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于美国当地时间2021年12月25日辞世，享年85岁。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1936年8月11日—2021年12月25日），又名乔纳森·斯宾塞，出生于英国伦敦西南萨里郡，先后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美国当代著名的中国史研究专家、汉学家，以研究明清史见长。史景迁曾受教于温切斯特大学和剑桥大学。1965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为耶鲁大学教授、历史系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1995年获颁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曾任2004一2005年度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在西方汉学界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本文为耶鲁大学法学院张泰苏教授所作，感谢作者授权雅理推送。
缅怀史景迁老师
张泰苏 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
12月26日下午接到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教授去世的消息时，我正在整理今年的雅理书单以及例行的年度回顾。在原来的想法里，今年的主题是“内化”，着眼于各国政界与知识界在疫情第二年里所展现的焦躁不安、瞻前顾后、甚至内卷。这两年常在欧美听到的一句抱怨是”the pandemic has narrowed our horizons”（“疫情使我们的视野变得狭小”）。不论是个体层面还是群体层面，疫情都在推动某种内部化转向：它减少了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互动，压缩了个体的活动与交流空间，进而大幅增加了未来的不可预测性。于是，人们的生活视野被迫由外转向内，他们的不安全感与风险规避倾向也与日俱增。这样的大环境既加剧了各国的内政矛盾，又使得地缘政治矛盾进一步激化：各大国皆有内忧，而内忧的升级又似乎将它们推向了更加强硬的对外姿态，试图以外部压力整合内政。这种做法的危险性是不言而喻的。
老教授的离世既打乱了我原有的思路，又给它们增加了一些新维度。曾几何时，在史氏门下读书的经历让我首次对内外、人我之间的互动有了较为深入的学术体会，而噩耗所带来的精神冲击让这些体会再一次浮上心头。如果依然要以“内化”为题的话，我希望可以借此缅怀一下自己的老师。
史景迁教授在耶鲁大学法学院，左起为葛维宝、基辛格。
我认识史景迁是2002年秋季的事。当时他正在准备《前朝梦忆》（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一书，需要招聘一名研究助理，来整理并翻译张岱的部分诗文。作为有古文功底且靠奖学金艰难度日的大二国际学生，我不假思索地提交了申请。于是，这份工作成为了我之后几年的生活主线之一：每两周整理好一批文献，和史氏在他心仪的Naples披萨店或Timothy Dwight住宿学院食堂开一次食物质量堪忧的午餐会议，喝一杯可乐，管历史系要一份工资，然后重复。顺理成章地，我选修了他著名的“现代中国史”讲座课程，之后又在大四时请他担任毕业论文的指导教授，并在读法学院期间给他做了两年的课程助教。到了2008年，随着他的正式退休，我进入濮德培（Peter Perdue） 教授门下读历史学博士，由此结束了六年的史门学习、工作之旅。再之后，老教授的身体不佳，除了偶尔到他家中一聚，确实较少在校园里看到他了。他离世的噩耗虽然来得突兀，但这些年下来，他的学生和同事们也并非没有心理准备。
Naples Pizza
以我个人的体会而言，史景迁的吸引力较少在于他的具体观点或学术洞见，而更多在于他所制造的“场域”：那是一个优雅、安详、但不失深沉的知识与行为场域，打开了某种既超然身外又感人至深的思维状态。上他的课或读其著作时，往往会感到时间流速放缓，外部世界的喧嚣淡去，于是思维以格外澄澈的状态投入到他所描述的历史场景里，随着张岱、雍正、康熙、徐志摩、利玛窦、王氏的喜怒哀乐而起起伏伏。这样的时空置换感对于当时的我是全新的学习体验，至今也极少在其他地方体会到过，无论其他学者的思想如何深刻、理论如何通畅、考证如何精细入微。不同于大多数学者留给后世的一套套学说，史景迁留下的更多是“历史感”：感受、情绪、意向、现象。通过这样的“历史感”，我们似乎可以越过主观思维这道门坎，更加直观地碰触历史情境本身。
类似的感受也存在于每一次和老教授的交谈中：不论谈话内容是什么，是历史还是身边事物，是文献还是观点，他总能以悠然、温和的节奏去聆听、理解、并剖析。几轮讨论之后，那些本来局限于纸面的史料往往变得生动鲜活，里面的人物如在眼前，仿佛和我们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当时耶鲁每年三四百名本科生选修“现代中国史”这门课，与其说他们都对中国历史本身有多大热情，不如说多数人是被史景迁本人的场域所吸引，希望能在他的引领下脱离眼前，全方位地沉浸在历史世界里，“与古人言”。这样的体验可能近似于读小说，但讲座人对于史料的尊重与善意又无时无刻不在强调：这到底还是一门历史课。即便二十年前的耶鲁历史系巨匠云集，这种沉浸式体验依然只此一家。
