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孟依依
编辑 / 杨静茹 [email protected]
柳州指法
丁可最早学的吉他指法是一种“柳州指法”——左手按弦，右手大拇指拨低音弦伴奏，食指弹独奏，没有和弦，边弹边唱。他爸爸，一位自学吉他的柳州青年，就是这样弹《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
和那首歌一样具有浪漫精神的是，他爸爸年轻时拒绝了分配工作，从插队的农村挑了很多东西回来倒卖，之后就成了生意人，“也可以说是社会闲散人员。”丁可笑。巴黎时间下午3点，他起床没多久，按照之前约定的采访时间挂上电话，“但我爸会敲扬琴、弹吉他、吹口琴，很潇洒的一个人。我还记得那个画面，他带我去一个很破旧的单位楼里，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弹吉他。”
有时候他们还去铁道上看火车。有没有爬到火车上去他忘记了，很多事情他都不太记得，小时候因为和其他小孩不是那么玩得拢，他显得内向、沉默。但有两件事在他脑子里很清晰。
一件发生在小学三年级，朋友家，丁可见到一个很小的电子琴，他根本不会，于是乱弹一通，“我当时觉得我怎么弹它都是音乐，怎么弹都好听。”另一件是六年级的一个傍晚，他在小区乒乓球桌边上玩，忽然看到，另一边球台上站着三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一个电吉他，一个木吉他，一个手鼓，像站在舞台上。他远远地看了很久，从夜幕降临一直到周围漆黑，那是他人生中看的第一场现场演出。
于父于子，丁可开始学吉他都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爸爸给他买的第一把琴是400块钱的大号民谣吉他，比他人还大。他就从爸爸那里学来了“柳州指法”。
中学生韦伟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就是在学校广播里听到了电台司令的歌。1997年，英国摇滚乐队电台司令发行唱片《OK Computer》，繁复的吉他、交响乐式的编曲、对20世纪的内观与批判，至今仍被视为里程碑。韦伟颇为诧异：“我们那么土的学校怎么会放这样的歌？”后来他在一次演出活动中碰到一个同校小孩，很厚的斜刘海遮住一边眼睛，弹琴永远和别人不一样，总之不是老师教的那些，“按平常人的眼光看就是，乱弹。”问了名字，叫丁可。
他们很快交上了朋友，丁可每天到韦伟班找他，聊“有没有听过这个歌，有没有听过那个歌，你怎么想的，为什么这么想，他们为什么会写这样的东西”。对，电台司令就是丁可放的，除此之外，还有音速青年（Sonic Youth）、红发美女（Blond Redhead）等等，“特有意思”。
摇滚乐风靡一时，但未能给1990年代的小城孩子们指出关于未来的明路，甚至要以此项爱好来证明自我价值看起来都像是种错觉。错觉也无妨，“在那个学校里我们觉得我们俩太牛逼了。”韦伟大笑。
两年后，丁可再次像出现在高中班里一样出现在韦伟面前时，他已经从美术学校中途退学，小巴转公交转地铁再转公交，从北京的南部城郊大兴一路到东部城郊通州。丁可的意思是，听从内心的召唤。
“他们那边简直是天堂。”韦伟已经是旅行团乐队的键盘手，和当时的很多人一样，一帮做音乐的租下一个屋。丁可住在厨房，水池被拆掉，墙壁喷满涂鸦。每天除了在厨房埋头练琴，就剩下四处游荡，为没有着落的人生发愁。直到一年半后上了音乐学校。
2007年，北京二三环内的演出场地仍夜夜热闹，摇滚乐渐趋地下，好在越来越多类型的乐队得以藏身和发展。与此同时，丁可远在五环外，听了大量当代古典音乐，梦幻流行、独立流行以及简约主义音乐，进入当时看来颇为冷门的新古典。
