高铁,发现座位号看不清了,想起半年前还能清晰辨认。“整个人站在那儿,不知道怎么办。”黑灯拿着票想,算了,就在车厢连接处站到终点。列车开动,“那一刻,一下掉入万丈深渊”。

  黄斑变性患者的眼睛无法耐受强光,需要正确佩戴防护眼镜(墨镜、偏光镜、抗紫外线镜等)。黑灯戴浅色遮光镜一年,扛不住了,“还是刺眼”,换了副深色的。这意味着,他的眼睛情况又恶化了。

  每次遇到这种情况,黑灯就得“消化”一段时间,走出来,接受它。接着碰到另一件事,再缓冲几个月。他形容那种状态,是“反复被击倒,再慢慢爬起来。爬起来之后,又挨一大嘴巴。越往后,被击倒的次数越多,但站起来的时间也越快”。

  2019年9月,黑灯和一名病友、一名患者家属,创办了“青少年黄斑变性关爱中心”公众号,发布了第一篇推送文章。

  三个人起初是在眼科病患者群里认识的,群里什么眼病都有。他们参加过群组织的一些专家“会诊”,收获不大,决定自己干。

  青少年黄斑变性(Stargardt)属于罕见病,在当前医学界尚无有效治疗、控制手段。黑灯估计,全中国可能只有10万个人患有这个病。由于个体病例人数较少,分布较广,医疗机构及药企在相关研究方面缺乏动力。

  “青少年黄斑变性关爱中心”公众号主要用来“汇聚患者,共同交流,跟踪医学研究”。黑灯还有更大的雄心——与各地各类医疗机构建立联系渠道,推动针对这种疾病的科学研究。

  公众号的介绍词这样写道:我们不能坐以待“盲”,我们渴望被治愈!

  “药企一般不会给罕见病研发药物,患者太少,风险太大,市场很小。”黑灯说,“我们不去做的话,没有人会来替我们做的。”

  他希望能参考一些国外的成功案例,“一些人弄个基金会,筹点钱给研究者,在小白鼠身上做出来一点数据,感觉有希望,再去融下一轮钱,去猴子身上做实验,最后再到人身上。”

  黑灯表示,这项工作早期的投入并不大。人多一些,能筹到钱。但他们第一步就卡住了。

  历时两年,他们找到了1000多个人。为了做宣传、扩大影响,他们在2020年参加了腾讯的“99公益日”活动。

  黑灯记得,活动中“什么病都有”,但没有人愿意长期看“这些东西”,一两天,最多一个星期,大家关注一下,捐10元,热度就过了。

  “都是一次性的,不会再有什么别的。你讲得好苦,好励志,都没有用。”黑灯反思,“因为大家都挺累,上班、挣钱,没人下班了还想看这些,只想看‘哈哈哈’的东西。”

  他要用“哈哈哈”的方式,来讲述自己的疾病。

  2020年,黑灯去广州参加“中国罕见病患者组织能力培训会”,第一次登台展示才艺,想说段子逗笑大家,结果没人笑。

  过了半年,综艺节目脱口秀大会第三季热播,黑灯看得很动心,恰逢他所在的公司要进行人事调整,他盘算手里的钱还能活一阵子,于是主动离职,一边上心理咨询的培训课,一边尝试去讲开放麦。

  “先让大家觉得你这个人好玩、有趣,愿意看你,才愿意去了解你身后更多的东西,才更有一种传播的可能性。”黑灯说。

  写脱口秀段子,他需要不断回顾人生经历,反复咀嚼痛苦,找出可以解构的部分,形成“包袱”,再抛给观众。

  从苏州科技大学心理学系毕业前,黑灯几乎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读书、考试,只是“写得比别人慢”。2009年,他开始找工作,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刚一年,他所在的苏州有很多做外贸的企业,大部分公司都在裁员,根本就不招人。

  第一份算是正式的工作,是在一家游戏公司做海外游戏运营。干了差不多一个月,黑灯就“跑路”了。因为突然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看不清电脑屏幕上的字。

  第二天早上,一起合租的同学问他,你怎么不去上班。黑灯说,你们先去,不用管我。公司怎么给他打电话,他都不接,没有办离职手续,“人间蒸发”。

  毕业后的三四年,黑灯一直处在这样一种状态,“寻找新工作,干3个月,发现做不了,然后逃跑,躲避”。

  他反思,那会儿有一种“病耻感”。每次找工作面试时,他都不会说视力不好,都“装”,除非对方自己看出来。

  这种躲藏一直持续到2013年。黑灯学会用一些软件来辅助办公,用电脑、填表格,觉得自己又“还行”了。他也会在面试时,坦言视力问题,纸质的文件看不了,电脑屏幕的显示器要大一些,分辨率稍微高一点。