书影|史景迁部分著作
史景迁的同辈人往往将他的成功归于其格外动人的，“如同天使一般”（列文森语）的文笔。我却以为，文由心生，史氏真正的过人之处恐怕在于他“修心”与共情的本事。所谓“修心”，并不是道学类的修身养性，而是在真诚体悟他人的同时，依然能维持自我的主体性，进而将两者打通，赋予历史人物一些纯文献梳理所无法呈现的生命力。它是一种在主观与客观之间寻找交集的工作，既修他心，又修本心。只有在这样的认知平衡之上，才有将共情能力理性地纳入学术研究与表达的可能性。
实际上，绝大多数学者（包括我）是掌握不好人我之间、主客之间的平衡的，因此也无法将共情作为首要的研究方法。我们只能通过其他手段去弥补共情层面上的不足，或以理论框架，或以实证套路，或以文献考据。史景迁则是极少数拥有“修心”与共情天赋的幸运儿，能够在史料分析与情景想象的相互作用下真正走进历史，施施然走回来，之后还能带着学生和读者们再找过去。仅以“从内部视角看历史”来说，我还想不出有谁做得比他更好。当其他人困惑于“当时只记入山深，青溪几度到云林”之际，他已经能把桃源留在心里，甚至带出来。
在学术传承层面，这样的天赋具有双面性：一方面，极强的共情能力有助于因材施教，但另一方面，共情能力本身极难被教授、被继承。一方面，史景迁无疑是一位极为成功的博士生导师，数十年间培养出了彭慕兰、柯娇燕等一系列顶级学者，可谓桃李满天下。另一方面，仔细观察这些学者的研究风格，会发现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任何人和史景迁本人走了同一条方法路线，彼此之间也千差万别，几乎没有学派共性。这当然不是因为史景迁本人“不想传”，而大概是因为他的学术天赋“不能传”。“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二十年间，我虽然时常对史景迁的学术境界心向往之，但也并没有把它看作非常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
耶鲁大学图书馆/校园
如今这个愈发“内化”的政治环境却使我对共情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体会：即使无法完全做到，但我们依然需要努力尝试。各大国的内忧外患多源于世界观的极端分化，源于对于他人的不理解，乃至于“不愿意去理解”。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国内政治矛盾自有其经济基础，但纯粹的经济矛盾又不足以解释如今不断加剧的政治两极化，必须在经济基础之上承认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的主观能动性。同样，中美之间的冲突自有其物质基础，但纯粹的物质利益又不足以解释两国间的沟通困境，必须在物质基础之上承认意识形态与世界观差异的主观能动性。随着疫情的到来，人们被局限于更加狭小的生活空间里，人群之间本就脆弱的沟通渠道也愈发堵塞。
彻底消除不同国家之间的沟通困境或许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工作，甚至不一定是一件值得去做的工作：毕竟人类社会的自我认知依然建立在各种内外之别上，一旦失去了它们，或许会丧失其根本的凝聚力。即便如此，在整体“内化”的大趋势之下，多做一些共情方面的努力似乎总不是坏事，起码可以帮助这个危机不断的世界略缓一口气，为人们多寻找一些彼此体谅、相互交流的余地。一年前傅高义去世时，中美双方都有很多人在感慨，傅氏那种以善意去理解中国的思维模式在西方世界已不多见。史景迁离世之后，这种感慨恐怕又要加深，但反过来想，它的存在本身也恰恰说明：无论何时何地，人们总会对善意的相互理解有着一些根本性的需求。理性的共情或许艰难，但没有它的世界该是何等残忍？
退一步讲，即便我们每一个人所能做到的些许共情对于宏观局势并无实质性益处，但它依然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充斥着焦虑与内卷的时局中放掉一些不该有的执念，看开一些，活得优雅一点。史景迁或许是我见过的最从容不迫、最优雅的学者：他的共情能力极大地拓展了他的视野，于是他的精神生活也鲜少拘泥于眼前，始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悠游于历史的彼方。许多年后，如果我和后辈谈起自己的师长们，我或许不会和他们分析史景迁如何解读明末清初的士人心态，但一定会仔细描述他那份从容与优雅，并希望他们能从中体会到些什么。在我的记忆宫殿里，他依然徜徉于秋日午后的耶鲁校园，或者在披萨店的角落里倒上一杯咖啡，通过几卷不知道从哪里挖出来的边角资料，隔着数百年的时光，和某位历史人物聊着天。
谨以此文，纪念吾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