2007年及之后三年，丁可几乎没有社交生活，因为痴迷于钢琴音色而每天去学校琴房练琴，“乐器很美，钢琴对我来说很洁白，音色也很洁白。”通州除了有短暂的沙尘暴，大部分时间天高云远，都是树，很少的人，每天如此来回于琴房和住处，生活几无杂质。以至于他后来想起那段时间，都觉得世界像一张白纸。
“整个人好像飘在云里。”丁可说。
第三只眼
在见导演翁子光之前，丁可一直很担心自己的音乐与他的电影处在两极。
2011年，他在通州的生活结成了一个果子，唱片公司摩登天空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Island》，九首歌曲有让人入耳不忘的能力：化繁为简地仅使用钢琴和弦乐，质地纯净；与之相称，他使用假声歌唱，增添迷离感。这在国内很少见。第二年的《Our Home》则愈发简洁，抛弃人声而转向纯器乐。
在丁可看来：“其实是很轻的音乐，但《踏血寻梅》是一部很重的电影。”
在以2008年轰动一时的香港援交少女被肢解案为蓝本创作的《踏血寻梅》中，翁子光细致刻画了王佳梅、丁子聪、慕容等几位身处社会边缘的青年样貌，他们在狭窄缝隙中试图争得尊严，却在无助中滑向死亡，是香港社会的掠影之一。翁子光听了副导演递给他的《Island》，“他唱歌的声音有点朦胧，有点像梦。我喜欢那种像梦的东西。”几乎是凭着一种直觉，翁子光决定到北京去找丁可。
他们在亮马河边的一家餐厅里见面，然后两个人对着电脑一言不发两个小时看完整部电影。翁子光记得丁可的表情变得柔和起来，谈了很多电影触动他的地方，以及当场决定要做配乐。
翁子光从没有跟丁可说过的是，那是他第一次被肯定。“那时候我还没有给很多人看《踏血寻梅》，他是很早的一批观众。我感觉他也找到了一个刚好契合他音乐的东西，关于孤独或者人性中幽微的东西。”
在后来丁可交给翁子光的二十多首配乐中，他用弦乐构建了一个“没有人烟的世界”。翁子光并不觉得丁可的音乐轻，它甚至在神秘中隐藏了一种宏大，这让他感到创作的自由。
电影配乐往往建立在对故事的感知和理解上，又通过作曲者的私人审美表达出来。有时候，丁可甚至让它成为电影中一个不可见的角色。
2020年为电影《日光之下》作曲时，丁可有意使用大量的人声吟唱，冰天雪地的北方冬天，“路上很干净，很孤寂，电影中夹杂了复杂的人性，比如不伦之恋，比如嫉妒。”人声吟唱带来的感觉是——如同丁可曾在采访中讲到的——“好像就是有一个‘第三只眼’，或者说是一个‘上帝之眼’。”使他被更多人知晓的电视剧《隐秘的角落》的配乐更是如此：好似幽灵。更何况他遵循个人恶趣味为它们取了很多名字：《放进去腌制几天》《把手伸进来》《多人舞蹈项目》......
“挺好玩的。”丁可意识到，在那个阶段他才真正知道创作是怎么回事。
《踏血寻梅》之后，翁子光从不掩饰对丁可的喜爱。后来他们在《风再起时》中再次合作。
“我一直在想象电影中梁朝伟把钢琴烧掉的那段放在音乐下会是什么味道，后来丁可给了我音乐，像是在回忆，有种非常飘渺的感觉。”翁子光说，这一次他甚至让丁可的音乐走在最前面，让音乐来带动故事，“（我们在这一阶段试图寻找的）是关于年代和时间的东西，就好像是尘埃在时光里跳动的感觉。”
丁可为《风再起时》挑选、创作了四十多首曲子，爵士为主，间有电子，与他之前所做的配乐大不相同。片尾曲《狗》则带着野性、宿命与浪漫。2023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提名名单公布，继《踏血寻梅》之后，丁可再次入围。
一种更微妙的变化是，在配乐创作中丁可的个人风格稍有变弱。
“我现在仍然觉得它是一个角色。但以前我觉得自己在配乐创作上面非常自我，希望它是一个很强烈的角色，就像心中仍然有青少年没有被驯服，但现在它不需要那么多风头，慢慢觉得音乐作为一个配角也挺好。”丁可说。
