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一名学生介绍，学校设置了本校师生通过刷脸进出、校外人员走专门通道读取身份证通过闸机。另一名学生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学校还设置了“反潜回”系统：“樱花季节的时候，本校学生喜欢把校园卡借给别人，自己刷脸进出学校。后来学校系统会判定，如果监测到学生相关的身份证明已离开学校，学生本人不能再通过刷脸出校。”
上闹钟抢预约
抢了三天才约到一个名额
今年曾经预约参观北京大学的兰女士告诉红星新闻，在国庆节期间，她计划和爱人、孩子一同预约进入北京大学，但是发现“非常难抢”。根据北京大学公开参观须知，参观校园需要实名预约，可以提前7日在网上预约，新的预约名额每天8时开放。这名女士回忆，她特意在早上8点就进入预约页面，但是预约时需要手动输入姓名等身份信息，“输完名字和身份证后就已经没有（名额）了。我连续抢了两天都没有成功，我发现一次性抢三个名额很难，最后只抢到了一个名额，但因为不能带孩子一起只能放弃。”
北京大学预约页面
清华大学也采取了类似的预约方式，可以预约当天及未来7天的可参观时段，每天早8时开放。10月10日上午十点半左右，红星新闻记者进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预约参观页面，均显示可参观日期仅有周末10月14日、10月15日两天，均已约满。
清华大学预约页面
陈女士在今年8月28日、10月19日两次试图回到母校参观。针对非本校人员，复旦大学开放当日及未来二日预约，选择特定日期及参观校区后进行预约，预约有效期为一天。8月28日，陈女士与校外人员计划当天参观，发现复旦大学校外人员参观入校显示当日已经约满，无法进入，当天复旦大学多个出入口均有声音提示预约名额已满，“那天碰上了开学，很多学生拖着行李箱进出，学校人流量大，就约不上了。”一名复旦大学前辅导员向红星新闻记者回忆，在开放初期，“一般来说当天临时起意要进校是进不来的，因为当天的人数已经被约满了。”此外，厦门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也采用了未来三日的预约方式。
除了校外人员单独预约以外，多个高校都对本校师生提供了相应的邀请校外人员入校名额。而普通预约的名额难抢，“黄牛”也随之出现。
据报道，北京大学保卫部7月7日就发布了一则违规情况通报：7月5日，工作发现，一支名为“狼爸部落”的校外研学团队，通过联系校内人员、借用账号在树洞平台发布预约求助信息等方式拆分预约，由多名校内师生预约入校。北京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告诉红星新闻：“比较突出的现象是有个学生团队，用自己学生身份的免费名额去出售，甚至打造了研学的一条龙服务，还会在体育场内办各种体育活动。”
8月3日，据特区新闻广场报道，厦门大学大南校门外，有不少“黄牛”拦下游客，询问他们要不要进厦大参观，并开价一个人50元至80元不等。一名厦门大学的学生在向红星新闻介绍入校途径时提到：“小程序预约，或者黄牛带进学校。”
校园开放引担忧
有学生担心巨大人流量导致安全问题
就校园开放问题，不少校友、学生都发表了看法。据《南方周末》，署名为辛省志的作者称“在我读书的年代，不仅北大，北京所有的大学都可以随意出入。不仅学校大门，连教学楼、教师都可以随便进。各个学校知名老师的课，总是挤满了人。北大‘旁听生’曾是一个规模不小的群体，北大也一贯以课堂开放为荣。”
复旦大学校友陈女士也回忆，2015年时，复旦大学校内有不少市民，以至于校内草坪被民间称为“杨浦区人民公园”。在陈女士就读期间，校内曾有一名小学生每周来到教室内听课，一度引起校内讨论，热门课程也有校外人士赶来听课，“复旦大学邯郸校区在上海市杨浦区五角场，这一片有很多高校，以前都是开放的。我们还会说，在复旦大学读书，去上财（上海财经大学）吃饭，骑车到同济大学看樱花。”
而针对仍在校就读的学生而言，安全和秩序成了讨论的关键词。
一名复旦学生称，过去校园开放时巨大的人流量，导致几乎每个教室都有“小心顺手牵羊”的标识。武汉大学的一名大三学生提起，入校游客在素质上参差不齐：有的游客会损坏校内绿植，甚至有人随地大小便、脚踩校训。另一名985高校的学生向红星新闻出示的校内讨论记录显示，多位学生提到安全问题，对完全开放保持反对态度，“都不查，以后教室上自习中途去个洗手间都得担心电脑被顺走”“（过去）我们宿舍三个人自行车轮流被偷光，连晒的被子都会被偷走”“之前周末好多小孩子，甚至有家长带着小孩子野餐，真的烦”“食堂里的馕总是被外面的人买空”等。
一名985高校的前辅导员经历了校园预约开放的前后。据他回忆，在本校开放预约参观之前，由于其他高校已有所放开，学生对于校园开放的呼声比较高，当时校方的说法是“涉及很多不稳定因素，需要慎重考虑决定”，不稳定因素包括疫情反弹、校园安全等。而在学工部通知各个辅导员预约开放时，要求辅导员就注意防护和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等情况召开班会。据这名前辅导员观察，真正预约开放后，并没有学生向自己反馈财产或健康问题。
多名专家讨论
如何平衡校园开放与安全？
红星新闻查询到《高等学校校园秩序管理若干规定》最近的也是1990年发布的，其中规定，进入学校的人员，必须持有本校的学生证、工作证、听课证或者学校颁发的其他进入学校的证章、证件。未持有前款规定的证章、证件的国内人员进入学校，应当向门卫登记后进入学校。对此，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该规定尚未失效，但“是否仍与当前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储朝晖接受采访时提到，“大学校园不开放，会使得大学的办学观念、理念难以跟上社会发展的节奏，也会使得大学难以融入现代市场经济体”。在储朝晖看来，影响大学校园开放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风险防控的责任边界不清晰，即大学校园开放后引发的安全问题等，是由高校负责，还是高校所在区域或其他管理者负责。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院副院长蒋建华曾向媒体表示，20世纪90年代，北大拆除了围墙，建起了商业街，校园能够随便进出，同一时期，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现象受到批评，大学对校门的管控也逐渐放松。而目前大学校园管理出现的情况，一方面是因为高校在校园开放管理上确实面临一些现实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高校在管理中有惯性的路径依赖。
红星新闻同时查询到，2022年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整合体育系统和教育系统优势资源，“要大力推动学校体育设施开放共享，各地要完善学校体育设施面向青少年的开放机制，指导和支持有条件的学校对体育设施进行物理隔离或灵活改造，使场馆在平日晚间及周末、节假日能有序向周边青少年免费开放。”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就校园开放问题撰文，他认为：“大学要有向社会开放的意识，而开放到何种程度，要因校而异。”熊丙奇认为，如果学校地处闹市区，校舍资源紧张，向社会开放可实行预约制度，控制进校人流，避免开放影响学校的正常秩序；如果大学地处郊区，校园开阔，可以实施宽松的开放制度，社区居民不需要出示证件，自由进入校园。熊丙奇提到可以参考国外不少校园，更精细化地进行对外开放，对学校所承担的教学、科研功能区域进行不同层次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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