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小龙：中文句法的“理性蒙太奇”
2022-03-02 星期三
“想问一下老师相对于翻译腔的‘地道的中国话’的定义。这个‘地道’究竟有没有一个评价的尺度？比如说以清末民初的语言作为地道的标准，或者用现今中国人认知的说话通顺作为标准？”我在回答“机器翻译能够满足人际交流的需要吗”这个问题时，曾提出判断地道中文句子的两个标准。一个是独特的节奏和韵律，一个是独特的意会和默契。（见微信公众号文章《“如果机器翻译再强大，还有学外语的必要吗？”——把语言老师吓出一身冷汗的机器翻译，痛点在哪里？》）其实，无论是清末民初的文学语言，还是今天通顺的书面语言，判断是否地道都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清楚自然。同学们可能会说，这不是两个标准吗？其实，清楚和自然是相辅相成的。自然，就容易清楚；清楚，也就自然。自然是清楚的条件。那些读上去不自然的句子，“气滞”的句子，它的语义就费解，很难清楚。而一旦一个句子的意思清楚了，这就意味着它利用自己的形式实现了功效的最大化。在人类的语言交际中，最有效的语言形式，不是用复杂的规则将自己封闭起来的形式，而是用尽可能简单的策略触发意会的形式。我多次说过，根本而言，语言形式的线性化对意义的表达既是整饬又是束缚。整饬让意义有条理起来，并因而明晰；同时整饬本身又因抽象化、线性化而付出了代价，使复杂多维的信息单一化。因此，意义的真实还原需要依靠语言形式和语境联想的共同努力。没有前者，意义就处在混沌的状态，因缺乏理解的维度而费解——你是要“闯关东”，还是要“走西口”，抑或是“下南洋”？而没有后者，意义的理解就抽去了丰富的内涵，因维度的单一而费解，甚至误解。中文在语言形式和语境联想的取长补短、“珠联璧合”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地道的中文有四“工”：我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指出，如果说西方语法是一种形合语法，即通过词形变化和各种连词、介词来表现语词的相互关系，那么汉语语法是一种意合语法。所谓意合，表现在汉字的组合在形式上没有特定的要求，只讲究意义的配合。通常所说的“搭配不当”“主谓不合”“动宾不配”，大都不是“词法”问题，而是语义逻辑问题。当两个字并列起来的时候，不是因为它们在词形上相配，而是因为它们在意义上相合。当一个字修饰另一个字的时候，不是因为它们在性、数、格上一致，而是因为它们在一起产生了修饰、限制和补充的关系。两个有因果关系的句段一前一后组合起来，仅仅是因为推理正确，而不是因为两个句段中动词的时态、体貌形式用对了。就像王力说的那样：“就句子的结构而言，西洋语言是法治的，中国语言是人治的。”
汉语的意会不仅超越了西方意义上的语法，还超越了逻辑。在汉语中，诸如“恢复疲劳”“打扫卫生”“吃食堂”“晒太阳”“养病”“救火”这样不合逻辑的组合，都可以在意会中合法。每一个汉字和字组，在本质上都是一个意义支点。一种意思，汉语的组合总是用提取意义支点的方法，使表达尽可能精炼。汉语语法学上有许多已成为经典的例子：这些例子的意义往往要说几句话才能说清，但中文在表达和理解时只需选几个有代表性的字眼合在一块儿。这是不是说汉语就没有语法呢？准确地说，是汉语没有西方语言那样的语法。洪堡特在他的《论语法形式的性质和汉语的特性》一文中对此表达了很深的理解。他说：“任何语言的语法，总有一部分是明示的，借助于标记或语法规则显示出来的，另一部分是隐藏着的，是假定不借助标记和语法规则可以设想的”；“在汉语里，跟隐藏的语法相比，明示的语法所占的比例是极小的。”西方语言句子的谓语由限定动词充当。句中如果出现其他动词，则采用非限定形式，以示它与谓语动词的区别。这样一来，西方语言的句子就有了一个“刻度”，即以谓语动词为中心的组织。于是“主谓”“主动宾”这样的极具切割性的模式成了西方语言句子的常态。汉语的句子，据我们对陆文夫中篇小说《井》的语言调查，“主动宾”型的句子只占全部句子的百分之九。大量的句子都以流水句的面貌出现。即使在占句子总数百分之九的“主动宾”型句子中，也有一半句子是长宾语。即句首是“谁知道……”“你没看见……”“你能说……”“看你……”“我想……”，它们后面的成分被“主动宾”模式看成了宾语。而这些“宾语”好长啊——“徐丽莎觉得那个时代已经久远了，五四运动反封建，也已经反了四十年，这老太太怎么还讲些三从四德呢！”所谓“长宾语”，不是宾语内部的扩展，本质上依然是句读段的流动。这种流动是按照时间顺序或逻辑事理进行的，而不是依靠某个动词作中心来控制的。张志公曾谈到《红楼梦》中一个例子：刘姥姥初进荣国府，与王熙凤正说着话，“只听 一路靴子脚响，进来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面目清秀，身材俊俏，轻裘宝带，美服华冠。”