“也许和他去了巴黎有关。”翁子光推测，“出现了一种变奏，一方面有低沉的东西，另一方面又外扬、带劲。”
▲丁可配乐的电影《雪云》
不要忘记他
2016年，丁可去了法国。
高中时他和韦伟就经常去一家叫yesterday的柳州酒吧，老板是披头士乐队的乐迷，墙上挂满了海报。他从老板那里借来了一张电影《37°2》（《巴黎野玫瑰》）的DVD，《37°2》对丁可来说非常重要，“它那种美感让你着迷，想成为它，你就想成为美本身。”
在法国，丁可开始系统学习音乐技术。上课很痛苦，但他碰到了很多人，比如一个从克罗地亚过来的实验电影导演，“他们都不是专门做音乐的，音乐只是一个爱好或者一种生活方式”；或者一位30岁成为厨师的朋友，最喜欢到各个地方的香料市场去，像创造艺术品一样做菜。这些让他慢慢感到放松。
因为居住在巴黎，他多年来保持着在一天快要结束时去塞纳河边散步的习惯，室外散步、听人交谈，或者坐车在城市里逛，他能够把各种环境中的不同声音区分开来，每一个声音都好像一件乐器奏响。
即使在学校学了理论、技法，但一到创作，丁可仍然靠直觉。每一次都是如此——内心骤起一团感觉，弥漫成氛围，然后他就被牵引着在键盘或软件上摸索。有一回他陪朋友去爬凯旋门，在高处看到天空五颜六色。回去后他做了一个梦，梦到他在那样的天空下，乘竹排在水面漂。后来他就写了《光河》《美的共性》《陶醉于模糊的火光中》。
翁子光越来越觉得，丁可最宝贵的一点，就是不受外界的影响，不和主流走得过近而迷路。
“以前有时候我挺心疼他的。他会凌晨发来微信，啥也不说，就喊你的名字，然后感叹一下在北京的日子就完了。”韦伟和丁可很久没见面了，但隔三差五联系一下，每年除夕和新年互相打视频电话，“他的《Beautiful Life》是我最喜欢的一首，但这个beautiful life不是他的beautiful life，仍然是遗憾。他还在国内的时候，我觉得大家是不需要他的，大家需要热闹的讨人喜欢的，但他不是。”
旅行团乐队成熟、稳定，每一两年发行专辑，参加了热闹的综艺《乐队的夏天》，常在音乐节上见到他们的身影。韦伟也做流行音乐和独立音乐的制作人，他仍然觉得，“艺术追求和商业价值之间还是有比较激烈的冲突，国内相对比较极端，只有最红的才能得到尊重和认可，尊重的是一种实用主义。”
和韦伟的通话从深夜持续至凌晨，可能是夜晚的缘故，他忽然讲到两三年前做的梦，梦里他失去了丁可这个好朋友。“我可能跟丁可不太一样，他不那么care认同感，而我讲了一晚上都是在讲认同感。丁可是幸运的。我们国内有更多优秀的、在做偏门艺术的音乐人，如果我们不保护他们，我们也没啥希望。”他反复在说的或没说的都是，“不要忘记他（们）。”
对丁可来说呢，那种要一辈子做音乐的紧张感已经消失了。每天他睡到中午起床，做音乐，四五点出门跑步，不运动的时候就看剧看电影，到七八点吃饭，两个小时后继续做音乐，一直到凌晨三四点才睡觉。
“我对音乐没有被任何规则固化，这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我就用我的耳朵去判断。”丁可说。
十几年前的冬天，丁可从北京回柳州。南方小城很冷，他爸爸最好的朋友带着孩子来家里玩，不知为什么，爸爸拿着吉他弹起《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左手按弦，右手大拇指拨低音弦伴奏，食指弹独奏，没有和弦，边弹边唱。
“他坐在房间的地上，穿着厚厚的大衣，那个叔叔也和他一起唱起来，两个老男人低沉地、断断续续地哼唱，那种带着岁月蹉跎的痕迹的、粗糙的声音，配着粗糙的吉他伴奏，就像围着篝火一样的感觉。”丁可觉得特别美，“像是一种人对音乐的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