  2015年,黑灯在一家创业公司做项目,来到北京。他发现,“其实大家不太在乎你视力,你能工作就行。”另一家公司还把显示器最大的一台电脑给他用。

  “你觉得自己可以的时候,其实就没有那么自卑了。自信一上来,什么都慢慢接受了。”

  在“青少年黄斑变性关爱中心”,黑灯偶尔也会针对病友,拍摄电脑使用、上班、日常的一天怎么过之类的视频。他希望通过分享经验,让更多人直面生活。

  黑灯清楚刚确诊时患者的心理,“根本不知道怎么办,像晴天霹雳”。据他观察,稍微理智一些、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很快能适应过来,知道要干什么,要给孩子准备什么。但大部分家长通常就蒙了,非常焦虑。到网上去搜信息,又会被算法推送各种各样的广告,很多患儿家长都被骗过钱。

  黑灯很无奈。“我们还要跟这种骗子对抗。有的家长还深信不疑,说治疗后视力有提升。花那么多钱,就提升个0.0001,其实不是在治孩子的病,是花钱治自己的焦虑。”

  黑灯也焦虑,他更希望做点事情。

  黄斑变性患者需要的遮光眼镜,从海外官网购买,价格更优惠。患者群里的家长,很多人文化程度大多不高,面对全英文网站,根本读不懂。注册账号、采购、转运、报关,“任何一步都可能卡住”。黑灯帮大家找代理商“拼单”,不忙的时候还帮着清点货物、查验型号、发货、收款、核对,算是义务劳动。

  “一收钱就说不清楚了。但凡挣一角钱,性质就变了。”黑灯说,“那会儿,我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他视力不好,这些工作经常一做就是一下午。登上脱口秀舞台后,他把任务交出去了,“还想干点别的”。他在台上科普眼病的知识,吐槽不够人性化的无障碍设施,他想用“好笑”吸引公众对这个群体、这些问题的关注。

  裸眼视力0.05以下,就被称为“盲人”。黑灯的视力是0.02。然而,在黑灯面前,世界并非一片纯粹黑暗。他可以辨别模糊轮廓、对比明显的大块颜色以及交通灯。他不用依靠盲杖,可以坐地铁,过马路,甚至骑自行车,或者对太想帮忙的人说“不”。

  他的眼前,时常有很多雪花一样的东西在闪,他形容“像电脑系统的屏保画面一样,彩条形状,窜来窜去。

  还有特别热的时候,比如洗澡对着脸冲水,或者环境亮度忽然改变的时候,他的整个视野范围就全是“星星”。

  这些年来,“雪花”的面积越来越大,满眼“星星”的黑灯需要适应的时间也更长了。他知道,视力还在下降。

  他逆着视力的降幅去生活,赶场赶得比谁都频繁,交通路线比谁摸得都清,玩“剧本杀”都能第一个“读”完剧本。身边熟悉他的人,说他不像个盲人。

  只有黑灯清楚自己生活中具体的困境。

  上海淮海中路有一家好几层楼高的优衣库商店,4楼的洗手间特别亮,全是白色瓷砖,天花板是白的,墙是白的,地面是白的。一到这种地方,黑灯“整个人就不好了”。因为一眼看过去,一片白,什么都没有,不知道在哪拐弯,也完全不敢往前走。遇到男女标识在门上、不在墙上的洗手间,他也辨认不清,有时就在门口踮脚看,还被人说过“变态”。

  再比如,出门在外,黑灯几乎不走盲道。根据他的经验,有些盲道,半路会出现消防栓、隔离墩,或者走着走着突然就走“没”了。他最怕的是盲道走一半,突然拐个弯。他用“包袱”来批评:“铺成这样的,可能是我们盲人自己铺的。不然眼睛不瞎,也说不过去了,是吧?”

  他依赖读屏软件获取信息,能适应6-8倍速的声音,这声音在普通人听来,像一道电流。但他也经常遭遇“软件找不到可读内容”的故障。读新闻,明眼人能瞬间跳过评论区“哈哈哈”之类的内容,他只能耐心听下去。

  黑灯把这些经历,转化成一个个搞笑的包袱,他看不见观众的表情,但能清楚地听到一波又一波大笑。

  9月4日,一个北京周末的夜晚,天降的冰雹将商场的玻璃打得噼啪作响。

  剧场里的灯光暗了下来,观众攥着明黄色的演出票入场,等着黑灯登台。

  他向观众熟练抛出包袱,里面装着生活不那么公平的一面,还有帮这个群体改善生活的野心。

  有观众纠结,听到那些悲惨故事,究竟该不该笑。黑灯自认没有拿道德绑架人:“谁的生活不苦呢。至少我还不用像你们普通人一样,面对生活的这些苦难,毫无办法,眼睁睁地看着,就只能这样。我就不一样了,我可以视而不见。”

  黑灯觉得,判断观众该不该笑的唯一标准,就是好不好笑。如果想笑又不敢笑,“可以给我转账”。

  所幸,在那一天,观众笑了。

  实习生 王子伊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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