如果换一种说法，说“进来了一个十七、八岁的，面目清秀、身材俊俏、轻裘宝带、美服华冠的少年”，这也未尝不可，但中文却不太习惯。因为这种欧式的长定语念起来憋气。而《红楼梦》这样的说法，把长定语化作一个个述谓性的句读流动起来，语气流转自然，且符合事理的顺序，因为刘姥姥听到一路靴子脚响，首先映入眼帘的肯定是一个少年，然后才看清他的样貌。虚实和意会几乎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因为有了意会，在语言形式上就“人详我略”——你知道了，我还说什么呢？例如：“他有个女儿，在郊区工作，已经打电话去了，下午就能赶到。”这个句子的后三个句段的施事者（所谓“主语”）都是可以意会的，所以自然就“隐身”了。而有意思的是，这些“隐身”的成分，又都是不可复原的——中文的句子已经在不考虑它们身份的前提下组织起来了。这个组织起来句子在结构上完全自洽，没有为那些“隐者”留下任何位置。同学们可以试一下：“他有个女儿，（这个女儿）在郊区工作，（我们）已经打电话去了，（这个女儿）下午就能赶到。”这样的对话自然吗？它听上去是不是像学中文的老外说的？显然，括号里的“隐身”成分一旦复原，汉语这个句子就不可接受，因为它不像中国人在说话。中国人说话，一不会说听话人已经意会的东西，二不会每个句段都“五脏俱全”，显得臃肿不堪。中国人说话的布局是“虚实相间”。中文意会的东西一多，句子就不再是一个机械的实体，而开始疏通、流动起来。在这里，虚实之工和流动之工正是相辅相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文是时间性的，西文是空间性的。我国现代语法学在引进西方语法体系和理论方法后，习惯了西方语言的团块思维，即一个合格的语言组织一定结构严密，关系紧张，没有“漏洞”，而中文“疏通”的句子组织是有缺陷的。所以，我国语法学界为一些较为典型的中文句子“会诊”过，说它们有病：和中文的意会、流动、虚实密切相关联的，是具象的方法。中文深切认识到——只有具象而非一味抽象才能周纳丰富的意涵，克服线性形式的局限；也只有具象才能使中文的文气不致阻滞，句段不致板结，自然流动起来。我们上文所举的例子：“进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面目清秀，身材俊俏，轻裘宝带，美服华冠”，其中“轻裘宝带、美服华冠”，不用动词“穿”或“戴”，只将四种服饰形象组合在一起，少年的装束就呼之欲出。同学们在这里很容易想起古文的“枯藤老树昏鸦”。其实，这个句子中的具象并置并不仅仅是“轻裘宝带”“美服华冠”。我们之所以容易看出这两个四字格是具象的，是因为它们没有动词，而这还是西方语法的观念。在汉语句子组织中，只要是“骈”意盎然的结构，无论是否有动词（述谓词），都具有一定的具象性。典型的结构就是四字格。因此，“面目清秀，身材俊俏，轻裘宝带，美服华冠”，本质上都是具象并置。中文句子在叙述行为事件的时候，用名词性的物象来传达动作之态，这是中文具象思维的“高光时刻”。例如：“小辣椒一跃而起，闪电式的一记耳光，扇得童少山晕头转向。”“一跃而起”本身已经是用四字格叙事，带有一定的具象性；而“闪电式的一记耳光”就像动作画面的瞬间定格，用名词性的“一记耳光”生动传达了动态的行为，读者如闻其声，历历在目。我们以前谈过的例句“大娘望着她的背影，一声长叹，两行热泪”，也是同样的具象定格。同学们可以从这些句子生动感受到中文的具象经营是如何与意会、流动、虚实的经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一跃而起”和“闪电式的一记耳光”，“一声长叹”和“两行热泪”各自有序组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想到了俄罗斯电影理论家爱森斯坦的“理性蒙太奇”。爱森斯坦说：“两个蒙太奇镜头的对列，不是二数之和，而是二数之积。”匈牙利电影理论家巴拉兹进一步解释说：“上下镜头一经连接，原来潜藏在各个镜头里异常丰富的含义便像火花似地发射出来。”俄罗斯另一位电影理论家普多夫金这样定义蒙太奇：“把生活现象之间潜伏的内在联系，变为彷佛昭然若揭、鲜明可见、可以直接感受而不必解释的联系”。这里说的“积”，“潜藏在各个镜头里异常丰富的含义”如火花般发射，和“潜伏的内在联系”“鲜明可见、可以直接感受而不必解释”，都指出了具象组合的巨大功效。而这样的思维，在爱森斯坦看来，就是中文的汉字思维——蒙太奇有如象形文字中一个“犬”字加一个“口”字，表示狗叫。从汉字结构汲取智慧的爱森斯坦，他不知道的是，中文的文法同样是“理性蒙太奇”。中文的汉字思维和文法思维异曲同工，心理同构，这是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崭新课题。看到这样的课题，同学们眼里的21世纪中国语言学研究，是不是魅力值满格？